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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的”标准的提出，是在全球化语境中，对文学艺术自身发展规律的必要守护，是对全球各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的切实尊重。 文学批评在整个文学活动过程中，是推动文学接受与文学自身发展的重要环节。要进行文学批评，就要有批评的标准。但所有从事文艺批评的人都会认为，这个标准是难以确定的，作品不同，标准自然不同。批评家在进行批评时，或从艺术入手，或从内容切题，虽然千变万化、随意为之，但又能得心应手，将作品的某一方面或几个方面的创作得失分析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 其实，正如我们对美的感受与把握能够使我们在不断的美的体验与愉悦中提升到美的理性层面一样，对文艺作品的批评与评价也可以在丰富多彩的批评手段与批评内容背后，找到从事批评的一些共同准则。恩格斯在《卡尔·格律恩〈从人的观点论歌德〉》（1847年）和《致斐迪南·拉萨尔》（1859年）两文中，都提到对作家或作品的评价要用“美学的历史的”观点，而且认为这种观点与“用道德的、政治的、或人的尺度来衡量”不同，这是“非常高的、即最高的标准”。恩格斯提出的“美学的历史的”评价标准非常概括，而且在一定高度上为人们从事文艺批评找到了准绳，有着广泛的试用性与理论价值，在今天也仍然是我们从事文艺批评的重要法则。 不过，随着社会生活的不断丰富与艺术的不断发展，尤其是在后工业化时代，在“全球化”思潮的语境中，当下文艺问题批评又面临诸多新问题，也要有更为具体的标准，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特殊的语境中更是如此。因而，本文认为，除了继续坚持“美学的历史的”批评标准外，还应该重视另一个标准，即“民族的”标准。因为世界经济市场的日益融合，交通工具的飞速发展，电信媒介与网络高速路的快速建设，已经将世界各民族强制性地卷入这个“全球”体系当中。现在几乎没有哪一个事件是专属于某一民族的，发生在世界各地的哪怕是最偏远地方的任何一个事件也从未像今天这样受到全世界的关注。这样，“民族的”既已经仿佛要慢慢消亡而成为“世界的”，同时，“民族的”又好像要焕发青春去赢得更多的风头，无论是民族文化或是民族事件都是如此。今天“民族”问题与理论已经成为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研究的重点之一。 经济全球化的确造成了世界各民族的劳动产品在相互交往中成为全世界共同的产品，而后现代思潮下的“民族想象”理论，也使“民族”几乎“被消亡”，那些过去属于“民族”群体的个别特点似乎随之自行消解。然而，事实似乎并不是这样。我们看到，斯大林所认为的形成民族的几个条件——“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并没有改变，民族并没有消亡。不仅没有消亡，而且在席卷世界的“全球化”过程中，人们越来越多地看到民族间的文化冲突日益尖锐，对地域性的破坏与摧毁，也正引起各国知识界、政府机构、民族问题研究者的加倍重视。今天，地域性的政治文化结盟组织的日益增多与文化人类学研究的持续升温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同时，经济的“全球化”虽然有利于市场经济的深化与生产的良性发展，有利于推动社会进步，然而，文化与文学艺术的“全球化”，如果不是仅仅指其产品或作品的被广泛传播，那么这种“全球化”的实现就必然是对文化或文学艺术本身的一种宰割，是不利于文学艺术的进步与健康发展的。当然，从文化艺术全球化需要的必然条件看，这种全球化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其原因不仅仅在于各民族地域间的语言差异与不同，更在于各民族在各自不同的历史演进中，所形成的各具差异性的民族习惯、民族情感、民族心理、民族文化、政治意识以及不同的民族思维方式等，这些都将成为文化全球化不可攀越的高墙壁垒。因此，今天如果不能在“全球化”潮流中保持一种冷静而理性的态度，一相情愿地将各种问题，尤其是文化、艺术、民族等一起装到“全球化”这个框子里，违背事实而臆造出一些所谓的“理论”，替“全球化”呐喊助威，这将注定是行不通的。 另外，中国在经济上属于发展中国家，同时中国又有着悠久的文明历史和丰富的传统文化，因此，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尊重与守护自己的民族立场与尊严就尤为重要。一国之文学乃一国之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诸因素的综合反映，如此，中国之文学的民族属性就应该成为我国文学创作与评价的重要标尺。中华民族是伟大的，又是多灾多难的，既有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时代的辉煌，又有鸦片战争以来所遭受的屈辱，以及今天我们正奋力实现民族复兴的远大理想。文学作为所有这些历史事实的记录者和重要载体，它是展示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的重要形式，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恩格斯的“美学的历史的”批评原则基础上加上“民族的”标准，就既是时代的必然要求，也是现实的客观需要。或许可以这样说，“民族的”标准成为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在中国的“当代性”和“现实性”标准。 这里还需指出的是，“民族的”标准的提出，并不是为了对抗经济“全球化”潮流可能给文学艺术等精神文化领域带来的冲击，而是在全球化语境中，对文学艺术自身发展规律的必要守护，是对全球各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的切实尊重。另外，“历史的”、“美学的”、“民族的”标准是统一而相互补充的。“历史的美学的”标准是文学批评的普遍性标准，而“民族的”标准则是文学批评的当代标准，是特殊性标准。这种普遍性与特殊性标准在当下文学批评中的共同使用，不仅有利于呼唤艺术成就高而又拥靠历史的优秀作品的出现，同时也有利于使那些正在遭受经济“全球化”疯狂整合与吞没的民族性、区域性的文学艺术得到保护，为它们的发展赢得尊重与支持，从而也为文学艺术本身和人类未来，留下更多纯净多样而又富有生命质感的精神资源。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丁国旗 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