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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作为一种公器，近些年却越来越面临尴尬的处境——它似乎已经丧失了表述公议、影响公众的能力，与在现代民族国家初建时期相比，无论在塑造意识形态还是在娱乐与认知方面都已经被其他更为便捷的方式所取代。因而，很多时候作家们退而求其次，回归自我和内心，以或者反抗的姿态或者孤芳自赏的面目标榜其独立性和存在感。这固然是时代与社会发展的结果，反过来又进一步加深了文学自我放逐的程度，因而丧失或者不如说主动放弃了言说重大与广阔问题的权柄。比如关于现实、历史、梦想，关于理想主义的证言，关于对绝望和颓废的反抗。 近一两年与当代文学批评者及作家有一些接触，我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几乎每个人都能说上几个欧美乃至拉美作家的名字，甚至对他们的作品如数家珍，古代经典自不必说，批判现实主义以降的现代主义及当代西方作家尤为受到青睐，比如普鲁斯特、乔伊斯、博尔赫斯、福克纳，顶着“魔幻现实主义”之名的马尔克斯、卡彭铁尔，更晚近一点的品钦、卡佛、麦克尤恩等等。而说到本土的文学则除了少数古典之外，现当代文学多羞于提及，更别提少数民族文学了，一问三不知不说，有些人甚至对这一提法产生了质疑：“文学就是文学，哪有什么少数民族文学?”即便是少数民族作家，绝大部分也是如此，甚至有些少数民族作家会对“少数民族作家”这一提法火冒三丈，觉得似乎贬低了他的“普世性”。 “贵远贱近”向来是文化交流中的传统，本无足道;而从现代文学谱系来看，西方文学观念确实至关重要——中国现代文学观念几乎就是直接从西方迻译过来并对中国本土文学传统进行拣选、整合、提炼、再阐释的结果，进而进入到教育系统中，成为似乎不证自明的知识。这种文学观念背后有着近代史二百年来反帝反封建反殖民的恢弘历史背景，然而到了如今，时易世变，那种有意、无意、刻意地强调西方文学“师承”的话语，可能正是映射了对于中国传统本身的无知以及思维被内部殖民的结果——是时候反思这套话语了。 “无知”不仅仅是一种“不知”，那是人类认知几乎无法克服的局限;它同时更是一种“无视”，即明明某种东西存在于那里，却因为智识上的匮乏和懒惰而选择性失明，后者就具有了伦理学上的恶的属性了。中国是多民族国家，其内部充满了各个层面的复杂性，少数民族就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理解中国传统，必然要包含着对于中国各民族文化的了解。但是，对于他者文化的无知，普遍存在于当代文学之中，这里的“他者”倒不是西方的他者——虽然在众口嚣嚣之中的“西方”也未必不是一种符号化的刻板印象——而是中华民族内部的“他者”，那些具有极大地域、历史、风俗、文化差异性的各个少数民族。尽管经历着“现代性”的发展进程，不同民族都体验着共同的政治体制、社会结构、经济运行模式，面临着相似的全球性文化一体化、消费主义、资讯快车的挑战与机遇，但很大程度上在文化内核中依然葆有着其独特性。出于方便，这种独特性有时候会被我们称之为“民族性”。 需要强调的是，民族性事实上是早于被发明的“民族性”概念之前存在的，我无意纠结于概念，但必须指出“民族性”有着丰富内涵与外延，并随着历史的发展经历了数次思想史意义的界定嬗变。在晚清维新、革命的话语中，“民族性”被发明出来，与“国民性”相类，富有保国护种、救亡图存的民族主义意蕴——这里的“民族”是“国族”的涵义。关于“民族性”的学术史当然不是这个短文所要探讨的内容，我这里只想指出，这种统称式的国族式民族性，泛指最大意义上的“中华民族”，是对中国人及文化的全称，直到1980年代的新启蒙和寻根文学思潮中讨论的“民族性”，很大部分依然是在国民性反思意味上来说的。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在1980年代的风潮中逐渐采用了“民族性”的术语，用于指称难以细述的“民族文化特质”。因而，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不停游弋的“民族性”，它总是随着历史语境的变迁而发生变化。 所以笼统地说某种“民族性”是没有意义的，至少是一种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必须认识到“民族性”的“效果历史”，即在现实中观察、审视，贴近性地对某种特定的族群进行归纳、总结、提炼和升华。人类学上讲任何一个民族文化都是“边界模糊，核心稳定”的，它的表层的符号、服饰、建筑、饮食、生产、消费方式、流行文化可能会随着现代生活的发展而顺时而变。这种“变”是“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与时俱进，但是“变”中也有“不变”，即它的深层的心理、信仰、认知模式、精神观念、集体记忆、文化积淀，也许会如同水面下的冰山稳固地潜藏，难以遽移消解。不变的这个部分就是所谓的“民族性”，需要具体细致的分析，它凝聚着中华各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既有各个不同的差别，又有共通的内容，发掘与弘扬这种文化遗产和思想资源，往往会为呈现一体化趋势的主流文化输入新血，为未来的文化复兴提供智力支撑和精神动力，为塑造核心文化观念乃至输出文化提供养料。 历史的进程早已过了“以夷为师”、“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阶段，也不再是“揖欧追美，旧邦新造”，或者片面的“以俄为师”，而是需要我们融合外来文化，重新从本土民间、民族、底层、边缘寻找新文化的源头活水和前行动力。随着全球化的趋势，地方化也应运而生，中国的“民族性”正是在这种整体语境中获得了新的良机。其中尤为值得珍视的中国“民族性”中的内部多样性的不可多得的优势。从全球范围内来看，也很少有哪个国家拥有中国这么丰富且具有人民主体性的多元民族性。 不过，注目于“民族性”时也需要注意两种倾向，一方面不能以中华民族的总体性“国民性”这样过时的论断来替代生动繁复的当下内部多样性，后者曾经在革命与反抗外辱的过程中一度被压抑，如今在思想解放、人民共和的语境中获得了自主的彰显。另一方面，高扬本土民族性，固然是民族自尊、文化自信的表现，同时也要走出封闭的文化圈，不能抱残守缺，避免那种过度的民族本位主义——那不过是狭隘民族主义的另一副面孔，很有可能走向偏狭的分离主义。如何处理好二者之间的界限，在共通性中寓差异性，从特殊性中发现普遍性，则是需要认真把握的事情。内部多元是和谐之本，中华民族内部的不同民族有着悠久的文化交往与融合的传统，在统一的框架之中，在多元性中锻造核心认同，寻找到重叠共识，是每个具有社会关怀的人所应该具有的前提。 回到文学上来，几乎所有文学的忠实读者都会对当代文学不满，在那里，“小时代”的代言人在市场与大众中如鱼得水，“公知”和媒体人以反叛的姿态扮演知识分子，缺乏历史见识和现实洞察力的“严肃文学”胶柱鼓瑟脱离大地，孤芳自赏的“纯文学”犬儒主义式的自我安慰……大多数都让人感到失望。尤其是在文学与现实之间的关系上，文学如何表述现实，进而成为现实中的能动力量，成为我们时代文学最为要紧的问题——它是考验文学和作家是否合格的试金石。遗憾的是很多时候作家只是提供了一张空头支票，而读者和批评者能获得多少，取决于自己的储蓄。 如果要表述现实，首先需要认识现实。现实当然包含精英的诉求、城市化的进程、消费主义的甚嚣尘上、生活方式与情感维度的变革，同时也有草根的言说、乡土大地的歌哭、濒危文化的暮年挽歌、精神生活和信仰层面的迁徙。当代中国为作家展示了一个无比复杂丰富的现实，但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方面要接地气，亲近日常和经验;;另一方面又要具有洞察力，不能停留在繁琐细碎的表象之上，对时代、社会有“总体性”的把握。所谓，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正是此意。 现在的许多作家读书不多、经历匮乏、体验更少，眼光集中于自我、肉身及周边的狭小区域，无力超越个体的局限。这不仅是知识性方面的缺陷，同时是认识论、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孱弱。“民族”可能提供了一种替代性的路径，它包含了“中华民族”在长久时光中凝聚而成的思想的精萃，是各民族共同生活形成的水晶;同时也包含着不同少数民族各自的民族特质，它们也许曾经一度被忽视，但在将来会焕发出异彩也未可知。 比如各民族的口头传统，藏族的《格萨尔》、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蒙古族的《江格尔》、彝族的《勒俄》、傣族的《相勐》、苗族的古歌……与世界上其他民族的史诗并立也毫不逊色，如芬兰的《卡拉瓦拉》、古巴比伦的《吉尔伽美什》、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古印度的《罗摩衍那》、古罗马的《埃涅阿斯》、英国的《贝奥武甫》、西班牙的《熙德之歌》、法国的《罗兰之歌》、中非的《姆温都》、俄罗斯的《伊戈尔远征记》、冰岛的《萨迦》、菲律宾的《呼德呼德》、波斯的《列王纪》、日耳曼的《尼伯龙根之歌》、格鲁吉亚的《虎皮武士》、亚美尼亚的《萨逊的大卫》、阿根廷的《马丁·非耶罗》、西非的《松迪亚塔》……值得注意的是前者许多是“活着的传统”，经过了时间的洗磨，洁净如新，依然活跃在现世的生活当中，滋养着当下的民众，它们同时也构成了对于书面作家文学的营养和灵感来源。重新认识这些分布在中国各地各族群中的口头文学，对于重新认识、阐释、建构中国的文化与传统有着不言而喻的革命性意义。 从作家文学而言，少数民族作家的书写虽然很多是在近现代才获得书写的技能，但因为文化记忆和思维模式的不同，往往具有从他者的眼光看待世界的视角。它们不仅仅是题材上的特异，或者民族风情的表面不同，而是整体在美学风格和观念上的差异。而民族文化交流的结果也会带来文学书写在技法、趣味、审美、形式、内容的全方位自我刷新，比如 “十七年”时期的一些多民族文学名篇，就既是“主旋律”的，同时也具有本土气象和中国民族美学意味。1980年代以来，乌热尔图、张承志、霍达、王朔、阿来、扎西达娃、马原这些产生了广泛影响的多民族作家，在历次文学思潮中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叶广芩、赵玫、叶梅、叶尔克西、宁肯、范稳、红柯、于坚等中坚作家，以及更年轻的田耳、次仁罗布、李娟、艾多斯、马金莲、潘小楼、尼玛潘多、血红、唐家三少等，在当下的文学现场也充分体现了“民族性”在我们时代的显现。 值得注意的是，新一代的民族作家在涉及到新媒体时，最能显示出当代“民族性”的变迁。比如被称为“网络写手第一人”的血红，是“起点中文网”第一位(2004年起)年薪超百万的网络作家。在虚拟空间的书写中，外在的民族身份似乎并没有过多地显示在其作品中，但是这并不妨碍他是一位苗族作家。少数民族并不一定要显示出某种让人一目了然的“民族性”，有着那样期待视野的人可能恰恰是带有“刻板印象”的东方主义式僵化思维的人。因为，少数民族同样是与主体民族一样生活在同一个时空之中，是同时代的主体，他们的“民族性”可能在某些场合、某种程度上已经与主体民族密切如一、难分难解了。 但是换个角度来看，正如我前面所说，表面上的相似也许只是说明“民族性”影响可能是隐性的。近些年在边疆及少数民族地区发生的一些事件也表明，如果想理解中国的复杂性并为这种复杂性找到一条合理的解释途径，只能从多民族的角度入手。从多民族的视野去看待少数民族文学、审视主流文学乃至评价世界其他民族的文学，也许会为我们的文学带来有益的写作启示、知识格局和思想话语。主流的文学批评者和作家之前对此较少关注，近些年来少数民族的文学表述及其成果也日益得到重视，因为它们给单一的发展模式、渐趋一体的世界观带来新鲜的血液。这种补充和局部的替代，彰显了少数民族主体性和中华民族主体性的多元维度，更主要的是提供了一种突破既有的文学观念的契机。从“民族”发现“文学”，带来的也许不仅是文学自身的变革，也是文化和政治的新生。 本文原载《民族文学研究》2014年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