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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精神的发展是由于突破了专制制度的限制——比利时革命是比利时精神的产——出版物是目前精神的最自由的表现）（本版书中无此话） 虽然种种精神上的关卡，德国精神仍然做出了一番事业。如果认为这种成就的取得正是由于关卡和限制，那么这种看法正是王公老爷的偏见。德意志的精神发展并不是由于书报检查制度，而是由于违背了这种制度。当出版物在检查的条件下苟延残喘、奄奄一息时，这种情况却被援引来作为反对出版自由的论据，虽然它只表明反对出版不自由。又如，虽然有检查制度，但出版物仍保全了自己的主要特点，这一点也被援引来为检查制度辩护，其实它所说明的只是精神而不是镣铐。 其实，“真实的高尚的发展”是一个特殊的问题。 在严格遵守书报检查制度的1819—1830年间（后来，即使不是在“我们德意志”，也毕竟在德意志的绝大部分，书报检查制度本身也受到时间条件和这一时期内形成的特殊信念的检查），我国著作界处于“晚报时期”。我们可以把这个阶段称为“真实的、高尚的、生动的和充分发展的”，正像“晚报”的编辑“温克勒”可笑地用“光明”这一笔名称呼自己一样，虽然他身上的光芒比深夜沼泽上的灵火还要微弱。这位以“光明”作为笔名的愚昧的乡下佬（Krahwinkler[1]）就是当时著作界的原型。当时精神上的大斋期一定会向后代证明，如果说只有少数的圣徒才能把40天的斋期坚持过去，那末，整个德意志，即使不是圣徒，却能在既不生产也不需要精神食粮的情况下活到二十年以上。出版物堕落了，很难说是智力不足和形式缺乏甚至特性不足和内容缺乏呢，还是恰恰相反。如果批判能够证明这个时期根本没有存在过，应当说这对德意志最有利了。当时著作界中唯一还有生命跳动的精神在跃动的领域——哲学思想领域，已不再说德国话，因为德意志的语言已不再是思想的语言了。精神所说的语言是一种无法理解的神秘的语言，因为被禁止理解的事物已不能用明白的言语来表达了。 至于莱茵著作界的例子（这个例子实际上和莱茵省等级会议有十分密切的关系），那是打着第欧根尼的灯笼走遍五个专区也无法找到的“真正的人”。我们根本不认为这是莱茵省的缺陷，相反地，我们认为这是它具有实践政治意义的证明。莱茵省可以办“自由的出版物”，但是要办“不自由的出版物”，它既欠圆滑又缺乏幻想。 刚告结束的著作时期我们可以把它称为“严格检查制度下的著作时期”，总之，这一时期，从历史上清楚地证明：书报检查制度无疑给德国精神的发展带来了不可弥补的惨重损失；这个制度无论如何也不能起辩论人所认为的 magister bonarum atrium[高尚艺术的导师]的作用。或许应当把“高尚的真实的出版物”理解为彬彬有礼地戴着锁链的出版物吧？ 既然辩论人“可以提起关于小拇指和全手这一尽人皆知的俗语”，那末让我们也来反问一句：如果政府向本国人民的精神伸出的不只是一只手而一下子就是两只手，这不是最符合政府的尊严吗？ 我们看到，我们这位辩论人以满不在乎的傲慢和外交官的冷静抹杀了书报检查制度和精神发展的关系问题。他在对历史上形成的各种出版自由形式展开进攻的时候，就更明确地表现了本等级的丑恶一面。 至于别国人民的出版自由，据说： “英国不足为例,因为那里几世纪以来在历史进程中形成的一些条件,不是别的国家用理论所能创造的,但是这些条件在英国的特殊情况下是有其根据的。”“在荷兰，出版自由未能防止沉重的国债,并且在极大的程度上促使了革命的爆发,结果使二分之一的领土沦丧。” 我们暂不谈法国，留待以后再谈。 “最后，我们是否能在瑞士找到由出版自由赐福的黄金国呢?当各党派正确地意识到自的卑贱,按动物身上某个部分——角、蹄——的名称互相区别并由于庸俗地谩骂而遭到四邻讥笑时,难道我们不是带着厌恶的心情回想起它们在当地报纸上的粗野争吵吗?” 据说英国出版物不能用来论证一般的出版自由，因为它是建筑在历史的基础上的。英国出版物之所以有功绩，只是由于它是历史地发展起来的，与一般出版物不同，因为一般出版物的发展据说应该是没有历史基础的。由此可见，这是历史的功绩，而不是出版物的功绩。似乎出版物就不是历史的组成部分；好像在亨利八世、天主教徒玛丽、伊丽莎白和詹姆斯一世的统治下，英国报刊为了给英国人民争取历史基础，没有经过严酷的、常常是野蛮的斗争似的！ 既然英国出版物在最自由的情况下也没有破坏历史基础，难道这不是恰好说明出版自由的好处吗？但是辩论人前后是不一致的。 英国出版物不能成为替一般出版物辩护的理由，因为它是英国的。荷兰出版物却是反对一般出版物的理由，虽然它只是荷兰的。时而把出版物的一切优点都归功于历史基础，时而把历史基础的一切缺点都归咎于出版物。时而说出版物不应当参加历史过程，时而说历史不应当分担出版物的缺点。在英国，出版物是同本国的历史和特殊环境连生在一起的，荷兰和瑞士的情况也是一样。 在对待历史基础方面，报刊究竟应该做些什么呢？是反映它，抛弃它呢，还是发展它？辩论人对出版物的这三种做法一一加以责难。 他斥责荷兰出版物，因为它是历史地发展起来的。它应当阻止历史进程，它应当使荷兰防止沉重的国债！多么不合历史的要求！荷兰出版物未能阻止路易十四时代事物的进程，它也未能阻止克伦威尔时期英国舰队称霸欧洲。它未能对海洋使用魔法，使它把荷兰从充当大陆强国厮杀战场这一倒霉的角色中解救出来；它也未能（像德国所有的书报检查制度一样）取消拿破仑的专制法令。 难道自由的出版物什么时候曾经加重过国债吗？奥尔良公爵摄政时期，约翰·罗的疯狂的证券投机使整个法国处于混乱状态；那时有谁曾经起来同这一荒诞的金融投机狂飚时期相对抗呢？只有几个讽刺作家。当然，他们获得的报偿并不是银行的钞票，而是巴士底狱的入狱证。 要求报刊防止国债，如果再进一步，连个人的债务也应当由出版物来偿还了。这种要求正像一位大发雷霆的作家责怪他的医生只是给他治好了病，却没有同时使他的作品不印错字一样。出版自由同医生一样，对一个人或全体人民都不是有求必应的。它自己并不是万能博士。如果由于某种好处只是一定的好处，而不是所以一切好处的总和，由于它正是这种好事而不是另一种好处就予以痛骂，这种做法是十分鄙俗的。当然，假如新闻出版自由就是一切的一切，那它就会使人民的一切其他职能、甚至人民本身都成为多余的了。 辩论人把比利时的革命归罪于荷兰的出版物。 每一个稍有历史知识的人都不会否认，比利时脱离荷兰这一事件远比它们的联合更合乎历史情况。 据说荷兰的出版物引起了比利时革命。什么样的出版物？进步的还是反动的？对法国我们也可以提出同样的问题；如果辩论人斥责比利时教权主义的、同时又是民主主义的出版物，那末，他也同样应当斥责法国教权主义的、同时又是拥护专制的出版物。在推翻本国政府时两种报刊都出过力。在法国，为革命准备基础的不是出版自由而是书报检查制度。 但是，这一点我们不谈。比利时革命在最初出现时是精神的革命，是出版物的革命。超出这个范围而硬说什么出版物产生了比利时革命是没有丝毫意义的。但是，难道这就值得斥责一通吗？难道革命一开始就应当以物质的形式出现吗？难道一开始它就是动手打而不是用口讲吗？政府当局可以使精神的革命物质化；而物质的革命却必须首先使政府当局精神化。 比利时革命是比利时精神的产物。因此出版物——目前精神的最自由的表现——也参加了比利时革命。假如比利时出版物站在革命之外，那它就不成其为比利时的出版物；同样，假如比利时革命不同时又是出版物的革命，那它也就不成其为比利时的革命。人民革命是完整的，这就是说，在每一个领域内革命都是按自己的方式进行的；那末，为什么出版物就不应该是这样呢？ 这样说来，辩论人对比利时出版物的斥责并不是针对出版物，他斥责的是比利时。同时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对出版自由所做的历史观察的中心问题。自由报刊的人民性（大家知道，画家也是不用水彩来画巨大的历史画卷的），它的历史个性以及那种赋予它以独特性质并使它表现一定的东西——这一切对诸侯等级的辩论人说来都是不合心意的。他甚至要求各民族的出版物成为表现他的观点的出版物，成为haute volée[上流社会]的出版物，还要求它们围绕个别人物旋转，而不要围绕精神上的天体——民族旋转。这个要求在他批评瑞士出版物时就时就赤裸裸地表现出来了。 现在让我们来提一个问题，为什么辩论人没有想起以阿尔勃莱希特·冯·哈勒为代表的瑞士出版物曾反对过伏尔泰的启蒙运动这一事实呢？为什么他不记得：即使瑞士不是黄金国，但它毕竟产生了一位未来的诸侯黄金国的预言家，也就是说，它还产生了一位在“国家学的复兴”一书中为“更高尚的真实的”出版物，即为“柏林政治周刊”[2]奠定了基础的冯·哈勒的先生呢？根据果实可以辨认出树木。世界上还有什么地方能像瑞士那样以生长了这样多汁的正统主义的果实而自豪呢？ 辩论人责备瑞士出版物采用“角”和“蹄”等“党派的动物学名称”，一句话，责备它用瑞士语言讲话而且是跟那些和公牛、母牛宗法式地和睦相处的瑞士人讲话。这个国家的出版物正是这个国家的出版物。也只能够这样讲。而且像瑞士出版物又一次证明的那样，把人们引出地方性本位主义狭隘圈子的正是自由的出版物。 说到党派的动物学名称时，我们也应当注意到，宗教本身就把动物奉为神灵的象征。当然我们这位辩论人必然会斥责以宗教的虔诚向母牛撒巴拉和猴子哈努曼膜拜的印度出版物。他一定会责备印度出版物信奉印度教，正如他责备瑞士出版物具有瑞士的特征一样。但是有一种出版物辩论人未必愿意使它遭受检查，我们指的是神圣的出版物——圣经。难道圣经不是把全人类分成山羊和绵羊两大类吗？难道上帝自己不是用“对犹大家我如蛀虫，对以法莲家我必如蛀”这样的话来表明自己对犹大家和以法莲家的态度吗？或者，以诸侯等级的著作（这对我们俗人说来更近一些），难道它们之中就没有将全部人类学变成动物学的吗？我们指的是研究纹章的著作。在那里人们可以看到比“角”党、“蹄”党更稀奇古怪的东西。 辩论人究竟斥责出版自由的哪些东西呢？他斥责的是：人民的缺陷同时也是他们的出版物的缺陷；出版物是历史人民精神的英勇喉舌和它的公开表露。辩论人是否证明这一伟大的天赋特权不适用于德意志人民精神呢？他曾表明，每个国家的人民都在各自的出版物中表现自己的精神。难道德国人具有哲学修养的精神就应当丧失满脑子袋都是动物动物学概念的瑞士人（像辩论人自己说过的）所具有的东西吗？ 最后，辩论人是否以为自由出版物的民族缺陷就不是书报检查官的民族缺陷呢？难道书报检查官置身于历史总体之外，不接触到时代精神吗？很可惜，也许正是这样。但是，凡是思想健全的人，谁能不原谅出版物的民族的和时代的过失，却原谅书报检查制度的反民族的和反时代的罪过呢？ 马克思：《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关于新闻出版自由和公布省等级会议记录的辩论,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卷，44-51页，1956年版。 [1]双关语：Winkler 是姓，《Krahwinkler》是“穷乡僻壤的居民”。——编者注 [2]“柏林政治周刊”（《Berliner politisches Wochenblatt》）是极端反动的报纸，1831年到1841年在卡·哈勒、利奥、劳麦等人的参加下出版。该报受到皇太子弗里德里希-威廉（1840年起即位为德皇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支持和保护。——第49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