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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百年的中国史是非常有趣的。 当政治意识形态的迷雾逐渐散去之后，百年中国的学术才逐渐露出真正的面目。但是这种面目并不是自然而然地显露，需要素心人进行细致的梳理，合理的解释，同情地了解，温情的敬意。 在中国文化由传统向现代的变迁中，几代知识分子做出了令人难以忘怀的贡献。本人在《百年中国文化史回眸》一文中，曾对百年中国史上的五代学人有所讨论。蔡元培、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先生是百年中国史上的第一代学人，胡适、陈寅恪、金岳霖、冯友兰、赵元任是第二代学人，张岱年、钱钟书、费孝通、金克木、季羡林，则是第三代学人，王元化、李泽厚、张光直、李亦园是第四代学人，陈来、葛兆光、梁治平、郑也夫可以称作第五代学人。 大体说来，前三代学人生活在民国时期；第四代、第五代学人生长在1949年以后，这里面，李亦园先生在台湾成长起来的。我本人越来越感到：1949年在百年中国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年，这一年之后，中国大陆的社会结构发生了特别大的变化。因为从1949年到现在，民国时期学人鲜明的学术个性被格式化了，学术共同体进行重新配置，学术生态圈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换。 百年中国文化史上的第一代学人，一般生于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梁启超、王国维先生两位生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他们大体上活跃于1898--1927年。这一年，康有为、王国维两位先生离开人世，严复先生已经逝世六年，两年之后，梁启超先生辞世。元气淋漓的章太炎先生，从这一年开始度过人生比较黯淡的晚岁十年。只有蔡先生在这里面是人老心红的一位，领导南京政府的科学研究工作。 第二代学人活跃于1928--1948年间，这一年，清华学校正式改名清华大学。第二代学人的年龄跨度比较大，马君武、鲁迅都生于1881年。第三代学人年龄比较小的有吴文藻先生，生于1901年。胡适正在上海中国公学担任校长，陈寅恪、赵元任原来是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的导师，现在成为清华大学中国文学、历史两系的学术骨干。金岳霖、冯友兰是清华大学哲学系的两大台柱。此时两位先生正在雄心勃勃地商讨开创“清华学派”。 第三代学人大体上活跃于1938--1948年间。这一代人大体上生于辛亥革命左右。1938年的9、10月间，钱钟书先生任教于清华大学，费孝通先生毕业于英国伦敦经济政治学院，博士论文《江村经济》受到导师马林诺斯基的嘉许，费先生启程回国。季羡林先生正在“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德国留学。 百年中国学术史上的前三代学人与以前的“士”比较起来，最大的不同就是具有现代文化的视野。第一代学人中，康有为、梁启超由于戊戌变法被通缉，长期流亡海外。严复留学英国，章太炎、王国维游学日本，蔡元培先生游学德国。比较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学人留学更加正规一些，加以吸收第一代学人的文化营养，所以第二代、第三代学人对西方文化“所操益熟、所得益化”，在人文学科，特别是社会科学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1898--1948年的五十年，是中国从文化上融入世界的五十年，所以，“留学”成为几代学人成长的有效路径。给我的感觉，1949年前的中国“留学生”，几乎可以说是“游学生”。他们大多持有建设中国文化的伟大抱负，学成回国是他们所信奉的非常简单的道理，不像现在，真是“留学生”，学成以后，一流的人才很少回国的。回国的多是“二把刀”，此种人物，很难说真正懂得中国，更很难说懂得外国。此种景况值得我们深思。在清末民初的留学史中，有一个有趣的问题，中国留学生选择到哪国留学，是否有一种“潜历史”？他们从留学的国家又带来些什么？近代大规模的留学运动，是从甲午战争之后开始的，加上便利、自由的留学政策，使得到日本留学成为一种时尚。留学日本，既有官方人士，又有民间人士，他们到日本，不外看看打败中国的日本到底优势何在？所以充斥着留学生脑子的是比较功利的实用理性。这些留学生相对来说，与政治的关系都比较紧密。同盟会的骨干力量就是中国留日学生。这拨人为以后的辛亥革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机缘，李石曾、蔡元培先生发起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是百年中国一次影响深远的留学运动，这次运动培养了中国共产党的骨干力量。美国是一个比较有远见的国家，用中国庚子赔款的款项设立了清华学校。这所学校的毕业生，没有特殊情况，一律留学美国。从此到美国留学成为一种制度的建构。相对来说，到欧洲大陆留学的中国学生人数是相对较少的。 长期以来，大陆的教育史研究，对国别留学史的研究，几乎可以说是一片空白。这样，中国三代学人留学便被简化成“吸取西方先进的文化”，甚至再现当场的一段时间，被歪曲成“接受资产阶级伪科学”。从事教育史研究的，很少有明确的学术自觉，教育史极少与学术史、思想史、文化史发生关联。在长时段的“西学东渐”过程中，学人相对比较关注的西方学术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极少注意中国学者的自主吸纳，更少注意中国学者对一个国家的文化的接受。 《另一种西学——中国现在留德学人及其对德国文化的接受》，所述马君武、宗白华、陈铨、冯至四位学人留学德国。马君武先生是特立独行的一位，即使革命家，又是教育家，老先生很早就投身于同盟会，是位老资格的同盟会员。此公经常在政治和教育之间徘徊，所以给人的感觉，此公很难归类。大体上，我们可以将马君武归为第二代学人。宗白华先生是中国百年美学的先驱者，与朱光潜先生并称美学双壁，位列第二代学人。陈铨、冯至两人，在我看来可以称为第三代学人。 叶隽先生把关注的目光聚焦在中国现代留德学人及其对德国文化的接受，体现了学术史研究的一种自觉，这是难度相当大的比较文化史的工作。在我看来，这种难度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叶隽先生没有从一个人物出发，因为马君武、宗白华、陈铨、冯至四位留德学人，任何一位，都不是那么好啃的。把它们四位人物集于一书，没有一种自家的体贴和整体的观照，便难以驾驭。否则的话，全书便难以成为一个有机而充满张力的整体，而只能给人简单堆积之感。第二，书中论述的人物，没有百年中国第一代学人蔡元培。当然，叶隽兄有着宏大的学术史的抱负，书中没有把蔡元培先生作为一章来描述，自有作者的考虑。如果从蔡元培先生作为开篇，我本人觉得《另一种西学》便会三代学人汇集一书，学术史的立体感将会非常鲜明。《另一种西学》作为北京大学德国研究丛书的一种，篇幅已近三十万字。该丛书有北京大学德国研究中心主任陈洪捷先生的一本《德国古典大学观及其对中国的影响》，该书专门辟专章论述蔡元培先生吸取德国大学思想，建设北京大学的举措。我曾看到叶隽兄对陈洪捷先生那本书做过非常精彩的评论。第三，德国文化的确有相当鲜明的特质，但同时具有现代文化的一般特征。这种一般特征，客观说来，美国、英国、法国、德国都体现显得非常明显。近代中国三代知识分子，也许在更大程度上，比较注意探寻发达国家成功的公理，这种“公理”，主要包括西方的科学技术、政治制度，也包括法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尽管其中，法学有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之分，文化人类学有民族学与人类学之别。也许对于留学生来说，所学学科对他们的影响，有时更甚于所留学国家文化对他们的影响。这里面，存在一种张力。 学术史的研究中，我以为“师承”是相当重要的，近代中国留学生对西方文化的理解、接收、融会，在相当程度上，是通过老师来实现的。但是，这方面的资料，又是非常欠缺的。可以说，一位出色的老师，可以称得上一门学科甚至文化的中转站，老师与外国弟子的互动，也许会更加生动地展示文化传播的效应。 我与叶隽兄相识于今年五月陈平原先生主持的一次学术讨论会上，叶隽兄充溢着德国哲学的纯粹和彻底，他的问题之精粹和提问之多，给我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 《另一种西学——中国现代留德学人及其对德国文化的接受》／叶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收入“北京大学德国研究丛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