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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乐智慧》是维吾尔民族珍贵的文学遗产，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瑰宝，它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是一部具有特殊意义的不朽之作。 新疆自古是丝绸之路的要冲，南北两条丝绸之中的交叉点。它是东西文化交流的枢纽、世界四大文化体系—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文化的交汇之处。长期生息、繁衍在这块大地上的维吾尔民族，在继承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得以吸收世界各种古老文明的精华，从而创造出色彩斑斓、风格特异、引起世界瞩目的维吾尔文化。这种开放型的维吾尔文化，形成了世界文化史上罕见的、多层文化结构的特点。 《福乐智慧》产生于维吾尔历史上的喀拉汗王朝时代。当时维吾尔民族从分散走向统一，由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过度到定居的农耕生活。社会的变革导致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丝绸之路畅通无阻，商业空前昌盛，文化交流日渐频繁。喀什不仅成为东西贸易的枢纽，而且成为中亚著名的文化中心之一。各国学者荟萃于此，研讨学问，交流学术。生活于这个时代的玉素甫·哈斯·哈吉甫学识广博，他继承、发扬了维吾尔民族传统文化，汲取保种古老的文化中的营养，创作出不朽的名著《福乐智慧》，把维吾尔文化推向了喀拉汗王朝的顶峰。 《福乐智慧》“融东西文化于一体，集世界各种古老文明于其中”的特点，决定了这部著作的非单一文化的架构，而构成了它的多层文化结构。 本文从文化史以及文化交流的视角对《福乐智慧》的多层文化结构的特点进行一些探讨。 一 《福乐智慧》问世的11世纪，正值喀什地区开始伊斯兰化。玉素甫·哈吉甫熟谙波斯、阿拉伯文化。因此，《福乐智慧》不可避免地带有浓重的伊斯兰文化色彩。 从内容看，四位主人公都是伊斯兰教徒。赞美真主、讴歌圣战、宣扬伊斯兰教义、贬损异教徒的诗行随处可见。伊斯兰教的观点在字里行间都留下了鲜明的印迹。 从形式看，它的开篇三章是对真主、先知、先知四位伙伴的赞颂。这种形式在波斯诗歌中习为常见，几乎成为伊斯兰诗歌的一种固定框架。这种文体的创始人是波斯人阿布杜勒·哈密德，他是一位诗人和学者，曾任阿拉伯帝国倭马亚王朝哈里发的秘书。他于公元8世纪“首创长篇书牍，并开始在著作的开端使用赞美圣贤之词”，“后来的文人，莫不出其门而循其遗踪”。玉素甫·哈斯·哈吉甫把这种形式主义的伊斯兰诗歌文体引进《福乐智慧》，以后的维吾尔诗人争相效尤，逐渐成为一种模式。 在诗歌格律上，采用了波斯、阿拉伯的阿鲁孜韵律，玛斯纳维诗歌形式。这种多音节、双行体、以长短音节的组合、变换为基础的格律诗，与传统的维吾尔诗歌韵律及形式（采用节奏韵律，一般为四行体，每行诗多为七或八个音节，押头韵或押脚韵）全然不同。 波斯文学不仅是伊斯兰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占有举足经重的地位。《福乐智慧》是一部哲理性、劝喻性的诗作。这种特点在某种程度上是受到波斯诗风的影响。波斯诗歌影响深远，哲理性劝喻诗成为波斯文学重要文体之一。玉素甫·洽斯·哈吉甫创作《福乐智慧》的时代，维吾尔文学正面临着波斯文学的冲击，作品受到波斯文学的一定影响也是很自然的事。 此外，修辞、比喻以及一些天文知识在诗行中的运用等，程度不同地受到了波斯文学的影响。波斯、阿拉伯文化在《福乐智慧》中形成了鲜明的积淀。对于这一点，国内外学者的观点基本是一致的。有人因此把《福乐智慧》说成是纯伊斯兰文学作品，或者把它说成是宣扬伊斯兰教义的劝喻诗，甚至有些外国学者把这部著作贬为波斯文诗歌的翻版。完全否认《福乐智慧》受波斯、阿拉伯文化的影响是不对的，但是，过分夸大这种影响也与作品的实际不相符。波斯、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仅仅是构成《福乐智慧》的一个重要文化层次，而不是唯一的层次。 如果透过伊斯兰文化的表层，深入到《福乐智慧》的深层结构中去，就会发现其中包含着内容异常丰富的多种文化层次——印度佛教文化、中原儒家文化、古希腊文化、尤其是构成《福乐智慧》多层次文化结构的基础的维吾尔—突厥文化。 二 佛教思想对《福乐智慧》的滋润是相当深刻的。这主要反映在这部诗作对生老病死所持的态度、对现世所持的态度以及所反映的因果报应观念等诸多方面。 “四谛”与“缘起论”是佛教理论的基本要点。“四谛”中的苦谛（世间之苦）、“集谛”（苦之原因）、“灭谛”（苦之消灭）和“道谛”（灭苦的方法）都离不开一个“苦”字，它的核心是宣扬整个世界和全部人生为无边的苦海。面而这种苦的生成是有缘由的，说明此缘由就是“缘起论”。小乘佛教的“缘起论”主要是以人生问题为中心来叙述的，“老死”是观察人生的起点，而“老死”正是苦谛之缘由。佛祖释加牟尼当初之所以舍弃王族生活、出家修道也是有感于人世生、老、病、死各种苦恼，想去寻求解脱痛苦之道的。 《福乐智慧》以大量篇幅、反复宣扬的正是世人由于无法摆脱生老病死之苦所受到的百般折磨。作品中有许多这样的诗句：“世上有什么事能比死亡痛苦？一想到死亡，万事无趣”（1139行），“死期一到，百事无益”（1141行），“死神面对我们在等待时机，面对死亡谁也无能为力”（6291行），因此“欢乐、希望、天禄留在我身后，烦恼、忧愁、苦难向我降临”（1074行）。作品中隐士觉醒之之所以以弃绝红尘，就是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能满足他“青春永驻”、“百病不生”、“长生不老”的愿望。他对人们说：“要死的人啊，为何还不清醒，你不过是留宿两天的过客。只为两天的欢娱，你又何必昏昏然去把生活追求？”（3618行）。而他自己，正如他的名字所象征的，他已“绝欲念，祈祷修行”，以期从尘世的苦海中解脱出来，到达光明永恒的来世。 在对待生死问题上，伊斯兰教与佛教所持的态度是全然不同的。伊斯兰教义中绝少宣扬对于死亡的恐惧，《古兰经》中也找不到一处描写死亡给人们带来痛苦的语句。伊斯兰教徒相信，当人们寿限已到，天使便会来召唤，进入平生梦寐以求的乐园。《福乐智慧》所着力宣扬的“一想到死亡，万事皆无趣”的思想，显然不属于伊斯兰教思想范畴。 在对得来世的态度上，《福乐智慧》也宣扬了现世为苦海的观点。“今生是昏暗的牢，抛弃它，把那光明的永世寻求”（5421行），“丢弃今生今世，对它断情”（5420行）等诅咒现世、厌弃现世的诗名在作品中反复出现。佛教的“无常观”在作品中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迹，如：“今世如过眼云烟，一闪即逝”（49051行），“今生是过客，脚步匆匆”（356行），“对无情的尘世何须依依”等。 伊斯兰教是现世宗教，它与作为来世宗教的佛教之间最大的区别之一，便是重视现世，提倡现世享乐。《福乐智慧》所宣扬的“现世苦”，“弃绝现世”的观点，与《古兰经》所宣扬的视现世生活为“嬉戏和娱乐”、“因今世生活而欢喜”的观点显然是针锋相对的。 《福乐智慧》还大力宣扬了因果报应论，如：“世界好比一块大田，你种什么种子，收获什么粮食。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谁种下善果”（1393—1394行），“今日大兴善举，来世你将会得到好报应”（5090行）等。 伊斯兰教也主张“乐善好施”，“也告诫它的告诫信徒”今世行善，来世进乐园，“今世做恶，来世入火狱”。但是，这与佛教的因果反应论有着根本的区别。佛教的因果反应论讲的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型因果论。而伊斯兰教的善恶报应则是人为报应，即最后审判日由真主来裁决。而裁决的首要标准是看对真主虔诚与否，善恶标准只是第二位的。值得注意的是，《福乐智慧》虽然问世于维吾尔民族的伊斯兰化时代，但是，作品对《古兰经》重要的内容——最后审判说只字未提，而所宣扬的却恰恰是佛教的自然因果报应观念。 《福乐智慧》问世之时，伊斯兰教传入新疆南部地区仅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即使在一百多年中，伊斯兰教在这一地区的统治也并非十分巩固。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伊斯兰文化中心喀什噶尔一直被佛教势力所包围并不断的受到佛教势力的侵扰。喀什噶尔南面是佛教势力强盛的于阗，东面是佛教大本营——高昌回鹘汗国，北面也有许多虔诚的维吾尔佛教徒。就是喀什噶尔本身，伊斯兰教亦时强时弱，如公元10世纪末，这里的百姓就曾在于阗佛教徒的煽动下爆发过武装起义，与于阗佛教势力里应外合，最后于阗佛教徒还曾一度占领了这个城市。④到了1032年，“塔里木盆地南缘各绿绿洲普遍发生了反对喀拉汗王朝的武装起义。起义者破坏了各地伊斯兰教寺院，重新开被放禁封的佛教设施，恢复佛教活动。起义的浪潮很快席卷了于阗、叶尔羌，甚至在喀什噶尔附近，也出现了严重的动荡。”这说明，到了11世纪30年代，也就是《福乐智慧》问世前的三十多年间，佛教在新疆南部民众中仍拥有相当的势力。还有史料说明直至13世纪，伊斯兰教的势力依然未能抵达喀拉汗王朝的全境。⑥这些都说明，在南疆地区，不仅伊斯兰教传入之前，佛势教力强盛，就是到了公元11世纪《福乐智慧》诞生的时代，喀什噶尔地区周围的佛教势力依然强大。虽然当地的人民改信了伊斯兰教。伊斯兰文化的影响也日渐深入，但是，伊斯兰教的思想、观念尚未成为他们的精神支柱。在短暂的一百余年间内，不可能立即消除或改变许多世纪以来存在的宗教传统与观念。 在研讨《福乐智慧》多层文化结构这一问题时，印度佛教文化在该作品中的积淀，特别应该引起人们的注目。因为，在维吾尔文学形成及发展过程中，古老的印度文明曾与之发生过多次撞击，每次撞击都留下了鲜明的轨迹。过去，国内外学者对高昌回鹘汗国时期的维吾尔文学与印度佛教文学间的交流较为重视，也有所研究。但是，对于喀拉汗王朝时期维吾尔文学与印度佛教文学之间的交流，却几乎没有涉足。《福乐智慧》在这方面提供了极为珍贵、极为丰富的资料。 三 维吾尔人民，无论是漠北时期的维吾尔人或是生活于西域的维吾尔人，与中原汉族人民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长期频繁的交往中，中原汉族文化不仅流传到维吾尔人民中间，而且对维吾尔文化的发展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从《福乐智慧》中可以看出，中原儒家思想在维吾尔民族哲学体系的形成过程中其潜移默化的影响是多么深刻。玉素甫·哈斯·哈吉甫在他的诗作中抒发了他对于治理国家、实现国泰民安的宏伟设想，绘制了一幅“理想王国”的蓝图。这种“理想王国”是诗人进步启蒙思想的产物，但是这幅蓝图的绘制多少也受到了儒家思想的影响。 儒家以“三纲五常”为治国之本。其中“臣事君以忠”为其核心。诗人在作品中也极力宣扬这种忠君思想，如：“君王天生是社稷之主”（1932行），“臣仆为国君效劳要忠贞不渝”（614行）。这种忠君的主张是不符合伊斯兰教教义的。伊斯兰教只崇拜真主一人，宣扬“穆斯林皆为兄弟”，因此，按伊斯兰教义，君、臣、父、子在真主面前均是平等的。《福乐智慧》所宣扬的忠君思想，显然源于儒家文化体系。 儒家治国的另一个重要思想是施“仁政”。所谓“仁政”就是“为政以德”“政者正也”。也就是说，要对人民施德政，政治要清明、公正。《福乐智慧》的作者也力主仁政，他劝喻国君“对广大的庶民要心怀仁慈”，“要仁爱关怀，保护人民”（2170），并告诫君王要正直：“须知正义乃社稷之基石，君王正直，社稷才能永存”（819行），“君王善良，正道直行，行人民的日子将福乐无穷”（455行）。 “克已复礼为仁”是儒家思想的纲领。自先秦以来，儒家一直强调“礼”的作用，“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不知礼，无以立也”（《论语》）。《福乐智慧》也很强调“礼”的重要性，不乏宣扬礼之重要性诗行，如君王应“知耻知礼”（2169行），“社稷因礼法而鼎立”（5285行）等。 儒家思想还表现在伦理道德观方面。儒家认为“中庸”是最高的道德，《福乐智慧》中“凡事均有应的心度，只有适度百事才会美满（2984行），并引用长者之言劝喻君王“处事要合乎中庸”（2089行）；儒家要求君子要正襟危坐，目不斜视。诗人在《福乐智慧》中亦劝导人们要不苟言笑，要“目不斜视”，莫“失去体统”；儒家提倡为人处事要“温、良、恭、俭、让”，“以直报怨，以德报德。”《福乐智慧》亦宣扬“知足、知耻、温良谦恭”（2441行），“君子报人以怨，你可以去以德报怨”（3432行），“以上情为重，做人上人”（5788行）为处事之道。 从上述比较中可以看出，《福乐智慧》所宣扬的治国主张以及伦理道理带有鲜明的儒家文化烙印。 儒家的重要经典《论语》早在唐代以前就已传入新疆了。据《周书·高昌传》记载，吐鲁番地区“有毛诗、论语、孝经，置学官弟子以相教授”。这说明，一千多年前，《论语》等儒家经典不仅流传到新疆，而且还成为那里的胡、汉儿童的启蒙科书。1969年从吐鲁番出土了一部较低为完整的《论语郑氏注》，这是一个十二岁孩童抄于公元710年的。《论语》古代抄本篇章和一些抄本残片的出土，就更多了。《论语》在新疆的大量发现表明：儒家论理道德观在维吾尔人民及新疆各族人民群众中的影响是深刻的。 《福乐智慧》产生于11世纪，值中原的宋朝代。始于先秦的儒家思想经历了漫长的岁月，广泛地吸收了佛、道及其他一些学术流派的精神成果，至宋朝，儒家思想进一步理论化、系统化、进而形成后来的宋朝理学。可以说，到了宋代，具有丰富思辨内容、既尊天命又重人事、既讲治国道理又讲为人处世准则的儒家文化，其影响力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更强大。维吾尔人民自古是祖国大家庭中的一员，《福乐智慧》出世的喀拉汗王朝亦是自建国伊始就把自己看作是中国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中原儒家文化在《福乐智慧》中的积淀，是有其深刻文化史背景的。这也是古代维吾尔人民与中原汉族人民支好交往、进行文化交流的有力见证。 四 东西方文化融会是《福乐智慧》一个显著的特点。诗人玉素甫·哈斯·哈吉甫不仅从古老的汉文明、印并文明以及波斯·阿拉伯伊斯兰文明中吸取了营养，而且也从古老的西方文明—古希腊文化中吸取了养份。古希腊文化对《福乐智慧》中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哲学观与美学观方面。 在古希腊哲学中，对知识与智慧的论述很多。苏格拉底相信“知识就是道德”；柏拉图则提出一个重要美学命题，即人的美，本质上是一种智慧美。不仅如此，许多事物美也是人的智慧的闪光。由此得出结论：“智慧是事物中最美的”这是柏拉图关于美的本质的独特诉理论；亚理士多德发展了柏拉图“智慧美”的理论，提出智慧是关于自然的人类本身的“最完善的知识形式”。 《福乐智慧》受到苏格拉底柏拉图以及亚理士多德“知识美”的哲学与美学观的深刻影响。从《福乐智慧》的题名便可知道：赞美智慧，颂扬知识，阐述只有通过智慧和知识，人们才能获得福乐—这无疑是作品论述的中心议题之一。作者不惜笔墨，反复阐述了他的观点：人的美，人的德，人的福运之本，在于智慧与知识。作品中有许多赞美智慧与知识的诗行，如“有智慧的人是人中之上品，智慧是一切美德的根本”（1830行），“假如你具备了二者（智慧与知识），即是完人，完美的人方能获得幸福”（225行），并认为“人类的价值就在于知识和智慧”（第六章的标题）。这显然与古希腊哲学家“知识美”、“智慧美”的哲学观与美学观相通。 无论是柏拉图，或是亚理士多德，他们都把智慧看作是一种神授的现象，是高于一切的理念。他们认为理性是人的本质的体现，亦是人的根本目的与活动有一理性，在情操上才能达到“最高境界”。既然智慧是神赐；神就不可能将它赐予所有的人，只有贵族阶级中文化修养最高的“爱智慧者”才有福分接近高不可攀的“理念”，因此，柏拉图把人分九流，第一注是哲学家，他们是人中之是品。而处于下九流的黎民百姓帽是“专顾念肉体，沉迷于物欲之享乐”⑧的只知吃喝而不会思想的蠢物。 这种古希腊式的唯心主义哲学观在《福乐智慧》中也有所反映。玉素甫·哈斯·哈吉甫亦把智慧视为神赐，诗中这样写道：“须知智慧是真主的恩赐，世人靠智慧而获得福运”（1829行）。他也认为，神只把智慧和理性赐予很少的人，“有知识的人甚少，无知识的人甚多，无自顾不暇的人甚多。有智慧者衡少”（199行）。而这些神的宠儿们就是哲学家和学者，他们是“真理和信仰的柱”（4345行），“世上倘若没有哲人和学者，地里种上粮食也不会收获”（4314行）。而广大劳苦大众则是些“行为粗俗不堪”（4323行）的无知、无智者。“有知识有智慧的人才算是人，除此之外全与牲畜相差无几”（3615行）。这些唯心主义观念与古希腊理式论的“理性、智慧、知识至高无上”的哲学、美学观有着渊源关系。 这位维吾尔古代诗人虽然受到古希腊唯瓦主义理式论哲学观的影响，然而就其整个哲学观而论，他远远地超越了古希腊哲学估系。例如，他对于知识的认识就是唯物主义的。他响亮地提出：“人生而无知，学而知之”（1680行），“人非生而英明，是后学而成”（4021行）。还有许多类似的诗行，表明诗人已认识到实践、环境、教育对于知识形成与积累所起的决定作用。这些诗句闪烁着朴素的唯物辩证法光辉，是诗人对先验的理式论的突破，亦是诗人进步启蒙思想的一种体现。诗人在认识论上与唯心主义理式论决裂的另一种表现，在于他指出了知识在人类发展以及改造客观世界中的重要作用。他在作品中写道：“知识使人类脱离了动物”（1845行），“求得了学问方成圣哲，要用学识为世人造福”（1818行）。诗人既把知识作为人认识自然的手段，又把它看作是改造自然的手段。在十一世纪，能有这样深刻的认识，这在是难能可贵的。 维吾尔文化属于东方文化范畴。古希腊文化是西方文化之祖。要说明一部东方的长诗为什么会受到古希腊哲学、美学观台此鲜明影响的问题，必须要追溯到中西文化交流史、古希腊文化传播到东方的途径以及在中亚掀起的两次崇尚希腊文化的热潮。 公元前四世纪，亚历山大王曾率领几十万希腊及马其顿远征军大举东征，入侵西亚、中亚。希腊远征军的一部分人留居东方。亚历山大去世后，希腊人又在邻近新疆的阿富汗、印度北部地区建立起希腊化的国家巴克特里亚（大夏），在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这里成为希腊文化在亚洲传播的桥头堡。 公元7世纪，伊斯兰阿拉伯帝国扩张，占领了希腊旧地拜占廷。尚处于落后状态的阿拉伯人为巩固其统治，对学习、吸收古希腊文化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他们组织大批学者，把希腊哲学著作译为阿拉伯文，进入9世纪，阿拉伯的翻译事业以及他们崇尚希腊文化的热潮均达到顶峰。各种希腊名著都有了阿伯文译本，他们还把苏格拉底柏拉图以及亚理士多德的格言集成书籍传播。不少突厥学者也倾心于希腊文化，纷纷赴大马士革或巴格达学习、研究希腊哲学，成绩斐然。阿尔·法拉比（870—950）就是其中的姣姣者。他对希腊哲学有很深的造诣，著作近二百种，被誉为“东方的亚理士多德”。它的具有希腊色彩的哲学观对维吾尔知识分子的影响尤为深刻。伊斯兰教传入新疆地区以后，随着推行“阿拉伯化”，不少维吾尔知识分子精通了阿拉伯语，直接研读希腊哲学名著受其影响相当深刻的。 五 《福乐智慧》的多层文化结构中，作为多种文化受到容体的维吾尔—突厥传统文化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维吾尔民族具有文学传统，一千多年前就有了自己的民族文字及文献。 维吾尔民族富有文学才华。《福乐智慧》问世前，维吾尔民族间文学就已相当丰富。维吾尔民族形成初期的英雄史诗《乌古斯传》以及广泛流传于民间的英雄史诗《阿里甫·艾尔·童阿》，交织着许多古老而优美的维吾尔神话与传说，优美动人，富于艺术魅力，在中亚享有盛名。维吾尔族在民歌及诗创作方面，底蕴更为丰厚，诗歌的意境、诗歌的形式，11世纪已达到很高的水平。诗歌的语言形象、生动，当时的维吾尔文学语言业已达到相当纯熟的程度。此外，凝集着人民群众智慧、闪烁着哲理光芒的格言、谚语如颗颗珍珠，充盈着维吾尔民间文学宝库。诗人在创作《福乐智慧》这部作品时，充分运用了维吾尔及突厥诸民族人民群众的智慧。据笔者粗络统计，诗人在诗歌中引用维吾尔及厥诸民族的民歌、谚语及贤人智者的箴言等约二百五十多处。 《福乐智慧》是在古老的、具有悠久传统的维吾尔民族民间文化的母胎中萌生、成长而后又在丰厚的维吾尔民族民间文化的土壤中诞生。《福乐尔智慧》与维吾尔传统民族民间文学有着水乳交融、密不可分的关系。正由于维吾尔民族民间文化具有悠久的、丰厚的传统，所以当它受多种文化所以当它受多种文化撞击时，不仅没有被外来文化的同化，相反地却具有较强的消化、叹收能力，融东西文化于一体，集各种古老文明于其中，既继承了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又大胆吸收外来文化，充分体现了维吾尔民族文化旺盛的生命力。这正是维吾尔民族文化的特质之一。 六 玉素甫·哈吉甫最大的贡献之一，便是他在吸收了诸多文化因素之后，将它们与维吾尔民族传统文化有机地融会于一体，创造出一种崭新的维吾尔民族文化。各种文化的因素已成为维吾尔新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之一。例如，《福乐智慧》虽然受到古腊哲学、美学观的影响，但表现在作品中的却是东西文化之有机交融。 《福乐智慧》多层文化结构之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天维吾尔民族生活的地理与文化环境。季羡林先生最近有一段十分精辟的论述：“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义、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正是新疆这块四大古老文化体系汇流之地这一独特的文化土壤，才能培育出《福乐智慧》这样一部博采四种古老文化之精华、融合东西方文明之精神的古典名著。它只能产生于新疆，像这样古典名著也是它对世界文化史所做出的杰出的、独特的贡献。 ①伊本·罕理康：《人物传记》，转引自（埃及）艾哈迈德·爱敏：《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130页。 ②、③马坚译《古兰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37页，114页。 ④、⑤参风刘志霄《维吾尔族历史》上编，北京民族出版社，1985年出版，第150、157页。⑥参见（英）道森编《出使蒙古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出版，第155页。 ⑦伯拉图：《会饮篇》，载《柏拉图文艺对话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出版，第261页。 ⑧柏拉图：《斐多篇》，同前书。⑨同注①，第4页、146页。 ⑩季羡林：《敦煌学、吐鲁番、吐鲁番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化地位和作用》，载1986年3期《红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