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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沉甸甸的史书——读郭久麟《中国二十世纪传记文学史》

http://www.newdu.com 2017-10-27 文汇读书周报 张俊彪 参加讨论

    
    《中国二十世纪传记文学史》 郭久麟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已经成为过去的二十世纪,无论对于整个人类还是对于中华民族而言,都铭烙下了比以往的世纪更加明晰而深刻的时代轮辙和历史脚迹。特别是古老而悠久的中国,在二十世纪里,社会动荡,时世更迭,战火硝烟,内忧外患。革命与解放在不同时期以不同的方式交替深化,政治与经济在不同的上层建筑影响下以不同的生产状态和结构模式扶摇腾起,社会与文化在不同的意识形态中以不同的人本理念和价值趋向张扬幻化,军事与科技在不同的机制体制内以不同的发展速度和创新潜能催生裂变。地覆天翻,改朝换代,血火生死,天上人间,我们也许比别的国家和别的民族经历了更加频杂繁乱的巨大磨难和考验,同时也就比别的境域的百姓收获了更加刻骨铭心的深重体验和认知,于是我们就有了自己民族独特的二十世纪的风云时代,就有了自己国家独特的二十世纪的血火历史,就有了自己人民独特的二十世纪的英雄儿女。郭久麟著《中国二十世纪传记文学史》的应运而出,正是中国过去的那个世纪的社会、时代、历史、人物和事件以传记文学的特有形式而固化的定格和印记,是对那个世纪里中国传记文学的兴衰、盛颓、功过以及成败的记述和评说,同时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对过去那整整百年历史和文化的粗线条的一种回望、概括、归纳、总结和省视,因此我认为它不愧是关于中国二十世纪传记文学的终极成就。
    郭久麟先生既是一位成果丰硕的传记文学作家,又是一个长期活跃在传记文学批评与研究领域里的优秀评论家。他的《中国二十世纪传记文学史》兼具文学与理论的双重属性,是一部史与传融会整合的集通俗性与可读性为一体的历史教科书,是一部理论与学术色彩鲜明的集客观性与真实性为一体的科研成果,是一部文学与审美趋向明晰的集可读性与哲理性为一体的优秀读物。这本史书共四十二万字,重点记述了中国上世纪传记文学的百年历史,除此而外还用开篇数万言简要记述了中国古代传记文学的起源、形成、发展以及朝向现代传记文学嬗变的历史沿革和变迁的主线脉络,重点经络分明,恢宏磅礴,意象纷繁。中国的传记文学以司马迁的《史记》享誉世界,在《史记》之前和之后,中国传记文学的起始、形成、发展和前进及其成果,在世界传记文学领地里始终独享尊荣,然而传记文学的理论研究与修史长期以来严重滞后于传记文学的写作实践,直到近年来虽然有韩兆琦主编的《中国传记文学史》、陈兰村主编的《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李祥年的《汉魏六朝传记文学史稿》、杨正润的《传记文学史纲》,以及寒山碧的《香港传记文学发展史》、全展的《中国传记文学概观》、何元智和朱兴榜的《中国传记文学研究》等,但它们或者是中国古代传记文学,或者是中国区域传记文学,或者是中国与世界传记文学的全方位回述和开放式对比研究,因此,全面系统地总结、记述、研究和探讨二十世纪中国传记文学的《中国二十世纪传记文学史》是一部补白之作。
    《中国二十世纪传记文学史》的历史性是此前出版的有关传记文学方面的著述难以企及的。郭久麟出生于上世纪四十年代初,正是世界范围内的大战与中国的抗日战争最艰难残酷惨烈的时期,尔后的解放战争以及建国后的惊心动魄的岁月,都从各个不同的场合考验锻炼砥砺了这位刚正不阿的学者的性格与人生;他终生都在从事教书育人的启蒙的圣洁事业,同时撰写过多部曾经产生过影响的传记文学作品,而且热衷于传记文学的理论研究与学术批评,自身亲历过上世纪从中期到后期的时代与社会,也见证了自身生命时段的传记文学的创作与批评,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个性格中充溢着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那种追求真理、铁肩道义、使命文章的典型文人,于是,这诸多因素必然成就了他个人修史的内心动因以及史书的历史性独特风格。郭久麟运用史与传紧密结合的著述手法,既客观再现了二十世纪中国传记文学发展与变化的整体概貌,又为二十世纪中国各个不同历史阶段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传记文学作家梁启超、蔡元培、鲁迅、茅盾、巴金、胡适、郭沫若、郁达夫、瞿秋白、沈从文、谢婉莹、吴晗、萧红、沙汀、周而复、陈白尘、柯岩、刘白羽、韦君宜、叶永烈、权延赤、张俊彪、林语堂、陈香梅、寒山碧、李敖……概约九十多人及其百多部作品开列单节展开个案研究与评述,从而造就了这部史传合一的历史典籍。这部史书的问世,不仅惠及当代读者,而且必将延续往后的许多年代,这也正是它的历史性价值之所在。
    《中国二十世纪传记文学史》具备了真实性的突出特点。古今中外的修史立传必须具备历史的真实性,真实性自古以来就是广义的传记与狭义的传记文学所必须而且永远固守的唯一圭臬,这也是衡量和评判传记与传记文学的最终准则;被历朝历代所褒扬与传颂至今的传记文学作家的优秀品质,实质上也就是司马迁写《史记》的冒死求实的精神;如果把虚假的东西留给后人,那无疑是对历史的极大欺诈与犯罪。郭久麟秉承真实的原则在修这部史。早在司马迁的《史记》中就开创了为平民立传的先河,陶渊明、韩愈、柳宗元、苏轼也都写下了不少百姓传记,但历经后世诸多王朝的改换,长期以来为平民立传的范例并不多见,然而当历史的风雷激活了二十世纪的进程之后,张默生、鲁迅、谢婉莹、沙汀……直到新时期更多的传记文学作家都程度不等地将立传的视野关注着普通平凡的人生,这部传记文学史以相当多的笔墨述写了这样的作家与这样的作品。由于历史的原因或者意识的差异,从胡适、瞿秋白、吴晗、溥仪……到张紫葛、章诒和等作者与作品,虽然曾经出现过这样或那样的异同,但这部传记文学史都无一例外地一一收录并给予了各自应有的评述。在实事求是的写作思想辉耀下,郭久麟充分调动自己丰厚的理论功底与学术造诣,高度概括地归纳总结了中国二十世纪传记文学创作的得与失、功与过、成与败,对琳琅璀璨的作家与作品进行了展示与点评,对曾经因为各种各样的因素而在某个时期存在争议的人和书给予了作者个人的审视与存照,旨在力求这部史书的真实与可信。
    《中国二十世纪传记文学史》是一部科学性很强的史书。只有科学的东西才是能够逐渐臻于完善而至达真理层面的事物,不论文学乃至艺术尤其是史书典籍,都要求外在与内在均趋于科学的完整性、系统性、客观性、辩证性和严谨缜密性,因为如此才能够创造出作品延世永恒的生命力。这部史书是遵照科学性的理性思维与感性思维的互为依托的写作模式谋篇布局的,作者始终追寻的是一种客观、实在、公正、求真的治学修史的学者风范和文人品质,特别是本书的结束语一节中,在总结二十世纪中国传记文学的巨大成绩和宝贵经验的同时,明确指出值得引起注意的诸多问题:传记文学发展过程中始终受到社会政治思想意识的极端制约;在创作倾向上明显偏重于英雄而忽略平民百姓;在领袖人物的记述中存在着单一追求形象完美的片面化风气;在企业与演艺界的传记泛世后出现了令人忧虑的商业化与庸俗化倾向;在写作的艺术与审美方面缺乏精品意识;在理论研究与出版评奖等社会层面缺乏重视和支持;在传记文学的创作、翻译和批评等领域尚未开始与国际的合作与交流;作家与批评家的综合素质还有待整体提升……鉴于此,作者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传记文学在本世纪的发展主旨与路向:传记文学在文本意识和主体意识上进一步强化,从而获得独立的文本地位;在传主的选择上将更加多样化、现实化、平民化;在人物记述方面将注重形象与性格的真实性、血肉性、饱满性、立体性;在传记文学的创作趋势上必将朝向史学、美学、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融会整合而突破与创新,呼唤涌现独具个性、诗意和审美的传记精品。这些论述,显然是符合传记文学写作实践的,因而是科学的。
    郭久麟先生能够个人担当中国二十世纪传记文学修史的重任,还得益于他的传记文学创作和研究生涯。他从事文学与批评已有四十多个春秋,先后出版《随卫敬爱的周副主席》、《陈毅青少年时期的故事》、《萧三同志的青少年时期》、《散文知识与写作》、《文学创作灵感论》、《论贺敬之的诗》、《传记文学写作论》、《传记文学写作与鉴赏》等著作,以及许多诗歌、散文、报告文学和电视剧作,并且在各类评奖中多次获奖。这也是《中国二十世纪传记文学史》兼具文学性、审美性和史传性的原因之所在。这部史书还突出记述了为上世纪中国传记文学的发展与繁荣做出过不懈努力的优秀编辑出版家王维龄和理论家李祥年、朱文华、郭久麟、全展、何元智、韩梅村等的主要研究成果,从而对传记文学的批评与研究进行了点睛之评述,虽然着笔简练但却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写作一旦缺乏理论的支持与导引是难以想象其发展前景的。总而言之,郭久麟为上世纪中国传记文学做了一件非同寻常的惊世之事,尽管他个人修史有个人的独特视野,也有个人的局限与疏漏,但毕竟诞生了这样一部沉甸甸的史书,值得庆贺。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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