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任教的华人学者唐小兵教授主编的《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下称《再解读》）一书，1993年由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书中收入10篇研究中国现当代文艺的论文。2007年5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该书增订版。本文谈论的，是增订版《再解读》中的几篇文章。 1990年代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出现一股以“再解读”的名义重新阐释所谓“经典”的热潮。一些所谓的“海外中国学者”是始作俑者。这些“海外中国学者”把西方20世纪60年代之后兴起的各种文化理论，诸如精神分析、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理论、女性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等等，运用到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这些人“再解读”的，往往是所谓的“红色经典”。而所谓“红色经典”，是以意义简单、明确为突出特征的。但这些人，却能用西方现代理论把本来意义简单、明确的“红色经典”解释得十分复杂，本来清浅的池塘，突然变得幽深莫测。这种神奇的“再解读”，令一些“海内中国学者”兴奋异常、崇拜不已。兴奋、崇拜之余，是急起仿效。“海外中国学者”唐小兵主编的这本《再解读》，汇集的就是海内外中国学者“再解读”的成果。 对这些以“再解读”的名义出现的论文、专著，我腹诽已久。此前，我已经写了一篇《〈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初解读》，是以增订版《再解读》中的唐小兵三篇文章为例。现在写的这一篇，是对《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这本书的再次解读。这一次，谈谈收入书中的孟悦的文章。 一 孟悦的《〈白毛女〉演变的启示———兼论延安文艺的历史多质性》，于九十年代初问世后，产生了很大影响，“民间”、“民间社会”、“民间形式”、“民间形态”、“民间伦理”、“民间日常伦理秩序”这类孟悦在该文中使用的概念，也迅速流传开来。 孟悦文章的主旨，是强调作为“延安文艺”的歌剧《白毛女》，虽然有着明确的政治功利性，但其产生过程，并不完全受“政治”操控，在“政治话语”之外，还有不少的非政治成分，而正是这些非政治的成分，保证了歌剧《白毛女》在艺术上的“成功”。孟悦把《白毛女》中的非政治成分，把《白毛女》中不受政治操控的领域，称为“民间”。在孟悦文章中，“政治”与“民间”是两个对立的概念。 “虽说政治话语塑造了歌剧 《白毛女》的主题思想，却没有全部左右其叙事机制。使《白毛女》从一个区干部的经历变成了一个有叙事性的作品的并不是政治因素，倒是一些非政治的、具有民间文艺形态的叙事惯例。换言之，从叙事的角度看，歌剧《白毛女》的情节设计中有着某种非政治的运作过程。这里，问题涉及的已不仅是政治文学的娱乐性，而是政治文学中的非政治实践。因为，这个非政治运作程序的特点不仅是以娱乐性做政治宣传，而倒是在某种程度上以一个民间日常伦理秩序的道德逻辑作为情节的结构原则。” “一句话，普通社会长期以来形成的伦理原则和审美原则，真实的也好，想象的也好，在很大程度上与贺敬之所讲的那个‘新旧社会’对立的政治原则一道，主宰着《白毛女》由传说到歌剧的生产过程。” 孟悦说，歌剧《白毛女》第一幕就“把剧情的始点构造成了这样一个有道德内容的戏剧冲突”。孟悦这样概述第一幕第一场剧情：时间是除夕之夜，地点是杨白劳家。室外大雪纷飞，室内徒有四壁，但桌上也摆着灶神。喜儿在和面，也在等着出外躲债的爹爹回家过年。少顷，爹爹杨白劳满身雪花地回来了，带回了门神、白面，还有专为女儿买的过年礼物红头绳。邻居王大婶过来，请杨家父女到自家过年，并说起喜儿与大春的婚事，这时，地主黄世仁的管家穆仁智闯进来，把杨白劳强行带到黄世仁家。黄世仁要求杨白劳以喜儿抵债，杨白劳不从，但终被强按着在喜儿的卖身契上摁了指印，然后被推出大门，倒在雪地上。孟悦认为，当穆仁智未出现时，戏剧场景“体现着一个以亲子和邻里关系为基本单位的日常普通社会的理想和秩序：家人的团圆，平安与和谐，由过年的仪俗和男婚女嫁体现的生活的稳定和延续感”。而“与这种团圆和谐的场面设计相对，黄家一出场就代表着一种反民间伦理秩序的恶的暴力。黄家的每个场景都是反伦理、反普通社会的场景。我们看到，黄家恶势力闯入了内在和谐的杨家过年场景，打破了原有家庭和日子的延续链环。”所以，这第一幕，“从舞台布景到对话和情节安排都很合目的地呈现着一个民间日常生活的和谐的伦理秩序，以及其被破坏的过程”。黄家“这一系列的闯入和逼迫行为不仅冒犯了杨白劳一家，更冒犯了一切体现平安吉祥的乡土理想的文化意义系统，冒犯了除夕这个节气，这个风俗连带的年复一年传接下来的整个的生活方式和伦理秩序。作为反社会的势力，黄世仁在政治身份明确之前早已就是民间伦理秩序的天敌”。 二 在这本《再解读》中，孟悦此文知识性错误较少，行文也显得比较清通。但在这两方面都仍然问题明显。例如，把“过年”说成“节气”，十分荒谬。二十四节气中没有“过年”这一节。而文理不通、语意费解之处，也并不少，例如，“这种风俗连带的年复一年传接下来的整个的生活方式和伦理秩序”，就是一句莫名其妙的话，难道“民间普通社会”的“整个的生活方式和伦理秩序”，都是“过年”这种“风俗”所“连带”的？ 知识性错误和文理不通姑且不论，先说说孟悦对歌剧《白毛女》第一幕第一场的解读。实际上，第一幕表现的杨家的“平安与和谐”，并不像孟悦所说的那样强烈，相反，杨白劳和喜儿心中都一直有着不安和恐惧。剧幕拉开，喜儿在风雪中唱道：“北风吹，雪花飘，/雪花飘飘年来到。/爹出门去躲账整七天，/三十晚上还没回还。/大婶子给了玉茭子面，/我等我的爹爹回家过年。”唱罢进屋，边和着玉茭子面，边等爹爹回来。不久，杨白劳肩挑豆腐担上场，唱道：“十里风雪一片白，/躲债七天回家来，/指望熬过这一关，/挨冻受饿，我也能忍耐。”同时，“一面畏缩地看看四周，一面打门”。杨白劳进门后，首先问喜儿这些天黄家是否来逼债，喜儿说腊月二十五穆仁智来过。杨白劳又追问此后是否还来过，当得知此后没来过时，杨白劳“半信半疑”，同时又有些欣喜。接着，父女二人议论今夜黄家是否会来逼债，结论是可能不会来，因为雪下得这样大、夜又这样黒。得出这样的结论后，父女二人才觉得可以“过个平安年”。于是，杨白劳拿出二斤面、红头绳，还拿出了门神。父女二人贴门神，目的是叫“大鬼小鬼进不来”，“叫那要账的穆仁智也进不来”。父女二人关门，准备包饺子，邻居王大婶敲门进来，邀请杨家父女到自己家包饺子，杨家父女则表示：“就在这儿包吧。”这时，穆仁智出现，要带杨白劳到黄家。这是第一场剧情。杨家的“平安与和谐”，显然被孟悦夸大了。实际上，父女二人心中都有着恐惧，都怀着侥幸。父女二人担心黄家在大年夜上门逼债，都希望黄家不至于在大年夜上门逼债，但黄家终于还是在大年夜上门逼债，父女二人的担心终于变成了现实。让观众同情的，不是什么“平安与和谐”被“打破”，而是“过个平安年”这种卑微的愿望终于落空。观众在对杨家父女心生同情的同时，自然也会对黄家心生憎恨。 实际上，政治宣传意识牢牢地控制着剧本的编写。这第一幕第一场，就明显有着为传达某种政治理念而胡编乱造的痕迹。写杨白劳与王大婶“就在这儿包吧”、“还是过去包吧”的礼让，目的是表现穷人之间的亲如一家。但在传统的中国社会，过年是家庭团圆的时候，各家各自关门过年，再亲近的邻居，也不会几家一起吃团圆饭。大年夜上门逼债，也不合传统社会的实情。门神一贴，要债者便不得上门，这是一种古老的习俗。黄世仁是大地主，大年夜对于他家来说，当然也是一年中最重要的时分。这一夜，家中应该充满喜庆、祥和的气氛。吃过年夜饭便去逼债和强夺民女，即便对于黄世仁这样的恶霸，也是不可思议的。第一幕第二场，地点是黄世仁家，时间是年夜饭后。黄世仁登场，唱道：“花天酒地辞旧岁，/张灯结彩过除夕，/堂上堂下齐欢笑，/酒不醉人人自醉。/我家自有谷满仓，/哪管他穷人饿肚肠。”黄世仁是在等待穆仁智带杨白劳回来时，唱了这一曲的。不久，穆仁智带杨白劳回来了，于是黄世仁逼债，于是黄世仁要求杨白劳以喜儿抵债，于是黄家把杨白劳强按住，捉住了杨白劳手腕在卖身契上摁了手印，于是杨白劳被推出大门，倒在雪地上。这样的情节设计，是为了传达某种政治理念而完全不顾生活实际的编造。大年夜不能逼债，这是一种生活习俗。买卖人口要订立契约，这也是一种生活习俗。如果说黄世仁这样的恶霸可以不理睬大年夜不能逼债的习俗，他也完全可以不理睬买卖人口要订立契约的习俗，实在看上了喜儿，抢来便是。要说订立契约是一种法律，黄世仁这样的恶霸又怎会把法律放在眼里？剧里也说了，无论到哪里去告他都是无用的。黄世仁不但大年夜派管家到杨家逼债，还令管家把杨白劳带到刚刚吃过年夜饭的自己家里，这就更经不起推敲了。从黄世仁的唱词看，黄家这一夜，是极其“平安与和谐”的，是“堂上堂下齐欢笑”的。黄世仁的行为，不但打破了孟悦所谓的杨家那点“平安与和谐”，也打破了自家的平安与和谐，破坏了自家过年的喜庆气氛。按中国人的传统观念，这是十分不吉利的。黄世仁为了一个其实并不真在意的喜儿，有必要这样做吗？ 所以，歌剧《白毛女》的剧情，从一开始就是在政治理念的牢牢控制之下的。至于穆仁智到来前，杨家父女确实有一点过年的兴奋，家中确实有一点过年的气氛。但这一方面，显然被孟悦夸大了许多。为了让“政治”与孟悦所谓的“民间”在剧本中形成对峙，孟悦不得不夸大本来不足与“政治”对垒的所谓“民间”。唐小兵、孟悦这些人，在对所谓“革命文艺”进行“再解读”时，有时削足适履，有时则补足适履。孟悦就是在补足适履。在歌剧《白毛女》中，有着足以与“政治”进行“摩擦、交锋或交换”的所谓“民间”，这是孟悦撰写论文时制作的理论之履。为了论文能写下去，为了能自圆其说，《白毛女》之足必须能适这理论之履。既然 《白毛女》中并没有那样充分的“民间”，那就在论述中极力夸大这一面，以便论述能进行下去，或者说，既然《白毛女》有一只脚太瘦小，那就想办法补肥补大，以便能撑住理论之履。 三 孟悦文章更严重的问题，还在于对“民间”这一概念的误用。姑且认为孟悦所谓不受“政治”控制、能与“政治”进行“摩擦、交锋或交换”的一面是存在的，也不宜用“民间”来命名这一面。“民间”是与“庙堂”相对的概念。孟悦有时用“普通社会”置换“民间”。“民间”与“普通社会”在孟悦这里是同义词。非民间、不普通的社会，就是通常所说的上层社会、富有阶层。然而，孟悦所列举的那些东西，例如“平安与和谐”、“天伦之乐”等等，为什么只存在于“民间社会”、“普通社会”、底层社会？ 前面说过，在大年夜，地主黄世仁家也同样是“平安与和谐”的，或者说，远比杨白劳家更“平安与和谐”、“堂上堂下齐欢笑”，这也远比杨白劳家有着更多的“天伦之乐”，主宰着杨白劳家的“伦理原则”也同样主宰着黄世仁家。而按孟悦的区分，黄世仁家显然不属于“民间”、显然不在“普通社会”的范畴。孟悦要自圆其说，只有两种方式：要么认定黄世仁家的“平安与和谐”不是“真正”的“平安与和谐”，那种“堂上堂下齐欢笑”并不是“真正”的“天伦之乐”，要么认定黄世仁家也属“民间”和“普通社会”，但无论选择何种方式，都会陷入更严重的困境。 孟悦说，“如果说贺敬之所讲的‘社会’是政治化的，以政府的转换为标志的，那么这里，我们看到的却是一个以家庭和邻里关系及其交换为核心的普通社会形态。如果贺敬之认为‘由鬼变人’的政治主题打动了观众，那么歌剧《白毛女》显然还满足了另外一些非政治的欣赏目的：这里不仅有地主与佃户的阶级冲突，不仅有孤儿寡女的苦大仇深以及共产党解放军的救苦救难，也有祸从天降，一夕间家破人亡，有良家女子落恶人之手，有不了之恩与不了之怨，有生离死别音讯两茫茫，有绝处不死，有奇地重逢，有英雄还乡，善恶终有一报”，而这些，正意味着“普通社会长期以来形成的伦理原则和审美原则”与政治原则一道，“主宰着《白毛女》由传说到歌剧的生产过程”。但是，为什么“祸从天降、一夕家破人亡”等现象，只存在于所谓“普通社会”和“民间”，难道不普通的社会、难道非民间的家庭，就不会有这些现象？《红楼梦》写的是侯门，但孟悦列举的那些“民间”和“普通社会”的现象，诸如祸从天降、家破人亡、良家女子落入恶人之手、不了之恩与不了之怨、生离死别音讯两茫茫等，荣宁二府中，哪一样没有呢？ 所谓“民间”、“普通社会”与上层社会的划分，是一种阶级划分，而这种阶级划分依据的是经济标准。两个阶层经济地位的差异，并不意味着人性人情的截然不同。人的基本欲望，人性的善与恶，人的喜怒哀乐，不同阶级并没有根本的不同。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李尔王》等戏剧，写的是宫廷与城堡里的事，当然是最远离“民间”和“普通社会”了，但戏里的阴谋与爱情、戏中人物的善良与邪恶、戏中人物的忠诚与背叛、戏中人物的高贵与低贱、戏中人物对权力和金钱的追求、戏中人物对父母的孝与不孝，戏中人物的愤怒与复仇，难道不是在“民间”和“普通社会”时时能见到的吗？ 所以，孟悦严重误用了“民间”这一概念，并产生了很消极的影响。如果把孟悦的“民间”改成“人间”、把孟悦的“普通社会”改成“人间社会”，就没什么问题了。即便歌剧《白毛女》中真有一种非政治的东西在与政治对峙，那这种东西，也应该叫做“人间伦理”、“人间社会的日常伦理秩序”。贺敬之等人写《白毛女》，是要进行政治说教，是在从事政治宣传，但是，《白毛女》中也有未被政治说教、政治宣传污染之地，这就是共同人性的某种程度的流露，就是人间正常、恒常的情感、愿望的某种程度的表达，就是人间社会日常的伦理秩序某种程度的有效，而正是这些未被政治说教、政治宣传污染的部分，使以政治说教、政治宣传为目的的歌剧《白毛女》，有着一定程度的艺术魅力。如果这样说，就把道理说通了。 孟悦的 《〈白毛女〉 演变的启示———兼论延安文艺的历史多质性》一文，值得商榷处还有许多。但我这篇文章已经很长，就暂且不论了。 海内外中国学者对所谓“红色经典”的“再解读”，有时让我想到削足适履、盲人摸象这类“雅典”，有时又让我想到“埋地雷”这个“俗典”。所谓“埋地雷”，是古玩界一句行话，即把赝品事先放置在冷摊、墙洞、墓穴等地方，然后编个曲折离奇的故事以证明东西的真实性，目的是引诱买家掏钱。海内外中国学者在所谓“红色经典”中发掘出的种种东西，真像是事先埋置的“地雷”。 原载：《文学报》2014年7月17日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