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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喀喇汗王朝时期创作的《福乐智慧》与北宋王朝时期推崇的《四书》，不仅在时间上同处一期，而且在学术追求与思想导向方面也不谋而合。北宋“理学”从本质上讲是一种政治哲学，它所代表的时代精神，是对文明秩序及其最高的体现形式——政治制度，进行理性的批判和重建。《福乐智慧》本质上也是一种政治哲学，尝试用古希腊哲学关于智慧和理想国家的理念来阐释伊斯兰教所希望达到的和谐完美世界，不断强化君王的神圣地位和哲人在治理国家中的重要作用。《福乐智慧》的主要思想表现为益智增知、养德修善、公正治国，这一基本的政治伦理哲学思想与儒家的修身养性、克己复礼和齐家治国的思想，在深层的文化界面上两相重合，具有很强的可比性。 一 一直有一种想法，希望把《福乐智慧》与《四书》放在一个平行的位置上进行比较。所谓的平行位置，就是不先入为地主界定彼此之间有无关联，而是以文本对文本，分析各自在确立思想体系时所遵循的文化基础和思想基础。 那么，《福乐智慧》与《四书》是否具有可比性呢？ 我们先从时间上看。《福乐智慧》是维吾尔喀喇汗王朝时期（840—1212年）优素福•哈斯•哈吉甫创作的一部哲理长诗，大约成书于1069年。这既是一部阐述关于治国安邦的政治哲学著作，也是一部倡导养德修行的伦理学著作，同时还是一部语句优美、意境深刻的长篇对话体叙事诗。 这部著作是优素福献给东喀喇汗王朝的执政者桃花石•布格拉汗的晋见礼，他希望执政者能够通过这部著作所阐释的治国安邦的道理，公正理智地管理国家。同时，他也希望能有更多的人看到这部著作，并从中体味增长知识、养德修行对于人生的重要意义。 这部被认为兼容东西方政治智慧和伦理精义的著作，已经受到世界突厥学研究领域的广泛关注。土耳其著名的突厥学专家R•R•阿拉特曾这样评价《福乐智慧》：“不只对于突厥语言和文学而言，而且对于突厥文化史来说，《福乐智慧》皆堪称最大型的作品之一，至今犹如一座未及细察的丰碑矗立在我们面前。” 《四书》原来并不是一本书，而是由《大学》、《中庸》两篇文章和《论语》、《孟子》两部书合辑在一起的统称，由南宋（1127—1279年）大儒朱熹在1190年汇辑刊行的。因为这四篇东西分别出自早期儒家的四位代表性人物曾参、子思、孔子、孟子，所以又称为《四子书》。 作为儒家学派的经典，《四书》不仅保存了儒家先哲的思想和智慧，也体现出早期儒学形成的嬗递轨迹。它蕴含了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儒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其中有许多优秀的思想精髓，是中华民族无数先贤实践和智慧的结晶，因此对中华民族的心理定势及伦理道德行为起到了深远的影响。 但在宋代以前，《四书》的声望不及《易经》、《尚书》、《诗经》、《乐经》、《礼记》、《春秋》六部经典，这六部经典被称为《六经》。《六经》与《六艺》是早期儒家修行历练的基础。所谓《六艺》是指礼、乐、射、御、书、数，也就是礼仪、音乐、射箭、驾车、书写和算数。因为当时的德行标准是“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秦伯》）这反映的是礼仪、音乐和书写的思想才智，而射箭、驾车和算数则是服务贵族的基本技能。《六经》与《六艺》被认为是掌握世界和社会的运行规律，能动地进入社会并参与和推动社会发展的指路明灯和基本技能，是每个儒生的必修课。《六经》中的《乐经》后来散佚，所余五部经典又称《五经》。 北宋时期（公元960—1127年），《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这些早期儒家言论开始成为中原社会科学的重要关注对象，并逐渐取代《六艺》成为儒家必习书目。到南宋时，著名理学家朱熹将《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拿出来，与《论语》、《孟子》汇辑校注，以《四书章句集注》之名刊刻于世，简称《四书》，从此广为流传，名声鹊起。所以有人说，汉唐是《五经》时代，宋后是《四书》时代，那么北宋就成了“新儒学”的分水岭。 北宋儒学的兴起，与周敦颐、张载、程颢和程颐的努力密切相关。而周敦颐、张载、程颢和程颐和优素福是同时代人。周敦颐出生于1017年，卒于1073年；张载出生于1020年，卒于1077年；程颢出生于1032年，卒于1085年；程颐出生于1033年，卒于1107年，而优素福出生于1018—1019年，约卒于1085年。除了周敦颐比优素福大一两岁外，其他的人都比优素福小，但他们都共同生活于十一世纪的同一个时期。 从中国思想史上看，十一世纪北宋的学术思想，迈越了以往的历史篱障，以一种开放的大气，兼容并蓄的风格，从注释经书的学术藩篱中解放出来，开始用思辨性的目光重新审视和解读儒家经书，将儒、释、道三家的学术融合为一体，形成了一个全新的政治哲学思想体系“理学”。而十一世纪的喀喇汗王朝也是从专奉伊斯兰教经书的桎酷中解脱出来，对古希腊政治哲学思想和波斯、中国政治伦理发生浓厚兴趣，并融合这些不同学说中有益的思想成分，全面检讨以往维吾尔文化中混乱的政治理念，并试图建立一种更加合理的政治伦理结构，形成了具有理性化的政治哲学思想体系“智学”。 北宋“理学”从本质上讲是一种政治哲学，它所代表的时代精神，是对文明秩序及其最高的体现形式——政治制度，进行理性的批判和重建。批判是追索文明秩序的合理性依据，所谓天道性命之源，即由此发畅；重建是探讨文明秩序、政治制度的合理模式，于是需要推阐王道，作为最高的政治宪章。 北宋儒学的这种特征使它出现了文人思考政治的浪潮，涌现了包括欧阳修、范仲淹、王安石这样的文学大师纷纷造访政治，并提出了许多政治哲学观点，对完善中国哲学体系起到了很重要的促进。 优素福的“智学”本质上也是一种政治哲学，他尝试用古希腊哲学关于智慧和理想国家的理念来阐释伊斯兰教所希望达到的和谐完美世界，不断强化君王的神圣地位和哲人在治理国家中的重要作用，同时以波斯、阿拉伯，特别是突厥民族的古老传说为论据，反复强调法度不明、执法不公是造成暴君倒台的重要原因。优素甫继承前人的研究，并从纷繁但却是充满生机的维吾尔学术思想的探索中，以更加睿智的眼光发现了确立一体化的民族精神对喀喇汗王朝的重要意义。他对如何消除以往混乱的文化现象，使其达到一个完整规范的体系，最终导致民族的强有力的发展这个问题，给以了充分考虑。 看来，喀喇汗王朝时期创作《福乐智慧》与北宋王朝时期推崇《四书》，不仅在时间上同处一期，而且在学术追求与思想导向方面也不谋而合。 二 《福乐智慧》究竟是怎样一部书呢？ 有人侧重它优美的诗体语言风格和故事情节，认为它是一部长篇叙事诗；有人侧重它古往今来的传说和纵横捭阖的历史评说，认为它是一部史诗；有人侧重它精炼形象的对话和典型固定的场景布局，认为它是一部诗剧；有人侧重它高屋建瓴的睿智和劝诫告谕的箴言，认为它是一部长篇劝喻诗。这样多的“认为”，都有其得以立论的基础，说明《福乐智慧》在形式上具有一种兼容百家的开放风格。本书侧重的不是《福乐智慧》的形制，而是《福乐智慧》所承载的思想内涵。 《福乐智慧》是以文学的形式创作的一部政治伦理学著作。它以象征的方式设计了一个理智文明的理想社会政治模式，并希望这样的社会政治模式能够成为现实。为了吸引读者注意自己所描述和坚持的观点，作者虚构了四个人物，他们是国王日出，大臣月圆，大臣之子贤明及其宗亲觉醒。这四个人物实际上是四种观念的象征。日出象征公正和法度，月圆象征福乐和幸运，贤明象征知识和智慧，觉醒象征来世和知足。他们四个人构成了社会政治的基本形态，也寓意着人生的基本价值。 《福乐智慧》是汉语译名，原文是导向幸福的知识，顾名思义，主要是阐述知识与幸福的关系，以及人生的价值和意义。采用诗体对话语言，用古代维吾尔语（回鹘语）写成，总计13000多行。正文80章，另外还附有两篇序言和三篇附篇。长诗通过国王日出和大臣月圆、大臣之子贤明以及隐者觉醒四个象征性人物之间的对话，表达了作者经国治世的政治哲学思想，是反映优素福•哈斯•哈吉甫对当时维吾尔喀喇汗王朝时期的社会政治、文化、历史、人生、哲学、宗教等观点的史诗性的著作，曾对维吾尔以及中亚、西亚以及欧洲产生过一定影响，是维吾尔“智学”学说的主要经典。 《福乐智慧》所以被称为“智学”，正在一个“智慧”的申张与实践上。在优素福看来，大悟归真的正途只有一条，那就是理念真主。而理念真主不仅需要虔诚的心境，更需要聪慧的心智。他确信，人生的目的是为了获得今生与来世两个世界的幸福，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人的一生都应不停地寻找通向福乐天园的天梯。天园以其无法抗拒的魅力召唤着信教者，只有德性全美无缺的人才能登临享受。而德性全美无缺是需要智慧的指引才能修炼成功的，无智慧者根本无法找寻到登临天园的天梯。福乐天园的天梯仿佛处于冥冥之中，只有通过智慧的感悟才能窥见她的存在。智慧的感悟不是穷思冥想的功夫，而是身体力行的实践。这个实践就是依托智慧的指引而辨识世间万物的生息规律，通过辨识世间万物生息的规律而辨识人类善恶共生的天性，再通过辨识人性善恶共生的天性而辨识除恶趋善的修炼正途。福乐天园的天梯只有在人修炼功德圆满的时候才会为他搭起。所以“智慧”使贤明得以张显，是人类觉醒而成圣贤的第一要素。 智者要知善，智者要实践善，这是《福乐智慧》提出的基本命题。智者知善并实践善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了治理好国家以到达福乐的天园。 《福乐智慧》充满了人文主义精神，它是维吾尔文化史上具有文化启示录作用的经典之作。 再来看《四书》。 《四书》之《大学》原本是《礼记》中的一篇，传为孔子弟子曾参（公元前505—前434）所作，是依据孔子“仁”的基本思想，阐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道理的政治伦理教育基础著作。在南宋前并没有人认为比《礼记》其它篇章更为重要，只是到了唐代，因风靡道学与佛学，韩愈、李翱为维护道统而推崇《大学》与《中庸》，至北宋程颢、程颐兄弟俩的竭力尊崇，《大学》受到高度关注。《大学》在儒家经典中之所以具有基础性地位，以致被宋儒置于首要地位，就在于它从认识论的角度对儒家思想的立论和命题从本源上和方法上给予了透彻的分析与合逻辑的解答，是理解儒家思想真谛和掌握儒家实践方法的入门导论。程颢、程颐就说“大学”者，“初学入德之门也”。 朱熹则说，古今为学有先后次第，“学者必由是而学焉”。 《四书》之《中庸》原来也是《礼记》中一篇，一般认为它出于孔子的孙子子思（公元前483－前402）之手，南宋前也从未单独刊印。也因唐代韩愈、李翱和北宋程颢、程颐的推崇而上升为儒家经典。二程认为它是“孔门传授心法”，是“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笔之于书，以授孟子。” “中庸”的“中”，是恪守中道，不偏不倚的意思；“庸”，就是常。“中庸”即常守中道。中庸是儒家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也是世界伦理哲学或处事哲学中的一个重要命题。中庸思想主要有“过犹不及”、“执两用中” “权变”乃至“和”的意思，其中“过犹不及”是中庸思想的理论核心，而“和”是中庸思想追求的理想境界。这就是“中庸之道”。“中庸”强调的一是慎独自修，二是忠恕宽容，三是至诚尽性。慎独自修就是要求人们在自我修养的过程中，坚持自我教育、自我监督、自我约束；忠恕宽容就是要求人们将心比心、互相谅解、互相关心、互不损害、体仁而行，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至诚尽性就是以诚挚之心，持之以恒地感悟、探索、认识和实践“中庸之道”。心诚则“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 《四书》之《论语》大约成书于战国初期，是记载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及孔子弟子言行活动的著述。孔子一生有三千弟子，七十二贤哲。孔子去世后，弟子因袭相传，根据记录和回忆，将孔子和其重要弟子的言论、事迹辑录成书，这就是《论语》。《论语》首创语录文体，主要以孔子讲述、孔子答弟子问、弟子相互对话等方式，记录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论、活动。一般一件事一段话，彼此不相连属，内容也没有逻辑关联。《论语》比较忠实地记述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集中反映了孔子关于政治、文化、历史、人生、哲学、宗教等问题的观点，对中华民族的心理素质及道德行为起到过重大影响。《论语》最主要的思想精神表现为修身养性、克己复礼和齐家治国，这一基本的伦理哲学思想已经深深烙印在中国人的文化基因之中，并对周边的许多民族和许多国家发生了重要的影响，历来是儒家学说的重要经典。 《四书》之《孟子》是记载孟子及其学生言行的一部书。孟子（约前372-前289）被后世称为“亚圣”，在儒家的地位仅次于孔子。其实在宋代以前，孟子的地位并不高，在汉代独尊儒术的年代，他的著作《孟子》也只是被列入“经、史、子、集”中的“子”部，与孔子的《论语》被列入“经”部相差很远。但是孟子在宋代地位突然飙升，特别是南宋的朱熹，对《孟子》情有独钟，将其列入《四书》之中，把《孟子》提到了非常高的地位。元、明以后《孟子》又成为科举考试的内容，更是读书人的必读书了。《孟子》一书集中体现了孟子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和教育思想。孟子发展了孔子“仁”的政治思想，以“仁政”的新概念更加具体明确地表达了“仁”的政治目标。他主张统治者应该施仁政于民，以德服人，实行王道而非霸道，减轻税赋以养民生息，发展农业生产以稳定民心，并坚持教化民众，使人人能正心、诚意、修身、齐家，保证国家长治久安。 综合以上对《福乐智慧》与《四书》的简单介绍，我们应该确立了这样的印象：《福乐智慧》与《四书》不仅都在论述修身养性的道德定律，而且都在论证治国安邦的政治定律。 人生活在社会之中，社会性决定了人不是孤立的，决定了人必须融合在群体之中。因此，人的行为不仅仅关乎到自己的命运，同样关乎到社会群体中其他成员的命运。既然人的行为不是孤立的，那么人的行为只有在不侵害他人利益的基础上才是善的，只有在照顾到其他人的利益基础上才是善的，只有在帮助误入歧途者迷途知返的时候才是善的。基于这样的认识，《福乐智慧》与《四书》都坚定地认为，规范社会，规范人的行为，实际上就是强化人的自觉意识和对社会承担的责任与义务，就是要求人们检点自己，做到与人为善，以诚相待，以减少彼此的不信任带来的社会隔膜，从而克服和消除人与人之间相互欺诈、相互对抗的冲突，使社会处于一种稳定而祥和的状态，以寻求一种社会整体的幸福。 《福乐智慧》的主要思想表现为益智增知、养德修善、公正治国，这一基本的政治伦理哲学思想与儒家的修身养性、克己复礼和齐家治国的思想，在深层的文化界面上两相重合，具有很强的可比性。 三 那么，《福乐智慧》是否是受《四书》的影响而创作的呢？关于这个问题，目前在国内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因为西域从汉代开始就属中国管辖，随着大批官吏、军卒和商人的进入，一并将儒家思想带入那里，并深深影响了西域的文化构成。因此，喀喇汗王朝时期的优素福•哈斯•哈吉甫肯定对儒家思想了然于胸，并以儒家思想建构了《福乐智慧》的基本精神。另一种意见则认为，虽然从汉代开始中国文化开始不断侵染西域，但西域的主流文化曾长期以波斯文化及印度文化为主体，间有阿拉伯文化。后来随着喀喇汗王朝的强大，突厥文化开始成为西域文化的主体文化。随着阿拉伯百年翻译运动的开展，古希腊文化开始系统地进入西域，使得西域的文化在融合波斯、阿拉伯和古希腊文化的基础上而成突厥伊斯兰文化。因此，儒家文化在西域的影响是极为有限的，《福乐智慧》不可能是儒家学说的翻版。这是两种同样片面的结论。所以有这样的结论，原因就在于他们的要么“平行”互不相容；要么“互动”不能分离，走到了两个极端。 研究中国各民族之间文化关系的专家扎拉嘎最近提出了一个新的命题，即文化发生与发展的平行互动原则，其目的就是希望建立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化参照基点和体系，以克服我们在实际的研究中各执一端的片面。 平行互动强调一种平行发展之间的必然联系。“平行意味着两个事物，或者多个事物，乃至无限多个事物，存在某种秩序对应意义上的同时共在，或者单纯时间意义的同时共在。”但是，并不是说任意的两个历时事实，都可以造成一个共时事实。“只有那些存在联系的，存在对应性的两个历时事实，或者处于共存状态下的两个历时事实，才能造成一个共时事实。” 这种联系既是内部的一种逻辑发展，也是对外部刺激与影响的整合。 过去把“平行”与“互动”作为两个不同的范畴割裂开来，强调“平行”则否定“互动”，反之，强调“互动”又排斥“平行”，各执一端实际上是人为地割裂了原本相辅相成的“平行互动”关系。扎拉嘎强调说：“不同民族文学之间，一方面存在按照各自的包含共同规律的特殊性，按照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内在辩证法的运动向前发展，另一方面，又存在互相影响形成的互动辩证法运动，于是就形成双向的动态平行关系。因此，平行研究的最佳选择，也许并不是比较那些没有任何直接联系的不同民族文学作品。许多时候，在有影响关系的作品之间，进行双向动态平行研究，也许更值得关注。” 这样的研究方法，实际上是在文化的多元性与同一性之间架起一座桥梁，让多样性与同一性之间即保持一种特殊性的距离，又兼容同一性的相互关联。 从中国历史上看，以北至长城和南至长江为界的地域文化区别，早期分水岭的不同逐渐被突破，在中原文化不断向外传播的同时，东西南北的文化也被交流进来，从而不仅丰富了中原周边民族的文化，也丰富了中原文化自身。文化的融合在不断突破地域限制的同时，中华民族得以诞生，中华文化得以丰富。所以，近世的民族文化历史研究者，提出了一个新的命题，即中华民族具有鲜明的“多元一体”性质，其文化也具有鲜明的“多元一体”色彩。 费孝通说：“中华民族成为一体的过程是逐步完成的。看来先是在各地区分别有它凝聚中心，而各自形成了初级统一体。比如在新时期时期在黄河中下游都有不同的文化区，这些文化区逐步融合出现汉族的前身华夏的初级统一体，当时长城外牧区还是一个以匈奴为主的统一体和汉族相对峙。经过多次北方民族进入中原地区及中原地区的汉族向四方扩散，才逐步汇合了长城内外的农牧两大统一体。” 这种融合在一定的历史长时期具有不同的特点，而且这种融合也不是单向的汉族融合其它民族，还存在其它的民族融合汉族的过程，其中隋唐时期的回纥，及以后发展而成的维吾尔，就融合了一些汉族而逐步壮大。 维吾尔民族在公元7世纪开始在漠北兴起，公元8世纪的时候建立漠北回纥汗国，并与唐王朝保持了亲密的关系，甚至先后有五位唐朝公主嫁与回纥汗国的可汗。回纥汗国还引进不少汉族建筑工人在喀喇巴拉哈逊建筑回纥都城和富贵城等城郭，同时也有不少汉族工匠和商人进入回纥汗国建立工场和贸易商铺。因此，在回纥汗国与唐王朝近100年的交往过程中，维吾尔民族与汉民族不仅在血缘上亲密联姻，而且在经济文化上互动交往，彼此之间的影响都是不容忽视的。这种持续百年的影响，在维吾尔民族的文化心理上所造成的积淀，必然会影响到民族文化心理的基本定势。虽然维吾尔后来西迁西域，但是历史上与中原王朝的交往关系所产生的文化互动影响却不可能即刻消失殆尽。所以，民族的形成以及民族文化的形成，在相互关联的不同民族之间，总是具有一种历史的渊源，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一个民族的文化总是具有多元性质的原因。 虽然维吾尔民族进入西域的时候及以后，在其文化中保留了许多中原儒家文化的因素，但却不能以此来断定《福乐智慧》就是《四书》儒家学说的翻版。 中国儒家学说虽为中国占据统治地位的文化，但并不是一贯如此。自汉代董仲舒提出“独尊儒术”以后，儒家学说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并没有如后来那样高高在上。甚至在唐代，儒家学说被道学和佛学所挤兑，大有被旁落的寂寞，如此才有韩愈等人疾呼重振“古文”的学术革新欲求。即使到了《福乐智慧》产生时期的北宋，“无为而治”的道家学说也一直占据着重要位置，虽然有各路儒学之士重振儒学，但已经与汉代儒学相去甚远。只是到了南宋以后，儒家才完全确立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并重新确立儒家经典，以《四书》之名成为学人的必修课和科举考试科目。而那个时候，《福乐智慧》早已创作完成了。 但是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四书》合辑的时间虽然比《福乐智慧》创作的时间晚了121年，但是《四书》中的四部著作却早于《福乐智慧》1500多年前就已经成书，只是除了《论语》之外，其它的三部在很长一段时期没有受到特别的重视。虽然《四书》成为儒家的经典，并且逐渐取代《五经》而成为社会掌握儒家基本精神的必读著作是在宋代以后，但是《四书》中的思想却是早在春秋战国、甚至春秋战国以前就已经形成并流传。 儒家学说具有很强的政治伦理色彩，主要关注的问题是人的修养对于社会的和谐与国家的稳定的关系。所以，儒家学说不仅对中原华夏民族文化的规范和发展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而且对于周边的少数民族的文化规范与发展也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人类历史的发展，在不同的地区和不同的民族间，有时具有相当令人惊奇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在文化类型学上被称为母题，在文化人类学上被称为演进模式，而在文化历史学上则被称为共生现象。虽然不同的研究角度带出了这些不同的概念，但是，都在暗示一种阶段性文化彼此之间的内在关联。这种内在关联是指文化实践过程中所遵循的逻辑基础，通俗地讲，就是人类在面临具体的问题时，寻找最佳的解决方案的基本欲求。当基本欲求具有某种相似性的时候，得出的解决方案也大致相同。 我们知道，中亚曾经是连接东西方的必经之路，今天的考古发现已经证实，在中亚，不仅中国汉文化源远流长，而且更长时间处在其他文化的侵染之中。大量的印度文化、波斯文化、希腊文化和阿拉伯文化的遗存向我们证实着，这块世界文明的交汇地，其文化多样性已经使其成为世界文明的博物馆。公元840年，维吾尔西迁中亚，在喀喇汗王朝时期，中亚的政治文化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这种新时期的标志就是中亚的突厥化，也就是维吾尔化。中亚突厥化的进程在喀喇汗王朝的伊斯兰圣战的推动下，呈现出一种急风暴雨的迅疾态势，几乎在100年的时间里将过去以雅利安文化为主体的地区变为以突厥伊斯兰文化为主体的特殊文化圈。 这种转变的意义非同小可，不仅仅表现在突厥语民族最终在中亚站稳了脚跟，而且以自己顽强的生命力，将自己的文化移植到这块掺杂着各种文化的土地之上，并渐成主导。 已经有许多学者注意到伊斯兰教伦理与儒家伦理具有惊人的相似性。实际上，在世界范围内，有关人类行为道德的约律大同小异。人类是社会性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是所有民族都不能不认真思考和认真对待的问题。而维持社会和谐的相同目标，使得对人的基本约束也大致相通。 《福乐智慧》正是维吾尔在中亚承担如此重大的历史使命的过程中，为了应对现实的挑战而创作的一部具有指导和规范国家 发展和社会完善的理论著作。优素福很好地将东西方的政治哲学思想融和进维吾尔文化之中，总结人类关于社会发展的经验而提出了维吾尔人的主张。因此，武断地判断《福乐智慧》不受中国儒家文化影响，或武断地认为《福乐智慧》只有在接受儒家文化的基础上才能产生的观点，都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