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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关时间的若干概念中，“世纪”的性质很是复杂。作为一个西化痕迹很重的词汇，人们在汉语日常语境中使用，往往对其基督教的意识形态背景习焉不察，而通常只将其作为一个通行于世界的时间概念、一个通用的所谓“公历”的时间概念加以使用。这种使用自然无可厚非。在一般的情况下，还不至于导致像“中华世纪坛”这样如此理路混乱的情况，它使人对将“中华”与“世纪”相对接大感困惑、莫名其妙。而平时我们只是从现实的“公历”语境出发，“世纪”不过徒取其表示时间的段落意涵而已，并不能去算其西化背景的意识形态老账。 诚如彼得·奥斯本在其所著的《时间的政治》一书中所言：“现代性是一种关于时间的文化。”在这个意义上，“世纪”一词在中国语境中，无疑是具有现代性意义的一个词，同时也是仅仅关涉现代时间含义的一个词。对于中国来说，我们也许只拥有20世纪，再往前也许还拥有19世纪的后半个世纪，除此再往前便很难用“世纪”概念来表述了，因为古代中国自有自己的时间系统及其表述，与西来的“世纪”无涉。而如果硬要使用，也不过是一种中西年代学意义上的换算用法。当然，我们还拥有眼下刚刚开启的21世纪，因此“新世纪新阶段”的用法在我们也是当仁不让的。用这个“新世纪”的概念来观照“中国文学”，便有所谓“新世纪文学”。使用新世纪文学这个概念，我们所做的，乃是又一次将“中国文学”时间化了，并在这种时间化的意义上，将其进行了一次历史总体化。奥斯本说：“如果说亚里士多德试图通过变化来理解时间，我们何不颠倒这个过程，尝试一下通过时间来理解变化呢?”是的，通过时间来理解中国文学的变化，赋予中国文学以时间的框架，达成中国文学的时间化和历史总体化，这正是“世纪”之于中国文学的语用意义。“世纪”也如“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以及“先锋”一样，都是历史意识的产物，都是历史总体化的范畴，而这“每一种范畴都牵涉到一种独特的历史时间化形式”。它们在本质上都是一种现代性的“时间的政治”。 于是，在这个“新世纪”的时间维度上，我们一方面要明白这漫长的百年或世纪作为一种长时段或许将比我们个体的有限生命要长，另一方面也要明白，所谓的“新世纪”之“新”，也将是短暂的，也许用不上十年八年就不能再言说一个“新世纪”，或者径直去言称一个“21世纪”或“本世纪”好了。但现在我们却的确可以由这个概念而使能够置于其羽翼之下的文学得以形成一个总体，加以研讨，甚至还可以有一种“世纪”的展望。同时，对“世纪”的时间化或现代性的认识，也可以有助于我们来思考一下“中国文学”的“时间”。这也许更有意义。 中国文学的时间，是认识中国文学的一种方式，是历史的方式，也是最为现实的方式。我们总是通过中国文学的时间去认识中国文学的空间，通过认识中国文学的时间，而登堂入室，去把握中国文学的本体。掂量一下，中国文学的时间表述，就其要者，大约有三种。 一是“时序表述”，或称“朝代表述”。也就是伟大的《文心雕龙》中“时序”等相关章节所表达的中国文学时间观。所谓“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古今情理，如可言乎!”那么刘勰是怎样按照他的“时序观”来言说中国文学时间的呢?所谓“时序”，也就是时间之序。但刘勰的“时间之序”的“时”却是个长时段单位，也可作时代解，而这个“时代”之“代”，却又是以“朝代”为表征的，因此他的“时序”也就等同于朝代之序。于是，他上溯历数十个朝代，究其九大变迁，最终把批评的矛头指向“竞今疏古，风味气衰也”，指向“近附而远疏”的当代时尚，要求文学应稳妥地资源于故常，谨慎地斟酌于新声。总之，这种朝代时间表述，用钱基博在其所著的《现代中国文学史》中的话说，就是“披二十四朝之史，每一革鼎，政治、学术、文艺，亦若同时告一起讫，而自为段落”。上干年来的中国历史和文学史认知基本上都属于这种“二十四史”史观，虽然我们今日早已不拘泥于此说，但在研究和表述中国文学历史时，仍然离不开它，“朝代表述”仍是有关中国文学时间的最基本表述方法之一，其基本的中国历史维度仍不可撼动。比如傅斯年站在现代立场上，曾在《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中指出不能把政治的时代作为文学的时代，所谓“文学时代之转移每不在改朝易代之时，所以我们必求分别文学时代于文学之内，不能求于其外，而转到了政治之中”。傅斯年的考虑无疑是现代学者对中国的朝代表述之于文学演化的不尽一致所表达出来的一种清醒。然而，最后我们发现傅斯年也逃避不了“朝代”时序的表述，在不拘泥于朝代时序的同时，他在谈到古代文学与唐宋以降文学之分野时，仍然离不开诸如“文起八代之衰”的说法，诸如秦汉、隋唐仍然是不能不用的时间断代说法。而至今的治中国古代文学史的人，也还是要沿用诸如先秦、汉、唐、宋、元、明、清的断代用法，这说明朝代治理及其时序的历史表述不仅在于其传统习惯和简明易用，更在于它符合中国古代史的实体存在状况，符合实际，只要不僵硬死板，就仍然可用并能表现出历史的总体状况，而且，它所显现出来的历史连续性和总体性，仍然不可替代，并在世界文明史上独特而自成体系，富有魅力。西人的“剑桥中国史”著作也依此朝代体系而撰成，可算作明证。 二是“现代性表述”。在中国文学的时间表述中，现代性表述产生较晚，大概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风东渐、中国现代化社会进程起步之时相应而生的。但它以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本质性分析，而远离了“古代”、“现代”表面的纯粹时间含义，现代性成为一种与古代性绝然不同的性质。现代性的内涵在于它的“时间性”与其自身的本质规定性的统一，是按照其特定的本质规定性而进行的时间总体化和历史总体化。正如前面所述，用现代性的标准来判断历史，它似乎可以超越朝政治理的时序而归合古代，也统合了现代。而这种结果的出现则有赖于一种观念形态的“现代性”这一概念。还以钱基博所著《现代中国文学史》为例，其书名中的“现代”，无疑具有明确的时间性，但只要你读过全书，就会明白，他这书名里的“现代”只是时间性的单纯意义的用法，而无“现代性”的本质规定性意涵，因此，他在书中就将这“现代”即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数十年的文学分为“古文学”和“新文学”，这“新文学”当然是“现代性”的文学，而“古文学”，却是“现代”发生的“古代性”的传统样式与风格的文学，举凡如王闿运、章炳麟、刘师培、林纾、王国维等的诗文都属此类。可见钱基博的文学史自然不能是以现代性为旨归的一统文学史。但我们也不能因此说，钱基博尚无现代性视野，因为他毕竟将“现代”这一书名称之下的文学区分为“古文学”和“新文学”，如此，在“现代”这一单纯时间的书名用法之下，他已展开了按照现代性理念写作文学史的初步意识，只不过此时他尚未有以“现代性”为唯一标准的一统文学史观，而以一种共同的时间(书名“现代”)之下的不同的内涵性质的时间群落的共时共存状态(古文学与新文学共存)来表达他的文学史述。这完全符合钱基博生活时代的文学关系实存状况。其实，就中国历史时间而言，一方面，朝代的循环似乎形成一种绵延的规律，并与古典循环时间观相一致；而另一方面，朝代的循环也不能不被国学大师杨联性先生所称的“朝代间的比赛”试图冲破，因此在文学史上，中国古代很早就产生了诸如“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观点，这似乎成为文学进化纠正朝代政治循环的一个例子，傅斯年、胡适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文学变革家们所援用的文学进化论，其实早有中国本土的文学史实与观念的源头。当然，这种古典的文学进化论，不过是基于朝代间文学的“比赛”或“演变”的客观事实而产生的朴素观点，而不是建立在线性的时间文化观之上的。如果说朝代表述体现了一种古典的循环的历史观、时间观，那么现代性概念在时间表述中的最大特征则是历史的直线向前和制造历史直线的断裂，一种在断裂式的革命中不断向前迈进的直线式的时间观左右着世界，在近代以来取得西方时间观对东方循环时间观的胜利。因此吉登斯在《现代性后果》一书中将“断裂”或者我们常说的“转折”视为现代性的重要特征。诚然它也是现代性文学史观和文学时间的重要特征。它以线性的时间观和历史进化论为基础，以古代性和现代性的断裂或转折为历史的总体化建构坐标，同时，它也在现代性内部的历史时间中频繁地用断裂或转折话语进行言说，遂有中国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之分野，在当代文学中又有“十七年”、“文革”、新时期的分野。然而这样做的结果是，现代性的中国文学时间表述并未像它所期待的要超越朝代表述那样，超越了政治或意识形态，它不过是以一种不以朝代政治而以现代性政治来代替旧有中国文学的时间表述，是一种更为本性的意识形态表述，或一种现代性的意识形态的时间的政治。而且有一点是肯定的，这就是它依然有赖于中国国体政治(朝代政治)的革鼎。在近代、现代、当代中国文学史表述中，有两种深潜的形式或表现必须指出来，一是在现代性的中国文学时间表述中，它很巧妙地用现代性这种时间化的意识形态观念史、思维变迁史遮蔽和模糊了辛亥革命导致的“中华民国”这个不无暧昧的现代中国史的鼎新，回避了文学史以这个现代中国国体政治变迁为坐标的意向。它以现代性的社会性质论述的逻辑成功而令人信服地将“近代”这一时间断代上划在1840年的鸦片战争，而又以社会性质演化的逻辑令人信服地越过辛亥革命而将“近代”的结束下划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应该说，现代性的时间意识形态特性在这里给了中国文学时间一种智慧，使它有效地处理了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某些难题，这时的中国文学时间就成为一种超越朝代更替政治的叙事，而这种叙事所形成的“近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说不清理还乱的关联，诸如近、现代是否应予打通，现代文学时间是否应上划等众说纷纭，也实在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二是现代性中国文学时间表述与叙事又极其明确地以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为坐标，而在现代性中国文学时间中标明了当代文学的产生所依赖的依然是国体变革。这一看似与现代性时间表述所欲超越朝代的政治时序路线图的努力不一致的做法，实质上也很好理解，它正是要用文学的现代性时间的明确坐标，而为新中国社会的现代性变迁和转折提供一份有力的佐证，同时也用社会政治所导致的国体变革而使文学的时间断代具有了现代性的合法性，现代性表述在此与国体政治依然具有着高度的紧密联系。由此可见，现代性表述之于朝代时序的态度是“为我所用”的意识形态，它从不拘泥于国体变革，有时又利用国体变革来建立时间坐标，来表达历史的断裂和前进，它是灵活的，唯现代性的时间政治是瞻，并在其中展现智慧。 中国文学的时间表述的第三种形态是“世纪表述”。这是中国文学时间的现代性表述的一种特殊形态。此时的“世纪”，在中国语境中已没有人深究其西化的意识形态旧账，而只看重其作为“公历”时间的一个长时段的表述给人们带来的便利。这样，忽略掉其西方宗教意味的“世纪”，便成为既有现代性又有单纯的时间性的概念了。现代性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断裂或转折是如此之多，以至于以百年为单位的“世纪”概念都似乎具有了超越某些短期的或时尚的意识形态的功能。因此“世纪”的中国文学时间表述应该看作是现代性时间表述的内部调整，是对仿佛永恒的“变化”、以及不可遏止的“断裂”与“转折”的某种缓解、抹平与解构。目前而言，中国文学的世纪表述大约有两种，一是20世纪中国文学观，诚如黄子平等学者提出它时所论，它旨在打通中国文学的近代、现代、当代之“人为”分隔，从而形成一种新的总体化言说。黄子平等人当年提出20世纪中国文学观，现在看来，它不仅仅在于试图超越近代、现代、当代的“断裂”，维护一个新的历史总体性，而且，它的意义更在于在中国文学史的时间表述中，提出了一种世纪表述的方式，从而在朝代表述和现代性表述之上，又开辟了新的视角。二是我们现在要讨论的“新世纪文学”。关于“新世纪文学”，我想指出，这个概念虽然仍然是在现代性话语里的一种言说，同20世纪中国文学史观一样，有一种试图超越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内部断裂的时间化努力倾向。但中国新世纪文学相对于20世纪文学而言，具有某种“后世纪”的意味。也就是说，“新世纪文学”接续20世纪中国文学而来，它不仅将像20世纪中国文学史观一样，试图超越种种近代、现代、当代的割裂，而且还将对整个20世纪文学进行整体性的超越，即它不再纠缠于历史旧账进行批判，而只关注于新世纪新阶段的新表现与新发展。大家知道，中国人所真正拥有的世纪，是“20世纪”这第一次使中国人和中国事物得以完整地生存或渡过的“世纪”时间形式。因此20世纪中国文学史观也自有其存在的理据。而20世纪中国文学，其最主要的时间形式和历史观一方面不能不是现代性的，与中国以往的传统认知和思维大相径庭，它只能采取“现代性”的与西化的态势相适应的形态，因此在其内部仍然避免不了种种断裂性的、转折性的、对从前的历史具有否定性的倾向，并在这种内含的断裂的关系之上建立历史时间化和历史总体化，在一种否定性关系中表述前进。但另一方面，它又试图用“世纪”这种单纯的百年时间单位来弥合20世纪历史中不可掩饰的断裂与转折，并按照自己的思路用“世纪”整合性地写出了《20世纪中国文学史》著作，不可谓不成功，但是必须指出，这种成功的弥合仍然存在着与其内部不断断裂的文学史客观存在的矛盾，它表面掩饰而实质上根本掩饰不了20世纪“不断革命”的历史形态。诸如对以鸦片战争前后为界，在中国古代文学与近代文学间的断裂表述，它虽然可以将其移植到世纪之交去处理，却不能不依靠“现代性”观念来形成新文学形态与古典文学的革命性转折。而即使在20世纪中国文学内部，它也仍然回避不了诸如“新中国文学”或“当代文学”与此前的“现代文学”的“转折”或“断裂”，回避不了“新时期文学”与“文革文学”的“转折”或“断裂”，这种拨乱反正、批判的关系一直存在，而且一直紧绷，甚至在20世纪产生了诸多激烈、激进的表现，都不能不正视，无法消弭。但来到新世纪，新世纪的文学与以前的文学关系却不是这样，这时新世纪文学仍在求新之中，却与古今中外的文学资源在走出20世纪的进程中构成了一种新的对话性关系，与历史同时与现实生活也没有多少紧张的情境，反而显得从容、宽大，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对以前的文学，或者20世纪的文学有很多继承性的倾向在里边，也有很多改变在里边，而其最大的改变，就是有一种超越现代性内部的紧张和“断裂”的倾向，并因此而与20世纪中国文学形成很大的不同，从这个意义上说，它的确是20世纪的“后世纪”，是现代性同时又是这种现代性的“后”现代性，这本身就可以构成了一种新的超越，一种历史的新的总体化。“新世纪文学”的概念也因此使20世纪中国文学史观更加具有整体性和存在的理据，从而开启自己的“新”的“世纪”。这正是新世纪文学的历史逻辑的起点。新世纪的文学视野会超越近代、现代、当代等断裂性划界，而整体地与20世纪相对称，开启新的境界。它不拨乱反正，也不新旧两重天，更不狂热地创新，创新和继承都将是谨慎的，而“新”已不再是激进之“新”，“新”这时已是我们不能不追求并与之对话的平常之物，这样，也只有这样，新生或生长才是新世纪的新的态势。正像林白的小说《万物花开》、刘庆的小说《长势喜人》所表述的时代的、世纪的隐喻那样，它不反传统，而只是关于生长、关于新生的文学。这种新生、生长，当然是有关现实的，入世的，积极生活的，同时也是批判的，是一种日常生活批判。而此时的批判，也不再谋取激进的姿态，批判也是现代性的平凡之物。新世纪各种体裁、主题样式文学的竞相问世和开放，蔚然壮观，其所体现的现实精神美学，都为这种新趋势做着最好的佐证。而中国文学的时间，也在这种新世纪表述中，获得了新的可能性。 中国文学的时间表述的三种形式，是历史地存在着的，它本身就是在时间中演化出来的。它们共同地表述着中国文学的历史，形成了中国文学史态的多样、互补和丰富，循环的形态与直线向前的形态杂集丛生。但是我们应该认同和不应忘记的一个根本性的观念是：中国文学是一个整体，无论语言，无论文化，无论历史，都将证明中国文学是一个整体。那么，在这种多样的时间文化表述形态之上，如何处理全部中国文学的整体化，维护其一个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学整体，将成为我们中国文学时间文化的理性思考的一个课题。这在新的世纪，也将成为“新世纪文学”的一个重要的思考命题吧。 (张未民，《文艺争鸣》杂志主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