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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阅历与学识的限制，我很难从文学史的、理论的层面对现实主义写作说出什么来，那太深奥也太复杂了。但作为一个年轻作家，我还是愿意谈一谈“写现实”，尤其是“写当代中国的现实”这种创作倾向的价值。 这些年来我的写作风格，应该还是比较主动地倾向于贴近现实，反映现实，思考现实。这些词儿比较老套，但也没什么不好意思承认的。当然，无论是个人能力还是作品质量上，都与那些经典的、标准的现实主义作品差得很远，但比起单纯地追求形式，追求审美趣味的写作风格，我可能还算是比较有意识地贯彻“现实主义”写作的一些原则，也算是尽量对中国社会与社会中“人”的变化保持一定程度的察觉。对于这种写作，我有几个思考的地方。 第一个地方是，所谓“现实主义”假如具有持续的生命力的话，那么这种写作方式的核心动力，或者说生命力的源头所在，其实还在于“现实”本身的变化。社会变化小，文学可反映的东西也就不多，一不留神赶上一“多少年未有之变局”，有责任感的作家能憋得住才怪呢。所谓理论、风格、情调可能都是灰色的，都是停留在纸面上的东西，但是现实的变化是文学写作能够而且需要不断发展，不断深化，不断出现更好作品的根本原因。举两个例子，我特别喜欢两个作家，一个是老舍，一个是王朔，这两个作家现在说起来都算京味作家，但在我看来，他们又都是标准的“写现实”写得特别好的作家。他们各自有一部代表作品，一部是老舍从教书匠的身份转向职业作家之后，写的第一部小说《骆驼祥子》，大家都知道“傻骆驼”和“虎妞姐”这些经典形象。还有就是王朔的中篇小说《许爷》，小说里有一个典型的形象，上世纪80年代的第一拨儿出租车司机。当时出租车司机还挺贵族的，许爷把他的朋友拉到一个法式餐厅里吃饭，吃饭的时候旁边有一群服务员围着伺候，这对于从“革命年代”过来的人是不敢想象的。当时王朔用了一句话叫：我很清楚地意识到世道变了。我觉得这就是作者对现实的敏锐程度。作家反映现实，反思现实，甚至批判现实的立场都会发生变化，相对于其他文学流派所强调的思想上的变化，哲学上的变化，形式上的变化，或者单一的情感状态上的变化，现实主义相当于从社会历史变化和实际生活的变化直接入手，往往能为文学提供刚出锅的一手材料，这是它能够成为非常有生命力的文学样式的原因。顺便打个比方，如果再接着写和骆驼祥子、和许爷相似的人物，在今天这个时代，他的形象是不是就应该变成一个滴滴专车的司机了呢？这个司机是不是也有着他不同于前辈的，被他的职业特点所决定的特殊的甘苦呢？ 第二个体会，和“用浪漫主义精神照耀现实主义写作”有关。我一直觉得，当我们认识现实的时候，应该还是存在着两个层面，一个是“实然的世界”，就是世界是什么样的，还有一个是“应然的世界”，世界应该是什么样的。一部容量足够大的作品，能够表现的矛盾冲突很多，如利益矛盾、情感矛盾、阶级矛盾，但更加内在、更加高远的矛盾冲突，往往是“实然世界”和“应然世界”之间的矛盾。这可能是那些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的巨大张力所在。比如我们看《悲惨世界》，里面写了法国革命，写了贫困和压迫，写了种种社会不公，这都是实然世界，但在雨果的写作中，还蕴含着一个应然的世界，那里有高尚情怀，有人道主义的博爱，有革命者的一再熄灭又一再燃起的激情。在主人公冉阿让的身上，充满了实然世界与应然世界之间构成的张力。用类似的角度来对比《金瓶梅》和《红楼梦》，两部作品在文学源流上很贴近，但给人的感觉又非常不一样，或许也是这方面的原因，一部只有实然世界，一部还有应然世界。我觉得现实主义除了要看清实然的世界，更重要的也许是应该看清应然的世界。 第三个体会，哪怕是一门心思只写当下现实的作品，肯定也在不断地发展深化。我们今天的现实主义和经典现实主义，或者和20世纪中期以后形成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区别肯定是非常大。必须得说，在现代主义哲学、现代主义文学的发展背景下，人们在认识层面已经有了更多的角度和思考方法。比如说在19世纪认识世界的时候，一说起现实主义，基本上就那么几种思路，一个是狄更斯式的个人奋斗的角度，一个是托尔斯泰式的人道主义的角度，还有就是巴尔扎克的风格，那就是真实记录再现的角度；而在20世纪之后，作家还可以用马尔克斯的角度，用卡夫卡的角度，用萨特、加缪、昆德拉的角度来认识现实。那些所谓反对现实主义的思想流派，其实也促进了现实主义的不断发展。世界在变，认识世界的角度也在变，这些变化都构成了现实主义复杂丰富发展的动力。 说到底，可能还是得强调作家的客观性，以及某种层面上的批判意识，把“现实主义”作为一种真正有其内在价值的，直面社会历史以及时代变化的文学精神。它存在的价值，未见得是为了宣扬什么或者反对什么，而是为了观察什么和思考什么。对于任何一个人、一件事、一个时代，简单地讴歌和简单地反对同样是幼稚的甚至违心的，好作家不可能是那些动画片里的简单的人物性格，如小马虎、喜羊羊、骄傲的将军、没头脑和不高兴。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历史上，老舍、赵树理、柳青都可以称为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家，而胡风和秦兆阳即使受到过不公的对待，他们对于现实主义精神的继承与开拓也已经得到了肯定，哪怕是沈从文和张爱玲，他们也写出了独到的中国现实。今天的一些研究者出于学理或者其他一些方面的原因，不是过分抬高这个就是过分贬低那个，而在文学本身的价值看来，这也许都过于狭隘了。文学研究为了方便可以分门别类，但作家本身没必要按照趣味、观念哪怕仅仅是年龄段去归堆儿站队，这对于正在从事写作的年轻人而言，也许是保持真诚的必要态度。 原载：《文艺报》2016年04月08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