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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情况概述 （一）有关蒙古族古籍文献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历史事件 13世纪初期，蒙古各部的统一以及蒙古帝国的形成，对蒙古族古籍文献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206年成吉思汗完成了统一分散已久的蒙古各部建立蒙古帝国的历史使命，宣告了蒙古高原“天下扰攘，互相攻劫，人不安生”⑴的动荡局面的结束，建立了新的社会秩序，为蒙古族社会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为使新兴的蒙古帝国走上法制轨道，成吉思汗就设制“断事官”⑵、“立青册”⑶的制度来掌管蒙古帝国的行政事务。设在汗廷的断事宜成为当时蒙古帝国行政中枢中的最大行政长官。在诸王和勋臣的分地内也设有断事官。这样，从中央到各地封建主分地就建立起一套比较完整的司法行政体制。当年成吉思汗委派的断事官失吉忽秃忽⑷正是根据蒙古社会已有的习惯法和成杏思汗颁布的“札萨”⑸审断刑狱、掌管赋敛、编制千户，并把这些详细记录于青册之上的。成吉思汗本人作为蒙古帝国的最高统治者为了治理国家、训练军队、整顿社会秩序、提高臣民的素质先后颁布很多“札萨＂、“训言”⑹、“必力克”⑺。这些用畏兀儿字记录于青册之上的“札萨”、“训言”、“必力克”后来咸为蒙古帝国的“札萨大典”，保存在为首的宗王库藏中。“每逢新汗登基，大军调动，或诸工会集（共商）国事和朝政，他们就把这些卷帙拿出来，仿照上面的话行事并根据其中规定的方式去部署军队，毁灭州郡、城镇……。”⑻这段记载充分说明了被称作“卷帙”的“札萨大典”的法律效应和权戚性。由此可见，蒙古族法典文献的基础是13世纪已经奠定下来的。在实现法制的历史长河中，蒙古族经历了未成文的习惯法时期、成文的成吉思汗《大札萨》时期、法制政教并行时期、清代地方法时期⑼，逐渐完成了由习惯法逐步完善而形成完整的成文法的历史进程。 随着蒙古帝国的建立而开展起来的外交活动直接促进了蒙古文外交文献的形成和发展。尤其是蒙古伊儿汗国时期，由于阿八哈、阿鲁浑、合赞、完者笃汗等人的积极努力，蒙古帝国在政治、军事、宗教等方面外交活动的范围更加扩大了。这些外交活动在世界历史舞台上留下了它的历史足迹和宝贵文献。蒙古文文献中著名的有阿八哈汗证书⑽、阿鲁浑汗致腓力·贝尔的信⑾、合赞汗致天主教教皇的信⑿、完者笃汗致法国皇帝的信⒀都证明了这一点。 蒙古族原始宗教萨满教和藏传佛教对蒙古族宗教文献和翻绎文献的形成和发展也起了重要作用。 蒙古族在氏族社会时期就信奉蒙古萨满教。成吉思汗蒙古帝国时期萨满教广泛传播，萨满以及主管萨满教的“别乞”⒁受到推崇。成吉思汗所采取的以萨满为主、对其他宗教一视同仁的政策，使得蒙古帝国时期的宗教得以发扬光大。因此，萨满教至今留下许多教义、仪式、赞颂方面的宗教文献。 1244年阔端⒂在凉州（今甘甫省武威市）会见萨迦班第达贡噶坚赞贝桑布以及其侄子八思巴。从此藏传伟教萨迦派红教传人蒙古地区，同时西藏地区也归顾于蒙古帝国的统治。元世祖忽必烈1260年登基时封八思巴为帝师，并赐玉玺。忽必烈推行的政教合一的政策更使藏传佛教萨迦派红教在蒙古本土广泛传播。据《十善福白史册》一书序言介绍：忽必烈请来八思巴喇嘛后新建了108座寺庙。此时寺庙共达42318座，僧侣多达213100人⒃，可见当时的盛况。元至元年间忽必烈降旨翻译梵文和藏文佛经。如从梵文翻译了《大乘庄严宝度经》、《乾陀般若级》、《大涅槃经》、《称赞大乘功德经》，从藏文翻译了《大藏经》、《戒本》、《入菩萨行论》、《五戒》、《佛说十二颂》等。这些佛经的翻译为后来蒙古族各种文献的翻译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578年，俺答汗在青海仰华寺与三世达赖索南嘉措会面，尊索南嘉措为“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赐予金玺，并邀请他去蒙古地区传教。自此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在蒙古地区广泛传播。在此之后，俺答汗又作出禁止萨满教，废除血祭的独尊黄教的新规定⒄。从而保证了黄教在自古地区的广泛传播。大量的佛经翻译促进了佛教文化的传播，丰富了宗教文献和翻译文献。著名的《甘珠尔》、《丹珠尔》的翻译终于在僧俗通力合作下完成了。高僧传和宗教史也相继问世。如《内齐托音传》、《咱雅班第达传》、《章嘉呼图克图传》、《蒙古宗教史》、《蒙古喇嘛教史》。 （二）蒙古族古籍文献发展进程中特有的民俗与文化 蒙古族自古就有由长辈向晚辈讲述祖先世系和主要事迹的传统民俗。《史集》记载：“所有‘这些部落’全都有清晰的系谱（šајаreh），因为蒙古人有保存祖先的系谱、教导出生的每一个孩子【知道】系谱（nassab）的习惯。这样他们将有关系谱的话语做成氏族（millat）的财产，因此他们中间没有人不知道自己的部落（qabileh）和起源。除蒙古人外，任何别的部落都没有这个习惯，也许只有阿拉伯人【也在记忆中】保留着自身的起源。”这种带有游牧文化特征的习俗正如《元史译文证补》一书所记“蒙兀⒅先无文字，世系事迹，口相传述”。被世人行为蒙古族百科全书的《蒙古秘史》就是蒙古族世系承袭的足初的文字记录。从《蒙古秘史》不难看出世系口相传述的痕迹。《蒙古秘史》的开头邱分就是讲述蒙古族的祖先以及蒙古各部的形成，主要部分则是讲述了成吉思汗如何建立蒙古帝国和窝阔台汗如何继承汗位的主要事这。自《蒙古秘史》到《黄金史》、《蒙古源流》、《水晶珠》、《黄金史纲》、《大黄册》、《阿萨拉克齐史》等无不记录了蒙古族世系事迹，只是把过去许多口述转为笔录而载入史册的。这充分说明了“世系事迹，口相传述”的民俗使蒙古族历史文献内容有了独特的特征。 蒙古族特有的崇拜英雄的文化心理，在远古时期就创造出生动感人的英雄史诗。蒙古族拥有许多不同风格的英雄史诗，其中《格斯尔》、《江格尔》等长篇英雄史诗和《汗哈冉惠传》、《勇士谷诺干》、《智勇的王子希热图》等短篇史诗都是举世闻名的文学杰作。古朴雄壮的英雄史诗既丰富了蒙古族文学主库，又留下了许多珍贵的文学古籍。 二、 文献概况 （一）文献的形成与发展阶段 蒙古文文献产生于13世纪上半叶。根据现有资料，蒙古族的第一部文献当属回鹘蒙古文《成吉思汗石》⒆，写于1225年。在此之后，《拔都致窝阔台汗的信》⒇（1238年）、《十方大紫微宫窝阔台汗圣旨碑》（1240年）、《贵由汗玺》（1246年）、《释迦院碑记》（21）（1257年）、《蒙古秘史》（1240年）等文献的问世，不仅证明了蒙古文文献形成于13世纪中叶的事实，而且还证明了13世纪中叶的蒙古文文献形式已经具备了石刻、玺文、碑铭、令旨、信札、书籍等不同类型。这些初期的蒙古文文献都属于回鹘蒙古文文献。 1269年八思巴奉元世祖忽必烈之命创制新国字以后，八思巴蒙古文便成了元朝官方文字，《译写一切文字》（22），留下了许多珍贵文献。根据目前已有资料，最早的八思巴蒙古文文献是1276年的《安西王忙哥剌鼠年令旨》（23），然后是《忽必烈敕赐太原府石壁寺安录僧圣旨》（1277年）、《1306年榜文》、《元仁宗甲子年诏》（1312年）、《普颜笃皇帝虎年圣旨》（24）（1314年）、《答己皇太后猴年懿旨》（1320年）、（帝师公哥罗古思坚藏班藏鸡年法旨）（1321年）、《妥欢帖睦尔皇帝鼠年圣旨》（1336年）、《敦煌六字真言八思巴字碑文》（1348 年）、《居庸关东西壁题记》（1345年）等重要文献相继问世。另外，还发现了米奴辛斯克金字银牌和纽克斯克金字银牌以及印有八思巴蒙古文纸币和刻有八思巴蒙古文的铜钱等。八思巴蒙古文文献内容以旨令为主，以碑文、题记、榜文、诏书、牌符、货币为辅。 于1648年托忒蒙古文创制之后逐渐有了托忒蒙古文文献。根据现有资料，托忒蒙古文的创制人咱雅班第达那木海扎木苏编写于1649年的《字母汇编》是第一部托忒蒙古文文献。其次是七回本托忒蒙古文《格斯尔》（l716年）。然后是《四卫拉特史》（25）和《平定准噶尔勒铭伊犁之碑》（26）、《平定准噶尔后勒铭伊犁之碑》（27）、《蒙古托忒汇集》（28）、《居希》（《四部医典》）相继问世。这些均是托忒蒙古文早期文献。这些早期文献包括了语言、文学、历史、医学、碑文等不同内容。稍后，又有（和鄂尔勒克史）、《蒙古溯源史》、《土尔扈特诸汗史》、《新旧土尔扈特汗诺颜世谱》、《蒙古市里雅特史》等重要历史著作，《乌巴什洪台吉的故事》、《斯德尔扎布的故事》、《四卫拉特之失和》等著名文学著作，《托忒蒙古文字母》、《明灯辞书》等语言著作，《罗摩衍那》、《萨迦格言》、《魔尸的故事》、《百喻经》等文学名著译文，《金刚经》、《长寿经》、《金光明经》等佛经译文相继问世。另外，还有著名文学巨著《江格尔》和《西域同文志》译文。 纵观蒙古文文献发展可分为四个发展阶段： 1．13世纪初期到14世纪中期 这一阶段正值蒙古帝国和元朝昌盛时期，因此以旨令（其中包括圣旨、令旨、法旨、懿旨）、碑文、榜文、用书、证书、牌符、外交信件、札萨、秘史为主要内容的官方文书相继出现。这一阶段又是回鹘蒙古文文献、八思巴蒙古文文献的形成发展阶段，因此在整个蒙古文文献发展历程中也是一个发展高潮时期。 2．15世纪到16世纪 由于14世纪中叶元朝灭亡之后，作为新国字的八思巴蒙古文逐渐停用，回鹘蒙古文曾经一度被八思巴蒙古文所代替，从而对15—16世纪蒙古文文献的发展起了某种阻碍作用。再加之这时期蒙古封建主的连绵不断的内战对蒙古文文献的发展又起了一定的干扰作用。因此，这一时期除《甘珠尔》、《五部护法》、《金光明经》、《百喻经》等少量佛经、文学作品的翻译之外，只有《图们汗法典》（29）、《俺答汗法典》（30）、《俺答汗宗教法规》等问世。可见这一时期的蒙古文文献发展比较缓慢，直到16世纪末期才有一些法典文献产生。因此，这一时期可视为回落时期。 3．17世纪到19世纪 17世纪——19世纪是回鹘蒙古文和托忒蒙古文并行时期，也是蒙古族历史上弘扬佛法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有许多重要的历史文献、宗教文献、法典文献、语言文献、文学文献相继问世。如，著名的蒙古族编年史著作《蒙古源流》、《黄金史纲》、《黄史》、《水晶珠》、《阿萨拉克齐史》、《水晶鉴》等回鹘蒙古文文献和《四卫拉特史》、《蒙古溯源史》》、《新旧土尔扈特汗诺颜世谱》、《土尔扈特诸汗史》、《蒙古布里雅特史》等托忒蒙古文文献，重要佛经文献《甘珠尔》、《丹珠尔》以及高僧传记《内齐托音传》、《札雅班第达传》、《章嘉呼图克图传》、《罗布桑楚勒特木传》和《蒙古宗教史》（32）、《蒙古喇嘛教史》（33）等宗教文献，《卫拉特法典》、《白桦法典》、《喀尔喀法典》等重要地方法典文献，《蒙文启蒙》、《三合便览》、《蒙文文法》、《蒙古语法详解》、《蒙文指要》等语言文献，《格斯尔》、《青史演义》、《一层楼》、《泣红亭》等文学名著，哈斯宝《红楼梦》节译批注（34）、《今古奇观》译序（35）、阿尔纳《西游记》译序和批注（36）等重要文论文献，《药方》、《甘露之泉》、《蒙药正典》等医学文献，《天文学》和石刻天文图（37）等重要天文文献。这些充分证明17世纪一19世纪是蒙古文文献的又一发展高潮时期。 4．20世纪前半叶 20世纪前半叶正值蒙古族历史上以开通民智为主要内容的启蒙思想发展时期。因此，这一时期文化、教育、民俗、文学等文献问世较多。如布和贺希格《〈蒙古源流〉序》（38）、卜彦毕勒格图《〈奏折成语〉序》（39）等文化文献，《喀喇沁源流要略便蒙》（40）、《初学国文》（41）、《初级文鉴》、《考察日本教育日记》和罗布桑却丹编写的著名的《蒙古凤俗鉴》等，是这一时期文化、教育、民俗方面的主要代表性文献。 另一方面，这一时期又正处于社会动荡、社会变革的年代。因此，是蒙古文文献发展的又一个回落时期。 总之，篆古文文献的发展经历了如此两起两落的发展阶段。 （二）文献的分类 蒙古文文献的分类方法基本上与图书分类相似。主要分为：哲学、历史、经济、政治、法律、军事、文化、教育、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宗教、天文、医药、翻译、综合性图书、畜牧。 （三）重要文献介绍 蒙古文文献中有许多重要古籍，限于篇幅，在这里仅介绍其中的几部。 《蒙古秘史》蒙古族第一部历史文献和文学巨著。成书于元太宗十二年（1240年），全书共282节。汉译名为《元朝秘史》。撰者不详。原稿为回鹘蒙古文，现已失传，仅存明初的汉字标音本。《蒙古秘史》原为元朝藏于国史院的蒙古皇室秘籍，因元朝败北才落人明人手里而公诸于众。 明朝洪武15年（1382年）翰林侍讲火原洁、编修马沙懿黑奉旨进行汉语标音和翻译（44），收入《永乐大典》。汉字标音本有12卷本和15卷本两种（45）。收入《永乐大典》的是15卷本。《四部丛刊》收人顾广圻12卷本（46）。清朝学者钱大昕藏有抄于《永乐大典》的15卷本。国内流传的这两种本称之为顾广圻本和钱大昕本。1叨1年顾广圻12卷本传人日本，1872年钱大昕十五卷本传人俄国，从而引起国外学者的极大兴趣。 国内对《蒙古秘史》的研究已有200多年的历史，有许多很有价值的考证、注释和研究。自清朝以来，汉族学者张穆、何秋涛、叶德辉、顾广圻、钱大昕、洪钧以及谢再善等在刻印、校勘、注释、翻译和研究《蒙古秘史》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本世纪以来，蒙古族知识分子积极投人《蒙古秘史》研究领域。1917年呼盟的昌德公根据叶德辉本（47）还原为回鹘蒙古文，书名为《元朝秘史》（48）。1940年，奈曼旗的布和贺希格在开鲁出版《蒙古秘史》，乌审旗的贺希格巴图在张家口出版《蒙古秘史》。1941年喀喇沁人阿拉坦敖其尔用现代蒙古语转写出版了《蒙古秘史》。1957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了蒙古策·达木丁苏荣通俗本（49）《蒙古秘史》。此本很快拥有大批读者群，在普及《蒙古秘史）方面起了积极作用。1981年蒙古族学者巴雅尔用拉丁文注读音并还原为回鹘蒙古文、附现代蒙古语的三卷本《蒙古秘史》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1984年内蒙古文化出版社出版了由额尔登泰、乌云达莱校勘的《蒙古秘史》。1985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满昌的现代蒙语还原并加注释的《蒙古秘史》。1986年额尔登泰、阿尔达扎布编写出版了《蒙古秘史校勘注释》一书。1987 年内蒙古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亦邻真回鹘蒙古文还原本《蒙古秘史》。这些成果充分表明80年代对《蒙古秘史》研究方面更加深人。 国外对《蒙古秘史》的研究也有近百年的历史。《蒙古秘史》已在日本、俄国、德国、法国、英国、捷克、芬兰、匈牙利、土耳其、哈萨克斯坦等国翻译出版。在这些国家的《蒙古秘史》研究领域已涌现出海涅什、伯希和、库赞、李盖提、那坷通世、小泽重男等著名学者。除此之外，还有美国的柯立甫、比利时的田清波、澳大利亚拉哈立兹、蒙古的策·达木丁苏荣、舍·嘎丹巴、达·策仁曹德那木等学者。 《蒙古秘史》以生动的文学语言和编年史体裁记述了蒙古族的起源和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建立蒙古汗国的英雄事迹，以及窝阔台继汗位以后的蒙古族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重要历史事件。 《蒙古秘史》作为蒙古族第一部历史文献和文学巨著开辟了蒙古族编年史和蒙古族文学的先河，给历史著作和历史小说以极大的影响。《蒙古秘史》与《黄金史》、《蒙古源流》被称之为蒙古族的三大历史著作，与《格斯尔》、《江格尔》被称作蒙古文学三个高峰。《蒙古秘史》为研究蒙古族13、14 世纪社会、历史、语言、文学、法典、民俗、军事等都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格斯尔》蒙古族英雄史诗。几个世纪以来广泛流传于我国蒙古族聚居区，以及蒙古、俄罗斯布利亚特蒙古族当中。在漫长岁月的流传中，内蒙古、青海、新疆等省市自治区中产生了不同的版本。《格斯尔》不仅有回鹘蒙古文版本，而且还有托忒蒙古文版本。《格斯尔》的主要版本有： 北京木刻版、隆福寺抄本、鄂尔多斯抄本、乌素图召抄本、札雅抄本、扎木萨拉诺抄本、诺本齐哈屯抄本、《赞岭曾钦传》。 除以上八种回鹘蒙古文版本以外还有三种托忒蒙古文版本： 乌兰巴托影印本、7章托忒蒙古文本、8章托忒蒙古文本。 《格斯尔》研究由来已久。远在18世纪d年代我国就开始了对《格斯尔》的研究。青海省史学家松巴堪布·益希班觉（50）和内蒙古察哈尔部罗布桑楚勒特木（51）曾经对《格斯尔》人物的原型进行过探讨，提出过独特的见解。 解放后，《格斯尔》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围绕着《格斯尔》的产生年代、人物、素材、社会性质、艺术特色，蒙古文学界的莫·图们、桑杰扎布、尤·齐木德道尔吉、哈·丹碧扎拉桑、道荣嘎等人曾经发表过许多颇有影响的学术论文。 在国外，俄国的雅·伊·施密特、法国的阿·斯提思、德国的海西希等人曾以不同角度对《格斯尔》进行研究和探讨。 《格斯尔》问世以来，引起国外学者的极大兴趣，先后被译成用、英、法、德、日、印度文等多种文字，广泛流传于国外。 英雄史诗《格斯尔》，主要描写格斯尔是一个天神转世，能够呼风唤雨，斩妖降魔，为民除害，威震四方，深受爱戴，被人们尊称为雄师大王的故事，从而表达了当时人民群众的社会理想和美好生活的愿望。 《格斯尔》的产生年代尚无定论，一般认为是11世纪产主。 《格斯尔》篇幅宏伟，涉及蒙古族语言、文学、宗教信仰、生活习俗等诸多方面。从而对研究蒙古族古代社会、蒙古族文学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卫拉特法典》亦称《1640年蒙古卫拉特法典》，音译为《察津毕其格》。用回鹘蒙古文书写的17世纪著名的地方性法典。 明崇帧十三年（1640年）准噶尔部诺颜额尔德尼巴图尔洪台吉召集卫拉特蒙古部的28位汗诺颜制定了《卫拉特法典》。法典的制定旨在安定内部，加强团结，维护封建秩序，保护封建主和上层喇嘛利益，共同抵御外部威胁。 此法典的原件和副本都已经失传，现存的是托忒蒙古文抄本。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和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都藏有托忒蒙古文手抄本。 法典原文未分章节。法典内容包括关于内政、外敌、驿站和使者、宗教、特权、打猎、道德、杀人、遗产、抚恤、婚嫁、盔甲赋、小偷和骗子、养子、叛逃者、狂犬与狂大病患者、牲口致伤、火灾与水灾、债权、走失的牲畜、淫荡、吵架与挑衅、宰畜和救畜、救人与抢人、被告与证据、搜捕、受贿等的有关认定和处罚条款。法典后附噶尔丹洪台吉的两个旨令（52）和栋日布拉希的补充规定。 对《卫拉特法典》国内早有关注，有不少研究论文涉及其内容和意义。1985年道润梯步校注出版了《卫拉特法典》，为深入研究提供了第一手材料。 《卫拉特法典》早在18、19世纪就引起外国学者的兴趣，并译成外文出版。1778年由德国巴拉勒斯整理出版的《蒙古族历史资料选》中就有《卫拉特法典》的全译。1880年俄国的戈尔斯通斯基用俄文翻译出版了《卫拉特法典》。1929年英文出版的《蒙古部习俗》的书中有《卫拉特法典》的节译。1967年日本的田山茂在其《蒙古法律研究》中全译了《卫拉特法典》。1981中戴力库夫把托忒蒙古文还原为回鹘豪古文并附俄文全译出版了《卫拉特法典》。 具有独特地方色彩的《卫拉特法典）不仅对研究蒙古族法典文献提供了珍贵的资料，而且还对研究蒙古族社会、政治、经济、历史、军事、文化、民俗、宗教、道德观念等提供了重要资料。尤其是对研究蒙古族法律由习惯法走向成文法的历程具有重要价值。 《甘珠尔》、《丹珠尔》蒙古族文人和僧人花费几个世纪时间和精力，通力合作翻译而成的佛经翻译文献，是《大藏经》的蒙古文译本。 （l）《甘珠尔》。翻译始于13世纪末14世纪初。蒙古族著名翻译家搠思吉斡节尔、希力布僧格在完者笃皇帝（1295－1307年）时期用回鹘蒙古文翻译过《大藏经》（55）。1602—1607 年席力图召却尔吉固始、喀喇沁的阿龙喜固始（56）为首的翻译家们也曾经完成了《甘珠尔》的主要部分。1628—1629年贡嘎敖德斯尔班第达、昆登固始为首的翻译家们奉察哈尔部林丹汗之命完成了108卷《甘珠尔》。此版被称之为《蒙古文手抄金字甘珠尔》（57）。1717年，御前行走拉希、察哈尔格西罗布桑楚勒特木、乌拉特固始毕力昆达赖、苏尼特旗沙力、阿巴嘎旗德木楚克等审订《蒙古文手抄金字甘珠尔》，于1720年木版印刷。雍正二年（1724年）又木刻朱砂印刷了《御制蒙文甘珠尔》（58）108卷、其中《大般若经》12卷、《第二般若经》4卷、《第二大般若经》4卷、《第三般若经》1 卷、《诸般若经》1卷、《大宝积经》6卷、《华严经》6卷、《诸品经》33卷、《律师戒行经》16卷、《秘密经》25卷。此朱砂版《甘珠尔》附梦、满、藏、汉合璧目录。 （2）《丹珠尔》。翻译也始于13世纪末14世纪初。著名翻译家搠思吉斡节尔在完进笃皇帝时期已着手翻译《丹珠尔》。据《智慧之鉴》一书记载，自1720年《蒙古文金字甘珠尔》出版后，承担《丹珠尔》译文任务的章嘉呼图克图、唐古特学校总教官乌珠穆沁人官布扎布和副教官兼嵩祝寺木版印刷所主持乌拉特固始毕力昆达赖等首先着手准备译文《丹珠尔》所需的工具书藏蒙合璧《标准分类辞典》（59）的编纂，于1741年一1742年脱稿。然后对《丹珠尔》译文进行三次修订，于1749年木版印刷了223卷本的《御制蒙文丹珠尔》（60）。 始于13世纪末完成于18世纪上半叶的《甘珠尔》、《丹珠尔》集蒙古语言之精华，对研究蒙古语修辞、语法以及佛经翻译都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材料。 《蒙文石刻天文图》是卷帙浩繁的蒙古文文献中为数不多的自然科学方面的重要文献，也是我国仅存4幅石刻天文图中唯一的用少数民族文字刻写的一幅天文图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旧城五塔寺金刚座舍利宝塔的后山墙上。清朝雍正三年（1725 年）钦制石刻。 《蒙文石刻天文图》为研究蒙古族天文历法和自然科学发展史提供了非常珍贵的资料。 《蒙药正典》19世纪蒙古族重要的医学文献。是蒙古族著名的药物学家占布拉道尔吉编写于19世纪的一部大型医药书籍。 《蒙药正典》以图文并茂著称。书中共载入879种药物，并附有插图576张，主动而广泛地介绍了蒙古地区药物和药物学知识。 占布拉道尔吉的《蒙药正典》以手抄本形式在蒙古族医生当中流传。手稿现存内蒙古医学院中医系蒙医专业资料室。 1989年额尔黑木图在《内蒙古医学院学报》1989年第一期上发表了他多年潜心研究的结果《蒙医学家占布拉道尔吉及其著述》一文，详细介绍蒙医学家占布拉道尔吉，高度评价了《蒙药正典》 在蒙医学史上的历史作用。1987年伯·吉格米德在《蒙医学古代经典著作》一文中也介绍和评价了《蒙药正典》。 《蒙药正典》对于研究蒙医蒙药遗产和蒙医学史都具有重要价值。 《蒙文启蒙》全称为《蒙文启蒙诠释正字苍天如意珠》。成书于清朝雍正年间（1723－1735年），作者是兰占巴·丹赞达格巴。 《蒙文启蒙》是蒙古族现存语言文献中较早的一部文献。是一个以正字法为主的蒙古语早期语法著作。现存于内蒙古语言研究所。有木刻版、石刻版、铅印本。手稿有经卷式、线装式两种。 全书由文字史、正字法、语言三个部分组成．主要讲述了蒙古文的发展形成历史和字母系统的构成、蒙古语格位系统的构成以及元音辅音的分类和组合、词类的区分、词缀法的运用、元音和谐等问题。此书还提出了“集字成词，集词成语，集语以表明意思”的语言原理。 《蒙文启蒙》对研究蒙古族文字史、蒙古语正字法、某古语言具有原始材料价值。 （四）质料与版式 蒙古文文献的主要书写材料是不同质地的纸张。其次还有少且使用的桦树皮、贝多树叶（61）、绢帛和皮革。蒙古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分别使用过手工制作的蒙古毛边纸、汉族毛边纸、藏族毛边纸和机器印制的俄罗斯纸。 蒙古文献大部分手抄本和书备都是写在粗糙毛边纸上的，有小部分写在样树皮、贝多树叶、绢帛和皮革上面。著名的《金帐汗国样树皮书》（62）、《萨迦格言》译文（63）、《白桦法典》（64）等都是写在桦树皮上面的传世之宝。明朝代宗皇帝朱祁钰《给阳力耳吉的旨令》（65）是写在绢帛上的，至今完好无损地藏于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市托扒卡皮宜博物馆内。德国裹蒙古学家W·海西希《蒙古文文献及其古体宇》一文和元末文人盛熙明《法书考》一书都提到曾有过写在皮上的蒙古文文献，但是没有保存下来。元斯格《蒙古宗教概论》里有“最近从西藏萨迦寺发现了用藏、蒙、梵文写在贝多树叶上的有20章共636页的经卷”的记载。 蒙古文文献的主要书写用具是竹笔和毛笔以及刮刀。另外，还有卫拉特蒙古族特有的木笔。蒙古人早期主要用竹笔书写，后向汉人学习，改用毛笔书写。一般都用黑墨水和墨汁。刮刀则主要用于书写桦树皮或雕版。 蒙古文文献的版本主要分为手抄本、雕版印刷本，其中包括木版印刷本、石版印刷本，以及后来的铅印本和影印本。 版式可分为贝叶式、经卷式、线装式三种。大多数佛教文献采用源于印度的由长方形对页形成的贝叶式。如《金光明经》的早期译本。根据开本大小贝叶式文献又分为三种：大型本、中型本、小型本。16、17世纪，有些小说和编年史也采用过贝叶式版式，如《阿尔扎布尔扎罕》（66）和罗卜藏丹津的《黄金史》（67）等。经卷式版式开始主要用于经卷，后来也用于编年史著作。如著名的《黄金史纲》、《蒙古源流》等。经卷式的开本为30 厘米 × 10厘米左右。线装式是借鉴汉族线装书而来。如14世纪初汉蒙对照的《孝经》和五种文字合壁的《千佛录》都采用线装书的版式。 （五）文献的收藏与传播 在全国收藏蒙古文文献的图书馆、博物馆、机关图书室或资料室共有60多家。这些单位所馆藏的文献和卷宗有1500多件，6000多册（68）。这些文献和卷宗包括从13世纪到解放前700多年的各种蒙古文版的抄本、印刷本、影印本和碑文拓片等。这些文献种类有历史、宗教、政治、经济、法律、文学、天文、地理、医学、军事、文化教育、语言文字、哲学、翻译。 蒙古文文献的传扬极广。不仅在国内以手抄本形式广泛传播，而且在国外流传也非常广泛。世界上有许多国家和地区都藏有蒙古文文献。除我国藏书量居首位之外，蒙古国和前苏联也是蒙古文文献藏书最多的国家。其他国家的藏书量也相当可观。前联邦德国有手抄本和木刻本672件。丹麦首都哥本哈根皇家图书馆蒙文馆藏书达560件。美国芝加哥远东围书馆劳费尔文库藏有藏传佛教经卷木刻本72本；华盛顿国会图书馆藏有手抄本和木刻本81件；哈佛大学图书馆、耶鲁大学图书馆和纽约大都市图书馆都藏有蒙古文文献。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馆藏木刻本165件、巴黎法兰酉研究院藏有手抄本和木刻本40件，巴黎盖伊麦特博物馆收藏木刻本3本。英国伦敦东方和非洲研究院藏有木刻本34本，剑桥大学图书馆馆藏藏传佛教经卷35件。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民族博物馆藏有手抄本和末刻本126本。芬兰赫尔辛基大学图书馆州芬兰——乌戈尔学会藏有手抄本和木刻本105本。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藏有手抄本和钻印本共23本。挪威奥斯陆大学图书馆藏有10本。甚至梵蒂冈教廷国国家秘密档案库还藏有13世纪伊儿汗国外交文书3件（69）。 在国外，许多珍贵的蒙古文文献都被译成外文出版。 （六）文献价值 蒙古文文献，对整个蒙古学研究具有原始资料价值。除此之外对蒙古文献学、蒙古文化发展史的研究也同样具有重要的价值。 种类齐全，卷帙浩繁的蒙古文文献对整个蒙古学全方位研究提供了足够的原始资料。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属于方言文献的托忒蒙古文文献也为新近兴起的卫拉特学研究提供了丰厚的第一手材料。 包括三种文字拥有6000多册古籍的蒙古文文献对蒙古文献学本身的形成发展以及其所具备的独特的特征的研究提供了足够的资料。有不少珍贵的文献历经几个世纪的相传转抄形成许多不同的版本，从而为版本学研究提供了许多便利条件。 独具特色的蒙古文文献不仅丰富了中华民族文献宝库，而且也成为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宝库一颗璀璨的明珠。 （七）文献整理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在党的文化政策指导下，在北京、内蒙古、新疆等地古籍办公室和《格斯尔》研究办公室、《江格尔》整理办公室组织下，在高等院校科研单位的积极参与下，在文献研究者的辛勤工作下，在几家出版社的有力配合下，蒙古文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工作卓有成效地开展，已经取得可喜的成果。 在历史文献整理、研究方面已取得显著成绩。50年代只出版了策·达木丁苏荣现代蒙文通俗本《蒙古秘史》（1957年）。70年代－80年代则相继出版了几部不同的注释、新译、还原、新解、校勘《蒙古秘史》。如1979年的道润梯步新译简注《蒙古秘史》，1980年额尔登泰、阿萨拉图、乌云达赖校勘《蒙古秘史》和1981年巴雅尔注释校勘《蒙古秘史》，1984年华赛和杜古尔扎布校勘《蒙古秘史》，1985年满昌新译注释《蒙古秘史》，1989年亦邻真还原回鹘蒙古文《蒙古秘史》，1988年颁尔登泰、阿尔达扎布校勘《蒙古秘史》。在《蒙古秘史》研究方面巴雅尔的《关于〈蒙古秘史〉的作者、译音》一文和色音《〈蒙古秘史）的多层文化》一书提出了独特的见解。亦邻真《〈元朝秘史〉的分布与价值》，余大钧《〈羹古秘史〉的成书年代》，甄金《略论〈蒙古秘史〉学》等研究论文在当时都有较大的影响。 从80年代到90年代其它历史文献也相继被整理出版。与此同时，文献研究工作也有了很大的进展。1980年留金锁和乔吉分别校注出版了《黄金史纲》和《恒河之流》，1981年道润梯步新译校注的《蒙古源流》和留金锁校注的《十善福白史册》先后出版，1983年乔吉校注的《黄金史》和乌力吉图校注的《大黄册）分别出版，1984 年留金锁校注的《水晶鉴》和巴·巴干校注的《阿萨拉克齐史》出版。1985年呼和温都尔校注的《水晶珠》和巴岱、金峰、额尔德尼整理注释的《卫拉特历史文献》出版。1987年出版了呼和温都尔枝注的蒙古文版《蒙古源流》，1992年出版了由巴岱、主峰、须尔德尼整理注释的《卫拉特史迹》。 在这些历史文献的研究中留金锁的《十三世纪——十六世纪蒙古编年史》比较系统地研究和论述了蒙古历史文献，乔吉的《蒙古历史文献概要》系列介绍文章比较详细地介绍了蒙古历史文献。金峰为《卫拉特历史文献》一书所作的序《四卫拉特联盟》和《从〈土尔扈特诸汗史〉看准噶尔汗国时对内对外关系》对卫拉特史的某些问用有较深入的研究。莫·乌兰《论托忒文历史文献史料价值》的论文对卫拉特历史研究中具有特殊意义的托忒蒙古文历史文献的价值给予充分的肯定。 从70年代一90年代在语言文献整理与研究方面也取得可喜的成果。 1978 出版了《蒙古文分类词典》，1979年先后出版了《蒙文诠释》和《蒙文全解》（原名为《御制满蒙合璧文献》），1983年出版了《回鹘式蒙古文文献汇编》，1990年出版了《八思巴字和蒙古文文献Ⅰ研究文集》、1991年出版了《八思巴字和蒙古文文献Ⅱ文献汇集》、《蒙古字韵校注》（70），1992年出版了《〈忻都王碑〉蒙古语文研究》，1993年出版了《语言研究文献》（分一、二卷），1995年出版了（蒙古译语词典）（71）。 在文学古籍的整理和研究方面的成绩也很突出。 仅《格斯尔》自1956年第一次正式出版以后，从80年代开始整理出版了不少不同的版本。1982年出版了《阿拜·格斯尔》。1983年内蒙古自治区《格斯尔》研究办公室在内蒙古、新疆、青海、甘肃等省区搜集不同的《格斯尔》，1985年把搜集整理的《格斯尔》不同版本分28册出版并内部刊行。1987年内蒙古自治区《格斯尔》研究办公室成立《格斯尔》丛书编写委员会，出版了24种不同的《格斯尔》共分30册。1988年格日乐扎布整理出版诺木齐哈屯本《格斯尔》，乌·席尼巴雅尔整理出版了被称为《岭格斯尔》的《瞻布洲雄师大王传》。1989年龙梅和道荣嘎、布仁分别整理出版了乌素图召本《格斯尔》和琶杰演唱本《英雄格斯尔》。 《江格尔》自1958年出版13章本以后，1980年托忒蒙古文15章中《江格尔），1982年现代蒙古文15章本（江格尔》，1986年、1987年托忒蒙古文70章本《江格尔》和1988、1991年现代蒙古文70章本《江格尔》分别出版。 其他短篇史诗也陆续出版。1955年出版了《勇士谷洛干》、《智勇的王子希热图》，1982年出版了《祖乐阿拉达尔罕传》和《英雄道喜巴拉图》，1984年出版了《玛尔朗的故事》，1985年出版了《英俊的巴塔尔》，1987年出版了《卫拉特蒙古史诗》，1991年出版了《英雄阿勇干散迪尔》。 民间文学方面，1982年整理出版了鄂尔多斯民间文学选。《阿尔扎波尔扎罕》和《叙事歌》，1984年出版了《蒙古族民间童活故事》和《巴拉根仓的故事》，1987年出版了《卫拉特蒙古神话故事》和《蒙古族讽刺与幽默故事选》，1990年整理出版了《蒙古族神话选》等民间文学专集。 在书面文学方面，先后出版了《青史演义》 （1957年初版、1979年再版）、《一层楼》、《泣红亭》（1957年初版、1980年再版）、《红云泪》（1991年版）、《月鹃传》（1991年）、《伊喜丹金旺吉勒诗集》（1984年）、《贺希格巴图诗集》（1986年）。 在蒙古文学古籍研究方面宝力格的《＜蒙古秘史＞的民族形式》、扎拉嘎的（＜一层楼＞＜泣红亭＞与＜红楼梦＞》、色·道尔吉的《再论＜江格尔＞》、哈·丹碧扎拉桑的《蒙古〈格斯尔〉的关系与蒙文〈格萨尔〉的独特性》、协格日勒图《史诗＜江格尔＞与蒙古史诗的乐观主义》、浩·巴岱《我国对＜江格尔＞的搜集出版研究及其展望》、特古斯巴雅尔《＜江格尔＞中的匈奴文化遗凤》、呼日勒沙《蒙古＜格斯尔＞的生死母题》等专著和研究论文都对蒙古文学古籍问题提出了独特的见解。 在民俗文化古籍的整理和研究方面也取得一定的成绩。1959年蒙古国策·达木丁苏荣将《成吉思汗大祭文》收人《蒙古文学荟萃百篇》，内豪古人民出版社当年再版。1978年哈·丹碧扎拉桑整理注解出版了《蒙古风俗鉴》（1988年赵景阳汉译，由辽宁民族出版社出版）。1986年拉·胡日查巴特尔绢写了《哈腾根十三家神祭谢》。1993年赛音吉嘎拉、沙日勒代搜集整理出版了《成吉思汗祭典》，卫拉特蒙古族《祭文》（小祭文）被收入《卫拉特历史足迹》，还整理出版了罗布桑楚勒特木《祭火风俗喜乐之地》。 在民俗古籍研究方面哈·丹碧扎拉桑为《蒙古风俗鉴》所作的研究性前言，拉·胡日查巴特尔在他《哈腾根十三家神祭把卜书》中对家神祭把这个古老的萨满教仪式和后来的民间仪式的演变过程所进行的探讨在学术界引起极大反响。赛音吉日嘎拉和沙日勒代对成吉思汗大祭典仪式作了详细的论述，并搜集整理出流传于鄂尔多斯的成吉思汗大祭文。 法律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刚刚起步。1983年齐格汉译《阿勒坦汗法典》发表在《内蒙古社会科学》杂志1983年第6期上，1984年他又发表了《关于〈阿勒坦汗法典〉》的研究论文，1995年他发表了《蒙古法制史概述》的研究论文。1985年道润梯步校注出版了《卫拉特法典》。道润梯步在此书中对《卫拉特法典》作了详细的注释，并根据内容进行了分类与条款调整，使读者一目了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对《卫拉特法典）所作的研究性序言对研究蒙古族法典文献起了推动作用。加·奥其尔《从＜卫拉特法典＞追溯古代蒙古人的刑法思想》的研究论文对蒙古族刑法思想的形成作了深人探讨。 宗教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尚待深人。1990年酉·诺日布校往出版了由拉德那博哈得拉著高僧传《札雅班第达传》。1993年青格乐、莫·宝拄校注出版了由松巴堪布·益希班觉编撰的佛教史《益希班觉佛教史》（72）。佛经经典《甘珠尔》、《丹珠尔》两部巨著正在内蒙古文化出版社排版当中，即将与读者见面。 在蒙医药文献古籍的整理与研究方面也取得初步成果。由民族出版社先后整理出版了蒙藏合璧《四部医典》、《兰塔布》、《智慧之源》等医学翻译文献。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整理出版了《四部医典》旧译本和《救助百病金诃子蓓蕾》。19世纪蒙古族著名药物学家占巴拉道尔吉的巨著《蒙药正典》正在深入研究当中。在医学文献研究领域，博·吉格米德《蒙医学古籍》、仁钦嘎瓦《从蒙古族书面文化史看元代医学著作》、《蒙医学简史》等论文和专著对蒙医药以及蒙医学发展史都有深刻的研究。 艺术古籍整理与研究也已兴起。1990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了18世纪工尺谱蒙满汉合璧《蒙古族宫廷音乐》一书。 蒙古族古籍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不断在深人。 独具特色的蒙古文文献作为我国少数民族古籍重要的一部分，对蒙古族社会历史的研究具有极珍贵的参考价值。 注释： ① 见《蒙古秘史》第254节。内蒙古人民出版社，I981年蒙文版。 ② 原为蒙古语“札鲁忽赤”，意为断事官，完成裁决员、法官的使命。 ③ 记录审断刑狱、收敛税赋编制千户、分配所得物以及重大事件于青册之上。 ④ 蒙古族历史上的第一位断事官（札鲁忽赤），蒙古帝国一员大将、塔塔儿部人。 ⑤ 蒙古语，意为法令、法度、军令。 ⑥ 亦称箴言，实属成吉思汗语录。 ⑦ 蒙古语，意为格言。 ⑧ 【波斯】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第28页。 ⑨ 蒙古族法典文献的形成和发展阶段分为：8世纪末或9世纪初——12世纪后半叶的未成文的习惯法时期；1206年——13世纪中叶的成吉思汗《大札萨》；1271年元朝建立——1636年改号的法制政教并行时期;1636——1911年地方法时期。 ⑩ 阿巴哈汗兔年（大约1267年或1279年）授予天主教使者证书。1921年发现于梵蒂冈秘密档案库。详见道布：《回鹘式蒙古文献汇编》第31页。民族出版社，1983年蒙文版。 ⑪ 写于1289年，法国学者于1824年首次刊布此信。详见布道：《回鹘式蒙古文献汇编》第31页。 ⑫ 此信写于1302年，1921年发现于梵蒂冈秘密档案库。参阅《回鹘式蒙古文献汇编》第56页。 ⑬ 尽管在元朝时期因忽必烈尊红教为官教而有所囊退，但是在民间仍然很流行。随着元朝的灭亡和红教的衰退，萨满表又重新得以传播。 ⑭ 蒙古语，担任管理宗教事务的人叫“别乞”，蒙古帝国时期的一种职务名称。 ⑮ 生活于1206年至1251年间的蒙古宗王。窝阔台汗之子、贵由汗之弟。1239年奉窝阔台汗之命进军西藏，确立教主和施主关系，得以实现西藏归顺蒙古帝国。 ⑯ 留金锁整理注释《十善福白史册》序言，见此书第27页。 ⑰ 在此之前，蒙古萨满教尽管在元朝时期因忽别列尊红教为官教而有所衰退，但是在民间仍然很流行。随着元朝的灭亡和红教的衰退，萨满教又重新得以传播。 ⑱ 蒙古一词的早期写法。 ⑲ 亦称《也松椿石》。 ⑳ 见《蒙古秘史》第275节。 21 亦称《蒙哥汗碑文》。 22 《元史》202卷《八思巴专》。 23 忽必烈之三子安西王忙哥刺关于允除憎侣地税、商税等一切税赋的碑文。 24 亦称元仁宗圣旨。 25 额木齐嘎班沙拉布写于1737年，现已收入《卫拉特历史文献》一书内。 26 此碑在承德，为1755年清高宗的题词。 27 此碑在承德，1758年立，碑文为汉、托忒、满、藏文合璧。 28 富俊著，1797年木刻版，共4卷，现存北京大学图书馆；手稿8卷，现存博物院图书院。 29 成书于1576年。 30 此法典成书于1578年一1582年间。 31 写于1578年。 32 禅巴拉著，成书于1819年。 33 全称为《叙述佛法在大蒙古地区兴起情况胜教明灯》，吉格米德若尔碧道尔吉著，成书于1819年。 34 详见《蒙古族文论选》一书。 35 同上。 36 同上。 37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五塔寺内，详见《蒙古族简史》第316页。此天文图又称石刻蒙文天文图。石刻保留完好，至今字迹清晰可钎。 38 见《蒙古族文论选》一书。 39 同上。 40 喀喇沁崇正学堂史地教材，喀喇沁札萨克多罗都楞郡王贡桑诺日布鉴定，卜彦毕勒格图译，1902年编。因教材独具持色而远近闻名。1902年崇正学堂石印本。 41 1928年诺勒格尔扎布编、克兴额审。此教材因通俗易记而著名。 42 诗人贺希格巴图写，包括自然和社会知识的通俗诗集，因便于背谩记忆，流传很广，鄂尔多斯地区的私塾村小都把它当作课本，一直沿用到解放前夕。 43 布和贺希格编，蒙文书社于1938年在开鲁出版。 44 每个词都附有汉文直泽，每节都附有汉文意译。 45 内容完全一样，只是装订不一样。 46 原在涵芬楼收藏，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 47 叶德辉本实际上是顾广圻的一种复抄本。此本于1908年以木刻版出版之后人们开始称它为叶德辉本。 48 呼盟昌德公根据叶德辉本还原为回鹘蒙古文的《蒙古秘史》的手稻现存前苏联社会科学院东方研究院图书馆。蒙译汉语标音本的手稿在蒙古国乌兰巴托市蒙古国立图书馆收藏。 49 为纪念《蒙古秘史》成书700周年蒙古国科学院院士策·达木丁苏荣用现代蒙古语编译汉字标音本《蒙古秘史》。引用现代蒙古语通俗易懂地编译而被称之为通俗本《蒙古秘史》。 50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于1956年重新出版北京木剂版《椿斯尔》时将隆福寺抄本《椿斯尔》合而为一，把北京木刻版《格斯尔》印成上册，把隆福寺抄本《格斯尔》印成下册。回鹘蒙古文13章本《格斯尔》是由此而来的。 51 1704年生于青海省陶丽地区卫拉特部巴嘎图特氏台吉多尔达希家，卒于1788年。蒙古族著名的史学家、宗教学家。 52 1740年生于内蒙古庄哈尔盟镶白旗赛汗诺尔青昆吉格勒家，1810年2月卒。蒙古族著名的文学家、翻译家。 53 噶尔丹洪台吉的旨今包括补充规定。第一遣旨令下达年月不详，第二道旨今是1678年宣布的。 54 栋日布拉希的补充是从 1741年至 1761年之间的补充规定。其内容较多。 55 书名的藏语音译，意力论与藏。 56 见《青史》记载。 57 固始即翻译。 58 内蒙古语言文学历史研究所图书馆藏有《蒙古文手抄金字甘珠尔》13卷残本。 59 北京图书馆、内蒙古自治区图书馆、内蒙古大学图书馆、内蒙古语言文学历史研究所图书馆、西藏文物管理所图书馆都藏有《御制蒙文甘珠尔》木刻朱砂版本。 60 1982年仁钦嘎瓦、斯琴朝格图摘录蒙古文部分出版时取名为《智慧之鉴》。 61 内蒙古自治区图书馆、内蒙古语言历史研究所图书馆藏有《御制蒙文丹珠尔》。 62 见元斯格：《蒙古宗教概论》第344页——345页。 63 1930年从伏尔加河岸一墓穴发现的25页残稿。现收藏于圣彼得堡市艾米塔尔博物馆。 64 见《柏林吐鲁番文集》一文。 65 1970年从乌兰巴托市以西一古佛塔内发现。 66 详见道布：《回鹘式蒙古文文献汇编》第467页。 67 现存乌兰巴托市蒙古国立图书馆。 68 这是1655年的旧稿本，现存乌兰巴托市蒙古国立图书馆。 69 未得详细统计数字，只是根据部分资料而言。 70 各国蒙古文文献的收藏情况是根据1977年的统计。可参阅德国W·海西希：《哥本哈根收藏的蒙文文献》一文。 71 照那斯图、杨耐思校注，民族出版社，1991年出版。 72 《蒙古译语词典》由乌·满都胡选编，民族出版社于1995年出版。这部大型的译语汇编词典从《事业广记》收入了《至元译语》部分，从《涵芬楼秘籍》收人了《华夷译语》部分和续增《华夷译语》部分，从《登坛必究》收入了《北虏译语》部分，从《武备志》收入了《北虏译语》部分，从《蓟门防御考》收入了《北虏译语》部分，从《卢龙塞略》收入了《北虏译语》部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