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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峰枫先生在文章中指出，古代欧洲的书籍以册子本取代卷子本，有其特定的社会史因素和技术史因素。若是暂且不论其深层机理，姑且先简单地审视书籍装帧的外在形制，那么，中国古籍在由卷子本向册子本转变的过程当中，所谓“旋风叶”或“旋风装”的出现，应该是其中重要的过渡环节。 人老了，常常会很早醒来。今天早晨，还没到5点，就再也睡不着了。打开计算机，看到朋友发来一个链接，是《文汇报》“文汇学人”副刊上的一篇文章——《从卷子本到册子本》。作者高峰枫先生，是北京大学英语系的教师，我的专业与其相差很远，但对这篇文章讲述的问题，却有浓厚的兴趣。 我买过不少讲述欧洲书籍和书籍收藏的西文书，但洋文太差，实际看不懂，只是透过封皮和插图，来隐约想象那个神秘的世界。近年虽然也翻译出版过不少讲西方出版印刷的书籍，但我所见到的，都过于浅显。高峰枫先生这篇文章，是他为自己汉译的一本英文书籍《册子本起源考》撰写的导言（因报纸篇幅限制，不得不有所压缩），书名已经标明其学术身份，很让人期待。 以往中国人撰写的有关出版印刷的书籍，一涉及域外的地方，总是要竭力宣扬我大中华光耀环宇。其实平心静气地相互比照着看看，也许更容易看清一种文化形态的全貌。自从十几年前来到北大教书，我用老师黄永年先生的讲义给学生讲课混饭吃，就常常会以自己十分可怜的西书知识做参照，在课堂上萌发奇想。譬如，在讲明代万历年间以后“方体字”这一雕版印刷字型的产生、凝固和沿承时（这种字体又称“匠体字”，即今印刷字型的“宋体”，过去叫“老宋体”，而以日本人所称“明体字”最合理），总是要随口胡说，请大家看看西方传统铅字印刷字体最通行的那种字型（似乎是叫“衬线字体”，Serif），与这种匠体字实际上是异文同体，东方与西方，殊途同归，冥冥中自有其内在机理。当然相同中也有鲜明的差异，中国古籍，天头大、地脚小，重心低，看起来稳重，而西文书籍却是乾坤旋转，头重脚轻。 其实不管是同也好，异也罢，放开眼界，才会深化认识，丰富认识。中国古籍装帧形式的演变，同样经历了从卷子本到册子本的转化，而且同样是一项重大变化，但自从马衡先生《中国书籍制度变迁之研究》一文发表之后，再也没有看到更加系统、更有深度的研究，而对于这样一个重大的问题来说，仅仅有这样一篇文章，是远远不够的。 高峰枫先生在文章中指出，古代欧洲的书籍以册子本取代卷子本，有其特定的社会史因素和技术史因素。若是暂且不论其深层机理，姑且先简单地审视书籍装帧的外在形制，那么，中国古籍在由卷子本向册子本转变的过程当中，所谓“旋风叶”或“旋风装”的出现，应该是其中重要的过渡环节。 日本学者岛田翰先生，在上个世纪初较早解析“旋风装”的形制，简单地说，就是一如既往粘连好长卷子之后，不再卷拢，改而摺叠，再用一整张纸，兜起摺叠起来的书本的背面，两头粘在上下两个摺面上。——是一种形式稍显特别的经摺装。后来马衡先生、刘国钧先生、毛春翔先生、周绍良先生以及业师黄永年先生等许多中国学者，都沿承了这一说法。 至上个世纪80年代，李致忠先生始改而指认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为旋风装，并很快风靡于中国境内的所谓版本学专家之间。 这两种认识，究竟孰是孰非，目前还很难做出十分清晰的抉择判断，但我个人赞同岛田翰以来的传统说法。我的认识，首先是基于欧阳修等宋代学者对旋风装的记述，说它是一种叶子、册子（策子）或“书册”，或者径称为“旋风册子”，亦即它是一种方形的“册页”，而这正应该是基于其摺叠成册这一特征。 有意思的是，高峰枫先生的文章介绍说，《册子本起源考》一书的作者，追溯册子本的来源，认为其前身乃是古代的版牍（writingtablets）。这种“版牍”与中国古代的版牍当然不会完全相同，但也自有相通之处。若是如上所述，把旋风装理解为一种特殊形式的经摺装，那么，我们也能够将其形制与纸张普遍应用之前的简牍联系起来。 现在普遍把一册书中的一张纸称作“一页”，本来是假借“页”字来替代其本字“叶”，而“叶”字的用法渊源于纸张普遍应用之前的竹木简册时代。当时曾分别使用过枼、葉、□、牒诸字来表示单枚的简札。然而，只简单牒，应用范围有限，在很多情况下，还是要编联成册。《文心雕龙》有云“牒者，叶也，短简编牒，如叶在枝”，“短简编牒，如叶在枝”这句话很形象地描述了每一枚单独的“牒”与整个简册之间的关系。出土秦汉简册有所谓“叶书”，或书作“牒书”，李零先生认为，“叶书”即应读作“牒书”，乃依年纪事的世表、年表和月表性质的简册，其共同特征系“用零散的简牍编成的书，主要属于文书类”。这种“叶书”或者“牒书”最能体现“书册”与“牒片”之间的枝叶关系。 清末民初人叶德辉早已指出，晚近以来习称一纸为一页，其“页”之本字应书作“叶”，又有论断，大意谓书之称“叶”就是源自简册时代的“牒”、“□”诸字，其本字俱书作“枼”。惟叶氏复谓“六书枼训为薄，薄则便于翻检，故一翻为一枼”，“一叶之叶本当作枼，亦取其薄而借用之，非其本义如此也”，此等论述，语义含混，似未能揭示书之称叶其原委究竟何在。 如上所述，简牍时代，单只简条可用“牒”（枼、葉、□）称之，但在纸本书籍通行以后的卷轴装时代，社会上是普遍以“纸”或“张”来称呼构成书册的每一页纸，以若干纸或若干张来表示一卷书或一部书的篇幅。旋风装的出现，是以粘连数纸为一长卷的卷轴装为背景，它被称作“旋风叶”或“叶子”，是因为过去的卷轴经摺叠为册之后，其外形又与旧日的竹木简册具有某种相似性，因此，人们称谓构成书籍的每一个基本单元时，便舍弃“纸”、“张”不用，改用与其类似简册的外形相匹配的“叶”（牒）字。换句话来说，既然与“叶”（牒）这一单位相对应的背景是“册”，而摺叠后前后粘连的经摺式书册又是由卷轴装走向蝴蝶式册子装的过渡形态；再看重叠的摺面展开后形制近乎串连而成的简册，其每一个摺面犹如简册的牒片。那么，人们也很自然地会藉用简牍时代构成书册的基础单元“牒”（叶）来表述这种新装帧形式中每一个摺叠的页面。相比之下，故宫博物院藏唐写本《切韵》，与简册及其构成牒片之间却缺乏像这样形象的联系。 知悉上述因缘，我们也就很容易理解，旋风装被称作“旋风册子”，是基于其摺叠成册这一特征，而“旋风叶”或“叶子”的称呼，则是着重强调其每一个摺面作为册子中的一叶（一牒）所显示的特征。由此进一步转变，待蝴蝶装通行之后，“叶”自然也就成了雕版印本中每一个版面的名称，并在实际应用中讹变成为“页”字。 岛田翰先生和马衡先生等人所说的旋风装，也可以说是一种与“卷子”判然有别的“册子”。李致忠先生尝谓像故宫博物院藏唐写本《切韵》那样的装帧，“是卷轴装向册叶装转变时期的一种过渡形式”，但相互比较，不难看出，故宫博物院藏唐写本《切韵》只是一种形制稍显特别的卷轴装，远不如摺叠的方册与蝴蝶装更具有直接的联系。盖翻看摺叠而成的册子，其每一组摺面两两相对，与展开的蝴蝶装页面正相类同，清楚显现出通向蝴蝶装的轨迹。 在中国，翻译外文著述，译者的评价往往容易流于肤浅的称颂，但高峰枫先生这篇导言，却在充分吸收西方其他学者不同看法的基础上，直接对作者的核心观点，亦即由卷子本向册子本的转变基于单纯的教会因素的说法，提出明确的不同意见，指出《册子本起源考》的作者想以教会这一单一的原因来解释册子本的起源和流行是行不通的，册子本取代卷子本，似乎应更多归因于社会史和技术史的因素，应是欧洲社会罗马化大潮中的一个具体体现。 这样的见解，对研究中国古代书籍由卷子本向册子本的转变，具有重要启发意义。在敦煌遗书中，有一种装帧，是上下叠放若干张书叶后，于或左或右的一侧对齐粘贴（或加细棍线扎），除了宽度大于高度过多这一点之外，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一种形制比较特殊的册子本，对中国册子本形成的影响也需要斟酌。唐代初年人杜宝，在《大业杂记》中描述这种装帧形式是“横作行书，随经多少，缝缀其一边”，而它的名称是叫“梵夹”，亦即所谓“梵夹装”[方广锠先生《谈“梵夹”与“梵夹装”（上）》一文，对此做有很深入的研究]。显而易见，这是一种西域传来的装帧形式，至于它与欧洲罗马化之后形成的册子本是否具有因承关系，已经不是我这种“土鸡”（甘阳先生对我下的判语）所能探究的了。不过，敦煌遗书中这种“缝缀其一边”的书籍，还是要收卷成卷子入帙存放的，走的路，显然是在向卷子本靠拢，而不是出离于此。 2015年6月21日晨匆率记之 （作者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原载：《文汇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