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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一离开这个全民立场，一站到偏爱和支持某一社会集团而损害其他社会集团的立场，它就会丧失自己的本质，就会不再是人们在社会中交际的工具，就会变成某一社会集团的习惯语而退化下去，以致使自己消失。 就这方面来说，语言和上层建筑有原则上的不同，但和生产工具，比如说，和机器却没有区别，生产工具和语言一样，对各阶级也是一视同仁的，既可以为资本主义制度服务，也同样可以为社会主义制度服务。 再其次，上层建筑是某个经济基础存在和活动的那一个时代的产物。因此上层建筑的生命是不长久的，它是随着这个基础的消灭而消灭，随着这个基础的消失而消失的。 而语言则相反，它是若干时代的产物，在这些时代中，它形成起来、丰富起来、发展起来、精炼起来。所以语言比任何基础、任何上层建筑都生存得长久得多。这正说明，不仅是一个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产生与消灭，而且好几个基础及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的产生与消灭，也不致会在历史上消灭一种语言，消灭一种语言的结构，产生具有新的词汇和新的语法构造的新的语言。 从普希金逝世以来，已经有一百多年了。在这个时期内，俄国曾消灭了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制度，并产生了第三个制度，即社会主义制度。这就是说，已经消灭了两个基础及其上层建筑，并产生了新的社会主义基础及其新的上层建筑。但是，如果以俄语为例，那么它在这个长时期内，并没有遭到什么破坏，并且现代俄语按照它的结构来说，是同普希金的语言很少有差别的。 在这个时期内，俄语中发生了哪些变化呢？在这个时期内，俄语大大地增加了词汇；有很大一批陈旧的词从词汇中消失了；有很大一批词的含义改变了；语言的语法构造改进了。至于普希金语言的结构及其语法构造和基本词汇，主要的都保存下来了，成了现代俄语的基础。 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如果在每次革命之后，把现有的语言结构及其语法构造和基本词汇都象对待上层建筑一样消灭掉，并以新的来代替，的确又有什么必要呢？譬如：把“水”、“地”、“山”、“森林”、“鱼”、 “人”、“走路”、“做”、“生产”、“做买卖”等等不叫作水、地、山等等，而叫作旁的名称，又有什么必要呢？使语言中的词的变化和句中词的组合，不按照现存语法而按照完全另一种语法来进行，又有什么必要呢？这样的语言变革对于革命有什么益处呢？没有特别必要的时候，历史是决不会采取什么重大行动的。试问，如果证明现有的语言及其结构基本上完全适用于满足新制度的需要，那么这样的语言变革有什么必要呢？消灭旧的上层建筑并且用新的上层建筑来代替它，可以而且需要在几年中完成，以便使社会生产力有发展的天地，但是要在几年中消灭现有的语言，并创立新的语言来代替它，那不是会在社会生活中造成无政府状态并使社会受到崩溃的威胁吗？除了象唐·吉诃德[1]之类的人以外，谁会提出这样的任务呢？ 最后，上层建筑和语言还有一个根本区别。上层建筑同生产、同人的生产活动没有直接联系。上层建筑是通过经济的中介、通过基础的中介同生产仅仅有间接的联系。因此上层建筑反映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变化，不是立刻、直接反映的，而是在基础变化以后，通过生产变化在基础变化中的折光来反映的。这就是说，上层建筑活动的范围是狭窄的和有限的。 而语言则相反，它是同人的生产活动直接联系的，不仅同生产活动，而且同人的工作的一切领域（从生产到基础、从基础到上层建筑）中的任何其他活动都有直接联系，因此语言反映生产的变化，是立刻、直接反映的，并不等待基础的改变，所以语言的活动范围包括人的活动的各个领域，它比上层建筑的活动范围要广泛得多、方面也多得多，不仅如此，它的活动范围几乎是无限的。 这就首先说明，语言，实际上是它的词汇，是处在几乎不断变化的状态中。工业和农业的不断发展，商业和运输业的不断发展，技术和科学的不断发展，要求语言用进行这些工作所必需的新词语来充实它的词汇。语言就直接反映这种需要，用新的词充实自己的词汇，并改进自己的语法构造。 总括说来： （一）马克思主义者不能认为语言是基础的上层建筑； （二）把语言同上层建筑混为一谈，就是犯了严重的错误。 问：有人说，语言从来就是并且现在还是阶级的语言；对社会共同的统一的语言、非阶级的语言、全民的语言是不存在的。这种说法是否正确呢？ 答：不，不正确。 不难了解，在没有阶级的社会中，根本谈不到阶级的语言。原始公社氏族制度是没有阶级的，因此那时当然不可能有阶级的语言，那时语言对人们的整个集体是共同的、统一的。 有人反驳说，所谓阶级，应当是指任何人类集体，包括原始公社集体在内。这种说法算不得什么反驳，而是玩弄词句，是不值得一驳的。 至于语言的发展，从氏族语言到部落语言，从部落语言到民族(HAPOAHOCTB)语言，从民族(HAPOAHOCTB)语言到民族(HAUHR)语言[2]，在发展的各个阶段上，作为人们在社会中交际工具的语言，对社会是统一的、共同的，它同样地为社会一切成员服务，而不管他们的社会地位如何。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斯大林选集》（下卷），503—507页，1979年版。 [1] 堂·吉诃德是西班牙作家米·塞万提斯的小说《堂·吉诃德》中的主人公。他读骑士文学迷了心窍，竟异想天开得要模仿书中人物，做一番骑士的事业。他把虚妄的幻想当成现实，结果到处碰壁。后来，堂·吉诃德就成了脱离实际、充满幻想人物的代名词。-----第256、299、505页。 [2] 俄文“”和“”一般都译为“民族”。斯大林在本文中把“”一词用来专指产生于部落之后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人们共同体，把“”一词用来专指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和这个时期以后的人们共同体。本文的“”译成“民族”，并附注原文；“”译成“民族”，一般不附注原文，以示区别。---编者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