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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个世界，会有无数的梦想。 30年前，随着“改革开放”被确定为中国社会生活的总主题，我国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和人文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一道，开始了新远征的热启动。当时，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范畴底子薄而又薄。不但对国内许多兄弟民族口承文学、古代文学的遗产心中无数，对迅猛崛起的少数民族书面创作，也缺乏必要的宏观把握与跟踪研究。甚至于提起少数民族作家文学这一概念，在基本的界定上头也是歧解颇多。那时候，整个的中国文学学术领域没有太多来自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声音。这一领域拿不出太多像样的学术成果，自然也就谈不上会有引人注目的话语权。然而，30年前投身于民族文学研究的同人们，无论他们是出身于汉族还是少数民族，都很有一种使命感。凭借自身的努力而使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早日跟上汉族文学的研究步伐，早日“登堂入室”，彻底扭转少数民族文学学术的“失语”局面，使中华各民族的文学研究真正做到“全家福”，是该领域所有学术工作者一个不能磨灭的梦想。 白云苍狗，30年过去了。在各族学术工作者几乎可以说是艰苦卓绝的开拓之下，民族文学学术领域改天换地。现在，面对55个少数民族，即便不能说对他们的文学成就全部了如指掌，也毕竟是对其中任何族别的文学概貌及文学重点都做到了心中有数。所有少数民族的文学遗产或文学现状，均获得了大量评介;55个民族的文学基本上都有了自己的专门研究者;更为可喜的是，60%以上的少数民族均出版了列入国家社科规划的文学史或文学概况读本;在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古典文学、现当代文学、文艺理论等不同层面，已涌现出来了一批批的研究专家和学术著述。可以自豪地说，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与汉族文学研究的差距日益缩小，民族文学研究界声音微弱的情形早已不复存在。 然而当下，一个新的遗憾却一再地被凸现出来。这就是中原主流文学研究领域与少数民族文学研究领域的相互隔膜。多少有点儿叫人难以想象的是，在一国一种学术体制下面，中原主流文学研究界与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界，也就仅仅是做到了“鸡犬之声相闻”……二者基本上还是不相往来，彼此交流异常匮乏，主流文学研究界对民族文学研究情况的了解微乎其微。 由此隔膜使然，人们抱怨多年的种种“中国文学史”(或其断代史)只是汉族文学史或者顶多是不够完整的汉语文学史的现象仍未有效改观;极少量的“文学史”虽注意到这种弊端而掺入了一定的少数民族文学内容，相互也未能做到浑然整合，明显带有彼此“两张皮”或者“大拼盘儿”的人为痕迹;在收入少数民族作家作品的某些“文学史”内，还清晰地暴露着阐释作家作品搬用此民族文化尺度去替代彼民族文学文化尺度的偏颇倾向。 上述问题的存在，是遍布于中国文学学术研究各个范畴的。譬如具体到现当代文学研究当中，也许有人觉得自己并不染指于文学史的写作，涉及不到这一问题，那么，是否可以这样提出一点质疑：我们的许多老师在向学生们讲授老舍(满族)、沈从文(苗族)、端木蕻良(满族)、玛拉沁夫(蒙古族)、铁衣甫江(维吾尔族)、张承志(回族)、乌热尔图(鄂温克族)、扎西达娃(藏族)、阿来(藏族)、吉狄马加(彝族)、叶广芩(满族)等文学名家的时候，有没有注意或顾及到他们各自深刻的民族文化背景,以及这些作家个人在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华民族多元文化折冲、流变当中的具体站位?有没有参考一下民族文学研究界对这些作家特有的或许也是更加准确的诠释?就拿老舍跟张承志来说，在各所主流大学的众多讲堂上，往往是把前者界定为“人民艺术家”与“自由主义作家”，仅此而已;往往又是把后者界定为“知青作家”和“理想主义作家”，也是仅此而已。严格一点讲，淡忘了民族作家深厚的文化背景，许多说法恐怕都有“隔靴搔痒”与“舍本逐末”之嫌。在少数民族文学研究领域，学人们如若不了解李白、杜甫、唐诗、宋词，是绝对不可以的;可是，返观我们的主流文学学术界，大概许多人都还说不清享誉世界的中国三大“英雄史诗”是哪几个民族什么名字的作品。有一回，就连一位人们普遍承认的“文化名人”，也在电视直播上说到三大史诗时打起了嗑巴。 我国的根本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其“序言”起头，就开宗明义地指出：“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这当然应当被理解为，我国现有的56个兄弟民族，以及在中国悠久历史与辽阔版图上曾经出现过的其他诸多过往民族，都曾为今天中华民族所拥有的辉煌文明做出过不可或缺的积极贡献。 让我们平心静气地反思一番，我们对兄弟民族的文化贡献了解得多了还是少了?姑且先不提我们这些中国文学研究界的教师或者研究人员，不少大学文科的毕业生，除了会唱两首《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敖包相会》之外，对与自己同在一片蓝天下、同在共和国版图上生息成长的兄弟民族，便没有再多的知识存储了。这应当是一件让大家都感到不安的事情。 中国文学这碗饭养活着我们，作为一个中国文学的研究者，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只知本民族的文化文学而不了解国内众多兄弟民族的文化文学，是可惜的，也是可悲的。那种忽略中华民族文化多样性的旧有观念，其危害性是不难被看到的。如果将这种危害归纳到最低限度，可能有二：一，是容易滑落于文化一元化的陷阱，看不到身旁异彩纷呈的多元存在，看不到民族文化古往今来的交流互动，忘记了文化先进民族与文化滞后民族其各自传统都葆有一些优于别人的长处，从而旁若无人甚至顾盼自雄，在看待许多的文化及文学问题时，偏离客观，偏离科学。二，是有可能把一己民族的存在及其价值观，当作惟一合理的诉求，无意间诱发不利于民族团结、社会和谐和国家利益的因素。 以上危害所造成的某些不幸现实，只应存在于既往，而不该存在于未来。 我国著名的民族学家费孝通在他晚年的学术活动中，极具见地地提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命题。这一学理创见业已获得了学术界较为普遍的服膺与呼应。在笔者看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学说，提供了坚实的基石，将积极作用、有效垫高包括中国文学研究在内的诸多人文学科的建设基准。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学说，从提出至今已有十几年。让人抱憾的是，在我们的中国文学研究领域，呼应之声来得既迟缓且微弱。这也许正反映着中国文学学科长期以来疏于接受民族学等兄弟学科先进理论熏陶的实际状况。 近年来，笔者与一批中青年学术诤友，有感于中国当代民族文学研究面临的种种困惑，连续举办了五届“中国多民族文学论坛”。严肃的讨论，热烈的争鸣，使大家享受到了本领域高端学术探讨的气氛与思考。围绕着诸如“民族社会及民族文化裂变形势下的民族文学命运”、“多民族文学会通场景中的民族作家‘身份’”、“全球化文化语境与少数民族文学抉择”、“兼容共创：21世纪中国多民族文学的发展走向”、“西方后殖民批评理论与中国多民族文学研究”、“少数民族的作家身份认同(族群认同危机的起源和原因及其可能的发展趋向)”、“繁荣多民族文学与构建和谐社会”、“文化多样性守望与少数民族文学空间”、“传统与现代接轨下的少数民族文艺理论”等等话题，畅所欲言各呈己见，达成了一些十分有价值的共识。而所有参与这一学术活动的朋友都认为，此论坛最具意义的奉献，就是我们经过非常认真的思考和群策群力的擘画，发出了一个共同的声音，即向整个中国文学研究界，倡导确立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 自2007年上半年起，国家级学术刊物《民族文学研究》率先发起了关于“创建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专题笔谈，迄今已连续6期辟出栏目予以切磋研讨。同时或随后，又有《西南民族大学学报》、《西北第二民族大学学报》、《广西民族大学学报》等学术期刊，也相继载文投入讨论。仅一年半时间，已有一批知名专家，在以上刊物发表了约40篇响应创建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文章，大家见仁见智，阐发了许多学术灼见。 学人们对确立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争鸣，热烈坦诚，取长补短，不单积累了颇多学理性探索，也引发了越来越多的反响。不过，我们依旧感觉不足，要让这一科学史观及其思维方式赢得学界，为广大的中国文学研究者普遍接受，成为他们自身基本功课的组成部分，恐怕还需要一个艰苦的推进过程。 创建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本来就是个牵扯到每一位学术工作者思维理念的、相当大的学术话题，它不仅涉及多学科互通共融的思想原则，同时也不可避免地要在学术工作当中涉及一系列的实践问题(或曰技术操作性问题)。对于这一学术理念建设感兴趣的学人朋友们，可以从上述相关刊物里面，获取各自需要的信息。这里，笔者只想向我们中国文学研究界的师友们再次呼吁，多来关切一下这里充满思想活力和学术张力的争鸣与讨论。当然，我们更要诚挚地约请您，凭借您的丰厚学养与切身实践，亲自参与当前饶有意义的“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基础性的学理构建。 科学的文学史观之拥有，当然需要包含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之确立。确立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意义，在笔者看来，大约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完善我们的知识结构;补充我们的历史书写;提升我们的学术基点;丰富我们的科学理念。 在继续认真切磋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价值、意义、理念、方法、内涵、外延等学理性质问题的同时，每位大致上服膺于这一理念的朋友，还该为推进这一史观的扎实普及，想些办法，做些工作。 让我国民族文学研究界与传统的主流文学研究界积极沟通，无疑是这中间的必要一环。 中国文学研究界许多人通常只了解中原一端，这既反映了古国传统的不足，也是多年间教育体制不够关注兄弟民族文化的习见方式所造成的。要让学界朋友们看到自己对中华文化文学多样性的知识积累及思维方法，尚存不容忽视的先天不足，并主动补充与提高，只有通过民族文学界与之进行深入、持久、良性的学术对话，只有通过彼此间的顺畅沟通，才能奏效。所以，我们有责任，来营造更多有利于沟通的桥梁与涵洞。 首先，应当利用各种机会，去介绍民族文学研究这些年来的成就，宣扬古往今来兄弟民族的文学业绩，敦促所有中国文学学术工作者都该把多民族的文学知识作为自身的必修课，倡导大家都应具备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基本理念。我们身在民族文学研究领域的同人，理当主动走出去，在各种全国性或者地方性的学术交流当中，发出我们的声音。“话语权”的拥有，不能靠别人赏赐或礼让，也不能靠所谓的“争夺”，要在接近与亲近主流文学学术界的过程中春风化雨、和风细雨般地化解打动人。民族文学研究领域的学人不要有心理障碍，我们从来就不是低人一等，今天就更不是这样。要理直气壮地介绍自己的学术领域和此领域的学术思考。其实，主流文学研究界的许多人只是对我们的领域闻知甚少而已，他们一旦发现自己的某项缺课，很多人都会虚怀若谷地主动表示愿意交流的欲望。 其次，我们还要学会将自己的学术与主流学术相互接轨。在多民族文学论坛上，一位知名教授曾经戏言，人家(指主流文学界)已经建起高速公路了，我们却还要长久地在乡野泥土路上跋涉，二者缺少必要的接驳出入口。的确存在这样的问题。实际上，我们民族文学界既应当打掉妄自菲薄的心理，也该注意防止固步自封于一孔之见。不错，少数民族有着许多独特的审美诉求和价值尺度，但是，这些特色的东西并没有脱离人类总的精神追求，我们必须在人类文明的大视野下面，更具体地说，在中华这片大文化的土壤上，找到所研究对象的文化坐标，并阐释清楚此一坐标点在全局之中特殊的价值及风采。这里需要的恐怕是两项功夫，即在特有民族文化体系下对研究对象个性的精准把握，与穿越文化界域达到相互会通意义下的学理定位。找不到自己，肯定是不幸的;找不到与整个学术场域的沟通对话语言，同样是不幸的。要承认，就总体而言，少数民族文学学术界的理论功底和研究能力，还是远远弱于传统的主流文学学术界的，所需学习和借鉴的东西很多。你只有站在和人家同样的学术层面上，才能享有对话的现实平台。 再其次，我以为，要想教主流文学研究界认识多民族文学研究的重要性，认识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重要性，我们一定要力戒浮躁空谈。换句话说，必须拿出我们研究领域的“干货”来。泛泛地去谈文化的多样性，去谈少数民族对中华文明有贡献，去谈国内大小民族文化及文学的交流从来都是互动的、是双方共赢的，毕竟还是缺少些说服力。应当鼓励我们民族文学研究界的学人，每人至少做成一两个难度较大的学术个案，再将它展示出来。这样，即便不能让主流研究界心悦诚服，至少也会有利于某些旧有成见的冰释。 民族文学研究界的学人朋友们，假如不是横下一条心，把冷板凳坐热，端出点儿货真价实的玩意儿，想让别人轻易接受你中华多民族文化交流互动的大道理，是不大容易做到的。我们面对的多民族文学研究，到处都是潜在的学术生长点，到处都是“未开垦的处女地”，当然，也到处都是不会让你轻易成功的难点难题。笔者认为，民族文学的研究者本来就应当是较少功利热衷、较多文化责任的人。让我们力戒浮夸，戮力攻坚，再加上我们追求交流对话的一份真诚，便一定会“感天动地”，教传统的中国主流学界贴近与认可我们的工作和我们的思考。 全球化的浪潮与地球村的建设，正在逼迫人类撤销诸多旧日的藩篱。“西风东渐”海啸般的狂潮，又使每一位有担当的中国学人，不能不重新扩充、重新格式化自我的文化积累与研究思路。时至今日，我们常常还不得不面对中国文学研究的“两分天下”和“划江而治”，这实在不是“江”两岸学人们的光彩。让我们以中华民族文化使命和学术良知的名义，营建起更多的桥梁涵洞，打通人文科学研究的此岸彼岸，连接为太行王屋等大山世代隔绝而彼此陌生的学术畛域，为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最终成为学界的本能信条而努力。 创建并确立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任务，已经义不容辞地落在了当代学人们的肩头。这既是文学研究界的当务之急，又是需要通过比较长久的努力才能达到的一个宏伟目标。 这是一个新的、更加神圣与光荣的梦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