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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学意义上的生态系统，指的是生物群落（动物、植物、微生物）及其与地理环境相互作用的自然系统。自然生态系统有两个基本特点，一是通过相互协调的网状结构处于动态平衡状态；二是以多级营养结构转化、分解、富集与再生各种营养物质。简而言之，就是以具有协调性的结构来达成动态平衡，以具有层次性的结构来产生多重效应。譬如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平均海拔3000米以上，险峻幽深，侵蚀下切达5000余米，总共8000余米的高度，分布着高山冰雪带到低河谷热带雨林九个垂直自然带，从低等生命———地衣和苔藓开始，有亚寒带高山草甸地带的点地梅、银莲花、龙胆，有灌木区的高山杜鹃，有暖温带针叶林（落叶松、冷杉等），有亚热带阔叶林（楠木、桂、栲等），还有热带季风雨林等。不仅各自的生物群落与环境相互依存，而且九个自然带之间也存在着复杂的联系。对如此丰富的植物垂直分布，如果仅仅注意到其中的一两种，说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只有美丽的杜鹃、高大的冷杉，或以杜鹃、冷杉为主，显然不符合实际。可是，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叙述中，却有这种偏废现象。我们曾经以为五四文学革命势如破竹，不仅很快攻下了文言文学的堡垒，而且把通俗文学打得一败涂地，从此新文学称雄文坛，一统天下。而实际情况却要复杂得多，在新文学蓬勃发展的同时，文言文学与通俗文学仍然顽强地向前推进。以旧体诗词来说，作者与篇数难以计量，许多现代作家都擅长此道，如柳亚子、梁启超、陈独秀、鲁迅、周作人、吴虞、郭沫若、郁达夫、田汉、朱自清、俞平伯、吴宓、王统照、老舍、顾仲彝、周瘦鹃、张恨水、闻一多、臧克家、施蛰存、芦荻、聂绀弩、端木蕻良、胡风等；另外，还有一些政治家、艺术家与学者也留下了不少旧体诗词，如孙中山、廖仲恺、于右任、毛泽东、朱德、邓中夏、董必武、叶剑英、陈毅、冯玉祥、黄炎培、张学良、王国维、陈寅恪、蔡元培、吴梅、吴昌硕、潘天寿、齐白石、徐悲鸿、张大千、苏步青等。旧体诗词的创作不仅显示出传统文学的强大生命力，而且其中透露出现代人幽深的内心世界。饶有意味的是1958年，当几乎所有的新诗人都在为三面红旗大唱赞歌之时，在50年代的现代文学史著述中被视为守旧派代表人物的吴宓，却以旧体诗抨击了社会生活中的巨大荒谬。旧体诗词中的杰作，如鲁迅的《自嘲》、毛泽东的《沁园春·雪》等，其深邃内涵与精湛艺术浑然一体，足以同新文学经典作品相媲美。殷夫用旧体译裴多菲《格言》：“生命诚宝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比起几种白话体译本更容易领悟与记诵。但是，在足足半个世纪的现代文学史叙述中，除了述及鲁迅、郭沫若等生平思想时偶有征引之外，旧体诗词作为一种文体通常是不予理会的。直到今天，仍有学者强烈反对旧体诗词进入现代文学史，理由是为了捍卫现代文学史的现代性。问题在于，难道真如五四文学革命先驱所说，现代社会生活与现代精神只有新文学才能表达，而传统文学形式一无所用吗？难道现代社会生活与现代精神完全是另起炉灶、同传统生活与传统文化没有关联吗？难道人类精神没有亘古长存的脉息吗？实际上，传统在现代中延伸，传统文学中的经典作品不仅作为艺术瑰宝具有永恒的魅力，而且传统文学形式也仍然具有难以完全替代的艺术表现力，在现代社会葆有相当的生命力。现在，旧体诗词的作者为数众多，中华诗词学会号称全国最大的民间文学社团，拥有专门的刊物。进入21世纪，旧体诗词的学术地位终于在文学史叙述中出现了转机，先是一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修订本）把旧体诗词列为附录，继而有了《民国旧体诗史稿》这样的专史，相关论文也陆续出现，即将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华文学通史》（修订本）现代卷，第一次把旧体诗词正式列为专章。除了旧体诗词之外，现代还有大量的文言创作也应该引起足够的注意。从刊物来看，有专门的文言杂志，也有一些文言与白话兼收的刊物；从创作主体来看，有作家的日记、散文、小说（如张恨水的文言散文《山窗小品》等），编辑记者的通讯、评论，学者著述，民间写作，政府文体（如抗战期间政府旌表抗战英烈的文章，感情充沛，形象生动，堪称名副其实的文学）等；此外，还有许多用文言书写的序跋文、墓志铭、碑记等。中小学与大学的文言文教育同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也值得关注。现代通俗文学，因其巨大的创作量、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与新旧交织的艺术特征及其广大的读者群，自80年代后期以来，逐渐被文学史界所正视，小说史、文学通史中列入专章，而且有了几种现代通俗文学史。即使如此，通俗文学的价值也不能说已经得到充分估价，比如，就表现社会生活的广度与揭露社会黑暗的犀利程度而言，现代很少有作家能够与张恨水比肩。个中原因何在？除了张恨水个人的观察与才分之外，与通俗文学的文体特点、文学传统有怎样的关系；新文学在发展进程中与通俗文学是如何对峙、冲突、互动、交汇的，等等，都有待于文学史研究加以考察。论及30年代，几十年间都认为左翼文学是主潮，这种观点几乎成为地球围绕太阳转一样毋须今人论证的常识。直到现在，不少文学史仍然通行这种观点。但是，一旦回到30年代历史现场，就会发现未必如此。诚然，当时左翼文学确实十分活跃，有左联，有鲁迅、郭沫若、茅盾、洪深、田汉、台静农、丁玲、王任叔、白薇等知名作家，有《北斗》《文学月报》等刊物，有《子夜》等影响广泛的作品，左翼文学在社会解放题材的幅度与深度及文学大众化等方面，做出了积极的努力与显著的贡献；并且一些非左翼作家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左翼思潮的影响，带有左翼色彩的作品受到青年知识分子的欢迎。左翼文学当时处于地下或半地下状态，为了争取自身的生存权利，也缘于其政治背景的需要，不能不大造声势，若论声势，左翼确实相当可观。但是，确认一个历史时期的文学主潮，主要凭借的不应是声势，而应是文学观念与文学创作的建树及其影响。30年代，左翼之外，民主主义思潮与自由主义思潮，无论是作家阵容与地域覆盖面，还是理论建树与创作成就，都不比左翼思潮逊色。从刊物来看，《新月》《现代》《论语》《文学季刊》《文季月刊》《大公报·文艺》等，虽然其中也发表左翼作家作品，但总体来看，仍属于非左翼刊物；从代表作家来看，小说方面有郁达夫（加入左联不久，即自行退出）、叶圣陶、许地山、张恨水、巴金、老舍、李劼人、废名、沈从文、师陀、萧乾、施蛰存、穆时英等，戏剧方面有曹禺、李健吾等，诗歌方面有徐志摩、闻一多、冯至、孙大雨、饶孟侃、陈梦家、朱湘、方玮德、戴望舒（“政治上左翼，文艺上自由主义”）、卞之琳等，散文方面有周作人、林语堂、何其芳、李广田、缪崇群、陆蠡等，理论方面有梁实秋、朱光潜、梁宗岱等，其阵容、成就及影响，无疑要超过左翼。 除了上述文学思潮之外，民族主义文学也值得充分注意。鸦片战争以来，民族话语就已经成为文学的重要题材。1928年五三济南惨案、六四皇姑屯事件（张作霖被炸）之后，民族话语愈加突出，遂有“民族主义文学”运动。1931年九一八事变，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紧接着的长城抗战，华北危机，逐渐把民族话语推向高潮，这样，七七卢沟桥事变之后才迅疾掀起了抗战文学的高潮。全面抗战爆发之前的“民族主义文学”运动，既有与左翼对立的一面，也有适应社会发展形势的一面，况且，民族主义文学并非只有“运动”一种，左翼与非左翼作家，包括通俗作家，在这方面均有贡献。这样看来，30年代文学主潮并不是单一色调的，而是多种色调的复合，也就是说，左翼文学与自由主义文学、民主主义文学、民族主义文学同时并存，各有所需，各有所长，相互碰撞，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了30年代文学主潮。如同自然界同一环境下具有物种多样性一样，现代文学同样拥有丰富的文学形态，新与旧，雅与俗，激进与守成，市民文学与乡土文学，左翼与自由主义、民主主义、民族主义，文人文学与民间文学，左翼文学的正统与另类，延安文学的正统与另类，创作与翻译，大陆文学与海外华文文学等，正是这些矛盾冲突、相互依存的文学形态，构成了现代文学的生态系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