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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卫拉特史诗传统现状 就口头传统而言，艺人的状况决定该传统的命运。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采访江格尔奇，记录他们记忆中的《江格尔》史诗的工作在新疆全面开始展开。虽然起步很晚，但是力度很大。那时的新疆卫拉特史诗传统虽与解放初期或解放前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但比现在还是好了许多。至少，那时候还有按照传统方式涌现出来的一批江格尔奇。人们还能采访冉皮勒、普尔布加甫、普尔拜、门图库尔、哈尔察嘎、瓦其尔、宾拜、卡纳拉等数十名较成熟的江格尔奇。其中不乏有名的艺人。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期，新疆卫拉特地区发现的江格尔奇人数达到106位之多，他们少则能演唱一部，多则能演唱20多部不等。 但是，时至今日，如果排除了非传统方式新产生的江格尔奇，106位传统江格尔奇这个数字已经锐减到目前的不到两位数。可见这个传统的衰落程度。不过，我们还不必为此感到特别的沮丧。毕竟，我们还在保持着活的史诗传统，尽管它如何的衰落。我们还有一些传统艺人还能为我们表演，还能为下一代传授技艺。例如，著名江格尔奇朱乃在指导几个徒弟：确岱、瑟尔琴（女）以及两个孙子——尼玛和图尔巴特尔。还有，当地政府部门已经开始采取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措施，史诗传统被列为重点保护对象。 目前健在的老艺人已经寥寥无几，其中最著名和迄今演唱部数最多的江格尔奇是加甫·朱乃。朱乃于丙寅年（1926）出生在新疆和布克赛尔中旗的加甫家。朱乃的祖父叫额尔赫太，是个很有名的江格尔奇。王爷非常赏识他的演唱。加甫继承了父辈演唱《江格尔》的才华，也成为一名优秀的《江格尔》史诗演唱歌手。不仅如此，他还能歌善舞、善于言辞，担任王爷的松奇（礼仪官），得到王爷的宠爱。于是奥尔洛郭加甫王把亲妹妹布雅下嫁给加甫。朱乃出生在这样的家庭，因为条件好，7岁被送到王爷的文书乌里吉图千户长那里学习文化，直到他14岁。乌里吉图家当时收藏着手抄本《江格尔》，而且胡里巴尔·巴雅尔、夏拉·那生等一些著名的江格尔奇又常来演唱，少年朱乃得到了其他人难于获得的学习演唱《江格尔》的机会。他天生聪明好学，肯下功夫，虚心学习，喜欢包括《江格尔》在内所有史诗及民间口头传统。凭自己的天赋，通过自己的努力，他终于掌握了《江格尔》史诗的26部长诗，成为名副其实的江格尔奇。 目前，朱乃会演唱《江格尔》26部长诗。其中向胡里巴尔·巴雅尔学的有《江格尔与汗哈冉贵激战之部》、《英雄和顺·乌兰征服色乃汗之部》等5部；向父亲加甫学的有《洪古尔的婚事之部》等部；阅读手抄本学会的有8部；另外向柯克·衮尊等江格尔奇学的几部。他还演唱了《格斯尔》、《汗哈冉贵》等其他多部英雄史诗以及很多民歌、祝词赞词等。 朱乃是一位为今天的人们传授《江格尔》部数最多的卓有贡献的江格尔奇。因此，他曾多次获得新疆维吾尔自治党委、文化厅、文联等部门的表彰；1989年9月，文化部召开表彰大会，表彰他在史诗《江格尔》演唱、抢救工作中的突出贡献。1998年，由中国《江格尔》研究学会授予他“功勋江格尔奇”荣誉称号。 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目前有几位江格尔奇，其中博尔塔拉市的贤吉米德和巴岱算是传统途径产生的江格尔奇。贤吉米德的父亲叫楠滋德，属兔，新察哈尔巴嘎库克旗人，1915年生，曾入伍参加过著名的“三区革命”，1947年回到家乡，1991年76岁逝世，母亲名叫恰合拉。贤吉米德1937年生，属虎，从8～13岁期间在博尔塔拉蒙古小学读过小学。从16岁开始参加生产劳动。当时，与他一起劳动的人当中有著名江格尔奇普尔布加甫。他是在与著名江格尔奇普尔布加甫一起劳动时学唱《江格尔》的。他学会演唱3部。其中有《江格尔序章》、《奥特根乌兰洪古尔之部》、《哈图哈尔桑萨尔之部》。在60～70年代，禁止《江格尔》演唱。但有时候普尔布加甫到山上牧民家，牧民们就请他演唱《江格尔》，把蒙古包的门关紧，并烧香祈佛。贤吉米德对笔者说，正是那时跟着普尔布加甫学习演唱的。普尔布加甫演唱6部《江格尔》，其中自己只学会了上述3部。听过《洪古尔之子和顺乌兰之部》，但不会演唱，这件事情上不能撒谎。的确，在他的演唱中普尔布加甫的影子隐约可见。开始演唱的第一句便是用普尔布加甫惯用的开场白。 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博尔塔拉市的江格尔奇巴岱是著名江格尔奇普尔布加甫的儿子。普尔布加甫1923年生于察哈尔新营。1998年78岁逝世。小时候经常听家乡一位叫做宾拜的江格尔奇演唱。由于生性聪明，他记住了其中几部长诗。他会演唱《哈图哈尔桑萨尔之部》、《洪古尔击败库日勒占巴拉汗的儿子之部》、《洪古尔婚事之部》等6部《江格尔》。“普尔布加甫演唱的歌部长诗清洁完整，语言富于形象性，且韵律感强。他的演唱很有特色，开头嗓门高，速度快，接着善于配合情节，变幻高低声音演唱，不同大人物语言有不同音调。他的感情丰富，有时激动得跳起来做多种滑稽动作，在演唱的过程中随时加进一些笑话吸引听众。普尔布加甫掌握了较高的演唱艺术。”[2]我曾于1987年采访过他，当时他给我演唱了《骑山一样的大花马牵山一样的大花狗的昌吉尔查干汗》史诗。他的演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普尔布加甫的演唱风格对博尔塔江格尔奇的影响很深。上述贤吉米德就是其中一例。 巴岱1963年10月11日出生于博尔塔拉市小营盘一大队。8岁到13岁在一大队小学念书。由于母亲患病，为了在医院照顾母亲，小学毕业后他没有继续上中学。母亲名叫西克。他兄弟5个，巴岱排老三。他从小跟着父亲学演唱《江格尔》。当时在村里偶尔有电影看，但没有电视等其他娱乐设施，到了晚上人们悄悄地请他父亲演唱《江格尔》。就在那时，他就开始模仿父亲演唱一些片断。他第一次登台演唱是在1985年。当时在哈日吐鲁克山上祭拜江格尔鄂博，在祭拜仪式上他演唱了《江格尔》一部长诗。不过开始演唱后不久，有一次他从马上摔伤了。父亲请当地一个喇嘛看，喇嘛说，你儿子演唱《江格尔》，因为他年纪还小，以后不能再演唱《江格尔》。于是父亲就不让他再演唱了。但是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父亲又嘱托儿子，一定要把他的《江格尔》演唱传统继续下去。所以巴岱又开始演唱。一般时候没有机会演唱，只是偶尔到别人家婚礼等喜庆场合去演唱。笔者采访他的时候他说，父亲会演唱的长诗自己都能演唱。曲调也是父亲的，故事也是一样。的确，他的演唱风格像他的父亲。但目前只是形似，要做到神似，他还要经过不断的磨炼。 像朱乃、贤吉米德、巴岱等艺人一样以传统方式学唱《江格尔》的艺人还有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艺人李日布、嘎拉桑等。 还有一部分江格尔奇，他们的学艺道路与上述艺人有所不同。这部分江格尔奇的出现，与政府就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而采取的鼓励政策有关。近几年来，随着在我国兴起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热潮，各地方政府纷纷出台了保护当地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政策与措施，其政策内容与方式方法虽然不尽相同，但还是产生了一定的效果。新疆卫拉特史诗流传地带的地方政府也不例外。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重视《江格尔》史诗传承人（即江格尔奇）的培养工作，2006年上半年举办了一期江格尔奇培训班。进入培训班的有5名学员，分别是温泉县的巴拉登苏荣、玛特海，精河县的巴音泰和巴音查干父子俩，博尔塔拉市的巴岱。这次培训班是由州群艺馆组织实施的，为期20天。这5名江格尔奇每人发了一把陶布舒尔琴，并教他们如何使用陶布舒尔琴进行演唱。组织者发给每个艺人三部《江格尔》长诗供他们背诵。[3]与此同时，该州还给那些重点艺人每个月一定的生活费。从2000年开始，在每年的自治州那达慕大会开幕式上都有江格尔奇方队出现，并有表演活动。同时，自治州乌兰牧骑也注意把《江格尔》搬到舞台上，编排演出过有45个人参加的节目。在这样的情况下，有更多的人在加入到习练《江格尔》演唱的行列当中。例如，才仁、诺尔布等是后来加入到《江格尔》演唱者行列的业余爱好者。 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县委县政府也已经决定把《江格尔》作为当地的一项标志性的文化项目来抓，投入相当可观的财政拨款来支持这个项目。他们根据相关的地方风物传说以及历史上《江格尔》在和布克赛尔的流传情况，提出了“和布克赛尔——《江格尔》的故乡”的宣传推广语。该县决定从2006年开始三年内投入1000万元来实施这项计划。该计划包括庞大的内容：建造“江格尔宫”（《江格尔》文化博物馆）、《江格尔》文化广场，建立江格尔奇培训基地，命名“《江格尔》村”等等。2006年4月26日，县政府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签订协议，该县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和布克赛尔《江格尔》田野研究基地”。2006年7月10～12日，还举办了“自治县首届江格尔文化旅游节暨第九届那达慕大会”，主题是宣传《江格尔》、推广《江格尔》，把“和布克赛尔——《江格尔》的故乡”文化品牌打出去。值得一提的是，和布克赛尔县孟根布拉克小学从90年代中期开始一直开展江格尔奇培养工作，到目前为止已经培养了18名小江格尔奇。分别是：巴图那生（这是著名江格尔奇宾拜的孙子）、普尔布加甫、太平、乌·道尔加拉、拉希苏伦、那木达克、杜古尔加甫、纳德米德、道布登、确加甫、策·道尔加拉、曹德孟、才仁达喜、达·道尔加拉、图鲁木杰、吉亚图、李加拉、那木苏荣。其中，普尔布加甫和太平于2006年高中毕业，分别考上了大学。在采访中他们表示，学习演唱《江格尔》，对他们的学习功课产生了积极影响，对磨练记忆力、加强作文能力帮助很大。 上述种种情况，无论是政府行为还是民间行为，都是在保护《江格尔》史诗传统方面的新举措。换一个角度说，这是《江格尔》流传过程中出现的新事物、新动向。作为蒙古卫拉特口头传统和民俗的研究者，应高度重视和跟踪研究这些新事物、新动向。至于那些措施究竟对于卫拉特史诗传统的保护产生何等作用，能不能让濒临消亡威胁的传统能够死而复生，目前还不是做出判断的时候。 以《江格尔》为中心的发展态势 根据笔者在新疆卫拉特地区进行的田野调查和其他学者在该地区做的田野调查，在新疆卫拉特地区，实际上没有一个我们现在普遍使用的指称史诗体裁的叫做tuuli的名称。有些地方用tuuli这个名词指称谜语。[4]在新疆卫拉特地区，用“江格尔”一词指称史诗体裁的居多。因此，在新疆卫拉特地区，“江格尔”一词有广义和狭义的两种意义。在广义上，表示一般的史诗概念；而在狭义上，专指系列史诗《江格尔》。例如，1978年仁钦道尔吉教授采访巴音郭楞州的著名史诗艺人额仁策时，作为“江格尔”，额仁策演唱了三部史诗：《那仁汗传》、《钢哈日特伯赫》以及《额尔古因古南哈日》。这一现象特别值得我们注意。因为我觉得，这一现象不仅反映了《江格尔》史诗与卫拉特其他史诗之间的关系，同时，也反映了《江格尔》在与卫拉特史诗传统中其他史诗的相互关联中形成的过程及其在这一传统中的地位。 （1）《江格尔》与其他史诗 新疆卫拉特蒙古英雄史诗传统中《江格尔》、《格斯尔》、《汗哈冉贵》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这三部史诗也被称为蒙古英雄史诗的“三个高峰”。[5]也就是说，三者构成蒙古族“三大史诗”。这3部史诗都曾经是或者现在仍然是规模宏大的系列史诗集群。新疆卫拉特史诗传统同时拥有这3部史诗，可见它在整个蒙古英雄史诗传统中的地位之极其重要性。如果从中抽取这三部史诗，那卫拉特英雄史诗传统就是残缺不全的，而且是没有核心的传统。 说到新疆卫拉特史诗，人们最先想到的可能是大型系列史诗集群《江格尔》。不为别的，就因为它以中国三大史诗之一而早为世人皆知。为了找到一个便于展开讨论的切入口，我们就直接从人们最熟悉的《江格尔》史诗入手，研究它同新疆卫拉特口头传统中的其他史诗、英雄故事以及其他样式之间的关系，以阐明新疆卫拉特史诗传统的生态特征。主要关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江格尔》与新疆卫拉特口头文学中相同体裁作品，即新疆卫拉特其他英雄史诗之间的关系；《江格尔》与新疆卫拉特口头文学中不同体裁相同题材的作品，即新疆卫拉特英雄故事之间的关系。当然，从一个更广阔的背景上，还应该考虑以下几个问题：从纵向的历史角度，研究《江格尔》史诗所赖以产生、发展的社会历史土壤。英雄史诗是社会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产物。随着它所赖以产生和发展的社会历史土壤的瓦解，英雄史诗必定走向消亡。从载体的角度，研究英雄史诗的创作和传播群，即研究善于演唱的史诗艺人和热心于倾听的史诗听众。由于在传统中随着时间的推移，两者在不断地进行换位，因而他们即是史诗的创作群，又是史诗的传播群。从民俗环境的角度，研究史诗的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然而，从本体的角度考虑，还是首先研究它与口头叙事文学中相同体裁或其他体裁的作品之间形成的纵横交错的、甚至是体裁之间相互转化的关系。在传统中它们的长久存在方式，是抽象的故事。以这样的方式长期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故事，仅仅在艺人进行演唱时，以一瞬即逝的声音形式获得短暂的物质表现。仅仅在现代技术条件下，在艺人的一次演唱中被连续唱出的语言符号才成为一个物化的文本形态并有可能永久地被固定和保存下来，成为可供人们不受时间、地点等条件的限制而进行阅读、欣赏和研究的对象。所以，我们的研究，主要依据这类物化形态的文本。[6] 《江格尔》是一个系列史诗集群。其这一总体结构特征，最早由著名蒙古学家符拉基米尔佐夫发现。后来，仁钦道尔吉教授把句法结构分析模型运用到史诗结构分析中，提出《江格尔》史诗具有并列复合型结构特征。所谓并列，就是《江格尔》各个篇章之间没有故事情节上的连贯性，各个篇章在结构上都具有完整独立的特征。所谓复合，就是指由于《江格尔》史诗各篇章中存在着形成这些篇章共同特征的一些因素，以这些因素作为联系的纽带，各个篇章呈现出复合性特征。作为各个篇章之联系纽带的因素是：1）以阿尔泰山为中心的宝木巴国；2）以江格尔及其十二位勇士为主的宝木巴国勇士集团。这两个因素也是衡量一部史诗是不是属于《江格尔》史诗系列之一个篇章的显著标志。 那么，系列史诗集群《江格尔》是如何形成的呢？ 在《江格尔》研究史上，系列史诗《江格尔》的形成问题似乎总是与该史诗集群的形成时代问题捆绑在一起讨论的。并且，关于形成时代问题的认识、观点相差甚远，众说纷纭。首先一点，有很多人没有认清《江格尔》的系列史诗结构特征，在长篇史诗这种认识基础上探讨《江格尔》及其形成时代，是难于获得比较客观的认识的。其次，忽略《江格尔》的口头性，将口传史诗视如书面文学，从中寻找支持自己观点的点滴证据，是难有说服力的。再次，视角不同、方法不同，理论出发点不同，各家观点就难有统一。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点是，要确定口传作品的创作时代，在理论上和操作方法上都存在着相当的难度。因此，我不准备在此涉及《江格尔》的形成年代问题。实际上，形成和形成时代，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形成是一种过程，而形成时代，则是这一过程发生的时间。在这里，我的关注焦点不是其形成时代，而是其形成过程。 尽管学者们关于《江格尔》史诗形成时代问题的讨论在意见和观点上如何千差万别，但是，关于它的形成过程是一个由单一 史诗一步步扩展的过程的认识却是相当统一。我们仅举较有代表性的几种观点。例如，蒙古国学者娜仁图雅提出了《江格尔》史诗形成的四段论，即第一阶段上可能存在过江格尔与蟒古斯斗争的神话传说；第二阶段上可能出现了基于上述神话传说的小型史诗，内容可能是反映英雄江格尔的事迹和他与洪古尔结义的故事；第三阶段上，江格尔成为众勇士的首领和主人，其他勇士为他效劳；第四个阶段上，基于最初不太多的一批长诗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出了拥有数十部长诗的《江格尔》史诗。卡尔梅克学者阿·科契克夫也认为《江格尔》最初是在神话传说和单一主角的故事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布里亚特学者嘎·桑杰耶夫的观点比较有意思。他认为，《江格尔》是在原始史诗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原始史诗有各种各样的人物，在这些人物中，江格尔这个人物应15世纪卫拉特人企图建国的时代要求被突出了出来，成为众勇士的首领，而其他一些史诗则被归并到这一新的组合中，形成了《江格尔》史诗，这些史诗在思想、艺术和结构上的相似性为这种归并过程提供了便利。仁钦道尔吉教授在《江格尔论》中可以说分三章讨论了这个问题。分别是，第七篇《形成条件》、第八篇《发展与变异》、第九篇《情节结构的发展》。《形成条件》中分析了《江格尔》与神话传说、早期英雄史诗的关系，认为《江格尔》与古代关于孤儿的神话传说有渊源关系，并在早期英雄史诗的框架基础上形成。[7]《发展与变异》由三个部分组成：同一部长诗多种异文的出现，新长诗的产生，发展与变异方式。第三个部分尤为重要。在这里，作者概括了《江格尔》发展和变异的几种方式。他认为，《江格尔》的发展和变异是以人物变化和情节变化为基础的。在情节变化方面，概括了三种方式，但这都是一种异文的多个文本内部在情节上发生变异的方式。真正揭开《江格尔》史诗扩展规律的是关于人物变化方面的研究。在人物变化方面，他归纳出了三种方式。首先是正面人物的不断增加，这些人物往往成为新长诗的主人公；其次是人物结构上出现了由同一代人向三代人发展的趋势，并且围绕每一代人又出现了一些新的长诗；再次，增加了不少反面人物，并出现了江格尔的勇士们与他们作斗争的一批长诗。[8] 按照我的理解，上述学者们探讨的都是《江格尔》形成为系列史诗集群的过程，因为口传文学的发展和变异是一个统一的过程，发展中变异，变异中发展，这种螺旋式运动，从一开始就有了，并且延续至今。我们无法区分哪一个是发展过程，而哪一个是变异过程。一切试图揭示某一个大型口传文学作品发展变异历史的努力，终究只能解释该作品现状的形成过程。我们注意到，上述学者在分析《江格尔》史诗发展变化过程时，不约而同地把关注点放在了人物变化上。的确，没有人物就没有故事，人物始终都是叙事文学的中心。艺人按照人物记忆故事，并为每部故事贴上该人物标签。所以，我们看到的所有史诗都以其中出现的某个人物名字来命名。不仅蒙古卫拉特史诗如此，而且突厥语族英雄史诗也如此，甚至世界各民族史诗也都如此。人物不仅成为一部史诗的核心，在长篇史诗和系列史诗的形成过程中人物方面的扩张往往起到决定性作用。增加一个人物，少则增加一个情节，多则增加一个或者更多的故事，也就增加了一部或者更多的长诗。 分析《江格尔》各部长诗，可按照人物把他们归于以下几种： 1）关于江格尔与敌人战斗的故事 2）关于江格尔与各英雄结义的故事 3）关于江格尔的勇士们与形形色色的敌人战斗的故事 4）关于江格尔父辈的故事 5）关于江格尔下一代的故事 6）关于江格尔的勇士的下一代的故事 世上任何事物都要经过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过程。除非承认这些长诗是同时产生，我们便不能怀疑《江格尔》史诗是由最初的关于江格尔的一部史诗发展而来。这是一种假定。这种假定同时也告诉我们，这仅仅是一种假定，现今的人们谁也没听过或见过那些个最初的关于江格尔的史诗。因此也无法判定现有的关于江格尔事迹的史诗与原始的那些长诗有多大的距离。相反，按照口头文学发展变异规律，我们可以肯定不能把现有的关于英雄江格尔的长诗简单地等同于最初的关于江格尔的史诗。那么，在《江格尔》传统中如何给这些长诗定位呢？我认为，尽管发生了多大的变异，甚至经历了多少次被遗忘和再创作，现有的有关江格尔的长诗仍然是卫拉特民间颂唱江格尔故事传统的延续，因此，不妨把它们放在整个《江格尔》史诗系列的中心位置上予以定位。这样，把紧紧围绕江格尔的英雄业绩展开故事的长诗，即前两种故事，可在理论上称之为《江格尔》的基本部分，我们称之为基本型。由于《江格尔》的这部分也经历了扩展再扩展过程，因此，更准确一点讲，可称之为基本扩展型长诗。基本扩展型虽然包括两种故事，如果严格划分的话属于同一种故事。原因是，江格尔结义时大多数情况下还是通过战斗，江格尔的勇士一开始都是他的竞争对手。因此，如同现实世界中没有永恒不变的敌人，也不存在恒定不变的朋友那样，史诗世界里敌人和朋友的角色也总是互相转换。 基本扩张型部分的直接延伸，就是扩展型部分。这里包括第3）、4）、5）、6）种故事。可内分横向扩展和纵向扩展两种情况。第3）种，是江格尔的勇士们的故事。这是《江格尔》史诗的横向扩展。第4）、5）、6）种故事则是把江格尔及其勇士们的故事推向他们前辈和后辈身上的结果。这是《江格尔》史诗的纵向扩展。 《江格尔》史诗基本扩张型长诗和扩张型长诗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各个长诗中均有对宝木巴国以及圣主江格尔及其六千又十二勇士的描绘与赞颂。这也是人们辨别《江格尔》长诗的标志。 在卫拉特史诗传统中，还有一部分史诗处于《江格尔》史诗系列的边缘地带。看起来与该史诗系列处于若即若离的关系。我们称这样的史诗为《江格尔》的边缘型长诗。例如《额日古因古南哈日》、《准布尔达赖汗》等。人们还没有把这类长诗看作是《江格尔》史诗系列中的篇章。这类史诗有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其中出现一位人们心目中传统《江格尔》的主要人物，且人物名字有时候还有一些变异，没有对江格尔的宝木巴国的描绘，六千又十二勇士也不出现。例如，《额日古因古南哈日》史诗是这样的： 从前有一位諾彦，名叫阿拉陶杰-諾彦-江格尔。有一个儿子叫作古南哈日。古南哈日有天夜里睡觉，梦见自己迎娶那仁达赖汗的公主格舒-阿拉坦仙女为妻。为了寻找梦中的姑娘，他拒绝父母的劝阻，跨上骏马，向着那仁达赖汗所在的遥远的地方出发了。他在途中依次遇见铁木尔-杜希勇士和乌伦-索龙嘎勇士，并同他们结为义兄弟，在进入那仁达赖汗的疆土时又依次消灭那仁达赖汗的凶猛的公牛、疯狂的公驼和巨大的猛禽，除掉了前来挑衅的一位勇士，伪装成外貌丑陋的穷小孩模样潜入那仁达赖汗的营地，与前来向他的未婚妻求婚的天神之子铁木尔-布斯展开较量，在射箭、摔跤、赛马三项竞技中均胜出，取回了仙女。然而，当三位勇士回来时，阿拉陶杰-諾彦-江格尔的家乡被一个叫作双胡尔的妖魔劫掠，江格尔被俘。三位勇士前去解救时不幸身亡，古南哈日的儿子、格舒-阿拉坦仙女所生的铁木尔-布赫去把三位勇士复活，铲除了双胡尔妖魔，解救阿拉陶杰-諾彦-江格尔及其人民，江格尔、古南哈日、铁木尔-布赫以及其他勇士们开始过上了幸福的生活。[9] 这部史诗中出现了江格尔，但是他的名字发生了变异，叫做阿拉陶杰-諾彦-江格尔。江格尔的名字在卡尔梅克《江格尔》、新疆卫拉特《江格尔》以及蒙古国卫拉特《江格尔》中有很多种变化，例如阿拉达尔-江格尔、阿拉达尔-諾彦-博格达-江格尔、额真-江格尔、额真-諾彦-江格尔、博格达-江格赖汗等等，仅在卡尔梅克《江格尔》中出现的江格尔的不同称呼就多达127种之多[10]。其中，以阿拉达尔-江格尔、阿拉达尔-博格达-江格尔、阿拉达尔-諾彦-江格尔、额真-博格达-江格尔、额真-諾彦-江格尔的居多。但是，没有出现过阿拉陶杰-諾彦-江格尔这样的称呼。在卡尔梅克《江格尔》和新疆卫拉特《江格尔》中，江格尔儿子叫做古纳罕-乌兰-肖布秀儿、哈日-吉拉干等名字，但不曾叫过古南-哈日。这部史诗中虽然江格尔出场，但是，没有提到江格尔的宝木巴国，也没有提及江格尔的左右手众勇士。因此，还没有人把这部史诗看作《江格尔》的一部长诗。 在另一部史诗《准布尔达赖汗》中，情况也一样。史诗描述了英雄巴扎克-乌兰-洪古尔娶亲的故事： 从前有一位汗叫做准布尔达赖汗，有一个儿子，生来具有不同凡响的表现——他神速长大，出生十天长成十岁的男孩，二十天后长成二十岁的青年。他向父亲要了乘骑的骏马以及男子汉必备的弓箭、利剑等武器。一天夜里，他梦见自己迎娶西北方巴仑台汗的公主巴格巴尔赞丹仙女。于是骑着骏马踏上了寻找梦中的姑娘的征程。路上依次过了山一样巨大的公牛、冰山、毒海三大障碍，终于来到了巴仑台汗的领地。然而，他被巴仑台汗的吞噬人畜的巨大的公驼吞噬掉了。巴仑台汗的巴格巴尔赞丹仙女不顾父汗的禁令，前来解救年轻人。准布尔达赖汗的儿子伪装成相貌丑陋的人来到巴仑台汗的宫帐，那里早已聚集了前来求婚的各路勇士。他变成英俊威武的巴扎克-乌兰-洪古尔，通过赛马、摔跤、射箭三项竞技战胜所有的竞争对手，娶回巴格巴尔赞丹仙女，与父母和家乡父老过上了太平幸福的生活。[11] 这部史诗中的巴扎克-乌兰-洪古尔同人们熟知的《江格尔》中的勇士洪古尔同名。《江格尔》不同长诗中洪古尔的名字总是有不同的变化，例如阿斯尔-乌兰-洪古尔、阿拉克-乌兰-洪古尔、宝木巴的乌兰-洪古尔、珠顿-乌兰-洪古尔、巴扎克-乌兰-洪古尔、杜图-乌兰-洪古尔等等，仅在卡尔梅克《江格尔》各部长诗中，洪古尔的名字就有75种不同的变化。其中，巴扎克-乌兰-洪古尔在不同艺人演唱的16部长中共出现了39次。[12]无论是卡尔梅克《江格尔》，还是新疆卫拉特《江格尔》，都有关于洪古尔结亲的长诗。如果艺人心目中《准布尔达赖汗》史诗中的巴扎克-乌兰-洪古尔与《江格尔》史诗中的巴扎克-乌兰-洪古尔是同一个人物，那么，这部史诗无疑是《洪古尔结亲之部》的又一个异文。的确，该婚姻故事中的洪古尔得到未婚妻救助的情节与《江格尔》中的《洪古尔结亲之部》相像。在新疆卫拉特和卡尔梅克《江格尔》描绘洪古尔结亲的多部长诗中，洪古尔都是两次结亲。在新疆卫拉特长诗中洪古尔的第一次婚姻是不成功的，这桩婚姻是按照喇嘛的旨意，在江格尔的支持下促成的，但是以夫妻感情不和，洪古尔杀妻的悲剧收场。在卡尔梅克长诗中，江格尔虽然为洪古尔提了亲，但洪古尔并没有结婚，未婚妻先同别人结婚，这次娶亲事件以洪古尔在盛怒之下杀死他们的悲剧结束。在新疆江格尔奇李·普尔拜演唱的《洪古尔结亲之部》中，洪古尔在第二次迎亲过程中得到未婚妻的救助。当洪古尔伪装进入未婚妻父汗的宫帐时，遭到大臣们放恶狗咬，这时，未婚妻挺身而出解救了洪古尔。之后洪古尔通过三项竞技比赛战胜竞争者，与自己心爱的姑娘成亲。在卡尔梅克艺人鄂力扬·奥夫拉演唱的《洪古尔结亲之部》中，洪古尔在杀死第一个未婚妻后接着踏上了第二次娶亲的远征。途中他因饥渴，昏倒在隔壁荒野中，未婚妻变作天鹅前来营救了洪古尔。于是洪古尔伪装进入未婚妻父汗的领地，通过男子汉三项竞技战胜竞争对手，迎娶美丽的仙女，回到了宝木巴国。可见，《准布尔达赖汗》中洪古尔的婚姻故事，与卡尔梅克和新疆卫拉特《江格尔》关于洪古尔婚事故事中的第二次婚姻事件很相似。除了得到未婚妻救助情节以外，尚有其它诸如洪古尔在远征途中过毒海、消灭疯狂的公驼、公牛等情节，也与《江格尔》中洪古尔婚事故事的相关情节对应。但是，除了巴扎克-乌兰-洪古尔及其婚事故事以外，该史诗没有《江格尔》史诗的其它特征。《江格尔》中巴扎克-乌兰-洪古尔的父亲是大力士布克-孟根-希格西里克，在《准布尔达赖汗》史诗中洪古尔的父亲却是准布尔达赖汗。《江格尔》中，江格尔以及众勇士都参与了为洪古尔娶亲的事件，但在《准布尔达赖汗》中洪古尔只身一个人前去娶亲。只字不提江格尔和宝木巴国及其众勇士。 对于这部史诗，我们不知道它是利用传统的现成材料被构筑起来的洪古尔的婚事故事呢，还是《江格尔》系列中的洪古尔婚事故事在流传过程中变异成这个样子的。如果是前者，那么它反映了《江格尔》史诗系列在吸收卫拉特其它英雄史诗，在发展中形成的过程。如果是后者，那么它就反映了《江格尔》史诗系列在流传中变异，系列结构逐渐解体的趋向。这就是边缘型长诗存在的重要价值。它们能够让人们看到系列史诗形成或者解体的倾向与过程，虽然判断反映了其中哪一种倾向存在着诸多困难。艺人们演唱一部史诗或者创编一部史诗，都是以该史诗传统的宏观背景作为基础，依靠的都是传统的力量。艺人对传统的驾驭能力、记忆中储存的该传统中实际运用的程式、母题、主题的类型及其实例数量，决定艺人演唱的史诗文本，及其在传统中与其他史诗的互相指涉与关联。显然，《准布尔达赖汗》史诗的演唱者记忆中，对史诗《江格尔》中洪古尔的婚事故事是有所印象的。同时，他还掌握了如何利用传统的套路去演绎一部勇士的婚事故事的经验。于是，我们便从他演唱的这部史诗中，隐约看到了《江格尔》中的洪古尔结亲故事的影子，同时也看到了我们从卫拉特史诗传统中所能看到的婚事故事的一般主题。障碍母题、伪装母题、竞技母题，既是构成该史诗的主要母题，同时，它们不同的排列组合和不同的变化构成传统中大多数的勇士婚事故事。因此，该史诗以这些母题与传统中众多同类的勇士婚事故事相关联，同时，以巴扎克-乌兰-洪古尔这个人物及其婚事故事中的个别情节，同《江格尔》史诗系列中的同类故事产生了关联。 《额日古因古南哈日》史诗也一样。这个史诗以江格尔这个人物同《江格尔》史诗系列发生关联，而且以婚姻主题的表现方式和与征战母题的组合方式，与传统中更多的婚姻加征战型史诗相关联。这两个史诗同《江格尔》史诗系列以及与卫拉特史诗传统中其它史诗的关系，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江格尔》史诗系列同卫拉特史诗传统其它史诗的关系。在两者关联的交叉处，是《额日古因古南哈日》、《准布尔达赖汗》这样的边缘型长诗。 《江格尔》，是卫拉特史诗传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不是独立于卫拉特史诗传统而存在，而是始终以卫拉特史诗传统为依托，并在其中产生、形成并解体和再生的无限循环过程中存在。它与卫拉特史诗传统息息相通，并与她共存亡。不能想象它能够独立于卫拉特史诗传统而传播，更不能想象卫拉特史诗传统消亡的情况下《江格尔》仍能继续以口头方式流传。因为，与其说她是在卫拉特史诗传统中存在，毋宁说她就是卫拉特史诗传统本身。也正因为如此，在新疆卫拉特地区，所有的演唱史诗活动被称为演唱《江格尔》。也就是说，《江格尔》在那里已经成为史诗的代名词。这一点特别重要。这不仅反映了《江格尔》在新疆卫拉特史诗传统中的重要地位，而且可能为《江格尔》系列吸纳传统中的其它史诗继续扩展提供了广泛的空间。有些边缘型长诗的出现，可能也与此有关。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我们在前面提到过：1978年仁钦道尔吉教授采访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和静县巴音布鲁克区艺人额仁策的时候，作为《江格尔》，额仁策演唱了3部史诗，分别是《钢-哈日-特伯赫》、《那仁汗克布恩》以及我们上面分析的《额日古因古南哈日》。从史诗的故事到人物，《钢-哈日-特伯赫》和《那仁汗克布恩》2部史诗与《江格尔》没有关系。由于《额日古因古南哈日》史诗中额日古因古南哈日的父亲是江格尔，我们便有了判定这部史诗为《江格尔》系列的边缘型长诗的理由。并且，这部史诗中的额日古因古南哈日勇士在另一部史诗《钢-哈日-特伯赫》中作为钢-哈日-特伯赫的结义兄长身份出现，因而，从人物之间的关系的角度，《江格尔》史诗系列、《额日古因古南哈日》、《钢-哈日-特伯赫》三者在一个极为浅显的层面上有了一定的联系。[13] 口头诗学视野下，一个传统中的所有史诗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一方面，它们共享着这个传统为史诗艺人编创他们的史诗文本所造就的所有主题、母题和程式，以及故事范式。另一方面，每个史诗艺人演唱一部史诗的时候，都以他之前所积累的史诗所有方面的材料为后盾。也就是说，他每演唱一部史诗，调动脑海中形成为他自己的演唱传统的所有史诗故事模式，以及表现它们所需的各种已经掌握的现成材料。史诗艺人们演唱的史诗之间的联系来自于传统的深处，这是一个无形的强大的力量。尤其是同一个艺人演唱的各个史诗之间的这种深层联系，更加密切，更加明显。然而在民间，像来自传统内部并作用于所有史诗演唱所形成的相互间的联系并不被得到承认。民间认为一部史诗同另一部史诗有关系，绝不指这些史诗如何共享一个传统的故事范式、主题、母题和程式。他们关心的是这部史诗的主要英雄人物同另一部史诗的主要英雄人物之间有没有关系。如果一部史诗中的主要人物在另一部史诗中以反面人物出现，或者一部史诗中的一般人物在另一部史诗中出现，那么，这些史诗之间不会被认为有什么关系。例如，在几乎所有的卫拉特史诗中，都有一个叫做阿克萨哈勒的人，这个人物在史诗中总是以马倌总长出现，但是人们不会因此而认为那些史诗之间有关系。这样的人物还有像腾格里天神之子铁木尔布斯，他总是在勇士婚事故事中以主要竞争者身份出现。还有一个更著名的例子就是汗哈冉贵。汗哈冉贵是著名史诗《汗哈冉贵》的主人公。根据现已掌握的资料和民间的传说，这部史诗过去曾形成过《汗哈冉贵》史诗系列，其规模按照民间传说当有12部之多。从现有的资料判断，这一史诗系列是由一批叙述汗哈冉贵、乌拉岱莫尔根等勇士英雄事迹的长诗构成。但是，目前只有几部长诗流传。其中的主要英雄汗哈冉贵更多的时候在其他史诗中以敌对人物出现。只是这样的史诗不被看作关于汗哈冉贵的史诗。在民间，只有当一部史诗中的主要英雄人物在另一部史诗中同样以主要人物出现时，两者才会被认为是关于同一个人物的史诗。象《江格尔》、《格斯尔》这样的系列史诗集群，就是基于这种认识的基础上形成的。按照这样的认识模式，《额日古因古南哈日》史诗中因出现阿拉图杰诺彦江格尔，它就有可能被吸收到《江格尔》史诗系列中来，而《钢-哈日-特伯赫》史诗中又出现阿拉图杰诺彦江格尔的儿子额日古因古南哈日勇士，因而它也与《江格尔》史诗有了关系。 （2）《江格尔》与英雄故事 《江格尔》与卫拉特英雄故事之间也存在相互转换的现象。英雄史诗和英雄故事本是两种体裁。但是在《江格尔》史诗系列的周围，还有一些英雄故事与之关系特别密切。如果不考虑体裁因素，按其讲述的内容，完全可以把它们归入《江格尔》史诗系列。这是一个关系到民间口头创作文体理论的重要问题。 《老洪古尔》是新疆乌苏县达赖·奥其尔加甫演述的英雄故事。这部故事讲：从前，有一位汗叫做布尔罕诺彦江格尔（其他地方还叫博格达诺彦江格尔）。夫人叫做阿拜格日勒哈敦。一夜，梦见哈奇尔哈布哈的儿子哈日特伯赫前来劫掠他的国家。召集众勇士商讨破敌之策，众人一致推荐老洪古尔能够降伏这强大的敌人。江格尔派人去叫洪古尔来，遭洪古尔拒绝。江格尔亲自前去请洪古尔，洪古尔这才动身。洪古尔到了哈日特伯赫那里，用伪装和变幻术深入敌巢，杀死哈日特伯赫，征服了哈日特伯赫的国家。[14] 在《江格尔》史诗系列中我们还没有发现有相同故事的长诗。这个故事具备了除了文体以外《江格尔》史诗的其他主要特征：江格尔、阿拜格日勒哈敦、洪古尔等人物，以及故事中时而出现的关于洪古尔的固定程式，这种程式是《江格尔》中频繁出现的。可以肯定地说，《江格尔》中曾经有过叙述洪古尔同哈奇尔哈布哈的儿子哈日特伯赫战斗的长诗。一部英雄史诗在民间同时还以英雄故事的形式流传，这并不是新鲜事。下面的英雄故事就是一个例子。 《洪古尔与库日勒赞巴拉汗战斗》故事讲：很久以前，江格尔和库日勒赞巴拉汗进行过一场较量，谁也没能打败对手，打了一个平手，并且拜为义兄弟。很久以后的一天，库日勒赞巴拉汗向夫人叙说这段往事的时候儿子听见了，不听父亲的劝告，执意要报仇雪恨。于是，他偷走了江格尔的坐骑和萨力恒塔巴克勇士。洪古尔随后来到库日勒赞巴拉汗那里，伪装进入戒备森严的营地，探明江格尔的坐骑和萨力恒塔巴克勇士被关押的地方，与敌人展开激烈的战斗。萨力恒塔巴克勇士听到洪古尔的怒吼声，江格尔的坐骑听到洪古尔坐骑的嘶鸣声，各自踢破关押他们的三层铁牢出来助战，打败了敌人。[15] 在史诗《江格尔》中有多部与这个故事同名的长诗。其中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著名江格尔奇普尔布加甫演唱的《洪古尔击败库日勒赞巴拉汗之子之部》与英雄故事《洪古尔与库日勒赞巴拉汗战斗》中的故事几乎一模一样。所不同的是，英雄故事中没有交代库日勒赞巴拉汗之子偷走了江格尔的坐骑和萨力恒塔巴克勇士后是谁发现了这是库日勒赞巴拉汗之子所为。在普尔布加甫演唱的长诗中，阿拉坦策吉知道了事情的经过，并禀报江格尔，江格尔派洪古尔前去夺回坐骑和勇士。[16]其他文本还有，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温泉县江格尔奇嘎尔布演唱的《洪古尔与库日勒赞巴拉汗之子战斗之部》、温泉县格·扎木苏伦加甫演唱的《雄狮洪古尔与库日勒赞巴拉汗之子大力士双虎尔战斗之部》[17]以及普尔布加甫演唱的另两个文本《洪古尔俘虏库日勒赞巴拉汗之子那钦双虎尔之部》、《洪古尔与库日勒赞巴拉汗之子双虎尔战斗之部》[18]等等。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卫拉特史诗传统中《江格尔》史诗系列已经处于中心位置，这个“中心”还内分基本扩展型部分、扩展型部分和边缘型部分，由此再往外，就是该传统中的其他史诗。同时，在不同体裁的卫拉特英雄故事中也有属于《江格尔》史诗系列的故事。因此，新疆卫拉特史诗传统呈现出《江格尔》中心型特征。这个特征是在《江格尔》史诗系列在卫拉特史诗传统中的地位不断提高，其影响不断加强，其吸收力不断膨胀的过程中形成的。而《江格尔》史诗系列的并列复合型结构具有无限的开放性和包容性，这为卫拉特史诗传统的上述发展态势提供了可能。而“江格尔”取代其他的词，成为泛指所有史诗的名词，也与此有关。 -------------------------------------------------------------------------------- *此论文 摘自斯钦巴图：《蒙古史诗：从程式到隐喻》（民族出版社，2006） [2] 仁钦道尔吉：《江格尔论》第42～43页，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9年。 [3] 这是笔者于2006年7月在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进行田野调查是从艺人巴岱口中了解到的。 [4] 参见旦布尔加甫、乌兰托娅搜集整理：《萨丽和萨德格》第5页，北京：民族出版社，1996年。 [5] R·娜仁托娅：《好汉汗哈冉贵》，第3页，乌兰巴托，1986年。 [6] 过去所有学者的研究也都一样，没有哪一位学者利用艺人还没有演唱的或已经演唱过但没有记录的文本去进行研究的，所以口头文学的研究始终离不开口头文学的书写文本。 [7] 仁钦道尔吉：《江格尔论》，第218页，221页，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9年。 [8] 仁钦道尔吉：《江格尔论》，第216-227页，233-277页，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9年。 [9] 仁钦道尔吉、道尼日布扎木苏搜集整理：《那仁汗传》，第45-68页，北京：民族出版社， 1981年。 [10] 参见旦布尔加甫校注：《卡尔梅克〈江格尔〉校注》，第1043-1050页《江格尔》人名索引，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年。 [11] 旦布尔加甫、乌兰托娅搜集整理：《萨丽和萨德格》，第28——36页，北京：民族出版社，1996年。 [12] 参见旦布尔加甫校注：《卡尔梅克〈江格尔〉校注》，第1054-1059页《江格尔》人名索引，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年。 [13] 仁钦道尔吉、道尼日布扎木苏搜集整理的史诗集《那仁汗传》收入了这部史诗，见于第69-99页，民族出版社，北京，1981年。 [14] 旦布尔加甫、乌兰托娅搜集整理：《萨丽和萨德格》，第143-147页，北京：民族出版社， 1996年。 [15]旦布尔加甫、乌兰托娅搜集整理：《萨丽和萨德格》，第148-156页，北京：民族出版社， 1996年。 [16] 宝音和西格、托·巴达玛搜集整理：《江格尔》上册第254-285页，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2年。 [17] 以上两部长诗见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新疆分会、新疆民族古籍办公室合编：《江格尔》（资料本）第11卷，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6年。 [18] 普尔布加甫演唱的这两部长诗见于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新疆分会、新疆民族古籍办公室合编：《江格尔》（资料本）第7卷，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未注明出版时间，约1988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