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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按时间线索对中外《格萨尔》史诗的研究历程进行概观性讨论。从蒙古语文本的发现到后来的翻译和评介，俄罗斯、蒙古国及其他地区的西方学者围绕《格萨尔》史诗开展了早期研究；1900 年前后，在印度周边地区和我国藏族地区陆续发现的藏语文本引起了相关学者的高度关注；20 世纪40 年代以来，随着西方学界的持续性研究，一门具有现代学术理念的专门学科——“格萨尔学”应运而生；20 世纪 50 年代末期，两部具有代表性的研究著作相继面世，进一步奠定了“格萨尔学”在国际人文学科中的学术地位。国内的格萨尔研究始于上个世纪30 年代，至1950 年，这门学问也开始引起新中国政府与学者的高度关注。可以认为，20世纪80 年代以来，“格萨尔学”中心已从西方学界逐步转移到了中国，并发扬光大。 关键词：《格萨尔》；史诗传统；格萨尔学；学术史 2009 年，“《格萨（斯）尔》史诗传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其文化价值与艺术成就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而作为一门国际性的显学，百年来的《格萨（斯）尔》史诗研究也在中外学人的不懈努力中得以推进，在藏学、蒙古学和口头传统研究诸多领域中皆占有相应的学术地位。今天，我们有充足的理由认为，这一发轫于西方的专门化学术研究事业——“格萨尔学”——已经在我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并有了长足的发展。本文基于相关文献资料的梳理和归纳，对百年来的学术史作一简要回顾。限于篇幅，难免挂一漏万。 一、域外研究：一门学问的兴起 我们必须承认，现代意义上的《格萨尔》史诗学术研究是从西方学界兴起的。《格萨尔》史诗最早形成于藏族社会与文化中，后经“北传”路线，进入以土族、裕固族和蒙古族为主的东北方广阔地域，直至西伯利亚地区；又经“南传”线路，传入纳西族、白族乃至喜马拉雅南麓的各民族地区。因此，现今我们从中亚到东北亚都能看到其可爱的身影。 就其研究来说，对这部史诗的考察也最早从藏族学者开始。首先，9 至13 世纪，以“赞颂歌”形式讨论《格萨尔》史诗，典型代表如二世噶玛巴的《献给雄狮圣贤东珠的煨桑歌》［1］。从18 世纪起，尤其从第六世班禅向松巴堪布“讨教”有关格萨尔王的身世开始，关于《格萨尔》史诗的内部研究，在藏族学者中完全公开，并成为了一门学问。但究其根底，这类纯粹的“考察研究”，还不能算作是具有现代科学理念的学术研究。这是学术界的共识，不仅《格萨尔》史诗的研究情况如此，这种现象还普遍存在于我国其他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中。那么，具有现代科学理念的《格萨尔》史诗研究是如何兴起的呢？ （一）史诗资料的发掘、翻译与史诗藏文本的发现 1772 年，德国博物学家帕拉斯（P. S. Pallas，1741-1811）在西伯利亚的买卖城（mai－mai tch’eng，现属俄罗斯布里亚特共和国的恰克亭斯基地区Kyakhtinsky District）见到了一座格斯尔庙。他在介绍这个情况的游记中，还提及蒙古地区有一部关于格斯尔的巨著，但没有引用原文资料。［2］自此，欧洲学者开始搜集与关注《格萨尔》史诗。但是，最初搜集、研究的资料均来自俄罗斯的蒙古人、蒙古国以及中国境内的蒙古民族中传承的《格斯尔》史诗。特别是俄国学者雅科夫·施密德（I. J. Schmidt）刊印了蒙文《格斯尔》北京木刻本，译为德文于1839 年在圣波德堡出版，并作了序文，讨论了这部史诗的起源、语言特色等问题。这可算是《格萨尔》研究这门学问最初的起源。接下来，学界开始将搜寻的目光集中到这部史诗的“原初”样子，即它的藏语文母本的情况。 1885 年，俄罗斯学者波塔宁（G. N. Potanin，1835－1920）在现在的青海省民和县三川地区的寺院中发现了五个故事（部）①的藏文《格萨尔》抄本。［3］1900 年，德国传教士兼学者弗兰克（A. H. Francke，1870－1930）首次在拉达克记录了五个故事（部）的口传藏语本《格萨尔》。［4］19 世纪20 年代，达卫—尼尔（Alexandra Davidnéel，1868－1969）和庸登喇嘛（Lama Yongden，1899－1955）在今天的青海省玉树州结古镇搜集到了《格萨尔》的口传本和手抄本，并将二者汇编成十个故事（部）的《岭格萨尔的超人生活》。［5］在为此书所作的序言中，印裔法国学者列维（Sylvain Lévy，1863–1935）称《格萨尔》史诗是“中亚的《伊利亚特》”，从此这个称号得到了许多学者的赞同，一直沿用至今。1942 年，俄罗斯学者罗列赫（G. N. Roerich）总结过去搜集的资料，提出了“原始《格萨尔》史诗”是源于佛教传入之前的唐古特（蒙古人对安多藏族的称呼）和西藏东北部族的英雄史诗，以及“格萨尔”一词可能来自西藏和唐古特东北部族从突厥人那里借用的罗马凯撒（Gaius Julius Caesar）称号等观点。［6］ （二）“格萨尔学”的奠基：两本总结性的著作 1957 年，蒙古国学者策·达木丁苏伦（Ts. Damdinsuren）的副博士论文《“格斯尔”的历史源流》出版。这是有关研究《格萨尔》起源、归属问题和主题特征的重要论著，主要观点是：（1）关于格萨尔的身份与历史问题，论文把藏文戈斯拉斯（go－sras）等同于唃厮罗，认为格萨尔就是宋代在青塘地区（现在青海省西宁市）创建政权的唃厮罗（汉文献有相关记载），“把史诗、中国编年史和上述藏文著作做过比较之后，我们可以得出唃厮罗和格萨尔汗是同一历史人物的结论”，［7］力图澄清克拉普劳特的关帝说。论文不同意欧洲东方学者的凯撒说法，对科津将格萨尔与成吉思汗混为一谈进行了批驳。（2）关于《格萨尔》的民族属性，他认为《格萨尔》是西藏、蒙古、布里亚特的独特作品。“大家知道，中亚各族人民，蒙古、西藏和突厥的各阶层的集团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不但在经济联系方面互相合作，而且在文化方面也有最亲密无间的交际往来。所以这种状况不能不反映到上述各民族的史诗作品的性质上。”［8］此外，他还认为《格萨尔》具有人民性，而非封建统治者的作品，进而提出：“显而易见，这里有关于圣徒巴达玛萨姆巴（莲花生）出生传奇故事的影响。”［9］ 1959 年，法国学者石泰安（R. A. Stein）的博士论文《西藏史诗与说唱艺人的研究》出版，此书以其精深详细的资料工作和文献考证总结了国外的《格萨尔》研究，其出发点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策·达木丁苏伦，但作者更关心这部史诗的形成过程。此书的主要观点是：（1）史诗《格萨尔》至晚形成于14 世纪；（2）史诗是以印度四天子传说为基础的；（3）格萨尔名字最早来自凯撒大帝，后经中亚伊斯兰教地区和于阗传入西藏；（4）史诗由两大文化仓库组成：外来文化和西藏本土文化；（5）说唱艺人兼有宗教职事者和诗人的双重角色；（6）史诗起源于民间节日；（7）史诗受到了宗教界的影响；（8）英雄格萨尔具有双重角色特征：国王与小丑；（9）史诗可能是一些佛教“疯子”与流浪艺人合作编辑的结果，等等。［10］此书更加细致地分析了在他之前国外学者提出的主要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了史诗的起源研究。 （三）20 世纪60 年代以来的研究 1965 年，自西藏安多地区搜集《格萨尔》史诗返回德国的学者赫尔曼斯（M. Hermanns）出版了《西藏的民族史诗〈岭格萨尔王〉》，特别对《霍岭大战》进行了探讨。依据西藏与突厥之间的战争历史，得出了史诗可能产生于公元前5 世纪至公元3 世纪等观点。［11］70 年代，法国学者艾尔费（M. Helffer）依据本国研究《格萨尔》史诗的传统，对《格萨尔》史诗中的《赛马称王》的音乐旋律进行了研究，进而讨论了史诗反映的文化内涵。［12］此外，德国学者胡默尔（S. Hummel）、卡舍夫斯基（R. Kaschewsky）和白玛次仁（Pema Tsering）等人对史诗《格萨尔》进行了类型和母题研究，取得了积极的成绩。［13］90 年代，英国学者萨缪尔（G. Samuel）［14］、美国学者科恩曼（R. Kornman）、德国学者赫尔曼（S. Herrmann）等学者也从宗教信仰等方面研究了《格萨尔》史诗。特别是赫尔曼女士，她在弗兰克之后又以录音方式记录了拉达克地区的《格萨尔》史诗，从而保存了重要资料。［15］ 此外，印度、不丹等国自60 年代以来搜集并出版了不少《格萨尔》手抄本，比如不丹出版了33 部，印度出版了45 部，为研究工作提供了很好的基础资料。 总之，自18 世纪《格萨尔》在欧洲引起关注，到今天发展成为一门国际性学科，二百多年来，国外学者一直没有停止过对这部史诗的搜集和研究，取得了重要成绩，形成了鲜明的研究特点。特别是1960 年以前国外对这部史诗的调查、搜集和理论探讨，在《格萨尔》史诗学的建设上具有重要意义，对中国开掘《格萨尔》史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国内研究：从初创到勃兴 1916 年，晚清举人徐珂编辑的百科全书式野史巨著《清稗类钞》出版，其中收录了一篇称作“西藏神话《蛮三旺》”的短小故事。这个故事估计是现代中国文献中最早载录的《格萨尔》史诗故事，当为《北方降魔》与《霍岭大战》的混合片段。［16］ （一）四川地区的搜集与研究 1928 年，任乃强参加了中华民国政府组织的西康考察计划，初次了解到《格萨尔》史诗的抄本，见到了有关史诗的唐卡画，欣赏了说唱史诗的热烈场面。［17］不久，在其藏族妻子的协助下，发表了《格萨尔》史诗《北方降魔》片段的译文。［18］ 19 世纪40 年代，任乃强先后发表了多篇文章，分别探讨《格萨尔》史诗在藏区的流传情况、其部数以及说唱特点等问题。［19］韩儒林介绍和总结了西方学者研究这部史诗的功绩与动因，同时提供了不少有关《格萨尔》的中外文献资料和同时代人的调查研究报告，揭示了史诗的传承情况和与之相关的民俗和信仰等。［20］此外，四川华西协和大学的谢国安、刘立千、陈宗祥、彭公侯、李安宅等也作了翻译、搜集、初步的介绍性研究工作。同时，他们也为石泰安提供了搜集资料与翻译方面的帮助。［21］ 总之，这个时期《格萨尔》史诗的搜集、研究以四川地区的学者为主，他们的成绩有以下几点：（1）探知了史诗“十八大宗”的目录，认为史诗总计有18 部、19 部和25 部三说；（2）认为《霍岭大战》为史诗的中心章节，指出史诗被汉人称作“蛮三国”的原因也来自于此；（3）辨别了格萨尔信仰与关羽信仰的区别；（4）认为西方学者研究这部史诗的目的在于寻找西方文化在东方传播的特点。 （二）青海地区的搜集、翻译、整理与研究 1. 华甲、王沂暖与“贵德分章本” 1953 年3 月，在青海省组织的全省文艺汇演中发现了贵德县《格萨尔》艺人华甲。1957 年，青海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以下简称“青海文联”）响应中央“继承发扬优秀民族文化遗产”的号召，敦请华甲艺人和王沂暖翻译、整理了华甲搜集于贵德县的一个抄本（文革后以“贵德分章本”之名公开出版），［22］后来在《青海湖》（1957 年7 月号－1960 年6 月号）杂志上连续发表了部分内容，当时引起了不小的反响。 2. 徐国琼及青海文联的搜集 1958 年1 月，热爱史诗的徐国琼从中国文联调往青海文联，直到1966 年为止。他与华甲艺人去青海省贵德县、化隆县、黄南州，后来他独自前往甘肃省的甘南州、四川省的甘孜州和西藏自治区的昌都地区，搜集了《格萨尔》史诗，获得了大量资料。1958 年12 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向各级宣传部批转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为国庆十周年献礼拟定的“中国歌谣”丛书和“中国故事”丛书编选计划，其中指定藏族的《格萨尔》由青海负责定稿和写序工作。1959 年2 月，青海文联成立“《格萨尔》工作组”，继续进行搜集与翻译工作。1960 年4月，青海文联召开民间文学代表大会，青海民间文学研究会正式成立。此后，组建200 多人的“青海民间文学调查团”，展开了对全省39 个县、135 个公社、588 个生产队的民间文学调查工作。从此，有计划、有组织、大规模的《格萨尔》史诗的调查搜集和以翻译为主的资料学工作开展起来。到1966 年7 月青海文联撤销前，它总共搜集到150 多部《格萨尔》手抄本与木刻本（含同一种部本的异文本）。［23］ 3. 青海文联的翻译、整理与研究 1959 年4 月，青海文联编印了华甲、王沂暖翻译为汉文的《格萨尔王传》（草本一、二、三、四），从此拉开了青海省翻译、整理和研究工作的序幕。其中参加翻译工作的人员还有欧旺群丕、吉合老、杨质夫、吴均、纳朝玺、钟秀生、祁万秀、苟国明、马世林等人。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学者没有得到在译稿上署名的机会。到1966 年为止，《格萨尔》史诗“翻译编印成书的资料本多达74 本，计1800 多万字”。［24］同时，也以王沂暖、徐国琼、王歌行、左可国为主开始了《格萨尔》汉文本的整理工作。这种带有一定导向的汉文本整理工作的特点②，反映在当时唯一公开出版的《格萨尔4·霍岭大战上部》中，甚至还影响到了上世纪80 年代以来《格萨尔》史诗的汉文翻译风格，比如王沂暖等人的汉译本。 1959 年4 月，青海文联编印内部资料《搜集、研究青海藏族文学的参考材料》第一期和第二期。此后从第三期开始，此刊更名为《青海民族民间文学资料》，到1961 年为止，总共出版了八集辑录《格萨尔》史诗的国内外研究资料。在第一、二期上登载了杨质夫和吴均的观点，批评了《格萨尔》是“蛮三国”之说；在沿用任乃强此论点时，提出了自己的根据。关于格萨尔为唃厮罗说，杨、吴之间则有差别，杨对任乃强的这个见解提出了质疑，而吴却用更多的资料证明和发展了这个见解（上世纪80 年代，吴又否定了此说）。 1959 年12 月，徐国琼在当时的权威学术杂志《文学评论》（中国科学院文学所主办）上发表了《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25］这是解放后中国学者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有关藏族《格萨尔》史诗的学术论文。这篇论文的观点：（1）“藏族民间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是一部珍贵的富有高度人民性和艺术性的民间文学作品，广泛流传于我国广大藏族民间。”（2）在作者问题上，认为“很有可能在诗人还没有用文字记述以前，民间就流传着格萨尔的故事，或至少流传着能够用来作为充实诗人记述不足的，有关对格萨尔祝福的颂词了”。（3）在史诗的产生年代上，赞同当时国内外学者们的共识：“那末，最初的格萨尔故事，产生于十一世纪末是有可能的。”“至于全部史诗，则可能自十一世纪以后，在几百年间逐步创作发展而成的。” 1962 年5 月，黄静涛的《格萨尔4·霍岭大战上部·序言》是史诗被列入中国社会主义新文化的一个明显标志：（1）史诗主人公或许有这个历史人物，但关键在于以他作为了“模特儿”；同时或许有这样一些历史事件，拿来作为史诗的内容，经过演绎，就形成了史诗。（2）指出挖掘、整理《格萨尔》史诗的巨大现实意义在于，它具有艺术价值、认识价值、社会文化的传统价值、创造新文化的价值以及百科全书的价值等。（3）在史诗产生年代的问题上，指出这个问题的彻底解决需要历史学家、语言学家、民族学家、地理学家、佛学家及文学家们的通力合作，从各方面了解它的产生和形成，从历史的整个发展过程去把握。［26］ （三）以北京为中心的调查搜集、翻译及出版 1978 年11 月，青海省举办了为《格萨尔》史诗平反③的大会。1979 年5 月28 日，《人民日报》转载了《民间文学》1979 年第2 期上的文章《为藏族史诗〈格萨尔〉平反》一文。这些举动在社会上引起了积极的反响。［27］1979 年8 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筹备组和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联合向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及中央宣传部提出了《关于抢救藏族史诗〈格萨尔〉的报告》。［28］该报告奠定了新时期④《格萨尔》史诗抢救搜集的基调和风格。 1979 年，由四部委（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文化部、中国文联）成立了全国统一的领导组织机构——“全国《格萨（斯）尔》工作领导小组”⑤ ——并设立了办公室。相应地，史诗流传地的西藏、青海、四川、甘肃、云南、内蒙古、新疆等七省区也成立了《格萨（斯）尔》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各地方《格萨（斯）尔》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依据地方特色设在地方文联、民委、地方大学等机构内，这样形成了全国统一的抢救和搜集机构。⑥ 1983 年，《格萨尔》史诗的搜集与抢救项目被列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六五”（1980－1985）、“七五”（1986－1990）规划，自此开始了全国范围的十年（1980－1990）搜集抢救工作。其间，召开了四次全国《格萨尔》史诗工作会议（1980、1981、1982、1984），一次全国《格萨尔》艺人演唱会（1984），三次全国《格萨尔》工作表彰大会（1986、1992、1997）。此外，该工作领导小组还组织召开了国内《格萨尔》史诗研讨会（1983、1985），国际《格萨尔》学术研讨会（1989、1991、1993、1996、2002、2006）。这些活动在《格萨尔》史诗的抢救搜集和宣传方面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总之，有计划、有组织、大规模的搜集工作到1991 年为止基本结束了，但各地方组织的艺人说唱录音工作或调查艺人、抄本和文物遗迹的工作，仍在持续进行着。到2000 年，调查到藏文《格萨尔》史诗目录227 部，搜集到120 部（其中包括手抄本、木刻本、艺人说唱录音记录本和艺人说唱录音等内容上不相同的《格萨尔》文本），录制艺人说唱磁带5000 多小时，获得不少《格萨尔》民俗文物，这些资料保存于各地方《格萨尔》办公室。出版藏文《格萨尔》105 部，发现了120 多位说唱艺人，获得“杰出艺人称号”的2 位，获得“优秀艺人称号”的22 位。［29］ 三、“格萨尔学”的长足发展：新时期以来的研究 1979 年至1987 年，“用马克思主义的史诗理论，描述《格萨尔》的主题思想，人物塑造，情节结构和语言艺术”，［30］认为史诗反映了为民除害、保护人民，反对侵略、保卫祖国的思想。［31］这种讨论占据着主流，事实上承袭了苏联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史诗研究理论与问题意识。 1987 年至2000 年，热衷于探讨《格萨尔》史诗所反映的社会历史文化，尤其集中探讨古代藏族宗教信仰文化与传统社会制度，例如古代藏族氏族社会中错综复杂的姻亲关系和血缘关系等。［32］这些制度依然深刻影响着现今的藏区生活，因而史诗是藏族古代社会的一面镜子。这种研究糅合了马克思的史诗观与流行的西方文化人类学的观点。 1984 年以来，吴均、毛儿盖·三木丹、洛哲嘉措等学者研究格萨尔的历史真实性问题，开启了史诗研究的“历史学派”。后期更多藏族学者延续了这种研究，并继承传统藏族学者的观点，推进了这方面的研究，最终达成共识，认为格萨尔是11 世纪的历史人物，史诗是其传记。王沂暖集中探讨了史诗的部数、行数、分类法以及藏蒙《格萨（斯）尔》的关系等问题，提出《格萨尔》存在分章本与分部本的差异。与此同时他认为：通过逐行计算，《格萨尔》史诗堪称“世界上最长的史诗”；蒙古族《岭·格斯尔》源自藏族《格萨尔》，但又有自己的特点。［33］ 杨恩洪先后调查了西藏那曲地区、昌都地区，四川甘孜州、青海果洛州、玉树州的艺人情况，对艺人的类别与说唱特点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她认为艺人从传承方式上可划分为五类，即神授艺人、闻知艺人、掘藏艺人、吟诵艺人和园光艺人。［34］此外、东嘎·洛桑成列、角巴东主、恰噶·多杰才让等也进行了相关研究。尤其是巴仲（后期归为多巴念夏，即民间术士的一种类别）艺人的神奇创作天赋，引起了大家的关注。［35］ 降边嘉措、王兴先等学者对《格萨尔》史诗研究的学科建设问题更为关注。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和西北民族大学《格萨尔》研究院的研究生导师，他们从学术传统的代际传承出发，着眼于研究梯队的建设，从人才培养方面开启了“格萨尔学”的新起点。此后，“《格萨（斯）尔》史诗”这一研究方向毕业的硕士研究生与博士研究生逐渐增多。 20 世纪90 年代以来，《格萨尔》史诗的搜集、整理及研究得到了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西北民族大学的“文库本”（1992－ ）［36］、中国社科院的“精选本”（1996－2013）、西藏社科院的“桑珠本”（2000－ ）、青海文联《格萨尔》研究所的“优秀艺人本”（2008－ ）等大型项目得以开展。以“精选本”为例，1996 年立项，计划精选40 部已搜集的《格萨尔》抄本，进行异文本之间的校勘后出版。但是，首批出版的前4 部（2001 年）受到了如下诟病：或未经任何选择，将所有异文本汇编为一册，比如《天界篇》，或将各种异文本“根据自己喜好”进行“剪贴式”处理，比如《霍岭大战》。此后，经编委会讨论决定，只做“精选”与文字校正工作，并将范围扩大到艺人说唱本，至2013 年底终于完成了全部编纂出版工作。 2000 年以来，中国相继开展了民族民间文化抢救工程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在《格萨（斯）尔》工作领导小组的协调下，藏区各地开始重视史诗传统的传承与保护，在研究方面则呈现出两个特征：一部分学者开始深入研究艺人问题，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比如白玛龙·仁增、金果次平，他们或者修正前人的研究成果，比如白玛龙·仁增提出了多巴念夏艺人类别；［37］或者对某个艺人进行专题研究，比如金果次平研究桑珠艺人。另一部分学者开始认真整理抄本文献，比如曼秀·仁钦道吉详细分析了十八大宗各个抄本的产生、涉及的地理、文体风格特点等，为进一步研究史诗的形成等问题提供了新视角。 四、小 结 总之，“格萨尔学”的研究工作正在我国如火如荼地继续着，特别是近年自这部史诗列入联合国非遗名录以来，相关的保护工作得到了加强，全国范围内兴起了新一轮热潮。我们期望，不久的将来，随着保护、搜集、研究工作的进展，配合“一带一路”倡议，拓展与周边国家和地区间的合作交流，会将“格萨尔学”的研究推上更高的台阶。 注 释 ① 在中国《格萨尔》研究界，用“部”一词来指《格萨尔》史诗的一个长篇完整的故事。自从王沂暖提出了《格萨尔》存在“分章本”与“分部本”的差异后，学界基本认为，“章”与“部”的差别仅在于故事的长短。蒙古族传承的《格斯尔》一般多为“分章本”，藏族传承的《格萨尔》一般多为“分部本”。 ② 比如删除宗教内容、歌头、“啰嗦重复”，简化诗行，补充或修改情节。因为是民间文学，文词须通俗化、大众化等等。 ③ “平反”是“文革”以后经常使用的词，大意是指通过上级行政机关，撤销“文革”期间对某人的政治身份、工作生活方面的错误“判定”，恢复原来的正确身份与工作职位。 ④ 这是中国文学界的一种划分文学阶段的概念，指的是“文革”以后的时期。 ⑤ 最初称作“《格萨尔》翻译整理协调小组”，成立于1979 年10 月，由中宣部领导，国家民委、中国文联、中国社科院组成。1984 年2 月更名为“全国《格萨尔》工作领导小组”，自此文化部加入了进来。1990 年11月开始使用“全国《格萨（斯）尔》工作领导小组”的名称。自2002 年开始，国家广电总局也加入了进来。这样总共由五部委组成。办公室设于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所藏族文学研究室内。 ⑥ 各地建立机构的时间有先有后，最早的地方大约于1980 年左右成立机构，比如西藏。到1984 年，各地的机构基本上都建立了起来。 参考文献 ［1］ Karmapakshi.seng chen skyes bu don grub la gsang （bsang）mchod‘bul tshul lags so ［J］.ge sar zhib ‘jug，2015:29－36. ［2］ ［法］石泰安.西藏史诗与说唱艺人的研究［M］.耿昇译.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4.28；霍莫诺夫.布里亚特英雄史诗《格斯尔》［M］.陈渊宇译.呼和浩特：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内蒙古自治区《格斯尔》工作办公室编印.1986.2. ［3］ Ts.Damdinsuren ed..Corpus Scriptorum Mongolorum Instituti Linguae et Litterarum Comiteti Scien －tiarum et Educationis Altae Reipubligae Populi Mongoli，Tomus VIII，Fasci ulus 3，Tibetan Version of Gesar Saga，Chapter I－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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