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有温州，西有河州 （费孝通） 
    ——题记
    温州商业，搞大搞强走向了世界；河州民贸，史有传统，推至内外时代之需且具可能。商贸通达，文化相跟随，交往、交流，和谐交融。此乃平等互化（transculturation），无弱肉强食之同化。这是丝路经验与精神的史证。既含空间概念（地缘、地名），也涵人的因素（族群、传统之兼容）。
    临夏，历史上一度是以“旱码头”、“茶马贸易”而驰名的高原名城——枹罕、河州。近看，因其地位于历代游牧与农耕族群间的邻里相连，而“得地势之形胜”；仰望，更连地缘丝路古道，在一体神州大地上为生存、生息，需商贸始交往，故显“河州”之地“犹有河湟可下鞭”（杜牧诗句）之认同。这是中华历见不鲜的存在、接续。由此，关于河州任何内外报道、著述，在一带一路和西部大开发牵动民族关系大互动之当今，尤其更引发出东西南北各路方方面面无尽兴趣。史在鉴今，中华文明之宝贵史迹资源，须审视，需总结，新时代，担当与使命的机遇。
    这是一本内容和深度尚存空间，却也值得问世的书，尤其适时于中国西北地区。
    这是一本分量并不算重，但也非轻而易举之作。因为之前里外条件都得期待，不经怀胎十月一定难以成形，所以腹稿酝酿到孕育起步都甚早，最近也历两代人的悉心张罗，这还不算举意在内的真正更早首代人的“向往”。那个年代高挂的是“青天白日满地红”，光天化日不打灯笼却不见天地人，想有个“中国是大家，别分你我他”的盼望，也不过是一种永等不来的善良“念想”。那时源于帝制后的“民国”，历史出现拐点：门外列强要瓜分；门里家国出“总裁”，便从“天子”到独裁，只认“黄帝子孙”，带反“犭”旁群体，不享“民国”之“国民”自由。“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幸甚，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博大精深！当今呢，“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这已经无需多嘴便明白，反正由昔至今总有人不让中国人圆一个自己梦！但是，仅中华而言，“河湟”之地也罢，“河州”之人也罢，其根，皆乃“在河之洲”人也。大家都是黄河母亲的儿女，千真万确的史传，使“中国梦”谁也无法撼动！中国史的特色，非专修，必糊涂一世！不伪也。
    这样说来，这书是一本有用的书。其用处一在，它除1949 年前官史里凤毛麟角的点滴采用外，全书内容基本多为现场亲临调查所得，口述者都可作为其中所述当地庶民的“见证”，或听证人，或自然传承人。内容具真实性。其用处二在，作者系当地人，不仅就是那时那个“八坊人”的后代，还是当地之前俗语所言“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回回家的女性！作者的这个身份，按当年社会记忆一项，就有点不言而喻的意思了。好在，她不无视“他者的视阈”。那就看好她如何来说吧。专业训练使笔者从自我的狭隘“死胡同”里迈力走到开阔的他者心灵高地。其用处三在，这些叙说，在今天当地人，甚至当地其他民族读者看来，不一定会发现特令人惊讶莫名的“内幕”、“爆料”和“亮点”。即便真如此，对更广大的域外读者言，那就不同了，最少会让他们惊喜：哇，原来这样！当年怎会冒出那么多的匪夷所思和猜测呢？真是吃饱撑得慌吗？——此一时，彼一时也。这就是历史地看问题的观点。
    别忘当初，历时存有不解，“误读”、“误解”、“误会”，久了就为成见，成见不解，积非成是。失去互信（mutual trust），难免猜测……
    是的，时间、过程、人——不同阶段我们演绎出了一出出的悲、喜史剧。其中，就有文化差异而造成的误解。故此现有跨文化交流之必要，也有“交流”补课的需求。
    当年“误解”竟因“故事”发端 
    中国现代著名诗人卞之琳有首代表作《断章》，被学林之士公认是现代诗歌中不朽之作。如下：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如果说，《断章》是作者把现实生活里体现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人与人之间常态互动（外显于对方行为上，内隐本体感觉里）的一瞬动态组合，如此这般诗情画意地道出了他内心的自我感受；那么，这首《断章》却也生动地给人类学者们的视角，勾勒出人的“自我”与“他者”角色或视域不同关系的警示。人与人、“群”与“群”之间不同牵连、相异视角，对一物一事的认知、认同、感受是不全能相合的，然而这确是日常生活里往往司空见惯确也有别的生存现象。
    本书作者Dr.马东平是回回人，乃出身于大西北赫赫有名的河州回族女性。
    其导师的我又乃宁夏人氏。宁夏在行政区划上正式成为一个省始于1929 年，即民国时期。我就是宁夏省省会银川市的回回人。
    然而早时，即上世纪40 年代，提起“宁夏人”所指有二：其一是指称省会银川人（书面“省垣”谓之）；银川，也被俗称为“河西”（以黄河分视），相对把原吴忠堡（镇）地区俗称为“河东”。“我是宁夏人”——和“我是银川人”，“我是河西人”，在某种语境下的百姓口语里，等同一个意思。其根源与历史进程里归属上，总游动于方位或今行政区划属某些地区之间不无关系。“宁夏”地名上普遍附注上其它正式新意，实乃上世纪之中期以后才形成的事情。事实上“宁夏人”（银川人、西海固人）如同“河州人”一样，并不专指“回族人”。历史以降，宁夏、河州本就是一个“移民之地”。倒是全国各地城市回族人往昔多聚于“东关”（如西宁）、“南关”（如银川）、金城关（如兰州）等地关外。后，才逐渐可进入城内居住。这一开端，还是仰仗了孙中山先生那场“不彻底”革命的恩泽。
    “回回人”——上文里这个词，是我脱口而出的词语。有时我们也说“我是老回回”。这样自称，在我们心理上没有谦称、贬义、自我揶揄之意；这也从被迫脱离中国母体差不多一个半世纪流落中亚（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地）、现被他称为“东干人”的口语称谓里得到了时与空间的证实（因为他们就自称是“中原人”、“老回回”；从不自称“东干人”）。
    这里要说的是在汉语口语里，往常我们（主要指社会大众）几乎没有口口声声都要自称“回族人”这种咬文嚼字式的“正规”说法（不排除个别精英小众，在特定场合中有此表述的讲究）。但请留意，这绝非指回回人没有族群认同意识。相反，在回回民众心里，不仅对自己的族属，而且对清季之后“中华民族”同样有着早已至深的认同。这里只是想说一个历史以降的真实和社会语言学的一点常识而已。“认同”是一个反映在心理、情感上的同义；并非都以不分时代、文野、语境、书面－口语等特征的“族”、“民族”几个专门书面词语来足证。如同“他是藏人”就等于当前“他是藏族人”的同义语（这与日常口语里说“我是蒙古人，我夫人是汉人。”一样。没用“族”、“民族”，并没含有轻视、蔑视的意思；同样也不存在什么“民族主义”意识的反映）初识互相介绍时，往往是以家乡地名而表属性：“我是山东人”等等。不幸的是，不知出于语文素质缺失？或所谓学术研讨中，必须总逃不脱“肤浅”或“形式主义”的嫌疑，从中搞文字游戏，天下本无事，却煞有介事地制造、附会所谓“敏感”、“重大”性，实质上乃非科学地夸大、人为强化了“民族”即“族群”的身份边界；更“搅和”了研讨的主题；“逼迫”人们不得不面对现实而无法避开这个啰哩啰嗦的时代话语：以僵硬套话形式促使母语（此处自然指汉语）表述的格式化。而另一方面，对于学术的一般基础性研究或积累，如“民族志”、“民俗志”或地方志的继承、补缺、撰写的失修，却无动于衷。以致有些本乃“小小不言”的伪问题的“问题”（例如回回人、或穆斯林习惯上不吃猪肉）的所谓“问题”，记忆里从清末直到晚近以来，以此造成“事端”，“教案”；甚至在那次“动乱”期间，个别地方出现以行政强制性民众养猪，以区分“革命性”、“进步性”、无“地方主义”、无“狭隘民族主义”表现的乱象。给本来“各行个事，互不干涉”的和谐社会、建设大业上，添乱、折腾等故作“庄严”地加入人为色彩，酿成没事找事的恶果而不悟。
    故事是说，解放前由于统治甘青宁等地军阀是马步芳、马鸿逵家族，他们是甘肃临夏地方出生的回回人，在民间流传的关于他的一些欺上压下（或无知、愚昧）的传言故事或民众“段子”，多是用模仿或夸张性地河湟方言土语、脏话表述。所以被演绎、抹黑、丑化，是出于包括回回人在内百姓们的一种喜、恶的民意表达（带有民意倾向色彩，如同百姓把蒋××蔑称为“×干头”；蒋的口头禅“娘jp”等都看作社会语言口语的一种普同现象；对山东、山西军阀韩复渠、阎锡山等也存类似情形）。从社会史角度看，这并非含有全民族、或某地区性文化边界的用意；总体上是一种社会性文明程度不足但似“情理”中的时世常态。
    同此理。史籍中有“甘肃回族，是以河州（地缘）为总汇之区”的记述。并没有以河州汉语方言和服饰代表中国整体回族人文化的意思或“功能”。可是，在某些个别地方媒体，时不时在表述西北地方马家军阀家族事项时，时有把地方军阀队伍，描绘成整体回族民间装饰和形象。须知，这是一种事实上表现出把国民党反动派西北军阀队伍形象与回族民众装饰习俗混为一谈的粗暴而无知的做法。国民党中央军或各系军阀部队，大多数士兵是从各地方穷苦汉族百姓中征兵的，其装备，从不会混为以汉服等来描绘的问题；百姓也不会幼稚地把某某党反动派的部队，都认为是汉人的军队。晚近之前，个别媒体偶尔有此表现，当属个别人的谬误，不应看作是官方某行政部门的正规表述。
    上述日常生活中，人们在汉语口语表述里，涉及到“地方性知识”；或者“民族文化知识”之间，有些“边界”上的混淆。这种不清晰或不明确，有时因为在一定现场，当面可以澄清、解释，一般不会产生误会、误解；但如果变成文字、书面，甚至在传媒上表述，却往往产生误解，误读，甚至酿成不易消除的“成见”。因此共和国成立后，早在50 年代有关部门就对带有歧视性的汉语词汇中地名、族名、称谓等明文规定禁用。同时，由于时代变迁，人们思想、认识上的进步，文化素质和文明程度的提高，在叙述、表达上有了更精细、准确的要求，比如在当今，就不会有“满清”（并非指清朝仅系满族的清朝），“蒙元”（非指“元朝”仅属蒙古族，而是既指蒙古帝国；又指元朝）、“蛮子”“回子”“番子”“鞑子”等等不确、歧视性的这类认识或表述。但实际上出于各种原因作祟，或社会教育缺失，媒体不严谨、犯糊涂，少知识的情形还是偶有所见的；但实事求是说，常常也并非“故意”、“别有用心”之类。
    凡此等等都提醒我们，在举国人民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当今，我们越是要维护国内各兄弟民族之间亲密无间的团结。这就需要对56 个兄弟民族的优秀文化有更进一步的了解、理解和容纳。跨文化的交流、交际和交融，更显迫切和需求。
    自然，在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里，内外故事，也总是层出不穷。
    河州“八坊”：“迷魂阵”？ 
    八坊：大旮巷、小南巷、坝口巷、沙尕楞巷、石桥巷、铁家寺巷、细巷等十三巷。说到底，是在一个特定历史阶段里，特定群体为生存、经营、居住的需求，却又受到各种客观因素制约条件下而形成的居住分布格局。一言以蔽之，不过如同北京的“胡同”，上海的“里弄”，西北小城镇的巷道之类罢了。但是，现实生活里总是有故事的。上世纪50 年代里，我的一位出生于临夏同专业非同班的大学同学，我们年龄相仿，感情甚笃，无话不说。经常相互忘记对方是另一民族之人，原因是他来自临夏，常常用一口河州方言为我们讲有关地方军阀的段子，让同学们前俯后仰地捧腹不止。他又十分了解回民生活习惯，和我们一同上学校回民食堂用餐。暑假后他问我：想不想和他去河州他家去观光游玩？我自然迫不及待地道出作为宁夏人的长期向往：“当然，那用说嘛，还特别想浪浪八坊呀”。没设想他竟然不假思索地连连摇头：“不行，那可不行！”为啥呀？我惊异地反问，他还放低声神秘兮兮地靠近耳朵告诉我，八坊呀，那可不能随便进去哩，进去就出不来了，都说像迷魂阵呢！除非是他们自己的人才能识路，走出来！
    我愕然得张大了嘴巴……。铁哥儿们间的“敏感”惊醒了我，我第一次清楚地意识到他是河州人，但又是那里的汉人，我们之间仍是存有“差别”，即“历史的误会”。
    风雨几十年，倏尔至今。原来所谓河州“八坊”者，不过旧时一城镇自然形成之窄狭巷道。回回在经过社会化重构族群过程中，出于其时历史、政治、及至文化等，尤其共同语言（汉语）的因素，与其他兄弟民族都不同，唯依主流形成“大分散小聚集”的居住格局。地位变迁，不言而喻，这一居住格局只能是一种“封闭式文化”。文化不交流，还需“封闭”，怎不令族外人联想、猜测？又怎能又不引起“误解”和“误会”？！当然，若按一般生活逻辑追根溯源，“封闭”之因何来？“设防”源头何在？仅因生活习惯不同，就不能绝对散居、杂居吗？自然非此。
    放在如今，这还是一个问题吗？倘若有人硬是这样“猜测”、或“敏感”，无论自我，还是他者，怕非“心怀叵测”、也是“头脑进水”？反正绝非一个“时代矫情”之嫌……。
    原来如此，但故事总要讲下去 
    关于北京胡同及其文化之争，自新中国定都北京之后，便在新旧审美、价值观以及“现代化”等误解因素作用下，早已如同欧亚先行者当年曾有过一遭那样，“可以理解”地重复登场；而改革发展之后，属往昔物质文化之类的“存”与“留”之争，至今仍存不绝于耳之势。但这里似乎仅有新旧之议，不存在“内幕”之猜。这与“河州八坊”内幕真相之探，内容与意义还不完全相同。其实，我们的“神秘”，在历史上，那时曾有不虚。今天呢，时代与进步则发挥了“不攻自破”的功能。河州八坊的“谜底”早已大白于天下。河州当地回汉民众长期互谅相帮的事实，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时间帮了人们大忙，从文明古国历史的角度和当代讲效率看，纵然偶因干扰而代价大了点也罢。改革开放之初，旅游业大兴，千百年闭关锁国一朝洞开，缺乏知识，手忙脚乱，自不待言。牵扯利害，无可适从，遂有“白天看庙晚上睡觉”之情状。“庙”即可看，寺、庙、观、堂亦然。但“庙会”法事常为节令定期为之；而清真寺每天都有宗教活动。旅客好奇围观与信土静心修行如何协调？就成了非问题的其时“事端”。属民间群体清真寺乏术，有的只好“闭关锁寺”了之。须知，闭关自守，最终有损的是自己。人家不知你寺里在搞何种“名堂”，只能臆测枉猜；你如何又能融入社会，让更多民众理解？经验是：走向“极端”吃苦在己，终不可取也。
    时代，让我们都懂得了：文化需积淀，文明需传承；文化之间要沟通，文化仍要多样性。如同先贤之于我们，我们为后代也要留点心；又鉴于历史有时还会出现惊人之相似，拒绝所有遗忘也并不都属宽容与否，也存不合理之举。于是把“秘”打开后放下，以备今后考查也属需要一项。
    好在这本书里从文献记载的利用到当今临场现状，作者都在线亲临记载、有所描述。
    究竟大家庭里，文化之间存在不存在、或应不应该存在，抑或在哪些方面合理存在仅属个人“边界”？这是可以探讨和共同研究的问题。若哥弟都系一个爸妈，大哥喜吃米，让不让小弟爱吃面？川人的“麻辣烫”何止传遍全国，早已成为世界各地唐人街的热卖。新疆的“馕”流行到内地广受各族青睐，还为此物专创一个《七言杂字》和《说文解字》里都没有的“馕”字；乌鲁木齐已出现了馕的中国品牌和公司。兰州的牛肉拉面，全国知名，难道还存有抢市场的“阴谋”之嫌？凡此种种新景象，犹如某地方人喜吃青蛙（田鸡之谓）；有地方人竟然要吃猴头（富豪摆阔之宴）。还有人要保护“宠物”，有地方人却专吃狗肉而热衷。如不违法、有失公德，无存与中华优秀传统相悖的“伤风败俗”或纯属个人生活习性之类的合法之举，都按中华“文化”规律以待之；当今中国各地方、各地区之间，由于交通通畅，通讯传媒发达，促进了信息交流和物运之快捷。随之而来的是方言土语和地方性知识中不利快速交流的成分日益隐退。但另一方面，中国向来存在有“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的社会文化特征史。在汉语越来越深入形成全国各族民众间交流的唯一而“国语”地位的事实存在，反映在日常世俗生活习惯方面的“边界”差异，从来都是各行其是，互不干涉，没有造成过群体性“文化异同”的纠结、纠纷和郁闷。更何况兄弟民族同胞越来越多自由地流动于祖国各地，交融的程度越来越高，文化共同性自然形成了主流文化的绝对“主流”地位。既无“狭隘”地方性的封闭保守残余的“大气候”；更不存在“心惊肉跳”的“垄断”之说的耸人听闻。安享太平而“麻木不仁”乃愚呆之徒；但无事生非，造谣生事，干扰祖国大业者，虽以极左语言当“马甲”，使用文化装扮，也非什么难辨的好鸟！
    这样说来，请您闲时看看河州回回女博士写的这本书，是自我表述的一点诉求；也是力争他者角度的“文化自觉”。当然更是意在诚挚求正，虚心讨教贤达诸君，只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2016/7 月－2017/7 月
    写于金城龙尾山下沙痕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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