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倩（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副研究员）：陈先生，您好。最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办的“文学史写作的理论与实践”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您作了题为《汉文文学史之编纂之若干问题》的大会发言。在迄今为止的文学史编纂体系中，从编撰形态看，我们有通史、断代史，有文体史、专题史，还有区域文学史和少数民族文学史，如今您又提出了“汉文”文学史的概念，以文字形态作为书写文学史的基础。请问，“汉文文学史”是在何种背景下提出来的呢？ 陈庆浩：文学史的编写，多是一种习惯。文学与文字的关系十分密切，文学的载体是文字，文学是文字的艺术。所以，从文字的角度来研究文学比较顺理成章，以文字作为编纂文学史的基础也最自然不过。其实，历史地看，国家的疆域大小，总是在不断地变化着，而文字却可以跨越疆界。例如，法语文学，除了法国本土，其他操此种语言的人们也可以阅读、可以研究。所以，在这一观念之下，可以有英文文学史、法文文学史、汉文文学史等等。但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见到整体的汉文文学史。过去所谓的中国文学史，几乎都可说是中国的汉文文学史，而域外的汉文文学作品，尚未进入文学史的书写视野。大家都知道，古代东亚存在一个汉字文化圈，汉字除了中国人使用，越南、朝鲜、日本和琉球，在本国文字尚未形成以前，都使用汉字，产生了一大批汉字文献。一直到19世纪西方入侵，由于中国的衰弱，社会的变迁，民族主义的兴起等等，汉文作品在这些国家才急剧减少。我曾在别的地方也讲到过，东亚各国的这批汉字文献，在今天处于比较尴尬的地位：它既不是本国研究者研究的范围，又不是传统汉学的研究对象。但基于这些资料的文字和文化背景，对它们进行整理和研究，应该是各国汉学者的责任，也是中国文化研究者的责任。无疑，汉文化的主流在中国，但只有通过对域外汉文化／汉文献的研究，才能了解到汉文化的全部，看到中国汉文化的流传、支流文化对主流的回馈和整个文化的形成过程。通过对各国汉文化／汉文献的比较研究，也才能了解各国汉文化特质。最近二十多年来，我一直提倡汉文化整体研究，所以在这样的视野之下，编纂一部汉文文学史的构想，其实已经酝酿很久了。 刘倩：在您的构想中，“汉文文学史”的书写范围，具体说来应该包括哪些方面的内容呢？ 陈庆浩：顾名思义，汉文文学史应该是研究所有以汉字创作的文学作品的历史。中国的汉文化区从古至今都使用汉字，这是汉文文学史最重要的部分。而中国域外，约略可以20世纪40年代以前，特别是20世纪以前，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一个时期是以朝鲜、日本、琉球与越南人的汉文作品为主要研究对象，也要注意到以西方传教士为主体的其他在中国国内外创作的文学作品。我们对宗教文献，特别是西方传教士文献了解甚少，但学术盲点是我们大家都有、而要自觉去克服的。我多年搜集汉文小说资料，与人合作编纂过多套汉文小说丛书，但天主教、基督教的汉文小说，也是较晚才进入我的视野。根据目前的资料，第一部汉文创作的天主教小说是法国人马若瑟（Prémare，1666～1736）的《儒交信》（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东方稿本部藏有抄本），作于1730年，它用小说的形式来宣传宗教，而且采用了中国人最熟悉的章回体。除了小说之外，这批西方传教士资料中有没有戏曲？有没有其他文学作品？据我所知，哈佛大学图书馆中此类资料甚多，其中就有很多讲唱文学作品。 后一个时期，则应以世界各地，特别是东南亚与美洲华裔的文学创作为主，也包括其他国家人士的汉文文学作品。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谈到过“传统汉字文化圈”与“新汉字文化圈”的概念。传统的汉字文化圈，主要是指古代的东亚。而新的汉字文化圈，则是20世纪以来的新的文化现象，随着汉族向国外大量移民，汉字文化亦散布到世界各地。华裔在世界各地用汉字写作，可以说一个遍布世界、却又是隐形的、没有固定领域的新的汉文化圈在兴起。二次世界大战前，华人集中在东南亚诸国，已有华文文学的创作；日本、欧美的华文报刊中，也有华文文学的作品。但当时旅居海外的中国人，大部分是华侨的身份。他们生于中国，在国内接受教育，成年后才离开家乡。事业有成，就回乡结婚生子；即使在侨居地成家立业，也往往将孩子送回中国受教育，而且退休后也往往回国定居。华侨与中国的关系比侨居地更大。这一时期的海外华文文学，与中国的形式息息相关，而且受到中国文学的影响，基本上可视为中国文学的一个支流。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和中国国内情况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新的形势下，大部分华侨成为侨居国的公民，除新加坡外，他们是所在国的少数民族———华裔。他们的下一代，接受的是所在国的教育，与中国只保持着种族与文化的联系。新时期的华文文学，所在国的色彩浓了，他们成了所在国的华裔文学，是所在国文学的一支。新汉字文化圈从事写作的主要是华裔，但也有熟练掌握中文的外国作家，如韩国的许世旭、澳洲的白杰明（GeremieBarme）和日本的新井一二三等等。海外华文文学能够反映世界各地的华裔，如何融入不同的文化中而保存汉文化的特质，所以是汉文化和世界其他文化对话的成果。海外华人文学，与东亚传统汉字文化区，特别是汉字的使用者中国的情况是息息相关的。一个安定繁荣的东亚，特别是中国，自然会提升汉字在世界上的地位，海外华人文学必将有更多的生存与发展空间。 刘倩：在汉文文学史的编纂构想中，除了注意这两类汉字文化圈的文学作品，您还提到了广义与狭义的“汉文学”，其间区别何在？ 陈庆浩：广义的汉文学，指的是以各时期“正统”的汉字与文法创作的文学作品。这一类作品，所有掌握汉文的人都能阅读了解，可以说是汉字文化圈的共同文学。而狭义的汉文学，则包括各地区以汉字及由汉字衍生出来的文字书写的文学作品。这类作品，只有该地区通晓汉字的人才能阅读，其他汉文化区的人则读不懂。就狭义的汉文学作品而言，各国情况不同。中国的《海上花列传》是以吴方言为主进行创作的，它的传播就受到语言与地域的限制。日本的“准汉籍”，也属于狭义的汉文学作品。日本人称中国典籍为“汉籍”，而“准汉籍”则是日本人的汉字作品，有的还杂有和文。我在论证《九云记》乃韩国人金万重所撰时，首先就是从词汇及语法这些语言文字层面的“内证”入手，因为几乎每一页都可见到不规范的词句。 刘倩：编纂这样一部整体的汉文文学史，所涉及的范围甚广，文献资料甚多。您在提出这个概念的同时，想必也对具体操作中的困难有过种种考虑的吧？ 陈庆浩：这项工作的难度自然很大。再举个例子，西方传教士每到一个地方，几乎毫无例外地为该地语言创立罗马拼音系统，方便直接记录语言。所以，传教士的文献，部分是用方言写出来的，像第一部基督教汉文小说《张远两友相论》，苏格兰人米怜（WilliamMilne，1785～1887）撰，就是潮州白话罗马拼音本，估计还不止一种方言有这本书的翻译。这类作品，已不单是文学资料、历史资料，也是语言研究的资料。反过来，要对这些作品进行文学的研究，我们也需要借重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在我们的文学史编纂中，方言文学的研究，还是一个大有可为的领域。总而言之，我以为，只有掌握某一文字的人，才能欣赏研究该文字写成的文学作品，汉语是中国学者的母语，这是研究中为我所独有的优长。近些年来，国内学者已经在此一领域的研究中取得了一定成绩，如南京大学张伯伟先生主持的域外汉籍研究所的工作，还有上海师范大学主持的朝鲜、越南与日本汉文小说的出版计划，等等。其次，这无疑需要各国学者的通力合作，在掌握了汉文文学的基本文献之后，各国编出自己的汉文文学史，汉文文学史的编纂，自然就不会只是止步于一个计划了。一方面，尽可能地将域外汉文献纳入我们的研究视野，对于开拓新的研究范围，找到新的研究点，都会是比较大的帮助。另一方面，编纂“汉文文学史”，最后还是为了汉文字、汉文化的整体研究。汉字文化在过去有过辉煌的历史，在世界文化中有独特的地位。如今，汉字文化也是东亚诸国共同的文化基础，对各国汉字文化的研究，当然有助于这些国家之间的相互了解，也必将促进未来的合作。谁也不能否认，在区域合作中，除了经济的因素，文化也可以在其中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 刘倩：2006年夏天，我曾对您有过一次题为《汉文化整体研究》的访谈（《文学遗产》2007年第3期）。上个世纪80年代初，您率先提出“汉文化整体研究”，这二十多年来又四处奔走，联络各国学者竭力推动这项研究。时至今日，域外汉籍的整理研究工作已经取得了很多成果，一是编写了部分域外汉籍目录，二是出版刊行了多种汉文小说。回顾这二十多年的工作，您有何感想？ 陈庆浩：一直以来，汉文化整体研究视野下的许多计划，都是由相关各个国家的学者合作完成的。我们的确做了很多工作，但也还有很多工作值得我们去做。我们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成绩有目共睹，这里我只想谈谈汉文化整体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第一，对“域外汉文献”的理解，目前存在比较大的误区。国内有学者将中国流失于海外的文献资料，统统纳于“域外汉文献”这一概念之下。这样一来，如法国所藏的敦煌文献都成了“域外汉文献”。其实，这是必须加以厘清的两类不同的学术范畴。敦煌文献，尽管流落于外，但它依然是中国典籍，其中并无异质文化的问题。第二，是关于域外汉籍目录编纂的问题。1986年在东京的第一届中国域外汉文献国际研讨会上，我们就提出了编辑《汉籍联合目录》的计划。目前，我们只完成了越南的《汉喃书目提要》。韩国的汉籍，尽管尚无正式书目，但韩国各大图书馆，多有藏书目出版，所藏之书，汉文与韩文都有清楚标示，了解韩国汉籍收藏情况并不困难。但是，要想掌握日本汉籍的情况，相当不容易。日本虽然各个重要的图书馆都有书目，这些目录却将汉文与日文书混合编排，没有著明原书所用的文字，需要一一查对原书才能辨明。所以，我们特别希望日本学术界能够编出日本的汉籍目录来。第三，是汉文化整体研究中存在的盲点。与我们对域外汉文献的关注相比，其他各国对保存于中国的本国文献却不甚留心。例如，19世纪末，朝鲜沦为日本的殖民地，由于强迫推行日文，抑制汉文的写作，汉文才失去了传统官方语文的地位。但流亡在外，特别是在中国的朝鲜人，仍用汉文写作。还有，法国占领越南，为切断越南与中国间的联系，为方便统治，规定以法文和罗马拼音字为官方使用文字，无形中废除了汉字和以汉字为基础的“喃字”。但汉字和喃字仍在民间流通，特别是爱国的知识分子，以书写汉文来表示对法国殖民者的反抗。其中如潘佩珠（1867～1940），他在越南的地位相当于梁启超，他最重要的作品就是那些流亡中国时期写成的汉文作品。可惜的是，越南本土尚未意识到这些资料的重要性。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汉文字、汉文化整体研究中或隐或显的“文化中心主义”。汉文化圈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以“文化”来划分人。简单说，就是所谓的“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华夷之辨的核心就是“文化论”。一提到汉文化圈，中国人想当然地觉得自己就是中心，是整个汉文化圈的中心。殊不知，朝鲜人、越南人、日本人，都有类似看法。越南接受汉文化之后，就曾将自己视为东南亚的中心，强迫周边国家向自己“进贡”。而中国自明清易代后，朝鲜人、日本人就觉得中国被“夷化”了，清代中国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国，而他们自己才是中华文化的“正统”。朝鲜使团来中国，不屑于满族朝廷的颁赐，转手便赐予手下之人，《燕行录》中就有此类记载。日本人也有《华夷变态》这类作品，否定清朝的正统性，从而以“华”自居。比较常见的是：但凡接受汉文化，便会将自己视为当地的中心。对于朝鲜、越南与日本这种“小中华”或“新中华”的观念，我们过去就从未去感受、去体味过他们的想法。不错，汉文化最重要的典籍都在中国本土，但我们更应该注意文化问题，不止是一个物质形态的书本、典籍的问题，文化更体现于生活形态之中。就儒家文明的诚信、公德、礼仪等等而言，中国本土与其他汉文化圈中的国家相比，究竟如何呢？这应该是值得我们去深入思考的一个问题。 （本文原载《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