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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讲过关于提高东方各苏维埃共和国民族文化的问题。什么是民族文化呢？怎样把民族文化和无产阶级文化结合起来呢？难道列宁不是在战争以前就说过我们这里有两种文化——资产阶级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并且说民族文化这个口号是力图用民族主义毒素来毒化劳动者意识的资产阶级的反动口号吗？[1]怎样把民族文化的建设，把增设使用本族语言的学校和训练班的工作以及从本地人中间培养干部的工作，和社会主义建设、无产阶级文化建设结合起来呢？这里有没有不可克服的矛盾呢？当然没有！我们在建设无产阶级文化。这是完全对的。但是社会主义内容的无产阶级文化，在卷入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不同的民族当中，依照不同的语言、生活方式等等，而采取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和方法，这同样也是对的。内容是无产阶级的，形式是民族的，——这就是社会主义所要达到的全人类的文化。无产阶级文化并不取消民族文化，而是赋予它内容。相反，民族文化也不取消无产阶级文化，而是赋予它形式。当资产阶级执政的时候，当各民族在资本主义制度保护下巩固起来的时候，民族文化这个口号是资产阶级的口号。当无产阶级执政的时候，当各民族在苏维埃政权的保护下巩固起来的时候，民族文化这个口号就成了无产阶级的口号。谁不了解这两种不同情况的原则性的差别，谁就永远不会了解列宁主义，也永远不会了解民族而问题的实质。人们（例如考茨基[2]）谈论在社会主义时期随着一切语言的消亡形成的统一的全人类的语言。我不大相信这个无所不包的统一语言的理论。[3]无论如何，经验不是证实而是推翻了这种理论。直到现在，情形是这样的：社会主义革命并没有减少而是增加了语言的数目，因为它震动了人类的最下层，把他们推上政治舞台，唤起早先大家不知道或很少知道的许多新的民族去追求新的生活。谁能想到过去的沙皇俄国是一个至少有五十个民族和民族集团的国家呢？可是十月革命打断了旧的锁链，把许多被遗忘了的民族和部族推上舞台，给了他们新的生活和新的发展。现在大家都说印度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但是几乎用不着怀疑，一旦在印度发生革命震动，就一定会有几十个早先大家不知道的有自己的独特语言和独特文化的民族出现在舞台上。如果谈到各民族参加发展无产阶级文化，那末这种参加一定会采取符合这些民族的语言和生活方式的形式，这一点也几乎用不着怀疑。 不久以前我接到几位布里亚特[4]同志的来信，他们要求我说明一下全人类文化和民族文化相互关系方面的一些重大而困难的问题。这封信写到： “我们恳切地请你说明下面几个我们感到非常重大和困难的问题。共产党的最终目的是创立统一的全人类文化。怎样设想通过在我们各个自治共和国领域内发展起来的民族文化向统一的全人类文化过度呢？各个民族的文化（语言等等）的特点怎样才能同化呢？” 我认为以上所说的可以作为对布里亚特同志所渴望的问题的答复。 布里亚特同志提出在创立全人类的无产阶级文化的过程中个别民族的同化问题。毫无疑问，有些民族可能会经受到、恐怕一定要经受到同化过程。这样的过程从前是有过的。但是问题在于，一些民族的同化过程并不排斥许多有生气的和正在发展的民族的强盛和发展这一相反的过程，而是以这一过程为前提，因为个别民族的局部同化过程是各民族一般发展过程的结果。正因为如此，某些民族可能发生的同化就不会削弱而会证实下面这个完全正确的论点：全人类的无产阶级文化不是排斥各民族的民族文化，而是以民族文化为前提并且滋养民族文化，正像各民族的民族文化不是取消而是充实和丰富全人类的无产阶级文化一样。 《论东方民族大学的政治任务》（1925年5月18日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生大会上的演说）《斯大林全集》，7卷，117—119页，1958年版。 [1]见弗·伊·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一文，《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卷第1页至第34页——正文第117页） [2]斯大林曾在《民族问题和列宁主义》等著作中，一再批判考茨基在民族问题上的反动社会沙文主义观点。 [3]斯大林在1927年9月10日《致玛·依·乌里扬诺娃同志。答勒·米赫里逊同志》的信中说：“我所说的我国的‘社会主义时期’，是指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而不是指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这种胜利只有在国际范围内即只有当社会主义在世界各国或几个最重要的国家内获得胜利时才能到来。从我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演说中对整个问题的提法看来，这是很清楚的。是不是可以断言，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社会主义时期’）内，即社会主义在其他国家胜利以前，我国各民族一定会消失而融合成一个有共同语言统一民族呢？我想是不可以的。不但如此，在无产阶级专政在全世界范围内获得胜利以后，甚至在这以后，民族差别和国家差别还会存在很久。”） [4]布里亚特，即布里亚特-蒙古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属俄罗斯联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