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说前30年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过于强调政治性，那么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现代文学史的书写则过于弱化甚至无视政治与时代，这是应该注意的。因为政治与文学具有辩证的关系，文学史书写应该在二者的互动中进行，而不是片面强调它们的冲突。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经过作家的艰苦探索与不懈努力，创建了中国新文学，随后新文学史的书写便开始展开；但是，作为新学科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却是伴随着新中国成立而起动的。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庄严诞生，中国历史翻开新篇章；次年5月政务院教育部颁布了《高等学校文法两学院各系课程草案》，中国现代文学史作为法定的新学科正式建立，并对其课程内容作了明确规定：“运用新观点，新方法，讲述自五四时代到现在的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史，着重在各阶段的文艺思想斗争和其发展状况，以及散文、诗歌、戏剧、小说等著名作家和作品的评述。”据此，老舍、蔡仪、王瑶、李何林草拟了“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于是有些大学开设了中国现代文学史课程，王瑶编著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于1951年9月问世，下册于1953年8月告成。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纵贯三十余年的中国新文学史，它是新学科普遍采用的大学教材，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的典范之作，对现代文学史研究与书写的影响既深且广。 《史稿》的完整框架以《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文化革命论述作为思想纲领，肯定了五四以来的新文学“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30年来在文学领域上的斗争和表现，用艺术的武器来展开了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教育了广大人民；因此它必然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一部分，是和政治斗争密切结合着的”。（见《史稿》“绪论”）它还以阶级论审视文学，突显文学的政治性。这样的文学史，有利于从文学角度论证无产阶级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夺取政权的正确性和合法性，弘扬了毛泽东思想，也有利于对中国人民特别是大学生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不过，另一方面，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丰富性、复杂性、审美性却受到遮蔽。蔡仪的《中国新文学史讲话》（1952）、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1955）、张毕来的《新文学史纲》（1955）、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1956）等相继问世，呈现出新中国成立后现代文学史书写的第一个高潮。虽然这些史著出自个人之手，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个人对新文学史的把握和追求，它们为新学科的奠基之功亦不能抹煞；但是，同王瑶的《史稿》相比，缺乏足够的史识，史料也显得匮乏。《中国现代文学史》（1959年吉林大学中文系和1962年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师生集体所编），完全失去了文学史的独立品格，成了政治意识形态的阐释史。及至“文革”十年，“极左”政治思潮泛滥，江青主持炮制的《纪要》彻底否定了中国现代文学史，除了鲁迅被纳入造神运动，三十余年的新文学只剩下白茫茫的一片大地。 历史的曲折孕育着发展的种子。自1976年“文革”结束至今，经过空前的思想解放运动与改革开放，人们以“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气魄和勇气，清算了“极左”思潮的影响，破除了高等教育和学术研究的重重禁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探讨和书写渐入佳境，逐步形成现代文学史书写的第二个高潮，与新中国成立初第一个高潮相比，呈现出诸多新特点。纵观新时期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与书写，我认为应从三个历史逻辑层次来理解和把握。 “文革”结束到80年代初期，高等教育恢复了正常教学秩序，大学教师的心态也从政治禁锢氛围中解脱出来，为了适应中文系教学的急切需要，编写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热潮迅速地掀起，其特点是或重新启动尚未完成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任务，或四面八方组织力量以集体方式编写“中国现代文学史”。前者有唐弢主编的作为国家通用教材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三卷本）重新上马，参编者大多是本学科当时较有权威的学者，组成了新中国成立后规模最大的文科教材编写队伍，力求遵循历史唯物主义来恢复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本来面貌，将“文革”解构的新文学史重新建构起来，希图建立一种稳健扎实的史学风格。尽管“唐弢本”颇有集新文学史之大成的气势，然而并没有突破既定的政治框架，留有“左”的痕迹。后者编写的多种中国现代文学史，与多是国家行为的“唐弢本”不同，它多是由民间自发组织力量编写的，挣脱了“两个凡是”的禁锢，解除了“极左”思潮对文学史书写的规约，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编写“中国现代文学史”，使被歪曲、遮蔽的新文学史的真实面目显露出来。例如，田仲济、孙昌熙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于1979年问世，主编明确指出：“本来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文学史渐渐写为社会主义文学史了，这主要表现在排斥了许多非革命作家于文学史之外，如徐志摩、沈从文、庐隐、凌叔华、绿绮、李金发等；其次是将萌芽的东西写为主体的东西，例如‘五四’时期，所有文学作家，可说还是新民主主义者，无论从《呐喊》、《彷徨》或是《女神》中是无法找到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依据这种指导思想编写的现代文学史，不仅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而且最早对五四文学革命的领导思想提出质疑，预示着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的政治框架将被突破。 随着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的深入，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和书写有了重大突破，这主要体现在：有些学者提出的“重写文学史”口号和设计的“20世纪中国文学”学科方案，得到了大多数致力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和教学的学者的认同与响应。虽然任何文学史的书写在某种意义上都是“重写”，但是80年代中期高喊“重写文学史”却有其独特的时代意义，即把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和写作从“左”的桎梏中彻底解放出来，还文学史以本体面貌。特别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学科方案，不仅以“改造民族的灵魂”为总主题的启蒙文学，完全突破了中国现代文学所依附的政治理论模式，对新文学的性质规定也有了新的认识和把握，并且还打破了中国近代、现代、当代三段分割的文学局面，使现代中国文学联结成一个有机整体，大大拓展了中国新文学的时空领域。此其一。评述现代文学的价值观发生了根本变化，那种主观臆断的机械阶级论已被符合“文学是人学”实质需求的人性论、人道主义、真善美等价值标准所取代，那种带有“极左”色彩的“政治标准第一”已从现代文学史研究和书写的实践中消失了，恩格斯提出的“审美的历史的”价值尺度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同和运用，从而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和书写导向了“以人为本”的学术轨道。此其二。新的学科想象和新的价值坐标，在现代文学史书写实践中得到成功的尝试，与以往的现代文学史文本相比，从体例到内涵都改变了现代文学史的基本架构和根本风貌。如已出版的多种《20世纪中国文学史》、《百年中国文学总系》、《中国近百年文学体式流变史》等各有创新之点，即使《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这样传统体式的文学史文本也达到“重写”的学术规格，这样就把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与写作推进到一个新层级。此其三。 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在全球化大潮的冲击下，改革开放的步子加大加快，社会文化心理愈加自由解放，消费主义文化思潮势不可当，那种启蒙主义精英意识已难以主宰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与书写，所谓现代性之于新文学研究也受到后现代性的挑战，因而出现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的价值多元时代。虽然本阶段的文学史写作不如前两个逻辑层次那么火热，文本的问世也不那么多，但是教材型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仍在重写和出版，显示出新的知识结构和学术风貌；尤其那种由个体书写的富有独创性的文学史的问世，预示着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新趋向。文学史的重写固然重要。但是通过对已有文学史写作的研究，以建立新文学史学也同样重要，因为60年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走过一条曲折的道路，既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又摸到了不少文学史书写的规律与技巧，应该从哲理层面对其进行总结和升华，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文学史学，以指导中国现代文学史更富有成效的研究与书写。这个阶段已发表或出版了不少“现代文学史学”的论文或著述，这标志着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进入一个新的学术层次，也预示着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书写将有一个更大的突破。当然，这段时间的文学史书写也存在将文学与政治隔离甚至对立起来的做法，这就必然导入另一极端，即过于强调审美、形式之于文学的作用，而忽略了政治、社会、时代之于文学的强大投影！如果说前30年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过于强调政治性，那么此时期则过于弱化甚至无视政治与时代，这是应该注意的。因为政治与文学具有辩证的关系，文学史书写应在二者的互动中进行，而不是片面强调它们的冲突。 纵观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60年，尽管有挫折有低谷，但是我们从未放弃在挫折中坚持，在低谷中探索，一旦有了宽松自由的文化生态环境，那就以惊人的创造潜能去建构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去书写中国现代文学史文本，从而走向新的高峰和再创辉煌。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