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玛纳斯》及其口头演唱传统从19 世纪以来就成为我国与中亚地区民间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我国和中亚地区的这种口头演唱传统彼此推动和促进，绵延不断，其间史诗传承人群体玛纳斯奇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纽带作用。近年来，随着“玛纳斯学”逐步成为一门国际显学，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两国的学术交流更是呈现出繁荣发展的局面，使口头史诗传统的传播和互动成为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典范。本文试图对此文化现象作一系统的梳理和分析，以呈现跨国民间文化交流的历史脉络和发展特征，为当前正在不断推向深入的“一带一路”倡议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的讨论，提供一种可资借鉴的路径。
     关键词：“一带一路”；《玛纳斯》；史诗传统；文明交流互鉴
     作者简介：阿地里·居玛吐尔地，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北方民族文学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柯尔克孜族百科全书《玛纳斯》综合研究”（项目编号：13＆ZD144）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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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一带一路”倡议构想已经成为沿丝绸之路国家和很多欧亚国家的广泛共识。古代丝绸之路上的中亚国家作为今天“一带一路”经济带的核心地区，也越来越认识到自身在此倡议构想中的重要位置及推进未来国家发展的经济前景。当然，这种互惠互利不仅仅是经济方面的，还会关涉到更加广泛的文化和人文等领域。
    柯尔克孜族自古以来就活跃于从叶尼塞河上游到天山南北、从伊塞克湖周边到帕米尔高原的欧亚大陆中心地带上，从司马迁的《史记》开始便出现在我国的史书之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被称为“鬲昆”、“坚昆”、“契骨”、“黠戛斯”、“吉利吉思”、“布鲁特”等。从20 世纪初的中华民国开始，分居在两国的同一民族分别被称作“吉尔吉斯”和“柯尔克孜”，同一民族便有了不同的音译名称。作为中亚地区重要的跨国民族之一，柯尔克孜族不仅是我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第四大民族，也是“一带一路”在中亚地区的核心地带吉尔吉斯斯坦的主体民族。我国唯一一个柯尔克孜族自治州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与吉尔吉斯斯坦拥有一千一百多公里的边界线，而且有两个国家一级口岸。由于吉尔吉斯斯坦极其重要的地缘环境，其在我国“一带一路”宏观倡议构想中的重要性可想而知。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从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国际环境、民族关系等方面协调两国的各种关系，是我们面临的重要课题。文化作为精神的纽带，在跨界而居的柯尔克孜（吉尔吉斯）交流互动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被称为民族魂的《玛纳斯》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至关重要，必将为“团结互信、平等互利、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丝路精神注入活力，在两国的互动交流中发挥引领和推动作用。本文即致力于讨论我国和吉尔吉斯斯坦两国之间有关《玛纳斯》史诗的互动和交流，为我国学界展示一个可资借鉴的文化交流新视角。
    作为柯尔克孜族的民族魂，史诗《玛纳斯》不仅是柯尔克孜（吉尔吉斯）民族口头传统独一无二的纪念碑，也是千百年来集体智慧和文化表达的结晶。在长期的发展和变迁中，柯尔克孜族民众始终将《玛纳斯》这一文化创举与民族的历史记忆密切联系在一起，不断丰富，不断加工，口耳相传，代代相继，使之日臻完善，最终发展成一种篇幅宏大、内涵深刻、技艺精湛的口头艺术。这首先应归功于柯尔克孜族的民间口头文学天才“玛纳斯奇”①。他们不仅创造了这一史诗传统，而且一代一代加以承继，不断将自己的新发现、新收获融入其中，使之不断得以丰富和扩展。正是他们承前启后的付出和恪守，才使这一史诗传统经受住了漫长岁月的磨砺和沧海桑田的巨变，一步步走向柯尔克孜族民间文化艺术的高峰。
    《玛纳斯》史诗除了广泛流布在我国柯尔克孜族民间外，在中亚的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阿富汗等国也有流传。史诗从19 世纪开始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并不断得到搜集、记录和研究，到20 世纪已经发展出一个国际性的学科──“玛纳斯学”。玛纳斯学大致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史诗的调查、搜集和记录，史诗文本的编辑、校勘和出版（包括各种文字的译本）及史诗所有相关问题的综合研究（涉及文本、内容、形式、口头诗学、语言、哲学、美学及其思想史和文化价值等）。各国学者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努力，在上述几个方面均取得很大的业绩。19 世纪至今，不仅多次展开了各种规模的田野搜集和采录，还刊布了多种《玛纳斯》史诗变体异文及文本翻译资料，也有大量的研究著述产出，使玛纳斯学已经成为国际人文学术的一门显学，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
    一、早期的民族志调查实践与史诗资料的建档和刊布 
    早在数百年前，史籍中就留下了有关《玛纳斯》史诗的记载。15 至16 世纪之间，生活在中亚地区的吉尔吉斯学者塞伊夫丁·依本·大毛拉·夏赫·阿帕孜·阿克色肯特（Saif ad－din ibndamylla Shah Abbas Aksikent）与其子努尔穆哈买特（Nurmuhammed）一同用波斯文撰写了《史集》（Majmu Atut－Tabarih）［1］一书，其中记载了玛纳斯及其盟友抗击卡勒马克入侵者的事迹。尽管记载的内容非常简单，并没有显示出史诗宏大的气势和高超的艺术魅力，但通过其中的述略，也能大致梳理出记录资料与史诗传统文本之间的渊源关系。［2］虽然这一史书性质的资料记载了史诗的相关内容，但与我国和中亚各国之间的《玛纳斯》史诗交流并未产生任何关联。直到19 世纪下半叶，中亚和我国之间的《玛纳斯》史诗互动和交流才真正拉开了序幕：哈萨克裔俄罗斯军官乔坎·瓦利哈诺夫（Chokan Chingisovich Valikhanov）②和德裔俄国学者瓦西里·拉德洛夫（Vasily Vasilievich Radlov）③这两位民族志学家先后分别在中亚吉尔吉斯斯坦和我国的喀什、伊犁、特克斯等地区开展了若干次人类学调查，进而将他们搜集到的《玛纳斯》史诗文本刊布于世。由此，这一流传千年的口头史诗开始为世人所知晓，并逐步引起西方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因此，从发端上看，无论是回溯《玛纳斯》的学术史，还是纵观中国和中亚各国的《玛纳斯》史诗交流史，上述两位学者的早期探索，都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瓦利哈诺夫于1856 年所记录的《玛纳斯》史诗传统章节之一“阔阔托依的祭典”之文本无疑是史诗到目前为止已知的最早的记录文本。根据相关研究资料，瓦利哈诺夫无疑是在吉尔吉斯斯坦伊塞克湖边考察时记录下了史诗的上述章节。［3］他于1854 年至1857 年受俄国地理学会的委派在我国喀什、伊犁、特克斯等南北疆各地开展了多次调查，搜集了大量的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资料，而很大一部分都是柯尔克孜族的史诗、神话、歌谣、民间部落谱系等资料。这些资料后来被先后编入其《柯尔克孜族、哈萨克族神话传说》、《吉尔吉斯（柯尔克孜）部落谱系》、《伊塞克湖日志》、《准噶尔游记》等著作中。当然，在这些资料中，《玛纳斯》史诗传统章节“阔阔托依的祭典”最引人关注，也曾在世界范围内得到研究。［4］
    除了瓦利哈诺夫之外，拉德洛夫无疑是19 世纪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之间《玛纳斯》史诗交流的关键人物。他被公认是19 世纪世界《玛纳斯》和突厥语民族民间文学和史诗研究的奠基者。［5］他在1866－1896 这十年间所搜集编纂的十卷本“突厥语文学的典范”（Specimens of Turkic Literature）丛书堪称是突厥语民族民间文学的集大成之作，弥足珍贵，至今仍被各国学者广为参证和引用。④该著由俄国科学院在圣彼德堡出版，其中收录了柯尔克孜（吉尔吉斯）族、哈萨克族、南西伯利亚突厥语族诸民族、阿尔泰语系诸语族以及我国维吾尔族的史诗、民间故事和歌谣资料。
    在拉德洛夫所搜集、编选出版的这一套丛书中，收有他于1862 年在我国新疆北部特克斯地区和1868 年在吉尔吉斯斯坦的伊塞克湖西部及楚河地区搜集的重要资料，其中有关柯尔克孜族（吉尔吉斯人）史诗《玛纳斯》和其他史诗资料的汇编本第五卷，可谓最引人注目，尤其对后世史诗及民间文学研究者产生了广泛影响。这个卷本包括史诗第一部《玛纳斯》、第二部《塞麦台》、第三部《塞依台克》等的主要传统章节，于1885 年先在圣彼德堡出版了俄文本，后又由他本人亲自翻译成德文，在德国莱比锡出版。［6］书中收入的有关《玛纳斯》史诗的资料共计12,454 行，其中《玛纳斯》第一部9449 行，其余的3005 行为史诗第二部和第三部的内容。除此之外，此卷本还收有另两部柯尔克孜（吉尔吉斯）传统史诗《交老依汗》和《艾尔托什图克》。
    拉德洛夫所刊布的资料以其系统性和完整性，从刊布之日起就成为西方学者了解和研究《玛纳斯》最重要的资料。英国剑桥大学教授诺拉·察德维克（Nora K. Chadwick）［7］、英国牛津大学教授亚瑟·哈图（Arthur. T. Hatto）［8］、前苏联文艺理论家维克托尔·日尔蒙斯基（Victor M. Zhirmunsky）［9］、德国波恩大学教授卡尔·赖希尔（Karl Reichl）［10］等一大批知名学者曾对这一文本进行过系统研究。值得一提的是，拉德洛夫为这一卷本撰写的长篇序言，对西方古典学者和其他史诗学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甚至对国际民俗学研究新方法、新理论的形成也有推动作用。就20 世纪民俗学三大学派之一的“口头程式理论”而言，其两位创立者──美国学者帕里（Milman Parry）和洛德（Albert B. Lord）——就曾深受拉德洛夫及其民族志报告的启发。［11］英国的《玛纳斯》史诗专家哈图先后将拉德洛夫和瓦利哈诺夫分别搜集的文本翻译成英文出版，并对《玛纳斯》史诗进行了长期的研究。1977 年，他将瓦利哈诺夫搜集的文本译成英文，并附以原文的国际音标转写出版。［12］1990 年，他又以《拉德洛夫搜集的〈玛纳斯〉》为名翻译出版了拉德洛夫搜集文本的英文译本，［13］内容包括文本英译文、原文的拉丁转写和详细的注释，堪称20 世纪西方《玛纳斯》史诗研究的标志性成果。
    显而易见，上述两位学者先后在我国和中亚地区开展田野调查，堪称《玛纳斯》史诗搜集研究的先驱，他们的研究工作在国际学术界也产生了很大影响。需要说明的是，他们所搜集的资料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从我国新疆柯尔克孜族民间搜集的资料。也就是说，我国和中亚各国（包括俄罗斯和前苏联）之间《玛纳斯》史诗文化的交流早在19 世纪下半叶就已经非常活跃，并且取得了显著成绩。
    任何文化交流活动都不是单向的。拉德洛夫和瓦利哈诺夫当年从中亚地区跨境进入我国新疆开展调查，搜集到大量民族志资料。而出生于我国阿合奇县的跨世纪国宝级《玛纳斯》演唱大师居素普·玛玛依（Jusup Mamay，1918－2014）的哥哥巴勒瓦伊·玛玛依（Balbay Mamay，1892－1939）也是一位《玛纳斯》搜集者和演唱家。他曾以商人的身份多次前往中亚各地搜集有关《玛纳斯》史诗的资料，而他从国内外玛纳斯奇口中搜集的资料，后来也成了居素普·玛玛依经典唱本的主要资料来源之一。［14］近代以来，除了巴勒瓦伊·玛玛依之外，我国和吉尔吉斯斯坦在《玛纳斯》史诗的交流方面还有多位热衷于搜集柯尔克孜民间文化的人士也起了很大作用。毫无疑问，这种跨越国界的交流不仅促进了两国《玛纳斯》传统的彼此交融影响和共同发展，而且对史诗歌手玛纳斯奇们切磋交流史诗演唱经验，共同提高史诗演唱水平也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二、玛纳斯奇：史诗传统互动交流的重要纽带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战乱频繁，社会动荡，沙俄不断向中亚及新疆派出军事人员滋生事端，清朝政府则无暇顾及边界安危，疏于管理。清政府对于柯尔克孜族聚居区数千公里的边境线松散的边界管控给生活在边境地区的两国山地牧民的自由走动提供比较宽松的活动空间，因此，较之上述人类学调查，民间文化交流，尤其是玛纳斯奇等民间艺人之间的交流更为普遍。习惯于游走民间的史诗歌手玛纳斯奇们，跨越边界进行学习、交流和切磋，在民众中演唱和传播《玛纳斯》史诗变成了常态。根据田野调查资料，我国20 世纪上半叶最著名的两位玛纳斯奇，即阿合奇县的居素普阿昆·阿帕依（Jusupakun Apay，？－1920）和乌恰县的艾什玛特·满别特居素普（Eshmat Manbetjusup，1880－1963）都曾先后跨越天山前往吉尔吉斯斯坦的纳伦及伊塞克湖地区，寻访当地的著名玛纳斯奇学习史诗演唱技艺，并最终投奔大名鼎鼎的《玛纳斯》演唱大师特尼别克·贾皮（Tinibek Japey，1846－1902），相继拜他为师，跟随他学习《玛纳斯》史诗，成为同门师兄弟。［15］特尼别克·贾皮不仅是19 世纪的一位天才的大师级玛纳斯奇，常常游走民间为听众演唱史诗，而且是承前启后、提携后辈的玛纳斯奇典范。关于他的史诗演唱、培养提携后生的事迹以及他学唱《玛纳斯》史诗的神奇经历早已通过民间传说广为流传。作为一名跨世纪的史诗歌手和20 世纪很多玛纳斯奇的启蒙导师，他对《玛纳斯》史诗的跨界传承、流传和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除了我国上述两位20 世纪的大师级玛纳斯奇之外，吉尔吉斯斯坦20 世纪的萨恩拜·奥诺孜巴科夫（Sagenbay Orozbakov，1867－1930）、托果洛乎·莫鲁朵（Togolok Moldo，1860－1942）等一大批史诗演唱大师也都出自他的门下。从已知资料看，史诗歌手即玛纳斯奇之间的这种民间跨国互动交往不仅源远流长，而且在19 世纪末20 世纪初曾一度达到高潮，两国玛纳斯奇之间出现了频繁互动、相互切磋交流、共同提高的良好局面。我国的居素普阿昆·阿帕依、艾什玛特·满别特居素普等《玛纳斯》演唱大师以及吉国20 世纪的萨恩拜·奥诺孜巴科夫，特尼别克·贾皮的儿子、著名玛纳斯奇阿克坦·特尼别克（Aktan Tinibek，1887－1951）⑤（下文有论述）等玛纳斯奇们，都是这种文化交流的经历者、参与者和推动者。这些玛纳斯奇都曾有过跨界演唱史诗的经历。尤其是传奇大玛纳斯奇特尼别克·贾皮，像一条纽带把中吉两国19 和20 两个世纪的最杰出的玛纳斯奇们的史诗演唱传统联系在一起。
    值得述及的是，在中吉两国之间的《玛纳斯》史诗交流中具有重大影响的另一位民间艺人是跨世纪传奇玛纳斯奇阿克勒别克（Akilbek）⑥。在19 至20 世纪之交，他曾是许多玛纳斯奇的启蒙导师，其中吉尔吉斯斯坦20 世纪的大玛纳斯奇萨雅克拜·卡卡拉耶夫（Sayakbay Karalayev，1894－1971）⑦和我国北疆特克斯的著名玛纳斯奇萨特瓦勒德·阿勒（Satibaldi Ali，1933－2007）⑧都曾受到他的影响。［16］根据萨雅克拜·卡卡拉耶夫的回忆，阿克勒别克是一位传统歌手，也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大玛纳斯奇，能够激情澎湃地连续演唱数昼夜，声音洪亮，声情并茂，对听众产生强烈的感染力。［17］据有关资料，阿克勒别克也曾于1916 年中亚战乱时随逃亡民众来到我国伊犁地区特克斯县阔克铁力克乡，在那里一直待到1922 年才返回吉尔吉斯斯坦。［18］他在民众中间演唱《玛纳斯》史诗的情景至今还有人津津乐道。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近、现代我国与吉尔吉斯斯坦之间的《玛纳斯》文化交流可以说深受国际政治大环境的影响，并随国际政治环境的变化而不断起伏。20 世纪初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让一心扩张、独霸中亚的沙俄政府陷入战争的泥潭，人员财物匮乏，开始在中亚地区搜刮民财并大肆征兵扩军。这件事情很快激起了民愤，数世纪以来就经过无数次反抗，终因势力薄弱而被迫接受沙俄统治，长期以来对沙俄的残酷统治深恶痛绝的中亚柯尔克孜（吉尔吉斯）族人民在1916 年发起了一场反对沙俄统治的大规模暴动。这场暴动最终被沙俄通过强力军事手段残酷镇压，造成了中亚吉尔吉斯斯坦的大恐慌和大逃亡。大量的难民纷纷逃离家园，离开故土，其中很大一部分从不同的山隘关口逃亡至中国境内避难。也正是在这次大逃亡中，有很多民间艺人随逃亡大军来到我国境内，在那里暂时落脚，与当地民间艺人们产生了比较广泛的交流。其中，《玛纳斯》史诗歌手之间的交流最为显著，在民间最具影响力。
    20 世纪上半叶，吉尔吉斯斯坦的大玛纳斯奇萨恩拜·奥诺孜巴科夫也曾带着家人随逃亡人员来到我国的阿合奇县哈拉奇乡，在那里度过了一段难忘的岁月。这位知名玛纳斯奇到来的消息，立刻在当地民众间传开。于是，1917 年春天，当地德高望重的阿合奇县哈拉奇乡地方官吏阿尔孜汗比（Arzikanbi）召集众人，推选评委，宰杀壮马肥羊，在草原上特意为来自吉尔吉斯斯坦的萨恩拜·奥诺孜巴科夫和当地著名的玛纳斯奇居素普阿昆·阿帕依这两位名扬四方的大玛纳斯奇举办了一场影响深远的《玛纳斯》演唱竞赛活动。按照当时评委们商定的竞赛规则，首先由一位歌手演唱史诗的某一个传统章节，然后由另外一名歌手从对方演唱停止的地方接续演唱。当时，为了尊重远方客人和礼貌起见，评委们先请吉尔吉斯斯坦来的萨恩拜·奥诺孜巴科夫从史诗的传统章节“英雄的远征”开始演唱，等他演唱停止后再让中国的玛纳斯奇居素普阿昆·阿帕依接上后面的内容继续演唱。然后，又倒过来让居素普阿昆·阿帕依重唱前者演唱过的内容，等他停下来之后再让对方接续下去。据说这次演唱活动所演唱的内容虽然只是《玛纳斯》史诗的一个传统诗章，却整整延续了两天两夜。［19］演唱竞赛活动结束后，两位玛纳斯奇得到了在场者的一致好评，无论评委还是听众都对他们的史诗演唱技艺赞不绝口、敬佩不已。
    《玛纳斯》史诗的这次演唱竞赛活动不仅为听众展示了两国史诗歌手的超凡才能，为两位玛纳斯奇提供了一次难得的交流经验、切磋提高和展示才艺的机会，在两国之间谱写了《玛纳斯》史诗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并且为早已功成名就的两位玛纳斯奇带来了更广泛的知名度，当然，还为作为听众在场聆听演唱的其他年轻玛纳斯奇们提供了一次难得的学习观摩机会，为他们树立了榜样。［20］
    20 世纪初，中吉两国玛纳斯奇之间的互动成为两国《玛纳斯》史诗交流的一道靓丽风景线。除了上述多位玛纳斯奇外，还有一位来自吉国的玛纳斯奇，对我国《玛纳斯》史诗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他便是我们前面提及的吉国著名玛纳斯奇特尼别克（Tinibek）的儿子，后来也成为著名玛纳斯奇的阿克坦·特尼别克（Aktan Tinibek）。为了躲避战乱，他曾于20 世纪第一个十年带着自己的妹妹提列巴勒德（Tilebaldi）来到我国境内的阿合奇县哈拉奇乡，并很快与《玛纳斯》演唱大师居素普·玛玛依的哥哥——民间文学搜集家巴勒瓦伊相识，他们还曾一度骑马并肩同行游走各方，彼此切磋交流史诗演唱技艺。后来，阿克坦返回吉尔吉斯斯坦，但把自己的妹妹嫁给了当地一位牧民，阿合奇县著名玛纳斯奇穆塔里甫·库尔满阿勒（Mutalip Kurmanakun，1945－2013）便是他的外甥。穆塔里甫·库尔满阿勒是在母亲和当地《玛纳斯》史诗文化氛围的熏陶下成为一名成熟的玛纳斯奇的，其史诗演唱深受居素普·玛玛依的影响，声情并茂，独具特色，在当地很有影响。穆塔里甫·库尔满阿勒直到2013 年去世前，还活跃于民间，以自己独特的史诗演唱技艺赢得了群众的喜爱。《玛纳斯》史诗是以口头形式传承的英雄史诗，因此，歌手在其传承过程中担负着不可替代的重要责任，充当着其中最重要的角色。
    纵观历史，从20 世纪初一直到21 世纪，中吉两国民间史诗歌手之间的互动交往早已经在两国人民之间架起了友谊的桥梁，为两国的《玛纳斯》发展产生了巨大作用，而且这种互动和交往不仅通过个体行为得到了体现，也在政府间引导的层面上不断得到推进。比如2015年11 月27－28 日，由新疆文联民间文艺家协会举办的中吉两国“《玛纳斯》国际演唱会暨保护论坛”对两国年轻史诗歌手之间的对话和切磋交流提供了绝好的平台。在这次《玛纳斯》史诗演唱竞赛活动中，两国最具实力的新一代玛纳斯奇同台竞艺，充分展示了进入21 世纪的《玛纳斯》口头传统的鲜活魅力，也昭示了两国在《玛纳斯》史诗活形态传承方面的巨大动力。
     三、跨世纪的民间文化交流使者：居素普·玛玛依 
    从20 世纪后半叶到21 世纪初，在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的《玛纳斯》文化交流中，有一个人的名字是绝对不能忽视的，那就是曾被国内外学术界誉为“当代荷马”，我国的《玛纳斯》演唱大师居素普·玛玛依。他于2014 年96 岁高龄时仙逝，生前是我国柯尔克孜族文化的象征和一面旗帜，为我国多民族文化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在我国文化艺术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评价。他1980 年当选为新疆文联副主席，1997 年至2011年连续两次当选为新疆文联第六届、第七届名誉主席，还从20 世纪80 年代到20 世纪末一直担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协常委，并曾当选中国文联主席团成员、中国文联委员及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常务理事等。1985 年，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他“在新疆工作三十年荣誉勋章”。1995 年，他荣获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的“在新疆的四十年建设做出贡献”奖章。他还曾获得国务院特殊津贴、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山花奖”终身成就奖、新疆“天山文艺奖”贡献奖、中国民族图书奖一等奖等多个国家级省部级奖项，并受到国家民委、文化部的多次表彰。我国民间文学泰斗钟敬文先生赞誉他是我国的“国宝”。他生前曾多次得到我国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各级党政领导长期以来一直对他的工作、生活及身体状况无比关心。2011 年4 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春贤曾亲自到他家里探望，并对他的贡献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老人去世之后，张春贤书记还委托前去赴丧的自治区有关领导表达了对老人逝世的哀悼之情。居素普·玛玛依一直都是中国少数民族史诗学界和民间文化学界的不可替代的标杆式人物，也是我国各民族民间文艺工作者学习的榜样。
    我国的《玛纳斯》史诗抢救、搜集、整理、研究起始于20 世纪60 年代初。尽管起步较晚，但是在各级党政部门的大力支持下，经过各民族学者数十年的努力，我国的《玛纳斯》史诗学迅速崛起和发展，已经在国际史诗学界占据了重要位置，甚至开始逐步引领这一学科的总体研究方向，主导话语权。除了已经搜集、整理、入档的八十多位歌手演唱的数百万行的各种资料外，居素普·玛玛依唱本八部23 万行，乌恰县的玛纳斯奇艾什马特以及北疆特克斯县玛纳斯奇萨特瓦勒德的唱本独具特色，而且已经有文本出版。［21］尤其是居素普·玛玛依演唱的文本在内容的系统性、结构的完整性和语言的艺术性方面堪称一流，令世人赞叹，让学界称奇。这个文本的柯尔克孜文本八部18 卷，汉译文版第一部《玛纳斯》、第二部《赛麦台》、第三部《赛依铁克》，第一部维吾尔文、哈萨克文、德文、英文和日文版，也分别在国内外出版，引起国际学界的极大关注，大大提升了我国《玛纳斯》史诗的国际影响力。
    从20 世纪90 年代开始，我国的《玛纳斯》研究迅猛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1990年12 月，在乌鲁木齐召开的首届全国《玛纳斯》研讨会揭开了我国《玛纳斯》研究的大幕。至今，我国已经先后组织召开了各种规模的《玛纳斯》史诗国内国际学术研讨会十余次，⑨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大大提高了我国《玛纳斯》学的国际地位。在学术研究方面还出现了郎樱的《〈玛纳斯〉论》，陶阳的《英雄史诗〈玛纳斯〉调查采录集》，阿地里·居玛吐尔地的《〈玛纳斯〉史诗歌手研究》，曼拜特·吐尔地的《〈玛纳斯〉的多种异文及其说唱艺术》，阿地里·居玛吐尔地和托汗·依萨克合著的《〈玛纳斯〉演唱大师居素普·玛玛依评传》，马克来克·奥穆尔拜的《玛纳斯的智慧》，托汗·依萨克的《中国柯尔克孜族〈赛麦台〉史诗的内容及结构特征》等学术研究成果，堪称是中国《玛纳斯》学的标志性成果。关于我国《玛纳斯》史诗工作的成就，上述多位学者已有论述，在此不必赘述。［22］
    20 世纪90 年代，在我国与吉尔吉斯斯坦之间开展的《玛纳斯》史诗互动交流，从民间自发步入正式的双边交往活动中，其间史诗演唱大师居素普·玛玛依的作用和贡献最为突出。应该说，他正是这一发展过程最重要的见证者、参与者和推动者。居素普·玛玛依曾先后三次访问吉尔吉斯斯坦，每一次访问都在吉国产生轰动，在吉尔吉斯坦他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他第一次访问吉尔吉斯斯坦是苏联时期。1989 年6 月，应吉尔吉斯斯坦世界级大作家艾特玛托夫的邀请，第一次访问吉尔吉斯斯坦。1992 年10 月，应吉尔吉斯斯坦文化部的邀请，第一次前往独立的吉尔吉斯斯坦进行访问，并参加吉国著名玛纳斯奇萨恩拜·奥诺孜巴科夫诞辰125 周年活动。1995 年8 月，应时任吉国总统的阿斯卡尔·阿卡耶夫的邀请，前往吉国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参与组织的《玛纳斯》史诗千年纪念活动。居素普·玛玛依的这三次访问在吉国掀起了中国《玛纳斯》史诗的热潮，他自然也成了新闻媒体追踪报道的热点，为我国《玛纳斯》史诗在该国的宣传普及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不仅提高了我国《玛纳斯》史诗在吉国的知名度，而且还积极宣传了我国党和政府长期以来对《玛纳斯》等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工作的极大重视，也从另一方面宣传了我国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在吉国民众中间进一步提升了两国之间的友谊。
    由于居素普·玛玛依在《玛纳斯》史诗传承与保护方面的重大成就，他曾先后获得吉国首脑及民间团体授予的各种荣誉。1995 年，吉尔吉斯斯坦时任总统阿斯卡尔·阿卡耶夫授予他《玛纳斯》纯金质纪念勋章。1997 年，又授予他“吉尔吉斯人民演员”勋章和证书。2014 年，就在他去世之前，他又被吉尔吉斯斯坦现任总统阿勒马兹别克·阿坦巴耶夫授予“吉尔吉斯坦人民英雄”称号和象征吉尔吉斯斯坦最高荣誉的纯金白鹰勋章。此前，吉国总统就曾签署总统令，要求吉国文化研究部门和学者大力开展对居素普·玛玛依《玛纳斯》唱本以及他本人的研究。为此，吉尔吉斯斯坦国家遗产保护基金会从2014 年开始每年在吉尔吉斯斯坦不同地区组织召开专题国际学术研讨会来纪念这位伟大的史诗演唱大师，已连续举办三年。2014年6 月1 日，吉国政府还专门派出代表团到阿合奇县居素普·玛玛依的葬礼上向老人郑重告别，并表达了吉国人民对老人的敬仰和爱戴，以及对老人逝世的哀悼之情。
    值得一提的是，在对居素普·玛玛依大师的演唱文本的搜集、翻译、研究过程中，中吉两国学者之间的交流也不断走向深入。除了上述各种学术活动外，我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得到吉尔吉斯斯坦学术界的充分认可，并在该国学术界产生了极大的反响，老中青三代学者也已成为国际《玛纳斯》学研究格局中的中流砥柱。比如，我国《玛纳斯》学者胡振华、郎樱、托汗·依萨克等人分别获得吉国总统或民间团体颁发的“《玛纳斯》三级勋章”、“达纳克尔友谊勋章”和“阿依阔勒玛纳斯勋章”等；阿地里·居玛吐尔地、托汗·依萨克、曼拜特·吐尔地、马克来克·玉麦尔拜等本民族学者的《玛纳斯》研究专著在吉国出版，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力；阿地里·居玛吐尔地和马克来克·玉麦尔拜还担任吉国重要学术刊物《玛纳斯时空》的编委，等等。这一切都说明，随着两国学术交流与合作的不断展开，我国学者的学术影响力正不断提升，在国际《玛纳斯》学这一领域开始引导学术对话。
      四、小 结 
    2009 年和2013 年，中国申报的《玛纳斯》和吉尔吉斯斯坦申报的“吉尔吉斯史诗三部曲：《玛纳斯》、《赛麦台》和《赛依台克》”先后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为两国共同保护这一彼此共享的史诗传统开启了新的历史篇章。在我国政府的“一带一路”发展倡议的大格局下，《玛纳斯》史诗以其深厚的民众文化根基和底蕴，必将在“一带一路”倡议中发挥特殊的文化交流作用。“一带一路”的建设不仅会给沿线各国人民带来经济的大繁荣，同样会带来文化的大繁荣，为子孙后代创造出巨大的经济文化财富。回顾过去，展望未来，20 世纪我国与中亚各国（包括俄罗斯和前苏联）之间的《玛纳斯》史诗文化交流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也是国际《玛纳斯》学需要认真总结的一段学术史。我们相信，在进入21 世纪的今天，尤其是依托我国大力推动的“一带一路”倡议，我国与中亚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正在走向一个崭新的阶段，而《玛纳斯》的传承、保护和研究，在跨界民族的文化共享和国际交流语境中也将拓出更大的发展空间。
          注 释： 
    ① 玛纳斯奇指以专门演唱英雄史诗《玛纳斯》为职业的民间艺人，即史诗演述人。
    ②乔坎·瓦利哈诺夫（1835－1865），哈萨克裔俄国军官、民族志学家。他曾于1856 年、1857 年间数次对吉尔吉斯斯坦的伊塞克湖周边地区和我国的喀什、伊犁、特克斯地区进行科学考察，并第一次搜集记录了《玛纳斯》史诗的重要传统章节之一“阔阔托依的祭典”（K觟k觟t觟ydün ashi），共计3251 行。
    ③ 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拉德洛夫（1837－1918），德裔俄国民族志学家，德文姓名为弗里德里希·威廉·拉德洛夫（Friedrich Wilhelm Radloff）。他曾于1862 年和1869 年在中亚吉尔吉斯地区进行了卓有成效的人类学田野调查，记录了《玛纳斯》史诗第一部比较完整的文本以及这部史诗第二部和第三部的部分章节共计12,454 行，并于1885 年在圣彼德堡把这个文本编入自己的系列丛书“北方诸突厥语民族民间文学典范”第五卷（《论卡拉─柯尔克孜（吉尔吉斯）的方言》，Der Dialect Der Kara－Kirgisen）。他在此卷前言中对于玛纳斯奇的演唱以及表演史诗现场的描写评述，对于玛纳斯奇用现成的“公用段落”创编史诗的讨论以及对柯尔克孜族史诗歌手与荷马的比较研究，引起了西方古典学家以及“荷马问题”专家的极大关注，并对后来影响国际民俗学界的“口头程式理论”（又译作帕里─洛德理论）起到了很大的启发作用。
    ④ 实际上丛书前七卷为拉德洛夫本人编纂，各卷分别为：第一卷《阿尔泰诸民族的方言》，1866 年；第二卷《阿巴坎（哈卡斯）方言》，1868 年；第三卷《哈萨克方言》，1870 年；第四卷《巴垃宾、鞑靼（塔塔尔）、塔布勒和土满塔塔尔方言》，1872 年；第五卷《卡拉柯尔克孜（吉尔吉斯）方言》，1885 年；第六卷《塔兰齐（维吾尔族）方言》，1886 年；第七卷《克里米亚突厥民族的方言》，1896 年。其余三卷则由其弟子们编纂，具体为：第八卷《奥斯曼突厥语民族卷》，由库诺斯（I. Kunos）搜集并翻译成德文，1899 年；第九卷《乌梁海、阿巴坎鞑靼（塔塔尔）等南西伯利亚民族卷》，由卡塔诺夫（N. F. Katanov）搜集并翻译成俄文，1907 年；第十卷《噶高斯卷》，由莫什考夫（V.Moshkov）搜集并翻译成俄文，1904 年。
    ⑤ 阿克坦·特尼别克是20 世纪上半叶吉尔吉斯斯坦著名史诗歌手。他不仅继承父亲的遗愿，学会了演唱《玛纳斯》史诗第一、第二部的一些重要传统章节，而且还是一位著名的民间音乐家、即兴诗人，同时还能够演唱《艾尔塔布勒德》等其他一些柯尔克孜族民间史诗。
    ⑥ 其具体生卒年不详。
    ⑦ 萨雅克拜·卡卡拉耶夫是吉尔吉斯斯坦20 世纪最伟大的玛纳斯奇之一，他所演唱《玛纳斯》史诗资料包括史诗第一部《玛纳斯》、第二部《赛麦台》、第三部《赛依铁克》、第四部《凯南》及第五部《阿勒穆萨热克和库南萨热克》等，共计500,553 行，超过了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总和的20 倍。此外，他演唱的《艾尔托什图克》等多部传统英雄史诗也已出版。
    ⑧ 萨特瓦勒德·阿勒是我国新疆北部特克斯县的著名玛纳斯奇，他的演唱内容主要包括英雄玛纳斯七代祖先的故事，2010 年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
    ⑨ 主要有：1990 年12 月25－28 日，中国史诗《玛纳斯》国内首届学术研讨会，乌鲁木齐；1994 年9 月26－29 日，“中国首届《玛纳斯》史诗国际学术研讨会”，乌鲁木齐；2005 年10 月26－27 日，“柯尔克孜族英雄史诗《玛纳斯》国际学术研讨会”，阿图什；2012 年11 月13－14 日，“中国·新疆·克孜勒苏玛纳斯论坛”，阿图什；2014 年10 月26－27 日，“柯尔克孜族百科全书《玛纳斯》综合研究（13＆ZD144）史诗歌手研讨会”，北京；2014年11 月27－28 日，“《玛纳斯》国际演唱会暨保护论坛”，乌鲁木齐；2015 年10 月25－26 日，“《玛纳斯》史诗与柯尔克孜族民俗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乌鲁木齐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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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有关这一次演唱竞赛活动，参见:居素普·玛玛依.我是怎样开始演唱《玛纳斯》史诗的[C].玛纳斯论文集（1），柯尔克孜文，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1:39.
    [20]托汗·依萨克，阿地里·居玛吐尔地.杰出的玛纳斯奇居素普·玛玛依[M].吉尔吉斯文，比什凯克：Print Express 出版社，2014.65.84；《阿拉套》杂志社编.杰出的玛纳斯奇萨恩拜[M].吉尔吉斯文，比什凯克，1992.136.
    [21]居素普·玛玛依.玛纳斯[M].1－8 部，18 卷，柯尔克孜文，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4－1995；居素普·玛玛依.玛纳斯[M].两卷本，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5；居素普·玛玛依演唱.玛纳斯[M].第一部4 卷，阿地里·居玛吐尔地翻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9；艾什玛特.赛麦台[M].柯尔克孜文，克孜勒苏：克孜勒苏柯尔克孜文出版社，2003；萨特瓦勒德·阿勒.玛纳斯的祖先[M].柯尔克孜文，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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