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提要] 哈萨克民间文学的传承方式有一个从简到繁的发展过程，最初只是无意识的血缘传承方式，后来发展到有意识的书面等传承方式。一部民间文学的形成、发展和完善过程就是说唱艺人与听众共同创作的过程。一部民间文学作品经过若干代艺人的说唱，会形成具有时代特色的历时版本；一部民间文学经过同一代不同艺人的说唱，会形成具有个体特色的共时版本。不论是历时版本，还是共时版本，都离不开听众的参与和艺人的再创作。这个再创作的过程给书面版本的诞生提供了天赐良机，书面传承也就应运而生。哈萨克族民间文学作品书面传承的方式分为手抄、印刷和音像文本三种。 哈萨克族民间文学作品在漫长的流传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传承特点。一部民间文学作品之所以千百年来能流传下来，就是因为它拥有一套行之有效的传承方式。哈萨克民间文学的传承方式有一个从简到繁的发展过程，最初只是无意识的血缘传承方式，后来发展到有意识的书面等传承方式。传承在哈萨克族民间文学的流传和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果没有传承，我们今天可能看不到任何民间文学作品，而在传承中，最重要的是传承人。传承人的经历、身份、职业修养、所处环境等方面的不同，会形成不同的传承方式。根据在哈萨克族民间文学的传承上发挥过或正在发挥着作用的巴克思、萨勒-赛里、吉劳、吉尔奇、阿肯、安奇-阿肯和黑萨奇等传承人的特点，可将其传承方式分为血缘、业缘、书面和巡回等。本文重点探讨一下哈萨克族民间文学书面传承的特点。 书面传承方式是通过文本进行传承的形式，确切地说应该称其为非口头传承，因为这里所说的书面传承是针对口头传承相对而言的。书面文本除了手抄文本和印刷文本以外，还包括音像文本。这是相对于民间文学的一般传承特点而言，即最原始的传承方式。哈萨克族民间文学作品的口头传承可追溯到公元8世纪的《霍尔赫特祖爷书》、《阿勒帕米斯》等民间文学作品，虽然期间伴随着口头传承也出现过书面传承，但真正意义上的书面传承已经到了18世纪，至于印刷文本形式的书面传承到19世纪才开始。我们任何时候不能否定口头传承在哈萨克族民间文学作品的流传中所发挥的作用，而且直到今天仍然占有不可取代的位置。民间文学作品是活形态的，具有口头性、变异性和集体性等特征，非书面的传承方式最适合于其发展。它会因地点、时间、人群等因素的不同发生变化，形成形态各异的版本。与其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书面传承在民间文学作品的流传中所发挥的作用。 书面文本的出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任何人也无法阻止。书面文本的传承对口头传承而言，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消极的一面。积极的一面有二：其一，书面文本的出现拓展了口头传承的时空，使不同时代和地域的人可以看到相同的作品。其二，书面文本的出现丰富了民间文学作品的内容，使其获得了一个彼此借鉴、反复充实的机会。消极的一面是：民间文学作品是广泛流传于民间的活形态文学样式，口头性是其根本特征。如果一部作品完全依靠书面形式来传承，那么就会形成一种固定不变的结构和内容，从而失去其活性特征。目前哈萨克族的民间文学作品还没有哪一部是完全依靠书面形式来传承的，大多数处于口头和书面相互交叉的传承之中。根据哈萨克族民间文学作品书面传承的特点可分为手抄、印刷和音像文本三种： 手抄文本形式的传承 手抄文本形式的传承是哈萨克族民间文学作品的主要传承方式之一，在各种民间文学作品的传承、丰富等方面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手抄文本的出现一般基于两个目的：一是为了自己保存和爱好，甚至作为一种传家宝一代一代地传下去；二是为了发扬民族精神，鼓舞人民的斗志，由官方组织抄写。哈萨克族民间文学作品手抄文本的出现至少有四、五个世纪了，但目前能见到的是19世纪以后抄写的。 手抄文本的形成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自己演唱自己抄写，也就是说自唱自写。这样可以互相补充，丰富史诗的内容。这种手抄形式不仅是早期民间艺人所常用的，而且如今仍然在使用。如中国新疆自治区供销社退休干部谢尔亚孜丹·苏勒坦拜（Seryazdan sultanbay）[①]。他1952年考入新疆财经学院会计专业，毕业后参加工作，先后任教员、采购员、副科长、副经理等职务，1995年在新疆自治区供销社退休。他虽然是一位从事财务的国家公务员，但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业余文学创作，尤其是退休之后经常深入哈萨克草原访问民间说唱艺人，阅读和搜集民间文学作品方面的资料。他先用文字进行创作，后反复演唱，再进行补充，最后定稿“定音”。他现创作的几十部英雄史诗、爱情史诗等长篇韵文作品，既有文稿又有录音。二是自己演唱别人抄写，即不是演唱者自己抄写，而是由另外一位抄写。这种状况的形成主要由两个原因：一是演唱者是文盲，只有依靠别人记录下来自己的唱段；二是出于崇拜和爱好，把民间说唱艺人所演唱的史诗抄写下来，自己进行演唱和传承。现流传在哈萨克族百姓中的手抄本大多属于后一种。人们为了能经常阅读或演唱著名民间艺人的作品，把它抄写下来，视为传家宝，代代相传。如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察布查尔县的一位叫伊萨·玛麦（Iysa Mamay）的民间阿肯对哈萨克族著名民间阿肯奴斯甫别克霍加·夏衣克斯拉木（jUsipbekqoja SayqIsIlam，1857~1937）十分崇拜，不但演唱他的作品，而且还抄写了他的诸如“慷慨的喀斯木”（qasIm jomart）[②]等多部作品。[③] 印刷文本形式的传承 印刷文本形式的传承是指以印刷文字为载体的传承形式，属书面传承的范畴。哈萨克族民间文学作品的印刷文本形式传承得比较晚，目前能见到的是19世纪中叶。如俄国学者弗·伊里蒙斯基（V·M·ilmunskiy）根据哈萨克族著名民间说唱艺人玛拉拜·库勒佳拜（Marabay quljabay）的演唱，整理出了哈萨克族的民间文学作品《勇士塔尔根》，并于1862年在俄国喀山出版了这部史诗。哈萨克族著名学者伊布赉·阿勒腾萨仁（Ibray AltInsarIn）也根据玛拉拜·库勒佳拜（Marabay quljabay）的演唱，整理出了哈萨克族的民间文学作品《库布兰德》，并将其片段纳入自己的《文选》中，于1879年正式出版。民族出版社于1982年至2001年陆续用哈萨克文出版了18本《哈萨克叙事长诗选》（qazaq xIyssalarI），新疆青少年出版社于1982至2000年也陆续用哈萨克文出版了7本《哈萨克民间爱情长诗》（qazaqtIng @aSIqtIq jIrlarI），诗集中收录了广泛传唱于哈萨克族民间的长篇韵文作品。这些文学作品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摘自现成出版物中（主要是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出版的）的民间文学作品，整理散流于民间的手抄本和搜集口头传承在民间的民间文学作品。 这两套专辑的出版标志着中国哈萨克族民间文学作品研究的一个新起点，正在为民间文学作品的传承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实际上，印刷文本与手抄文本关系密切，前者是在后者的基础上形成的。没有手抄文本，就没有印刷文本。手抄文本是印刷文本的前提，而印刷文本是手抄文本的最终结果。 音像文本形式的传承 音像文本形式的传承是指以录音图像为载体的传承形式，属书面传承的范畴。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音像、光盘、多媒体和网络等新技术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这些先进技术的出现使民间文学作品传承的载体形式日益多样化。 目前已经对哈萨克族的部分民间文学作品进行了录音和摄像，使人们能听到素不相识的民间艺人演唱的声音，能看到向往已久的民间艺人的演唱风姿。如哈萨克斯坦国家科学院文学与艺术研究所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对哈萨克族《阿勒帕米斯》、《库布兰德》、《英雄塔尔根》等民间文学作品的手抄本进行了拍照，做成了微缩胶片；对著名演唱艺人的版本进行了录音，保留了他们的声音。现准备把这些胶片和录音刻成光盘，永久保存。[④]我国在哈萨克族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其中也摄制和录制了一批民间文学作品。值得庆幸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已经建立了少数民族民间文学资料库，收集和制作（仍然在制作）了一批音像资料。现在采访民间演唱艺人时，早已经不是过去那种一支笔一张纸的状况了，取而代之的是录音笔、笔记本电脑、数码照相机和摄像机等现代化手段。也就是在这些音像视品等现代传媒工具的影响下，许多年轻的民间说唱艺人耳濡目染地走上了演唱史诗的道路。音像文本形式的传承在史诗的传承中所占的比例会越来越大，所产生的影响会越来越深。 书面传承的文化内涵 游牧的迁徙通常有两种原因：其一是由于战争等外部原因进行的跨板块迁徙，也就是从一个地域被迫迁徙到另外一个新地域。历史上，哈萨克族曾经有过几次大迁徙，就属于该种性质。其二是由于季节等内部原因进行的时令性迁徙，也就是在同一板块范围内进行的季节性迁徙。牧业虽然不像农业生产那样有一年四季二十四节气的严格区分，但也有近似的地方。一年四季不能待在一处，要根据季节的变化进行时令性的巡回游牧。春天接羔，秋天打草；夏有夏牧场，冬有冬窝子。这时令性游牧生活生成出具有时令特色的草原文化。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匈奴每年至少有3次聚会：“岁正月，诸长小会于单于庭，祠。五月，大会茏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马肥，大会蹛林，课校人畜计。”显然，古代匈奴人的聚会与游牧的时令性有关。正月正值北方的冬季，天寒地冻，牲畜瘦弱，只好在单于的宫廷里进行小型的聚会；五月是北方万物复苏、春暖花开的季节，要祭祖、祭天、祭神，以求一年的风调雨顺、人畜兴旺，因此要举行由各方首领参加的具有一定规模的大型聚会；秋天是收获的季节，羊肥马壮，牧民要宰杀牲畜，操办喜事，草原沉浸在欢乐之中，因此单于要借机举行盛大聚会收纳课税、犒劳将官。 原始初民不是根据主观愿望和个人喜爱，而是根据自然环境的客观条件选择生存地的。农耕民族选择的是具有清晰边际的宜农板块，而游牧民族选择的则是水草丰美的宜牧板块。这些宜农板块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一个相对封闭单位。虽然这些农耕板块的自然条件相比于游牧板块而言是好得多，但其流动性却比不上游牧。就是山前山后两个村，也有“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事。游牧民族是“厥无恒处”，哪里有水草，就往哪里迁徙。只要有水草就有牲畜，只要有牲畜就能繁衍生息。今天这里水丰草美，人畜兴旺；明天这里水枯草败，人畜迁徙。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游牧民族就是这样度过一生的。 日升牧畜而出，日落赶畜而归，很少接触到人。他们躺在草地上与白云飞禽絮语；他们坐在灌木丛中与树木对话；他们淌在河溪中与游鱼戏玩。牧民与大自然的感情极其深厚，在普通人眼前浮动的山川水草、花木鸟兽，在牧民眼里可能是窈窕淑女、文弱老妪、赳赳武夫、慈祥老翁。明明是无生命的无机物，却在牧民心目中是一只可爱的小绵羊、一头莽撞的小牛、一匹任性的马驹、一峰顽皮的驼羔。一顶薄薄的毡房不但在物理空间上隔离不了人与自然的联系，而且在心理空间上也形成不了障碍。撩开毡帘，大自然就会展现在眼前。春夏之际，草茂花香，莺歌燕舞；腊月寒冬，千里冰封，万里雪飘。草原的自然美景和恶劣气候能使游牧民族的心胸更加宽阔，想像力更加丰富，而丰富的想像力能把大自然想像成一个神奇的幻境。在这种幻境中，牧民生活得无优无虑，没有任何纷争河干扰。哈萨克族民间说唱艺人正是在这种幻境中施展丰富的想像力，创作出不朽的篇章。 哈萨克族的游牧地主要是戈壁、丘陵和山前地带，气候比较寒冷，需要不断地迁徙。天山、阿尔泰和阔克奇套山的中间地带及山前丘陵地带，伊犁、额尔吉斯、楚、锡尔和乌拉尔等河流都哈萨克族的四季牧场。游牧的一般规律是春天在山前坡地上的春牧场放养到5月底，接完羔、剪完春毛，便慢慢地向山上的夏牧场迁徙，一直迁到雪线。在这里度过全年最好的季节——草原天堂。挤奶打油、晒制奶酪，牲畜悠闲地吃着嫩绿的牧草，牧民喝着醇香的马奶酒淘醉在大自然的恩赐之中。夏牧场是举行集体活动的好季节，一般举行不同规模的阿肯弹唱、民族游戏等具有民族传统特色的活动。8月底，在雪线的驱赶下不得不往山下回迁，来到山前地带的秋牧场。在这里要对牲畜进行剪毛、配种、药浴、分群，做越冬的准备。秋季也是草原的收获季节，售卖牲畜及畜产品，换取生活必需品。在这里要举行割礼、婚礼等家庭喜事，宰羊杀马，宴请宾客，欢庆一年的丰收。随着寒霜风雪的来临，牧民赶着越冬的牲畜进入位于河流两岸或避风山坳的冬牧场，度过漫长的冬季。 逐水草而迁徙的游牧民族居无定所，人少畜多，要想在这样的环境中寄托自己的理想，抒发自己的感情，不是在静谧的书斋里，而是要在以苍穹作幕、以草地为台、以游牧者为互动对象而进行。一部民间文学的形成、发展和完善过程就是说唱艺人与听众共同创作的过程。说唱艺人根据每一段唱词在听众中得到的肯定或否定、喜爱或厌恶等方面的情绪回应，及时地对作品中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进行增删、补充和修正。一部民间文学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经过若干代艺人的说唱，会形成具有时代特色的历时版本；一部民间文学在同一时期只经过不同艺人的说唱，会形成具有个体特色的共时版本。不论是历时版本，还是共时版本，都离不开听众的参与和艺人的再创作。这个再创作的过程给书面版本诞生提供了天赐良机，书面传承也就应运而生。 注释： [①] 谢尔亚孜丹·苏勒坦拜（Seriyazdan sultanbay）生于1935年，是新疆阿勒泰市阿魏滩乡红柳树村（qIzIl Uyingke）人。属哈萨克族乃满的杜尔图吾勒部落。本文作者2002年2月1日访问他时，亲眼目睹和亲耳聆听了他创作的哈萨克族英雄史诗、爱情史诗等几十部长篇韵文作品。 [②] 该文本（共148页）由伊萨·玛麦（Iysa Mamay）抄写于1968年5月27日，现藏于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民族事务委员会的古籍办，复印件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资料库。 [③] 为了让更多的学者参考引用，本文出现的哈萨克语专用名词一律使用国际通用的突厥语拉丁字母转写。 [④] 本文作者2004年访问哈萨克斯坦时，参观了该国的科学院文学与艺术研究所的手抄本和音像资料室，并与有关专家就音像版本进行了座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