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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锦华处处从故事情节、人物性格方面谈论电影与“1960年”在“意识形态”意义上的关联，但在这样做的时候，却只字不提小说原著中本来如何，仿佛并没有小说《红旗谱》先于电影存在，这样的研究方法是让人十分难以理解的。 一 在美国任教的华人学者唐小兵教授主编的 《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 （下称 《再解读》）一书，1993年由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书中收入10篇研究中国现当代文艺的论文。2007年5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该书增订版。本文谈论的，是增订版《再解读》 中的几篇文章。 1990年代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出现一股以“再解读”的名义重新阐释所谓“经典”的热潮。一些所谓的“海外中国学者”是始作俑者。这些“海外中国学者”把西方20世纪60年代之后兴起的各种文化理论，诸如精神分析、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理论、女性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等等，运用到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这些人“再解读”的，往往是所谓的“红色经典”。而所谓“红色经典”，是以意义简单、明确为突出特征的。但这些人，却能用西方现代理论把本来意义简单、明确的“红色经典”解释得十分复杂，本来清浅的池塘，突然变得幽深莫测。这种神奇的“再解读”，令一些“海内中国学者”兴奋异常、崇拜不已。兴奋、崇拜之余，是急起仿效。“海外中国学者”唐小兵主编的这本 《再解读》，汇集的就是海内外中国学者“再解读”的成果。 对这些以“再解读”的名义出现的论文、专著，我腹诽已久。此前，我已经写了一篇 《〈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 初解读》，是以增订版 《再解读》 中的唐小兵三篇文章为例。现在写的这一篇，是对 《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 这本书的再次解读。这一次，谈谈收入书中的戴锦华的文章。 二 《再解读》中收入了戴锦华的两篇论文，一篇是《〈青春之歌〉——历史视域中的重读》，一篇是《〈红旗谱〉——一座意识形态的浮桥》。如果仅看论文题目，人们一定会认为是对著名小说《青春之歌》和《红旗谱》的“再解读”，但实际上戴锦华解读的是根据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青春之歌》和《红旗谱》，是先有长篇小说后有电影，而且小说远比电影更知名更有影响。是应该在题目中就说明谈论的对象是电影而不是小说的。正正经经的学术论文出现这样的技术性问题，也有些不可思议。戴锦华对电影 《青春之歌》的解读，在此姑且不论，只说说关于电影《红旗谱》的问题。戴锦华的《〈红旗谱〉——一座意识形态的浮桥》，认为电影《红旗谱》的情感基调、故事情节、人物塑造，都与电影产生的年头有着“意识形态”意义上的吻合。戴锦华是以美国人布里恩·汉德森的一句话开头的“重要的是讲述神话的年代，而不是神话所讲述的年代”。那么，在对电影《红旗谱》进行“再解读”时，戴锦华就特别重视电影出现的年代。也因此，戴锦华一开始就强调：“影片《红旗谱》所产生的1960年，是新中国历史上一个微妙而艰难的年头，在大规模的反右派政治斗争之后，在异常喧闹而狂热的大跃进一浪之后，在令人心惊而愕然的庐山会议之后，1960年是一个黯然而相对平稳的年头。这一年，悄然而痛楚地结束了为时三年、相继二浪的大跃进运动，狂想与诗情已为异样艰难、沉重的现实所淹没。一个稳定而略显平淡的‘调整、充实、整顿、提高’的时期已在预期和构想之中。作为一个喧沸、几近荒唐时代的终结，和一个名之为‘渡荒’的时代的开始，这一年，是新中国历史一次暧昧的停滞。因此，《红旗谱》较之前一年的十年大庆献礼片（例如《青春之歌》），呈现出一种叙事格局的低调设置，较之前者的明晰、单纯与激越， 《红旗谱》呈现出一种意识形态的超载与繁复。” 戴锦华认为，电影 《红旗谱》 “叙事格局的低调”与1960年这个年头的“黯然而相对平稳”、“稳定而略显平淡”是一致的，或者说，是“新中国历史”在这一年的“暧昧的停滞”决定了产生于这一年的电影 《红旗谱》 在“叙事格局”上的“低调设置”———但这是典型的“想当然”，是令人难以思议的荒谬。 戴锦华的这一番开场白，其实堪称语无伦次。一会说1960年是“大跃进一浪”之后，一会又说1960年“结束了为时三年、相继二浪的大跃进运动”：这是否前言不搭后语？但这是小问题。戴锦华强调到1960年时，“为时三年”的“大跃进运动”已经“结束”了：莫非戴锦华认为，“大跃进运动”是1957年开始的？戴锦华强调，1960年这一年进入了政治上的虚脱期，因此，这一年的政治状态是“黯然”、“平稳”、“稳定”、“平淡”。这与历史事实大不相符。通常所说的“大跃进三年”，就是指从1958至1960年的三年，1960年是“大跃进”的最后一年。这一年，还远没有从亢奋进入虚脱；这一年，亢奋仍在继续。我们还是看看薄一波在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是怎么说的吧。薄一波说，1958年下半年发动了“大跃进”运动，而“1960年，即‘大跃进’的最后一年，我国的经济已陷入极度困难的境地”。薄一波说，在拟定1960年计划时，由于刚刚经历了“庐山会议”的“反右倾”，“许多同志的头脑又热了起来”，于是，提出了争取1960年工业生产“开门红、满堂红、红到底”的口号。1960年1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开门红、满堂红、红到底》的社论，要求全国各行业第一季度的平均日产量“不低于或略高于去年第四季度的水平”，并且在这个基础上“稳步上升”，“实现月月红、季季红”。光产量红还不够，还要做到质量、品种、成本、安全样样红，实现“全面跃进”。1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1960年“计划草案”，“钢的指标仍定为1840万吨”。4月，全国人大通过了《关于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5月30日，中央又把这一年的钢产量提升为2040万吨，“钢产量一变，冲乱了整个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在全国又掀起了保钢、保煤、保运输的 ‘跃进’ 高潮”。薄一波强调：“（1960年）这一年，最初的计划指标仍然很高，调整后的指标也不低，始终没有放下 ‘跃进’ 的架子”。 戴锦华说，1960年时， “‘调整、充实、整顿、提高’ 的时期已在预期和构想之中”，那加引号的八个字无疑是这一时期中共中央提出的“八字方针”了。但“八字方针”应该是“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薄一波说，最初提的是“整顿、巩固、提高”，是周恩来建议把“整顿”改为“调整”，并增加“充实”。“整顿”更具有政治上的挑战性、刺激性，改为“调整”语气就缓和了许多，但基本意思是相同的。总共八个字，怎么可能还有“调整”、“整顿”的同义反复？这样的历史口号，本就是最高层苦苦思虑、字字权衡的结果，要引用就要力求准确。这样的地方，怎么也敢想当然？“八字方针”虽然1960年9月就提出来了，但并未落到实处，就是1961年，亢奋也仍在延续，并未真正进入虚脱期。“八字方针”什么时候才真正起作用呢？薄一波说：“经过1962年‘七千人大会’统一了全党认识之后，在‘西楼会议’上才真正下了退的决心，才真正开始扎扎实实的全面调整，‘八字方针’才落到实处。”（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为了论文的成立和论述的展开，戴锦华虚构了一个黯然、平淡的政治时期。经济上的调整，并不意味着政治情绪上的低落。1962年2月的“西楼会议”后，经济上进入调整时期，但到了8月初，毛泽东就开始公开非难“调整”，高调反击“翻案风”，告诫全党“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强调“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于是进入唐小兵《〈千万不要忘记〉的历史意义》（见《再解读》一书）一文中所说的“焦虑时期”，而“焦虑”也是一种亢奋。1962年8月开始的新一轮亢奋，愈演愈烈，于是有了1966年的“文革”爆发。 三 电影《红旗谱》是对小说《红旗谱》的改编。要在故事情节、人物塑造这些方面谈论电影，就必须与小说相对照。故事情节的某种样态、人物性格的某种表现，如果与小说原著相同，那就不能说是体现了电影编导演人员的意图，只能说是电影编导演人员尊重和认可了小说作者的意图。只有小说中本来不是这样而电影编导演改成了这样，才能算是电影编导演人员的意图体现。戴锦华处处从故事情节、人物性格方面谈论电影与“1960年”在“意识形态”意义上的关联，但在这样做的时候，却只字不提小说原著中本来如何，仿佛并没有小说 《红旗谱》 先于电影存在，这样的研究方法，也是让人十分难以理解的。例如，戴锦华说：“作为一部在某种意义上有着双重主人公的影片，主角之一的运涛身陷国民党牢狱，未知所终，而影片的主要被叙事件之一，运涛、春兰的爱情也因之成为一个断念”，但是，小说中难道不已经是这样吗？又例如，戴锦华说：“朱老忠作为十七年电影中最富传奇色彩的英雄人物之一，却表现了一种异样的节制、隐忍、对现实的承受与对秩序的尊重”，然而，在小说中，朱老忠的性格也正是如此。1942年，梁斌写了短篇小说 《三个布尔什维克的爸爸》，这就开始“塑造”朱老忠这个人物了。长篇小说 《红旗谱》，则是1953年开始写的。小说中的故事情节、人物性格，与“1960年”的“意识形态”，没有丝毫关系，而电影非常忠实于小说原著，故事情节的发展、人物性格的塑造，甚至人物的语言，都与小说高度吻合，所以，电影中的故事情节、人物性格，也与“1960年”的“暧昧”、 “黯然”、“平稳”、“平淡”根本不沾边，何况，就连“1960年”的“暧昧”、“黯然”等等，也是戴锦华虚构出来的呢！戴锦华的文章，是双重意义上的想当然。 其实，这里还有一个小小的技术性问题。戴锦华没有说明电影《红旗谱》公映于1960年的哪一月，而这决非无关紧要。如果公映于1960年的头几个月，那电影剧本的改编和影片的摄制，应该在1959年甚至更早，这样一来，戴锦华的立论就不攻自破了。 原载：《文学报》2014年7月4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