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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80年代后半期，北京大学三位年轻学者提出“20世纪中国文学”论，《上海文论》开辟“重写文学史”的专栏。从那时起，有关文学史观念、范式的探讨延绵不绝，仅专论文学史构建问题的著作就出版了一批。 与理论探讨的热度相一致，各种文学史源源不断出版。以中国现代文学史为例，从新中国成立到2009年，内地出版了151部。其中，1978以前的29年间，10部；1979年以后的30年间，141部。可见发展之快。 然而，对于文学史的负面评价不绝于耳，如《1600部文学史背后的忧思》《中国文学史:与其高产不如优生》等。尽管这些批评存在诸多误解，但不少文学史的内容大同小异等问题，值得注意。 严格意义上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从1919到1949只有30年。在这个领域，研究人员众多，研究成果丰厚，很早就被称作“拥挤的学科”，似乎出新应更多着眼于观念、框架、方法等方面。其实不然。 文学史既是一个理论的问题，更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仅就文学史料的发掘和整理而言，由于种种原因曾被遮蔽的重要文学现象一旦浮出水面，就会打破文学史叙述与历史想象之间原有的平衡，对以往的文学史观念和文学史格局形成挑战。 因电影《卧虎藏龙》获得美国奥斯卡奖而重被人们关注的小说原作者王度庐(1909.9.13-1977.2.12)，具有沦陷区作家、少数民族作家、通俗作家身份。这三个身份致使他在中国现代文学通史中处于缺失状态。通过解析王度庐这一个案，或许有助于深化当下有关文学史的讨论，从而推进文学史的重写。 沦陷区文学被打入另册近半个世纪 中国近现代文学是在殖民语境中发生和展开的。王度庐出生于北京一贫寒旗人家庭。1937年困居被日本占领的青岛，开始专事连载小说写作，靠稿酬“寒门度日”。他的重要作品主要是在伪政权的机关报《青岛新民报》上连载的，是典型的沦陷区作家。 远在73年前毛泽东说过：“差不多一百多年以来，中国是好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半殖民地的国家。”(《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到20世纪40年代，日本成为现代中国最大的殖民者，有大约1/3的中国领土被染指。日本在这些地区分别建立起三种殖民统治模式：台湾殖民地模式，即通过国家间的不平等条约，将台湾并入日本版图；“满洲国”模式，即在东北建立所谓“主权”国家，由前清逊位皇帝溥仪作傀儡；沦陷区伪政府模式，即在关内占领区起用原中国政府的官员，陆续组建僭越中国合法政府的政权。 三种殖民体制之间的关系，是所谓“国”与“国”的关系。关内几个伪政府实际上也是各自为政的。日本在不同占领区所实施的殖民思想统治有所不同，各地的中国区域文化面貌和特点也呈现出相应的差异性。被占领地区的文化传统有其历史的惯性，异族入侵者很难在短时间内彻底颠覆。特别是在关内的华北、华东等沦陷区，中国认同、中华文化认知仍具有合法性，言说环境迥异于其他日本占领区。许多沦陷区作家在异常艰苦的环境中坚守自己的文学信念和创作风格，发表和出版了大量达到相当水准的作品。但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沦陷区文学被打入另册近半个世纪。 20世纪90年代的研究成果逐步证明，日本占领区的中国文学仍顽强地沿着中国文学原来的路径曲折地发展，蕴含着殖民统治无法压制的中华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学要素，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随后出版的文学史大多都增加了沦陷区的内容，从而沦陷区文学成为改变中国现代文学总体画面的重要因素之一。现在的问题是，沦陷区文学在文学史中的比重太小，离均衡展现其时历史文学生态的要求，还有相当的距离。在中国现代文学30年中占有相当大份额的沦陷区文学如果没有相应的篇幅作保证，很难再现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的文学的历史。 不过，沦陷区文学毕竟是一种特殊时空中的区域文学。当前，对沦陷区文学加以全盘否定的观点仍然存在，依据仅仅是在敌伪出版物上发表过作品等表象。时至今日,政治层面的评价仍是文学史接纳沦陷区文学时首先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从王度庐这一个案可以看出，认真梳理、全面纳入沦陷区文学，是重写文学史无法回避的重要工作，正如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专家黄修己所总结的：“沦陷时期的文学，至今仍是一个研究中的薄弱环节，对某些作家、作品应如何处理，有待进一步研究、分析，虽事涉政治，却不得不加以解决。这一地区文学史研究的突破，对整个新文学史编纂水平的提高，关系不小。” 将少数民族文学有机纳入文学通史 新中国成立后，大力实施民族扶持政策。1958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第一次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座谈会。这体现出国家在统一意识形态框架下展现和扩展少数民族文化空间的导向。单一民族文学史的撰写工程随之启动。1983年，中共中央同意将民族文学史编写任务移交给1979年成立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这表明，服务于民族国家宏大叙事的民族文学史研究纳入学术范畴。现在，55个少数民族中,除撒拉族、俄罗斯族、门巴族、塔塔尔族和高山族外，多数少数民族有了各自的族别文学史。囊括各少数民族文学或几个少数民族文学的综合性文学史，如毛星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上中下)》(2002)等，也陆续出版了十多部。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少数民族文学如何有机融入中国文学史了。 少数民族文学史是中国文学专史中的一个重要门类，同时又是中国国家文学史的组成部分。学术界早就认识到，应当改变各种中国现代文学史基本上都是汉族文学史的状况。不过，时至今日，在实际操作的层面上，绝大多数的中国文学通史仍然只是对主流汉语文学的梳理。个别文学史虽加入了少数民族文学，但新添加的材料未能与原来的内容融为一体。这说明，试图构建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文学史时，不但有待于各少数民族文学史自身的完善及其有机的介入，还需要进一步变革和调整文学史观念。 长期的民族融合，特别是现代以来的一体化世界潮流，使得少数民族文化濒危的速度加快。在世界经济全球化步伐不断加速的背景下，整理、维护和表现少数民族文化是维护文化多元共生的重要内容，也是国家重要的文化积累和文化形象工作。少数民族文学是少数民族文化最为直观和最为集中的载体之一，他们各自的文学史有其自立于民族之林的独立的文化历史价值，同时又是中华文化共同体的组成部分。 少数民族文学纷繁多样。不管其社会发展阶段以及语言状况如何，少数民族的文学都有各自的文化传承和无法替代的民族内涵。以满族为例，从满洲肇始，到逐渐汉化，满族文学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涌现出纳兰性德、曹雪芹、文康、王度庐等一大批民族地域文化特色鲜明的代表作家。王度庐在通史类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缺席提醒文学史家，只有将各个少数民族文学有机纳入文学通史，才称得上是名副其实的中国文学史。 消除对于通俗文学的偏见 五四新文化运动使历史悠久的中国文学经历了一次全方位的转型。白话文取代文言文，诗歌、小说、戏剧、散文四大文学体裁，固化为与中国传统殊异、与西方潮流同步的新的文学规范和创作法则。不过，激进的反传统主义也带来负面影响，表现在文学史中，则是全盘否定包括章回体小说、现代旧体诗词等传统文学样式在内的所谓俗旧文学。 新时期以来的研究表明，雅文学与俗文学的范畴不是一成不变的。在20世纪，现代通俗文学以其独特的审美教化功用参与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比如王度庐的《卧虎藏龙传》，讲述的是京城九门提督之女玉娇龙与沙漠大盗罗小虎之间的爱情故事。曲终人散之后，依旧是孤剑单骑，悲伤落寞地远走大漠。小说长处不在武打，而在深刻揭示了侠客“情”“侠”不能两全的命运悲剧。此外，王度庐的作品语言幽默，具有京味儿特点，融入了新文学因素，堪称优秀的现代文学遗产。 不过，通俗文学退出新中国的阅读领域已久。要在短时间内消除对于通俗文学的偏见不容易。2004年11月，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语文读本(必修)》节选了王度庐的《卧虎藏龙》和金庸的《天龙八部》。这一变动所引起的激烈争鸣就是例证。 此外，将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作为一个独立的专史进行研究，相对容易。难的是如何把武侠小说等通俗文学客观、均衡地融入现代文学通史。因为，这不但有价值判断的倾向问题，还有整合方式的学术问题，亟待学术界予以重视。 理想的文学史，是将文学故事合理有序地置于宏观的历史背景和微观的文本细读之中。与通俗文学家王度庐的名字紧密相连的沦陷区、满族、武侠小说这几个关键词，无疑会给文学史撰写带来新的问题意识和操作方式，从而有望改变文学通史评价普遍不高的现况。现代北京作家王度庐证明：发掘材料、填补空白仍是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推陈出新的重要维度。(作者单位：北京市社会科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