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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 新中国成立60年是中国文化事业创新探索、百花争艳，实现了跨越式发展的60年。甲子之年，回顾新中国60年文化艺术的发展道路，品味文化带给我们的快乐和思索，对于新世纪日益崛起的中国而言，别具意义。以此向祖国的60年华诞献礼。  新中国60年文学成就展(组图) 《新中国60年文化发展之路》系列专稿之一 在我国各族人民喜庆建国六十周年之际，回顾新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和贡献，无疑有着承前启后的重要历史意义。 一、新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 新中国的六十年，整体上都为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而努力。但因国内外形势和具体方针路线的差异，又分为前后两个三十年。 前三十年，我国处于国际两极冷战格局和世界反社会主义势力的包围、封锁中，内战尚未结束，海峡两岸军事对立严重;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正在开展，国内外的政治斗争都比较尖锐;新中国蒸蒸日上又亟待巩固。这是毛泽东居于核心领导的时期，毛泽东文艺思想在文艺领域居于绝对的指导地位，而当时的左倾错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给文艺工作造成了严重危害。但在广大作家的努力下，文学成绩仍不可低估。 后三十年是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是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建设特色社会主义的时期，国内外环境都产生了极大的变化，我国从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同时，允许多种所有制存在，以利于发展生产力，特别是经过江泽民和胡锦涛等新一代领导核心的努力，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在前三十年的基础上获得了新的巨大发展，文学艺术也迎来空前的繁荣。 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差异，两个三十年又可分为四个阶段，其文学生态环境和景观风貌也各具自己的特征。 1949——1978年 文学曲折发展 前三十年文学的第一阶段是建国初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七年，第二阶段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两阶段的共同特征是，文学紧密地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及其结合是主导的文艺思潮和方法。“回顾革命史，歌颂新社会”是基本的文学题材与主题。 建国初十七年文学：回顾革命史、歌颂新社会 建国初的十七年，由于人民革命的胜利，使广大作家同人民一起欢欣鼓舞，一起经历全国解放后的国民经济恢复、土地改革、抗美援朝和农业、手工业、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当时，歌唱新社会的光明，回顾革命斗争的艰难，很自然地成为文学创作的主要题材和主题。尽管当时的文学生态环境不断受到左倾错误的干扰，出现过文艺战线上的诸多批判运动，包括危害很大的对所谓“胡风集团“的批判及其冤案和反”右派“的扩大化，还有反修正主义、反右倾机会主义等斗争以及六十年代对《海瑞罢官》等的批判;更因过于强调文艺为政治服务，一度发展到要求“写中心、唱中心、演中心”，即为中心任务服务，号召写工农兵致使其他阶层的人物较少被写，于是曾相当程度地产生文学题材狭窄化和创作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然而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潮流的影响下，1958年后虽提出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大多作家高扬革命理想的同时仍以现实主义为基础。特别是受到“五四”新文学以来外国文学和我国丰厚的文学传统的哺养，并在战乱的复杂生活经历中成长的一批作家，正当创作的盛年，才华焕发。他们从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创作了许多至今被誉为“红色经典”的许多优秀作品。其中，“回顾革命史”的代表作有两类，一类是孙犁的《风云初记》、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吴强的《红日》、曲波的《林海雪原》等长篇小说和胡可的《战斗里成长》、陈其通的《万水千山》等写革命战争的戏剧。另一类是杨沫的《青春之歌》、梁斌的《红旗谱》、罗广斌与杨益言的《红岩》等长篇小说和老舍的话剧《茶馆》等反映各阶层人民中沸涌的革命潜流，描写地下悲壮斗争的作品。由于作家生活基础深厚，艺术描写生动，人物形象刻画鲜活，特别是突出地描写人民革命的英雄，使这些作品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欢迎。 “歌颂新社会”的代表作是郭沫若的《新华颂》、胡风的《时间开始了》、贺敬之的《放声歌唱》、公刘的《在北方》等诗歌，老舍的《龙须沟》，曹禺的《明朗的天》等剧作，还有艾芜的《百炼成钢》、草明的《乘风破浪》与赵树理的《三里湾》、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柳青的《创业史》(第一部)等长篇小说。散文和报告文学中这类作品更多。如歌颂英雄人物焦裕禄、向秀丽、王杰、雷锋等的报告文学，还有如徐迟的《祁连山下》歌颂画家常书鸿以及华山、周钢焰、李若冰等反映新中国建设战线的诸多作品。此外，也还有写抗美援朝战争和古代历史的作品。如杨朔的《三千里江山》和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一部以及郭沫若的《蔡文姬》、田汉的《文成公主》等历史剧，以及儿童文学中的张天翼的《宝葫芦的秘密》、阮章竞的《金色的海螺》、刘厚明的《马兰花开》、孙幼军的《小布头奇遇记》等其他题材和体裁的作品，包括金近、圣野、袁鹰、柯岩等的儿童诗。上述新作由于大多抒发革命激情和乐观主义精神，突出地描写社会主义建设中涌现的新人，不但风格明朗欢快，艺术上也比较成熟，在民族化大众化的表现方面多有创造，也都堪称这阶段文学的重要收获。 “文化大革命”：文坛荒芜的十年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是文坛荒芜的阶段。当时大批作家受到迫害，被迫停笔，前五年只有红卫兵小报所传播的群众性“造反歌谣”泛滥。而那时产生的八个“革命样板戏”也不出“回顾革命史、歌颂新社会”的范围。如《红灯记》、《沙家浜》、《白毛女》是前者;《龙江颂》、《海港》是后者。需要指出，这些作品多根据已有优秀作品改编，经过加工，艺术上更为精致。这应当归功于众多艺术家的努力，其成绩并非江青之流所可窃取。1971年后陆续恢复文学书籍与刊物的出版，先后曾出版长篇小说新作140部，还有许多新创作的诗歌、散文、短篇小说和报告文学以及话剧、电影剧本。由于受到“四人帮”的影响，作品便多属伪浪漫主义的“瞒和骗”的文学，写所谓“无产阶级革命派与走资派”的斗争和“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唯有《万山红遍》(黎汝清)、《闪闪的红星》(李心田)、《春潮急》(克非)等反映革命历史的作品和《创业》、《园丁之歌》这样的剧本以及描写王铁人(王进喜)、杨水才等英雄模范的报告文学还比较有价值。其间，少数作家和业余作者在艰难条件下创作的某些作品，如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二部)、魏巍的《东方》、张扬的《第二次握手》等长篇小说和郭小川、蔡其矫、绿原、牛汉、曾卓、唐湜、穆旦以及食指(郭路生)等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创作的诗歌到了这场“革命”结束后方得到出版。而1976年4月初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总理的人民诗歌运动，则以宏大的规模和席卷全国的影响，深刻地反映了久被压抑的人民的心声和愿望，不啻为“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和新时期的到来响起雷电般震慑人们心灵的钟声，也为文学与人民的结合耀亮一道前所未有的壮丽风景。 从1949——1978年的三十年中，文学的发展表现出许多曲折和起伏。如1956年有过文学解冻的春天，小说、戏剧、诗歌、散文都涌现创作的高潮。1957年反右派扩大化后高潮便低下去。1958年虽有“大跃进民歌运动”，还出现《红色风暴》、《降龙伏虎》等话剧以及《十三陵畅想曲》等表面的繁荣，三年困难时期创作又举步惟艰。1961年前后经过调整，创作又有起色，出现历史题材和散文创作的小高潮。到《海瑞罢官》等被批判，创作又沉寂下去。值得称道的是在曲折的发展中除出现上述“红色经典”的许多优秀作品外，散文界刘白羽、杨朔、吴伯萧、曹靖华、秦牧等多有佳作，杂文中马铁丁的“思想杂谈”，夏衍、唐弢等的“长短句”、邓拓等的“三家村扎记”诸栏目在指摘时弊，开拓思路等方面皆名重一时。这时期还涌现了许多有成就的年青作家和诗人，如王蒙、李凖、邓友梅、茹志鹃、李瑛、严阵、雁翼等。至于文坛涌现的许多有全国影响的少数民族作家，如蒙古族的玛拉沁夫、敖德斯尔、扎拉嘎胡、巴•布林贝赫，维吾尔族的赛福鼎、铁依甫江、克里木•霍加，藏族的益希单增、降边嘉措，以及壮族陆地、彝族李乔、白族晓雪、朝鲜族金哲等，同样是当时我国文学发展的骄傲。此外，像陈登科、胡万春、万国儒、费礼文、黄声孝、王老九等工农作家的出现，更是新中国才可能产生的文学现象。 1979—2009年：文学题材、主题、风格空前多样化 后三十年文学的共同特征则是文学走向题材、主题、形式、风格的空前多样化。这种重大变化与邓小平放弃文学“从属于政治”的提法，改变“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代之以“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宽泛指向自然相关。他还指出，作家艺术家写什么和怎样写，应由作家艺术家在实践中自己解决，不要横加干涉。他重申并坚决贯彻“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一切就为新时期文学的发展开拓了更广阔的道路。而他发动的批判左倾路线，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文学理论摆脱左倾教条主义和庸俗社会学，回到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上来，与时俱进地创新，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时期由于改革开放，文学在继承传统的同时也不断受到来自国外的新的文艺思潮，主要是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影响。 后三十年文学也可大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78——1992年，国家处于改革开放的初步转型期，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商品经济的过渡，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虽有疏离，仍然比较密切。先是上世纪70年代末在这一浪潮推涌下，创作中产生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相继登台的景观。以卢新华的《伤痕》等为代表的“伤痕文学”不断深入地揭示人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所造成的肉体和心灵的伤痕;以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等为代表的“反思文学”则几乎反思了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以来不同时期所犯的左倾错误;以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等为代表的“改革文学”则大力塑造改革者的形象，呼吁经济社会的改革;以韩少功的《爸爸爸》等为代表的“寻根文学”则将视角转向民族文化之根的追寻与批判，力图在现代意识的观照下去思考民族文化的出路。 差不多同时，我们看到以北岛、舒婷等为代表的“朦胧诗”的出现，还看到王蒙的以《布礼》《蝴蝶》等系列“意识流”小说和宗璞的《泥沼中的头颅》、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残雪的《黄泥街》等系列荒诞小说，以及《第十五椿离婚案件》、《狗儿爷涅槃》等话剧，明显标志着提倡“自我表现”、侧重人的心灵描写的现代主义之风的到来。 后现代主义思潮于80年代中期也开始产生影响。当时诗坛崛起了一批被称为“新生代”的年轻诗人。1986年他们在《中国诗歌报》和《深圳青年报》同时亮相，多达几十个流派以“诗歌大展”的形式登坛,包括“非非主义”、“莽汉主义”、“超高派”、“超低派”、“太极诗”、“雪海诗”等等，高标“反传统”，纷纷发表“宣言”，刊登了自己的代表作。如“非非主义”就主张回到“前文化状态”。上海出现的“城市生活流”诗，则主张以浅白粗鄙的口语表现现代都市生活。 彼时小说创作中也出现了莫言、马原为先河，苏童、余华、格非、孙甘露等为中坚的“先锋派”。他们的特点是寻求在小说叙述形式上的突破。莫言的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因为设了透明的“红萝卜”这样的意象，使小说的叙述变得诡异而新鲜。苏童的《1934年的逃亡》、余华的《鲜血梅花》、格非的《褐色鸟群》、孙甘露的《信使之函》等作品，或时空颠倒，或亦真亦幻，或描写残酷的杀人场面，或作品里既没有确定的人物，也没有确定的时间、地点和故事情节，类似法国的“新小说”或“反小说”。上述作品多少都受到后现代主义锐意形式创新，重视语言游戏和拼贴结构，将现实与幻想掺杂等创作趋向的影响。不久，文坛还出现了以方方的《风景》、池莉的《烦恼人生》、刘恒的《伏羲伏羲》，刘震云的《单位》等被评论家冠名为“新写实主义”的小说。特点是作家保持“感情零度”，客观地描写“生活的原生态”。类似后现代主义所主张的“客观真实主义”。 八十年代上述作品成为文坛热点的同时，还有许多作家在现实主义发展和题材开拓方面皆有突出贡献。当时荣获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如李国文的《冬天里的春天》、李凖的《黄河东流去》、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张洁的《沉重的翅膀》、刘心武的《钟鼓楼》、凌力的《少年天子》等都属现实主义。而报告文学更以描写现实问题见长，从七十年代末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肇始，张扬知识分子功绩的题材蔚然成风，整个八十年代，揭露社会负面现象的“社会问题”报告文学盛行。而诗歌界艾青、贺敬之、绿原、牛汉、郑敏、李瑛、雷抒雁、石祥、高洪波、吉狄马加等不同年龄和风格的诗人都重展歌喉，为新时期的到来献出新的篇章! 进入九十年代到新世纪，随着思想界民族文化守成主义崛起，文坛风气也为之一变。虽有“新状态文学”的提倡和“女性主义文学”的风行，以及“黑色幽默”、“新历史主义”和“欲望写作”、“下半身写作”的竞尚，文坛上现实主义的回归却成浩荡主流。以谈歌、何申、关仁山等“河北三驾马车”显现强劲的现实主义冲击波，体现这一潮流的小说家还有刘醒龙、陈应松、范小青、储福金、毕飞宇、刘玉堂、毕四海，张平、李锐、陈忠实、贾平凹、陈世旭、刘庆邦、杨争光、王安忆、叶文玲、杨少衡、陶少鸿、程贤章、呂雷、雪漠、迟子建、周大新、石树清等分布全国的大批作家。而从九十年代末至今不断发展的“底层文学”，以直面现实中的“打工族”和弱势群体，更为现实主义文学增添了新的活力。社会问题小说中的新官场小说，如张平的《抉择》、陆天明的《苍天在上》、周梅森的《人间正道》等揭示反腐倡廉的积极主题，也以现实主义的笔触在读者中拥有广泛的影响。历史小说中大多作品也遵循现实主义。像二月河的“清初帝王系列”，唐浩明的《曾国藩》、《张之洞》、《杨度》等晚清人物系列等。而像《长恨歌》、《圣天门口》等长篇则可以看出作家在新历史主义思潮影响下对历史开始了再一次的解构和重铸，除《尘埃落定》、《檀香刑》带有幻想色彩，大多作家遵循的仍然是现实主义的原则。其中，陈忠实的《白鹿原》是尤为重要的收获。 此外，九十年代以来文坛还出现以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和陈染的《私人生活》为代表的女性主义小说，以展露女性隐秘的内心生活，突出表现性意识、性心理;而王朔的《玩的就是心跳》、王小波的“时代三部曲”，阎连科的《受活》、刘震云的《手机》等以幽默的语调与夸张变形的手法，来表现历史或现实的怪诞与残酷，展示存在的尴尬与无奈，显现美国黑色幽默小说流风。表现不同艺术导向的还有九十年代诗坛以西川、王家新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写作”与于坚、韩东等为代表的“民间写作”的争论，体现诗坛不同的创作追求。至于以伊蕾、翟永明、唐亚男等为代表的女性主义诗歌;以伊丽川、沈浩波等为代表的“下半身写作”，往往以惊世骇俗的方式来对抗传统，追求个性自由，强调肉体与灵魂的彻底袒露。这一切跟大批现实主义诗歌一起，构成这阶段诗坛多元化的格局。 后三十年散文的成就也不容忽视。它包括抒情记事散文，杂文、报告文学、传记文学和随笔、小品等。这里，学者散文中季羡林、林非、王崇閭、余秋雨等均有较好成绩。杂文中邵燕祥就有杂文集六卷，报告文学作家中像徐迟、黄钢、理由、陈祖芬、何建明等皆名重一时，为报告文学反映现实的深度、广度和文学性的加强做出了贡献。 二、新中国文学的历史意义和重要贡献 新中国文学具有历史意义的最重要的贡献，表现在它使我国文学大步走向了人民文学的时代。 针对我国几千年封建社会面向贵族、士人和市民的文学，“五四”新文学一诞生便提出“平民文学”的口号。但由于中国人民仍然处于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之下，相当长的时间里，文学仍然基本停留在知识分子群中。1942年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虽已号召文艺要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但即使在人民革命根据地，广大工农兵群众由于受到文化水平的限制，多数人仍难以阅读文学作品，更无法参与文学的创作。根本改变这一状况，使文学走向广大的各族人民群众，则发生于新中国年代。 1949年后，由于毛泽东文艺思想被确定为全国文艺工作的指针，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科学技术的普及和人民文化水平的提高，文学日益走向了人民大众。不但文学更广泛地表现人民群众的形象、心声和愿望，而且人民群众也更广泛参与了文学创作，文学作品越来越多为人民群众所阅读所欣赏。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和审美需求，六十年来，文学生产和消费的规模有空前的发展。新中国文学作品的发行量之大，作者和读者之广，都超过历史上的任何时期。许多作品都发行几百万册、乃至上千万册，而网络文学兴起后，其读者更以亿计。这种状况与新中国团结、培养、壮大了一支爱国爱人民，愿意为人民服务的作家队伍分不开。 1949年号称解放区和国统区作家大会师，其时作家不过几百人。从国统区来的作家有郭沫若、茅盾、巴金、曹禺、胡风、沙汀、艾芜等;从解放区来北京的作家则有丁玲、周扬、艾青、赵树理、孙犁、柯仲平、柳青、何其芳等。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虽成长起大批年青的作家，1978年底，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摧残，中国作家协会仅余会员900多人。而到了近三十年则增到9500多人。地方作家协会的会员则逾五万。还有更多的写作者没有加入作家协会，在各种岗位上从事业余创作。而且内地和边疆各民族都培养出自己的作家群，从而完全改变了我国作家分布的地图。在“为人民”的号召下，解放初期，即使从国外归来的作家如老舍、冰心，也立即投入歌颂新社会、歌颂人民的创作。像老舍，不但写出《方珍珠》、《龙须沟》、《茶馆》等著名剧作，还深入到朝鲜前线，写出《无名高地有了名》，晚年他还部分创作了为满族人民写照的长篇小说《正红旗下》。可贵的是，大多作家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乃至受到左倾路线的迫害，包括胡风冤案和反右派扩大化中受整肃、被投入囹圄的作家，前者如胡风本人和绿原、牛汉、曾卓、彭燕郊等，后者如刘绍棠、王蒙、邓友梅、李国文、从维熙等，他们复出后仍然不改为人民、为社会主义写作的初衷。正是依靠这样一支文学创作大军写作了大量表现新的人物，新的世界，反映人民群众的生活和斗争，塑造人民英雄的形象的作品，才有力地保证了人民文学的方向。而社会主义建设使高科技飞速发展，特别是近三十年电脑的普及和网络文学的出现，不但使文学的覆盖面空前扩大，而且使广大人民群众有可能通过网络从事文学的创作和阅读。上述变化正是新中国年代所产生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最深刻的变化。 新中国文学的巨大贡献和成就还表现在从传统继承和广泛借鉴中推进了我国文学的现代化和民族化，从而使作品的题材、主题与形式、风格都有极大的开拓和新的创造，文坛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的文学风貌。 “五四”肇始的新文学已开拓我国文学现代化的进程。从1919年——1949年使我国文学的题材、主题和形式、风格产生全面的拓新。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等一代宗师和众多作家，或关注现实社会的人生，或表现狂放理想的激情，并大力引进世界各国的文学体裁和形式，汲取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等技法，以使文学创作的题材、主题、形式和风格大为丰富。但那时由于对传统的过分否定，并受到“全盘西化”论的影响，曾产生文学“欧化”的弊病。三十年代虽提出民族化、大众化问题，并引起广泛的讨论。然而在大多作家尚未实现与广大人民相结合的状况下，这个问题只在人民革命根据地的部分作家中获得较好解决，涌现了像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贺敬之等的《白毛女》和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等作品。新中国建立后，由于社会历史本身产生划时代的大变化，人民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开展，必然要为文学提供新的题材和主题，它也要求作家采用相应的许多现代化民族化的语言和表现形式。五十年代虽然处于被西方封锁的状态，但我国作家通过对前苏联、东欧文学以及西欧十九世纪前的作品的借鉴，在艺术表现视角和方法上或形式、风格的创造上，都仍然有很大的拓展和创新。如诗歌中郭小川、贺敬之移植马雅可夫斯基的“楼梯体”，加以改造，与我国语言传统的双声、叠韵和可以排比、对仗的优点结合起来，写出《向困难进军》、《放声歌唱》等比较成功的民族化而又现代化的诗体;西方的十四行体、四行体和自由体，在艾青、臧克家、冯至、屠岸、张志民等诗人的创作中也更加民族化，更多汲取我国古典诗歌和民歌的韵味。六十年代《海瑞罢官》和《李慧娘》等剧作被批判，“文化大革命”中将中外文学传统均打成“封资修黑货”，又提出创作表现所谓“无产阶级造反派打倒走资派”的要求和“三突出”的原则，这就极大地限制了文学创作的自由空间，使当时作品的内容和形式都狭窄化。但“样板戏”对文学民族化现代化方面所作的努力，却不应否定。 近三十年，由于“创作自由”被肯定，极大地解放了作家的创造潜力，为文学题材、主题、形式和风格的多样化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于是，后三十年文学中现实与历史，天上与地下，工农兵学商与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神仙鬼怪、鸟兽虫鱼，以及玄幻侠客和未来世界的科学幻想等等，都进入作家的笔端。追踪现实与书写历史，成了这时期题材开拓的最广阔的领域。艺术表现方法和技法也从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走向更广泛地接受了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各种流派的影响。 六十年文学的另一重要贡献和成就则是通过新英雄形象的创造，继承和发扬了历代优秀文学的人道主义传统和民族英雄主义精神，并努力贯彻马克思主义的“以人为本”的思想，使我国文学的思想性达到新的高度。 新中国文学所塑造的人民英雄形象，从董存瑞、雷锋、王杰，到王铁人、向秀丽、焦裕禄、蒋筑英、孔繁森这样的真人形象，到林道静、秦德贵、梁生宝等虚构的典型，他们的特点都在于超越历史上以个人英雄主义为思想基础的旧的英雄人物，表现了新时代以人类解放作为人生目标的崇高思想。新中国文学所塑造的新英雄形象，莫不燃烧着对人类的爱，对国家、民族和集体利益的爱，从而使他们能够临危不惧，公而忘私，坚忍不拔，勇于牺牲。他们胸中所怀抱的共产主义理想以及他们所表现的为人民事业，为人类解放不怕牺牲的崇高精神，正是最为可贵的新人道主义精神的写照，它将照耀着人类的未来，鼓舞着一代又一代读者向着美好的精神境界前进!(作者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