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代文学的绚丽百花园，是中华各民族的辛勤园丁共同开拓的。在群星般众多的当代文学家中，满族文学家也不乏其人。著名人民艺术家老舍，是这支创作队伍的杰出代表。他的作品，为当代满族文学赢得了很高的荣誉。 正红旗籍的满族作家老舍，在中国现代和当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他毕生劳作，为中国乃至世界文学宝库，贡献了一件件匠心独运的艺术珍品。他的卓著建树，甚至使海内外大批读者，常常忽视其少数民族身份。 及至《正红旗下》发表，许多人似乎才恍然记起，老舍的名字，在我国少数民族杰出作家中，早应列居前茅。 凡与老舍接触多些的人，都曾体会到他那鲜明的民族气质和深沉的民族意识。他一向对本民族满怀感情。[1]他出生在清末一个穷苦旗兵家庭，当时正值满族社会发生异常变故的年代，幼年至青年时代的遭遇，都与自己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贫苦旗人生活，教他发奋学习，积蓄才华；也使他离乡背井，旅欧谋生。深重的乡思，诱发起最初的创作冲动，使他开始了决定毕生的文学事业。在特定社会条件下的满族身份，已构成老舍踏上文学道路的原动因素之一。 北京，是满族的一个聚居地。而老舍除少数作品例外，几乎是写了一辈子北京题材，这其中，也不是没有内在联系的。 清代，满族受八旗制束缚。清廷覆亡，八旗制随之解体。北京下层旗人失去“铁杆庄稼”[2]，饥寒所迫，成批涌入城市贫民行列。他们中，洋车夫、警察、艺人、工匠、小贩、以及沦为妓女的，都大有人在。对老舍作品略有所知的读者，都会发现，这类含有满人血统的生活原型，曾络绎不绝地被作家引进自己的作品。 老舍塑造这些满人形象，往往不标明其族籍身份。这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辛亥革命推翻清政权，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无疑是一次伟大的社会进步。但毋庸讳言，由于资产阶级自身的局限性，曾笼统提出“驱逐鞑虏”之类的反满口号。这种民族主义的偏激情绪在较长时期产生着副作用，在国民党政府推行的大汉族主义政策下，满族群众承受严酷的民族歧视，为保证得到普通人的生存条件，许多人只得隐瞒族籍，甚至更名换姓。试想，在那样的社会底下，满族作家要明确地写满族生活，能具备直言的条件么? 早在二三十年代，老舍就想写一部反映清末社会的自传体小说，却未能如愿。原因之一，即作品所要涉足的满族题材，在当时实难企及。这或许就是老舍自幼的挚友、著名满族语言学家罗常培抱憾异常的道理所在。[3] 共和国创建之后，老舍成了作家中的“劳动模范”。他并没有放弃塑造鲜明满族文学形象的宿愿，他要拿出更富有特色更高级的民族文学食粮，以飧亲爱的民族和人民。他决计要把萦绕心头数十年的那部作品诉诸笔端。 因历史瓜葛，写满人已成为未被划成“禁区”的禁区。在民国年间固然不能落笔；共和国创建之后的一段时间，仍无人乐于染指。这是因为，如果作者不能以科学认识论指导创作，便很难驾驭这个题材。对思想分寸把握不当，要么会叫满族群众失望，要么会为汉族群众摇头；要么会有贬低辛亥革命之过，要么会有歪曲满族形象之嫌。 为写好这部作品，老舍做了一番艺术尝试。1959年，他的剧作《茶馆》中，出现了两个栩栩如生的旗人形象——常四爷和松二爷。在清末到民国的大跨度的历史变革中，二人分别代表旗人走出来的不同足迹：前者自食其力成为劳动者，后者步步潦倒而走向末路。作者既有胆有识，又是空谷足音般地在我国当代文学中，旗帜鲜明地亮出人物的满族族籍，博得了观众的普遍首肯，为塑造满人形象积累了可贵的成功的经验。1960年，他又写了描写义和团的话剧《神拳》，用唯物史观评判清末社会斗争，达到思想新深度，为写自传体小说，在主题方面又铺下了一方得力的基石。老舍还接受有关部门的动议，为末代皇帝溥仪润色了回忆录《我的前半生》[4]，更取得了一些清代满族上层统治者的形象素材。 1961年夏，老舍赴呼和浩特访问那里居住的满族群众。两户主人都有满族下层典型经历，在旧时代，他们已经濒临绝境，新社会又给了他们“作梦也不敢想到的”新生活。主人激动地倾吐对现实的热爱，作家大为感动，写下热情洋溢的访问记。[5]这对他要写满族作品，显然是有力的激励。 60年代伊始，中国共产党改善了文艺方针，周恩来、陈毅出面，亲切勉励作家们发挥各自专长，写熟悉的题材，在一定的大前提下，自由创作，繁荣文艺。 1961年底，老舍以《正红旗下》为题，欣然命笔，开始了这次极有意义的创作劳动。 《正红旗下》，是一道描绘上世纪末北京满族社会生活的多彩画廊，具有强烈的思想表现力量。 作品开篇，便单刀直入地触及了为人们所瞩目的清代“八旗生计”问题。清皇朝为维护自身的统治，自清初便建立起了兵民一体的八旗制度，对满族群众(即“旗人”[6])的要求是，“只许报效朝廷，不许自谋生计。”旗人们以当兵吃粮为主要出路，往往是一人当兵，全家都吃他的那份钱粮。[7]这种制度，虽然在前期对建立大一统的清帝国和保卫祖国的统一发挥了重要作用，却随着年深日久，使满族固有的贫富差异日甚，许多旗人家庭亦因而生计告危。老舍选准此处落墨，作品立即呈现出满族题材的突出特征，准确捕捉了彼时彼地旗人社会矛盾的症结。 小说描写了下层旗人的艰辛境遇。“我”的父亲是负有保卫皇城责任的旗兵，全家仗着父亲的三两银子月饷过活，靠着母亲勤俭操持，才未沦为乞丐。而所领银饷，份量总是不足，还债之后便所余寥寥，只好再赊。每天以喝豆汁支撑。连“良辰吉日”家中添了个独子，也逃不脱贫困危机阴影的笼罩。读者由此能想见，一个皇城护兵，一家四口，尚且如此，那么更多地位更卑贱、人口负担更重的旗兵家庭，又要何等地困窘。 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是旗人贵族定禄的生活。“自幼儿，他就拿金银锞子与玛瑙翡翠作玩具”。他珠光宝气地来“我”家，从身上随便一摸，便是一份二两银票(能买一桌高级酒席)的贺礼。 作品勾勒出这处在贫富两极的家境，着意点染了两类人的感情隔膜：定禄造访，使“我”家吃惊不小；而定禄呢，“一看到别人为生活发愁着急，便以为必是心田狭隘。”作者揭示的，是个显而易见，而又为一些人不甚理解的道理：私有制社会里，统治者所隶属的民族，内部也是断然划分为阶级的。 “八旗生计”问题，又不为穷苦旗人们专有。这个现象颇为耐人寻味：某些家财殷实的旗籍官宦，也“寅吃卯粮”，依靠赊帐度日。小说里的大姐婆婆，是一位子爵女儿、佐领太太、骁骑校之母，可她家几十套服饰总是循环出入于当铺，当此赎彼。她们习惯于倾其钱财于吃喝玩乐，折腾光了，就以子爵女儿、佐领太太的名义去赊。为过上个花天酒地的“肥年”，竟然毫不动心地把房契也押了出去。这类旗人在当时还不少。他们的逻辑是：家有铁杆庄稼，欠了日子欠不了钱，“不赊东西，白作旗人!”这种人的悲剧，在于靠吃祖宗老本过活。大姐公公是佐领，不习兵战，毕生精力都花费在使咳嗽发笑都含有高度艺术性，随时沉醉于小刺激之中。他的儿子，旗军骁骑校，游手好闲惯了，好把“英雄气概”显示在“满天飞元宝”(他的每只鸽子值一二两银子)上。他“每天要玩耍，玩得细致、考究、入迷”。他们的生命哲学是：“咱们旗人，别的不行，要讲吃喝玩乐……天下第一！” 从征战开国的先人，到玩物丧志的后代，满族社会天壤般地异化着。八旗纨绔子弟养尊处优，精神蜕变，构成了自身爆炸性的潜在威胁的基因。作者的力笔，饱蘸着沉思，写下富于历史哲理的话语：“二百多年积下的历史尘垢，使一般的旗人既忘了自谴，也忘了自励。我们创造了一种独具风格的生活方式：有钱的真讲究，没钱的穷讲究。生命就这么沉浮在有讲究的一汪死水里。” “一汪死水”，是对旗人生活氛围的绝妙借喻。作品对“死水”的内含成份，作了相当具体的辨析。 腐败的封建习俗观念，是“死水”的一部分。那年月，旗人社会规矩极繁琐。逢亲友喜丧，“连笑声的高低，与请安的深浅，都要恰到好处”，有板眼，有分寸。“穷旗人”不能为减少赤字，而不给姑姑老姨儿们去拜寿，不给胯骨上的亲戚吊丧贺喜。否则，“等于自绝于亲友，没脸再活下去，死了也欠光荣。”这缛礼繁节，对阔人或许不失为填补精神空虚的“艺术享受”，而对于常年挣扎于贫困线上的穷旗人，不啻是条可怕的绳索。 这汪“死水”，还包括苛刻的封建宗法关系。“我”的姑母，“中年居孀以后，就搬到我家来住”，“收入的多，开销的少——白住我们的房子，又有弟媳作义务女仆。”闹起脾气神鬼难测，“假若她本来是因嫌茶凉闹起来，闹着闹着就也许成为茶烫坏了她的舌头……这个蓄意谋杀的案件至少要闹三四天！”她凭什么这么做呢?——原来“满人都尊敬姑奶奶”。只此一条就够了。至于大姐婆婆对大姐，也依仗封建婆媳关系准则，极尽虐待之能事。这种陈规的被害者，只能在窒息气氛中惨惨淡淡地讨生活。 没落的八旗制度，更是“死水”的重要成份。旗籍人员不能离旗，只准当兵保皇报国。而满族人口日增，旗兵又有定额，各家常有补不上缺的白丁，生活便更加吃紧。“这种制度曾经扫南荡北，打下天下；这种制度可也逐渐使旗人失去自由，失去自信，还有多少人终身失业。” 八旗制度貌似严格，至此时却已漏洞百出。吃空头钱粮的在在皆是，使许多待补青年失去机会。可是非旗人，去给佐领送两只羊，也能每月白拿钱粮。“我”的姑母，一人竟然能领几份钱粮。可见，这种制度的严酷性，完全是对穷苦本份的旗人而来的。 这汪“死水”，是百弊之端，却被旗人贵族们视同命根子。书中入木三分地刻划了八旗官僚们对变法的敌视。他们一听要变法，便含泪叫道；“这……是要我的老命！”变法流产了，他们又心安理得了，继续作他们那“细致的，明白而又有点糊涂的梦”。作品把满族社会放在时代风云的大背景下反映，故事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度的首都，因而显现出来一抹抹强烈的时代色调。小说由“我”的降生，引出“八旗生计”的故事主线，也扫描出了“良辰吉日”街头的幕幕凄景：“在这儿或那儿，也有饿死的、冻死的、和被杀死的”；说到除夕夜的花炮声，又收录下来同时压倒一切的债主叩门声及穷人无奈了却残生的镜头。尤其震撼人心的，是在写“我”饥啼时抒发的串串浮想，由一己困境联系到天下忧患，宛若一部表现悲怆主题的交响乐奏，让读者在广袤的祖国大地，感受到了中华的凄楚哀伤，体验那该诅咒的世道。 小说用探寻时代脉搏之笔，描述了民族败类与帝国主义者的肮脏交易。精神崩溃的旗人多老大，因欲壑难填而改奉上帝，要依仗洋人捞点儿特权。洋鬼子牛牧师本是不学无术之徒，来中国冒险并发迹，“每三天就过一次圣诞节”。他唆使多老大到处捣乱，制造教案，攫取暴利。这伙外国侵略者以枪炮为后盾，蜂涌而来，无孔不入，使中国金银外流，了无宁日。北京的小肉铺王掌柜和他在山东的儿子，都遭到了这种外患的严重滋扰，他们由不同的方向，被逼上了一致的反抗道路。 作品把一怀热忱的希望，尽寄予各民族人民。清廷对各族分而治之，阻挠旗人与别民族接近。但在满族人民眼里，人，只能按贫富划线，“谁也挡不住人民互相友好。”小说中的“我”，“一辈子忘不了”在洗三和满月之时，受过回、汉朋友的祝福。作品不无深意地写了汉人王掌柜从讨厌旗人，到通过交往而理解了满族群众，并交了朋友。老舍一贯倡导民族间真诚合作。这精神在他的剧作《国家至上》、《青蛙骑士》中，有过形象的表达。《正红旗下》使之升华。书中有位下层旗人多老二，他爱本民族，更爱中华。他怒斥为虎作伥的败类哥哥，其情景，足以感人肺腑。 作者对满族的新生，充满着热切的期望。小说里有个非常的满族青年福海，作者经过精心构思，将其浓墨重彩地推到读者面前。他是贯穿故事始终的核心人物。其外表、言谈直到为人，都极为可爱。他，“是熟透了的旗人”，论学习，文武双全；论文化，“满汉全席”。他出身于三品参领家庭，又有幸补当了旗兵。但“惊人之笔是在这里；他是个油漆匠!”他凭借历史来辨析现实，预感到八旗制终将完结，而毅然地走上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新路。他与旗人旧观念逐渐离异，作活时，忘了自己是参领之子和吃钱粮的旗兵，变成了“一个顺治与康熙所想象不到的旗人。”他友爱各族群众，为搭救蒙难的汉人朋友而奔波。他对朝廷离心离德，与义和团民王十成——一个要“叫皇上也得低头”的汉族农民青年——交了朋友，还要认师兄弟。他身为旗兵，却有些同情造反，思想很矛盾，但毕竟于大是非上面态度明朗。他对十成掏出了心里话：“我也恨欺侮咱们的洋人!可是，我是旗兵……不能自主！不过万一有那么一天，两军阵前，你我走对了面，我决不会开枪打你！我呀，十成，把差事丢了，还能挣饭吃，我是油漆匠！” 尽管作品塑造典型性格的矛盾高潮还未到来，福海的形象却已脱颖而出，放射光彩。这位新型旗人胆识兼备的作为，提供了旗人社会新变化的一线轨迹，虽似微末，却系整个满民族之希望所归。劳动人民化的满族新一代，正是沿着福海之路走了出来。作者对福海的形象显然有所偏爱，其中包含的，正是老舍对民族新生的渴求之情。 小说中的形形色色，作为历史写照，“由心儿里”剖视了清皇朝赖为基础的八旗社会，指明满族社会分化已构成严重的社会矛盾，清皇朝已颓败为“残灯末庙”；社会要改革，民族要新生，已属历史必然。今天的读者，读了这部形象的历史教科书，会自然地增进对那个特定社会的认识。 这部书，是老舍一生中最后写的一部长篇小说。这部压卷之作，不仅思想骨力深沉壮健，而且有着特殊的艺术价值。 在我国的古典小说史册上，满族作家曾经饶有业绩。老舍，是满族文学传统的杰出传人，《正红旗下》，出色地显示了作者对这一传统的继承与创新。 老舍深得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精髓。《正红旗下》准确把握了时代的特征和本质。作者对切肤铭心的生活场景做了艺术点化，使之上升为完美的艺术真实。如果说，清代满族正白旗籍文学大师曹雪芹的《红楼梦》让人领略的，是封建社会末日之前“外面的架子虽没很倒，内囊却尽上来了”的实际，那么，老舍《正红旗下》展现的，恰是该社会进而沦为半殖民地时代“日落西山的残景”。 写旧时代北京城贫民的命运，老舍作品的这一特色，由《正红旗下》再次体现。这种特点，在满族前代作家小说里已见端倪。清乾隆年间满族小说家和邦额的《夜谭随录》，曾描绘出北京贫困旗人的生活画面，对于“八旗生计”，这个清代习见的社会问题，也有反映，假如我们把《正红旗下》，与该书中《某马甲》、《谭九》等篇什对照一读，便可看出它们在素材、题材、形象上的很多相似处。因为具有更为进步的创作观，老舍力笔揭示社会真实的深入和准确程度，已经大大超过了相似题材的前人之作。 《红楼梦》等优秀小说，曾对众多人物形象作过成功刻画。老舍作品，也向以人物塑造取胜。他说过：“小说的成败，是以人物为准，不仗着事实。世事万千，都转眼即逝，一时新颖，不久即归陈腐；只有人物足垂不朽。”[8]《正红旗下》再次印证着这一主张。作者不曾设计离奇瞬变的情节，不设伏层层叠叠的悬念，而仅通过性格人物，深入浅出地去表达主题。《正红旗下》出场人物个个活生生，有的只三五言、一二事，便叫人过目难忘。定禄设宴一节，写坐陪的满族翰林的心理：“他直看着牛牧师的腿，要证实鬼子腿，像有些人说的那样，确是直的。假若他们都是直腿，一倒下就再起不来，那便好办了——只须长竹竿捅他们的磕膝，弄倒他们，就可以像捉仰卧的甲虫那样，从从容容捉活的就是了。”这是个过场人物，仅此几笔，就被准确地粘到了社会画图中他专有的位置上，告诉人们，有“知识”的旗人贵族们，闭目塞听自大自误，发展得有多么严重。 老舍作品常被认作是北京乡土文学。历史上的满族作家，对发展北京乡土文学，是有过卓著贡献的。《红楼梦》已经过学者论证，带有鲜明的北京风情色泽；和邦额《夜谭随录》，也不失为北京乡土文学代表作；而晚清满族作家文康的小说《儿女英雄传》，同样是这类作品中的重要一部。老舍选中这块文学基地，建造了自己的艺术殿堂，可见，文学作品中的北京乡土气息，已是相当一部分重要的满族作家作品的特征。 满族作家十分注重文学语言的口语化。《夜谭随录》是文言作品，却每每流露着口语的活泼爽利。《儿女英雄传》的北京话清脆悦耳，以至于被语言学界称为“北京话教科书”。老舍则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毕生孜孜探寻语言运用的高妙境界。本来，他调动北京土语的本领已经是出神入化。但他为了教自己的作品有更广泛的读者，摒弃为外埠读者生疑的方言，又创造出了独特的符合群众口语习惯的以北京语音为基础的普通话语言风格。《正红旗下》是这种风格的集中表达，其间喜笑怒骂一应谈吐，均自然畅达，哪怕是写下层家庭生活，也力戒陋词土语，而选用富于表现力的大白话。这种平易且深奥的格调，正是出自驾驭语言的高超造诣。清代满族文学评论家裕瑞在评价曹雪芹的时候说过：“俗亵之言，一经雪芹取择，所收纳者，烹炼点化，便为雅韵，究其手笔俊耳。”[9]如果我们把这个赞誉转赠老舍，实在是再恰当不过的。 裕瑞在其小说评著中，很注重考究语言，甚至把《红楼梦》续书中“用字眼不当者”一一剔出正误。这表明北京满族作家讲求遣词，是有历史传统的。老舍作品写得那么通俗，看似不费吹灰之力，实则不然，正如他自己所说，须用心想反复改，有时一千多字要写两三天。他不仅讲字义，常把字音平仄也调配得当，令人读来琅琅上口。[10]这要费怎样的心力！《正红旗下》里，姑母假惺惺地说，早该把家中的难处对她提起。“父亲只搭讪着嘻嘻了一阵，心里说：好家伙，用你的银子作满月，我的老儿子会叫你骂化了！”“骂化了”三个字，既俏皮又实在，把父亲对独子的怜爱和对姑母的褒贬和盘托出，读一读真是叮咚带响。 老舍的代表作多属于悲剧，却往往以蹊径独辟的幽默见长。他20年代的小说已显露出非凡的幽默天赋。面对冷峻社会，30年代他曾有意剔除幽默，结果作品并不成功。他体会到：“文字要生动有趣，必须利用幽默。假若干燥，晦涩，无趣，是文艺的致命伤。”[11]于是返归幽默，让幽默为主题和人物服务。这条路越走越宽。《正红旗下》写于作者晚年，切实做到了悲剧主题的严肃性与艺术风格的幽默感的和谐化一。 书中幽默因对象而各异。对自己人，善意戏谑，妙趣盎然。白姥姥给“我”作“洗三”[12]，“拾起一根葱打了我三下，口中念念有词；‘一打聪明，二打伶俐！’这到后来也应验了，我有时候的确和大葱一样聪明。”白姥姥取“葱”的谐音，而“我”调皮，故意取字义，自然使人捧腹，而流露出的，是作者对旧时劳动群众盲目讨吉兆的微讽。而写大姐夫附庸风雅，说他“别出心裁地自称多甫，并且在自嘲的时节，管自己叫豆腐。多甫也罢，豆腐也罢，总比没有号好的多。若是人家拱手相问：您台甫？而回答不出，岂不比豆腐更糟么？”这是挖苦无聊之徒，份量加重了。至于对人间丑类，幽默便近乎嘲弄。书中多老大打了一个比方：“牧师专收有罪的人，正好像买破烂的专收碎铜烂铁。”市井无赖的比喻，就这么蹩脚，可又真挺熨贴，洋牧师收买我们民族的败类，和买破烂的真就酷似得很呢！ 作者擅长用幽默烘托悲剧主题。书中说：“我同皇太子还是婴儿的时候大概差不多，要吃饱了才能乖乖地睡觉。我睡不安，因为吃不饱……尽管我有才华，也不能不表现在爱哭上面。”这包藏苦痛的诙谐，表达了下层穷苦百姓生活里的复杂情感，出自作家的深沉思致，给人以强烈的艺术感染。 《正红旗下》是少有的满族民俗小说。将那一时代满人的习俗、语言、心理、气质尽收笔底。对满族风俗中的言谈举止、衣着打扮、礼节嗜好诸项，都有介绍。想知道小伙子的请安、新媳妇的装束各是什么样子吗?书中自有答案。至于他们的语言，还处在由满语向汉语过渡后期，用汉语，又保留较多满语词汇，如称妈妈为“nene”，叫“去”作“克”，还有“牛录”、“栅栏”等。此外，如旗人如何“穷讲究”，如何养花架鸟，如何办婚丧度年节，也有维妙维肖的描述。凡此种种，不但加重了作品的民族色彩，而且对于今天的人们了清末的京城社会生活，也多有补益。 《正红旗下》首次发表于1979年初的《人民文学》杂志，当即引起了国内外读者的强烈反响。人们为能在十年浩劫之后读到一向景慕的老作家的又一部杰作而兴奋不已，为作品的艺术成就而频发惊叹，更为所读到的仅是一部巨著的开篇部分而感慨万端！ 原来，老舍的热忱创作，迎来的却是兜头一盆冷水。1962年底，左倾权势者提出所谓“大写十三年”，意在扼杀掉一切其他题材。老舍惟有茫然搁笔。当时已经问世的文稿，约八万字。据猜测，如果这部作品能够完成，其规模当与百万字的《四世同堂》齐观。万分遗憾的是，这部由作家倾注了几十年心血构思的，作者完全可以调动毕生积累的思想力量和艺术手段进行创作的足以传世的大部头作品，永远也无法以其完整面目同读者见面了。 惨痛教训摆在人们面前。老舍一生写出过那么多不朽之作，无一不是以其熟稔的旧北京下层生活为题材。但在左倾政策下，作家起码的创作权利也被无理剥夺，文学怎能不被引向毁灭！ 尽管《正红旗下》未能完成，但其已写出来的情节已相对完整，闪烁着作家晚年思想和艺术功力的夺目光华。大凡文学作品的残卷，往往只能供后人作资料用；而这部遗稿，无论从研究者，还是从欣赏者的角度着眼，都有其特殊的价值。它堪称当代满族文库中一件璀璨瑰丽的奇珍异宝，实为我国民族文学发展史上一座挺拔秀实的丰碑。 《正红旗下》作为当代文坛上一部出自巨匠之笔的少数民族——满族文学的杰作，目前在文学界所得到的研究还嫌不足。对扭转这种局面，人们理当抱殷切期待。 （撰写于1981年5月） 注释： [1]参见曹禺：《我们尊敬的老舍先生》，《人民日报》，1979年2月9日。 [2]八旗制度规定，凡在编的旗籍官兵，按职务高下，都可定期领取不同定额的钱粮。这种俸禄，俗称“铁杆庄稼”，有旱涝保收之意。 [3]参见罗常培：《我与老舍》，《中国人与中国文》。 [4]参见楼适夷：《忆老舍》，《新文学史料》，1978年第二辑。 [5]见《民族团结》杂志1961年第１０、１１期合刊：《新城喜见百花新》。 [6]严格地说，“旗人”与“满人”两个概念的内涵不尽相同。《正红旗下》中大量使用的“旗人”概念，都是一种从俗的说法，专指满人。本文也是采用这种特指的内涵。 [7]老舍：《下乡简记》，《我热爱新北京》，第３６页。 [8]老舍：《人物的描写》，《老舍论创作》。 [9]见裕瑞：《枣窗闲笔》。 [10]参见老舍：《打倒洋八股》，《我热爱新北京》。 [11]见老舍：《谈幽默》，《老舍论创作》。 [12]出生第三天的婴儿洗澡的一种仪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