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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在总结古代蒙古作家汉文创作的源与流的关系及其繁荣发展的规律性特征的基础上,从文献学角度对汉文创作进行了探析,概括出迥异于蒙文书面创作的四个特点。并援引史料,论述了汉文创作的三种主要庋藏形式。 [关键词]:蒙古文学;汉文创作;文献特点;庋藏形式 在元公12、13世纪,蒙古民族以进人了文明阶段的游牧民族的雄姿崛起于世界历史舞台。蒙古文化作为典型的游牧文化,一开始就以其开放性和兼容性著称于世。蒙古民族一方面积极吸收世界先进民族的文化和东西方文明,另一方面又以其具有独特品性的文化影响了其他民族。蒙古文学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一直保留了游牧文化的基本特性;带有浓郁幻想神奇色彩的神话、尚武尚勇的英雄史诗等民间文学精品层出不穷;深刻地反映了蒙古民族传统文化的品性。到了13世纪,《元朝秘史》问世,标志着蒙古文学由单纯的民间文学进入民间文学和书面文学并驾齐驱、各呈异彩的新阶段。这第一部书面文学作品以韵散结合的文体,将历史与文学熔为一炉,早已成为世界文学宝库中的名篇巨制。从蒙古帝国肇基之初到清朝灭亡的1911年,在长达700余年的历史时期,蒙古文学受其所跨越的历史时代和社会客观环境的制约,并在毗邻民族文化的影响下,其书面文学创作出现了一种奇特的现象,即:蒙古作家不仅使用蒙古文,而且同时还使用汉文、藏文和满文进行文学创作[1],以诸多民族文字的创作丰富了蒙古文学。这在世界其他游牧民族中实属罕见。据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对非本民族语言文字之创作产生的时间,可作如下的归纳: (1汉文创作:我们所搜集到的最早的汉文创作是13世纪末的诗歌和元曲。此后历经明代、清代,数百年间汉文创作从未间断,名流辈出,创作丰赡,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展示了蒙古文学的历史风貌。 (2藏文创作:据蒙古国科学院策·达木丁苏荣院士、德·元登博士、勒·呼日勒巴特尔博士、策·阿拉坦格日勒以及我国学者巴·格日勒图教授诸人的研究[2],蒙古作家的藏文创作始于14世纪,而大量的文学创作则伴随着黄教在蒙古地区盛行,出现于16、17世纪的文坛,并且持续到近代。 (3满文创作:据史料记载,蒙古作家的满文创作始见于清朝中期,由蒙、满语言教科书、文史典籍翻译转入文学创作。其文学文献在数量上较之汉文创作和藏文创作相差甚远,难能与之匹敌。 在非本民族文字的创作中,汉文创作先于其它文字的创作。究其原因,既有政治上的功利目的所驱使,也有历史文化上的渊源。早在蒙古帝国成立之前,蒙古部落已开始从金国叛亡降附之臣习文书,“于金国往来,都用汉字”[3]。到了蒙古帝国时期,借用畏兀文创制了畏兀蒙文。同时,又采取有力措施,在蒙古人中培养汉语人才,“故太宗皇帝首诏国子通华言,乃俾贵臣子弟18人先入就学。”[4]元世祖至元六年(1269),从加强统治的需要出发,创制八思巴文,用以拼写一切文字。定都中原,招募儒士,借鉴中原王朝的历史经验,蒙古统治者在入主中原之初采取的这些举措都在客观上加速了汉语言文字在蒙古文人中的普及,进而使他们达到运用自如的水平。 援据有元以来的史籍和文人著述,我们可以考知蒙古作家在元代、明代和清代都曾创作有丰富的文学作品。若以年代划分,最早的汉文创作分别是元至元年间伯颜丞相的诗歌、明洪武年间答禄与权的文集、清顺治年间孝庄文皇后的《皇太后祭大行皇帝文》和色冷的诗歌。历经三个朝代,跨越数百年,使用汉文进行文学创作的作家队伍逐渐发展到百数十人,为我们留下了数十倍于蒙文书面创作的珍贵文献。 从纵向看,元代与清代相隔近300年,汉文创作随着更迭的时序自然形成了源与流的关系。从横向看,元代和清代的汉文创作又与文化的大交汇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元代,统治者为蒙古族,由草原迁都大都(今北京)后,蒙古官员、文人多集中于此,其学习、使用汉文汉语的最初目的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汉文创作也就应运而生。在清代,满族统治者一方面加速汉化,于政务规复明代纪纲,于文化则尊崇儒术;另一方面明令禁止蒙古人习汉文汉语,蒙古作家的汉文创作始终处于被禁锢之中。历史条件的变异没能使汉文创作消亡,反而使它得以繁荣发展。促使这种独特的文化现象产生的决定性因素,不是包括统治者在内的人们的主观愿望,而是外在的历史条件和客观环境。元、清两代的汉文创作作为一种以文艺作品形式出现的“客观化的意识”,先后产生于多民族杂居的、相对统一和稳定的时空之内。这就是它的规律性特征。 文献是文学作品的最基本的存在形式之一。就历史上的蒙文书面创作而论,多数作品与民间口头文学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若《征服三百泰亦赤兀惕人的故事》、《箭筒士阿尔嘎聪的传说》、《孤儿传》乃至《成吉思汗的两匹骏马》等都是先以口头形式流传,嗣后由文人润色加工,或编入史籍,或抄缮刊刻,使其定型的。以《元朝秘史》为例,其为第一部书面文学作品无疑。然而该著作中有关蒙古祖先的传说、部落来历的传说、祝赞词、歌词等都有着颇为鲜明的民间文学特征。其中一些传说尚带有原始思维的深刻烙印,较之《元朝秘史》成书的那个时代尤为远古。17世纪历史文学名著,如萨囊彻辰的《蒙古源流》、罗卜桑丹津的《黄金史》与《元朝秘史》颇为相似。截止于近代的蒙文书面创作的显著特点在于它与民间口头文学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从民间文学汲取了丰富的营养,甚至直接引录了民间创作作为其有机组成部分。它取材于蒙古民众的生活,又流传于蒙古民间。似乎可以说,蒙文书面文学是蒙古民众与蒙古文人的共同创作。从文献角度讲,绝大多数蒙文书面创作经历了由口头传承到文献记载的过程,直接以文本形式出现的创作为数无多。19世纪中叶,尹湛纳希的章回体小说《青史演义》、《一层楼》和《泣红亭》及其他文人创作的大量出现,才使得蒙文书面创作开始截然独立于民间口头创作;作家的创作风格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古代蒙古作家的汉文创作则不然。综观流传到今天的文学文献,我们可以概括出以下四个特点: 其一,它直接以书面文学的形式出现,纯属文人创作。 其二,惟其在初始既径直采用汉族古典文学的传统文体,并随着时代发展不断予以增益和完善,因而与蒙古文学的主流——蒙文创作比较而言,其体裁以多样性见长。 其三,自13世纪出现的汉文创作,直至20世纪初从未间断,数百年的风云变幻,世态民情,及其作家的个人意绪,都在这些创作中得以描绘和抒发,因而其内容较之蒙文创作又以丰富性更胜一筹。 其四,汉文创作是蒙古族作家接受农耕文化影响的产物。作为文学文献,其版刻、流传和庋藏形式都带有农耕文化的特点,与植根于游牧生活的蒙文创作迥然不同。汉文创作大都产生于都市或定居区,相对统一和稳定的局面不仅繁荣了汉文创作,也使其得以广泛流传和妥善保存。都市或定居区有着雕版印刷的优越条件,文人易于聚首,切磋可期旦夕,典籍诗书或庋藏金匮石室,或插架翰苑书斋,风雅之士竞相钞存,坊间贾者集资翻刻,古代蒙古作家的汉文创作较之蒙文创作可谓其流传也广,保存也善。 上述四个特点是相对于蒙文书面创作而言的。单就文献研究论之,它涉及到版刻、流传等诸多方面,而所有这些最终又要归结于文献的庋藏。文献研究之所以注重从目录学入手,探究各类文献之庋藏,其道理端在于此。 自元代以来,蒙古作家的汉文创作庋藏形式主要有三种,即朝廷内府收藏、地方衙署收藏和私人收藏。兹简述如下: (一)朝廷内府刻藏 《元史》无艺文志,对于当时内府收藏情况无从悉知。然而从苏天爵编《元文类》、宋濂等修《元史》及元人文集、《皇朝经世大典序录》、辑入《永乐大典》、宋濂等修《元史》及元人文集、《皇朝经世大典序录》、辑入《永乐大典》的经史子集中可窥见其一斑。后人补纂的艺文志,如清代倪灿之《补辽金元艺文志》、钱大昕之《补元史艺文志》、张景筠之《补元史艺文志》等亦本源正史,旁及百家,搜罗不惟不广,有衤卑于探究元代内府庋藏。朵尔直班者木华黎七世孙,喜为五言诗,尤精于书画。《元诗选》未载其诗,但其所撰政书却入藏内府。《元史》本传谓:“其在经筵,开陈大义为多。间采前贤遗言,各以类次,为书凡四卷,一曰学本,二曰君道,三曰臣职,四曰国政。……帝览而善之,赐名曰《治原通训》,藏于宣文阁。[5]”《元史》本纪以及《元诗选》、元明笔记中对于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英宗硕德八剌、文宗图帖睦尔、惠宗妥欢睦尔在内府宴筵、朝会中亲笔题诗作画,赏赐皇亲功臣之事颇多记载。例如,柯九思《宫词十五首》之第十一首末两句云:“彩笺御制题端午,敕送皇姑公主家。”诗注作:“皇姑者,鲁国大长公主,皇后之母也。天历二年端午,上赐甚厚,并御诗送之。[6]”这些庋藏内府的珍贵文物如今已难以觅寻。明正统六年(1441年),华盖殿大学士杨士奇等撰《文渊阁书目》,当时内府所藏大致得以备录。除卷五宇字号登录有《元朝秘史》、《元朝秘史续集》各两部外,其卷九日字号中登录了元末明初蒙古文人答禄与权的汉文创作,谓:“《答禄与权文集》,一部,五册,完全。”[7]卷十月字号中又登录收有泰不华、月鲁不花等人诗作的《皇元风雅》、《澹游集》、《西湖竹枝集》等诗歌总集。《文渊阁书目》是明初官方编纂的内府藏书目录,其著录确可信据。《明史》艺文志,黄虞稷《千顷堂书目》等并载《答禄与权文集》等数部诗文集。明廖道南撰《殿阁词林记》,简述答禄与权以故官入明,在洪武初历任修撰、应奉等职,并言及“自称洛上翁,上亲为说辨之文,多不载。”[8]参核《明史》,答禄与权建言良多,著述丰富,颇为明太祖器重。其所作诗文以及朱元璋为之所撰说辨的文章当属明内府珍藏。清代内府刻藏的蒙古作家之创作尤为丰富。清朝康熙、乾隆年间三番举行千叟宴,与宴者相率和御制诗章,由内府编纂刻行,视作皇家珍藏,其中蒙古人的和诗不下数十首。如乾隆五十年(1785)正月初六日乾隆皇帝在大内举行千叟宴,作御制诗纪此庆典,大学士伍弥泰、翰林学士国柱、云麾使和宁、乌珠穆沁贝勒达什衮布、喀尔喀多罗贝勒阿玉尔、扎鲁特辅国公彭素克、克什克腾头等台吉根敦达尔扎、户部郎中佛喜、兵部员外郎博明等蒙古王公大臣、朝廷命官均欣然命笔,以和天章。嘉庆六年(1801),朝廷委派铁保辑八旗人诗,蒙古族著名文学家法式善受命襄赞其役,从各地官府及私人手中收集80余家的诗作入内府,编成《熙朝雅颂集》137卷。是集收有数十名蒙古族诗人的创作,成为有清一代较为权威的选集。除京师大内的文渊阁外,承德避暑山庄的文津阁,杭州文澜阁等皇家别宫之书斋亦收藏有蒙古诗人的创作。国子监系当时最高学府,监中所藏蒙古八旗王公大臣及其子弟的著述、应制诗文、试帖诗等极为丰富,其中手稿真迹亦复不少,如今归属首都图书馆。康熙皇帝的御书房佩文斋是内府收藏之精品所在。康熙四十五年(1706)刻行的《佩文斋咏物诗选》中就收有元代蒙古族诗人泰不华的诗作。现藏于北京图书馆、故宫博物院图书馆,以及自70年代以来由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出版的蒙古文人的汉文创作,大多属于清代内府庋藏。可以说,清代蒙古作家的文学文献主要藉内府收藏而得以保存和流传。 (二)地方衙署刻藏 元代地方衙署、书院刻书、藏书较为普遍。据《新元史》载,至元时勖实带从伯颜伐宋,渡长江后取图书百卷。及宋平,还屯闻喜,建伊川书院作育人才;《伊东拙稿》即成于掌院之时。朵鲁别氏郝天挺为元好问的《唐诗鼓吹》作注,书凡10卷,实属蒙古作家第一部诗学专著。元武宗至大元年(1308)戊申由江浙儒司刊刻。入明之后,又屡有重刻本。清末文人杨守敬在日本访书时发现朝鲜尚刻有活字本《唐诗鼓吹集》10卷,所据乃明刻本。泰不华诗大部分作于朝中,一部分写于台州路达鲁花赤任上,元末明初几部藩刻元诗总集均收有泰不华诗作。月鲁不花于元统元年(1333年)登进士第,授台州路录事司达鲁花赤,后入朝升任吏部尚书、大都路达鲁花赤。其诗作大都作于外任之时;浙江宁波定水寺住持蒲庵禅师录其诗10余首,刻于寺院。明初,蒙古曲家杨景贤隐姓埋名定居金陵,广结艺苑名流,流连勾栏瓦舍,其曲作主要刻藏于地方衙署和曲苑团社。明万历间王阳仙史编《新续古名家杂剧》收其《马丹阳度脱刘行首》。又有明人编《古今杂剧二百四十种》,均为抄本,收其《马丹阳度脱刘行首》一卷,现藏北京图书馆。时代的发展,印刷术的进步,特别是蒙古作家群的迅速成熟,使得清代地方衙署在刊刻、收藏蒙古作家作品方面具备了较之元、明两代更为广泛的可能性。乾嘉间,和瑛任驻藏办事大臣,著有《西藏赋》一部。此赋有两种版本,即有注本和无注本。嘉庆间,四川官署将其视作入藏必读之书予以刊刻。光绪间黄沛翘撰《西藏图考》,将有注本《西藏赋》全文收录于卷八艺文考,由地方官署出资刻行。松筠历乾隆、嘉庆、道光三朝,身膺重任,久在边陲,颇多撰述。嘉庆十四年(1809)程振甲刻其《伊犁总统事略》12卷,道光十二年(1832)地方衙署又予重印。《西招纪行图诗》、《巡边记》、《秋阅吟》中的部分诗作亦被收刻在《西藏图考》。道光十八年(1838)直隶藩属刻托浑布所辑《西道纪略》。道光二十一年(1841)大梁官舍刊刻文孚的《秋潭相国诗存》。嘉庆间,程邦瑞刻法式善之《存素堂文集》于扬州,浙江巡抚阮元刻《存素堂诗集》于杭州,久已成为清代文坛掌故,传为美谈。清代官修地方志为数最多,其艺文志所录诗文以当时官方庋藏或搜集到的诗文集刻本、稿本为据,采撷不惟不严。笔者已从清代方志中查阅到数十名蒙古作家的诗文以及著述目录,据此可推知清代地方衙署所藏蒙古作家的汉文创作极为丰富。 (三)私人刻藏 据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三所载《题东平王与盛熙明手卷》一诗,英宗于至治三年(1323)正月十五日幸五华山,曾为宋宣和手敕题识,付与东平王拜住,嗣后转赠盛熙明收藏。元张雨《贞居先生集》有和蒙古曲家阿鲁威诗,称“鲁东泉学士以‘多病故人疏’为韵,赋诗五章见寄,依次用韵答谢。”[9]阿鲁威之五首诗,当藏张雨处。另据清代藏书家叶昌炽之《奇觚文集》披露,阿鲁威还曾为虞雍公《诛蚊赋》作跋文一篇,后来成为汪星台之家藏。 从形式上讲,蒙古作家汉文创作的私人收藏可归结为两类。一是文人或藏书家刻藏,二是蒙古作家个人筹资刻藏。这两类形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又呈现出两个鲜明的特征,即元、明时期以前者为主,至清代后二者才交相出现,兼而备之。 元曲是代表元代文学创作最高成就的文学体裁,它可细分为杂剧、散套、小令三种。元代末期蒙古曲家的创作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当时文人的曲选之编频频加以收录。杨朝英于元惠宗至正年间先后选刻两部元曲总集,一为《朝野新声太平乐府》,另一为《阳春白雪》,收刻阿鲁威散曲19首。入明以后,臧懋循选编元杂剧为《元曲选》,又名《元人百种曲》;是其被劾罢官,隐居顾渚山时所编。《元曲选》分前后两集,刊行于万历十三年(1615)至十四年(1616)间,“所据底本,除他家藏的杂剧秘本以外,还向各地收藏家访求了许多善本,加上宫廷中所用的‘御戏蓝本’”[10]。杨景贤的《马丹阳度脱刘行首》入刻其中。他的另一杂剧为《西游记》,凡6卷,24折,在篇幅上直与《西厢记》颉颃。明万历间(1573-1619)有杨东莱批评本,弥伽弟子者曾藏有一部,诚珍贵之。历经失而复得的周折,藏者以为“天庭异藻,不当终秘之枕中”,于是谋而授诸梓,重刻于万历四十三年(1614)。除国内 私家刻本外,《西游记》还曾流传到国外,仅日本国就有两种复排本,即盐谷温复排本、日本复排本。 元代文人私刻诗集甚於曲集。赖良於至正二十二年(1362)编刻《大雅集》八卷,收买闾等人诗。与此同时,顾瑛又编有《玉山名胜集》、《玉山名胜外集》,聂镛等蒙古族诗人的创作入其选。至正间,杨维桢在西子湖畔倡导竹技词,蒙古族诗人同同等相率响应,与之唱酬,杨氏随后将其合刻为《西湖竹枝词》,公诸于世。明初建文间(1399-1402)孙原理辑元人诗为《元音》十二卷,收郝天挺诗1首,萨都剌诗25首,泰不花诗11首。到了清朝,《元音》又入收《四库全书》,武进董氏还据建文本影写,重刻于诵芬室。萨都剌的诗词专集《雁门集》刻本尤多。元代有至正年间的八卷本,入明以后,又有成化刊本、弘治十六年(1503)刊本、嘉靖十五年(1536)刊本等。清康熙年间,毛晋汲古阁本并为三卷,题为《萨天锡诗集》。应特别提及的是,他的诗集亦流传国外,日本国学人于明历三年(1657年,亦即清顺治十四年)选其诗为《新芳萨天锡杂诗钞选稿全集》,都为一册,标目称为《妙选稿》。明人偶桓编刻元人诗十四卷,题为《乾坤清气集》,收泰不华、察亻合及等人诗若干首。万历四十三年(1615),潘是仁编《宋元名家诗集》,收录泰不华之《泰顾北诗集》一卷,是为潘氏家刻本。 清代文人所收藏和私刻的蒙古作家汉文创作较之元、明两代要繁富得多。仅就蒙古作家的创作稿本而论,可以随手拈出十数种收藏。法式善供职翰林时,或有所作诸同事即争相传抄,甚至将其已废之稿亦妥为珍藏。吴兴刘承干之嘉业堂藏有和瑛《太庵诗稿》九卷,为手抄本,比道光间刻本《易简斋诗钞》四卷多出五卷,弥可珍贵。据法式善《八旗诗话》载,翰林院何双溪学士曾手录蒙古族诗人福明安的诗稿一部。博明的《西斋杂著二种》始刻于嘉庆六年(1801),光绪二十六年(1900)杨钟羲重刻《西斋偶得》于杭州。和瑛的《西藏赋》、松筠的《西藏巡边记》、《秋阅吟》等有诸多版刻,黄沛翘于光绪年间将这些涉及西藏的创作收入《西藏图考》,由李华廷捐资付梓。道光间蒙古进士盛元以知县即用,后升知府;由于他原本杭州驻防蒙古正蓝旗人,著有《营防小志》,为金息侯同年所藏。如果说嘉庆初官纂《熙朝雅颂集》展示了内府庋藏八旗诗人创作之富,那么,清末民初徐世昌辑《晚晴诗汇》二百卷,展示的则是私人收藏之富。徐氏所辑此巨帙诗歌总集除御制诗外,收有6159家诗人的创作,均出自徐氏晚晴(又名退耕堂)庋藏,其中包括蒙古族诗人的别集数十种。 与私刻蒙古作家的诗文别集相伴随,自乾隆、嘉庆以后,朝野文人在他们选编的诗文总集中亦频繁地选收蒙古作家的创作,使之藉此得以广泛流传。王豫的《国朝今体诗精选》、张应昌的《清诗铎》、王昶的《湖海诗传》、《湖海文传》、铁保的《白山诗介》、符葆森的《国朝正雅集》、周石芳的《江苏试牍》、全庆的《梓里诗存》、恽珠的《国朝闺秀正始集续集》、《清闺秀正始再续集》、孙雄的《名贤生日诗》、《道咸同光四朝诗史甲集》及乙集,或以数十首,或以数首的篇幅选入蒙古作家的汉文创作,给我们今天的学术研究提供了极为宝贵的文学文献。 清代蒙古作家私刻诗文集之举始于乾隆年间。青年诗人梦麟于乾隆朝与沈德潜同时以诗见推。法式善谓:其诗集“初刻为梦喜堂诗,又总石鼎乙览,南行入吴诸集为《大谷山堂集》。皆门下士某某书。一仿钟绍京,一仿李北海,书椠这精在,本朝新城王文简、泽州陈文贞私集外罕有伦比[11]。”嘉庆二年(1797)至道光二年(1822)间,蒙古族著名文人松筠自刻丛书《镇抚事宜》六卷。该丛书又名《随缘载笔》(北京图书馆藏本作《松筠丛书》),其中包括著者撰于库伦办事大臣、西藏办事大臣任上的六部创作,即《西招纪行诗》一卷、《丁已秋阅吟》一卷、《西招图略》一卷、《绥服纪略》一卷、《西藏图说》一卷,附《路程》一卷。松筠的这一丛书是较完整的诗文集,在清代蒙古家中这种成套的家刻本并不多见。道光十八年(1838),托浑布私刻《瑞榴堂诗集》四卷,林则徐为之撰序。道咸间,蒙古族诗人柏、谦福、清瑞、柏春等都刻有自己的诗集。光绪宣统朝,恭钊刊《酒五经吟馆诗草》二卷、《酒五经吟馆诗余草》三卷,延清刊《奉使车臣汗记程诗》三卷、《庚子都门纪事诗补》等,俱为家刻本。据清人文集及地方志等文献著录,蒙古作家撰而未刻的诗文稿本亦十分可观,若法式善的《梧门诗话》十六卷,《八旗诗话》一卷,嵩贵的《邮囊存略》、柏的《守陵密记》、瑞庆的《乐琴书屋诗稿》、锡珍的《锡席卿先生遗稿》、同裕的《恒斋日省集》、荣庆的诗文等。其中一些诗文稿本确属蒙古作家当年私藏而为他人所经见者。另一些则是先以钞本形式流传,久后付之梨枣。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出版的《梧门诗话》、北京出版社点校出版的《道咸以来朝野杂记》等即属后者。 古代蒙古作家的汉文创作是蒙古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文学文献,它的文献特点和庋藏形式较为典型地反映了源于游牧文化的蒙古文学在接受中原农耕文化影响的过程中所发生的嬗变。从蒙古文学发展的总体上考察,我们可看出,这一嬗变是与保持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相伴随,与时代发展相共时的。 注释 [1]项英杰等著《中亚:马背上的文化》一书有“蒙古人从中亚扩张到亚欧大陆,在中原者,习汉文;在中亚者,习阿拉伯文;在西亚者,习波斯文;在俄罗斯者,采用俄文及阿拉伯文”等语。当时蒙古军队经略亚欧时间较长,受当地文化影响非浅,难能排除其用阿拉伯文、波斯文、俄文进行文学创作的可能性。因尚无文学文献的佐证。这里仅言及汉文、藏文和满文创作。引文见原书第一章。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10月出版。 [2]参见策·达木丁苏荣:《关于蒙古文学》、德·元登:《蒙古作家的藏文创作》、策·阿拉坦格日勒:《蒙古作家藏文创作的理论问题》、巴·格日勒图:《〈悦目集〉序言》等论文 [3][宋]赵拱:《蒙鞑备录》据曹元忠校注本,第8页。笺经室丛书,内蒙古大学图书馆藏。 [4][元]马祖常:《大兴庙学孔庙碑》。见《元文类》卷十九。据光绪十五年(1889)江苏书局刻本。内蒙古师大图书馆藏。 [5][明]宋濂等:《元史》卷一百五十三,列传第二十六,朵尔直班本传。 [6][元]柯九思:《丹丘生稿》。据顾嗣立编《元诗选》三集,中华书局1987年版。 [7][明]杨士奇等:《文渊阁书目》卷九,据《四库全书》本。 [8][明]廖道南:《殿阁词林记》卷八,据《四库全书》本。 [9][元]张雨:《贞居先生集》卷二,据北京图书馆藏本。 [10]《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第二册,第一二0四页。 [11][清]法式善:《八旗诗话》。据北京图书馆藏本。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