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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怀大爱 真诚写作 《 光明日报 》( 2011年10月17日 14 版)

http://www.newdu.com 2017-10-29 中国文学网 刘美燕 参加讨论

    《光明日报》8月15日第14版刊登了李贵富、王长存先生的《也说“写作讲真话”》。该文针对《光明日报》7月11日第14版乔叶女士提到“诚实是写作的第一道德”的观点提出异议,认为写作“是为读者提供精神食粮”,而“人的感受和见解有正误之分……如果写作的人只注重讲真话,不考虑影响作用和社会效果……文坛就会乱象丛生”。最后,文章以道德、真理两大标准来圈定“讲真话”的范畴。作者思维缜密,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乔文之疏漏。然细味其文,仍有偏狭之处。
     文学必须要有明确的目的?
    文学是一种有明确目的的行为,即启迪、滋养、保健读者的心灵,这是李、王两位先生立论的基点。但事实上,文学并不总是讲求目的。
    丹麦批评家勃兰兑斯曾说:“我们观察一切事物,有三种方式,实际的、理论的和审美的。”他举了个例子:一个人若从实际的角度来看一座森林,他就要问这森林是否有益于该地区居民的健康,或是怎样计算薪材的价值;一个植物学者从理论的角度来看,就要进行有关植物生命的科学研究;而一个深深沉浸在森林美景中的人,不会去问目的,只是坐听闲猿,弥清尘心。
    所以古人创作讲究“虚静”。刘勰说:“是以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瀹五藏,藻雪精神。”强调艺术创作要摆脱现实的功利考虑,才能在心灵的世界里无所干扰、自由自在地遨游。
    所以说,乔叶女士强调真诚为写作的第一道德,真真是经验之谈。
     如果心灵和作品不能对接
    李、王两位出于启迪读者的目的,将道德和真理放在了比真诚更为重要的位置,提出以道德和真理规范“讲真话”的范畴,要讲有道德的、传播真理的真话。事实上这是个悖论。
    人的感受和见解有正误之分。如果只是表现“正”,除此以外的东西都要隐藏,这样能达到真正的真诚吗?当心灵和作品中间横亘着道德和真理,当心灵和作品不能对接时,写出来的东西能感动人吗?最终结果必然是高大全、假大空。
    有不少例子能说明这个问题。白居易对诗歌有着明确的追求。他认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诗歌必须能够补察时政。为此,他创作了大量的讽喻诗。但是,当时间流转了上千年,回头去看,历史弄人,真正广为传颂的并不是白居易倾注一生心力去创作的这些讽喻诗。《七德舞》、《二王后》等的枯燥说教令人生厌。相反,他不带严肃目的创作出来的抒情诗《长恨歌》和《琵琶行》却至今感动人心。
    还有李隆基和杨玉环的爱情故事,这个题材激起不少人的创作热情。有的着眼于道德角度批判两人荒淫故国,有的着眼于政治角度探讨唐朝由盛转衰的原因,而最优秀,也是大家最熟悉的三部作品《长恨歌》、《梧桐雨》、《长生殿》,全都与道德无关,与说教无关。
    其实,李、王两位的观点受到了儒家文学观的影响。在儒家那里,文学的使命被简化为道德教化与政治讽谏。从“诗三百”开始,这种思想贯穿了古代文论的始终。中国古代文人对待文学的态度总是一副严肃的模样,小小方块字里寄托的是文人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白居易的诗论就是儒家传统诗论的直接继承。直到现在,仍有不少作者深受这种观念的影响,动不动就以指明灯自居,要给读者以人生道路的指引。
     “德”的内涵不尽一致
    然而,李、王两位先生的考虑仍颇有价值。仅仅只是讲真话,就能创作出好作品吗?答案自然是否定的。那么,怎样解决这个难题呢?其实,古代文论家早有答案。
    徐增《而庵诗话》云:“诗乃诗人之行路,人高则诗亦高,人俗则诗亦俗,一字不可掩饰,见其诗如见其人。”古代文论家特别重视诗人的精神品格修养。孟子以“善养吾浩然之气”为作文之先,也就是说作者首先要做一个高尚的人,写出来的篇章才能彪炳千秋。
    这个观点似乎跟李、王二先生的观点相似,其实大不然。
    依照二位先生的观点,道德和真理是外在的规范。参照这个规范,什么话能说,什么话不能说,用理智来控制情感,这样写出来的文章很容易假而缺乏感动人的力量。
    潘安曾经写过《闲情赋》表白自己鄙薄名利、向往隐逸的情怀。这篇大作文采出众,但没有内在的生命。一个为了巴结权贵,在贾谧的车子走过的路上望尘而拜的人,当他用道德来规范自己的写作时,不管他的文字如何灿若舒锦,纵使读者捧出心来终是无法与之交流。而当你是一个高尚的人,在创作中不必想着要启迪谁,要用什么标准,只需让你的心灵进入虚静状态,讲真话,从你心底自然而然流露出来的,必然是天然有大爱的情感。
    杜甫和白居易很多作品题材类似,都写时事,但杜甫的作品往往能深深感动读者,白居易的某些作品却味同嚼蜡。原因就在于杜甫对人民大众有着深切的爱与关怀,他喜民之所喜,悲民之所悲,他的作品只是真诚地将他内心的悲喜写出来。白居易不能说对百姓没有爱,但他在写作时胸怀现实的功利目的,这让他丧失了真诚,让枯燥的说理议论充斥他的一些作品。
    高尚的人是胸有大爱的人,而不仅仅是有道德的人。因为道德本身带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在不同历史时期,对于不同的人,“德”的内涵不尽一致。明末清初剧作家李玉写过一部传奇《一捧雪》,写一位忠仆代替主人去伏法的故事。鲁迅在《准风月谈·电影的教训》中谈到这部戏,说:“那悲壮的动作和歌声,真打动了看客的心。”我相信,如果今天的青年看到这部戏,必不再受感动,因为那时所信奉的美德离这个时代已经远去了。而一个胸有大爱的人,他对人类的关怀却无论何时何地都能感动人。
    总之,成功的写作者必须摒弃一切功利目的,真诚地用心灵与作品交流。如果用道德和真理的外在标准来规范写作,写出来的往往是枯燥无味的东西,而且还要违背讲真话的原则。
    (作者单位:华侨大学华文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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