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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对二十多年来国家社科基金和教育部立项课题，以及学术期刊发表的《格萨尔》研究论文的主题进行了检索及关键词分析，发现我国《格萨尔》研究的总体脉络相对固化，主题相对单一，话语体系及方法 论、研究路径陈陈相因，国内国际联通交流缺乏，特别是缺乏明确的问题意识和革故鼎新的进取精神。作者认为，《格萨尔》研究需要探索其本体的、社会文化的和文本的研究路径，借鉴口头诗学、演述理论等理论和方论，推动《格萨尔》研究的范式转换和学理性思考的超越。 关键词：《格萨尔》；问题意识；口头诗学；多元文本；数据分析 经过学者们几十年的辛勤努力，作为我国三大史诗之一的藏族伟大史诗《格萨尔》获得了一批重要研究成果，世所瞩目。《格萨尔》研究也成为各方关注的显学，近年来尤是如此。党的十九大即将召开，在创新成为我国未来发展核心要素的形势下，我国《格萨尔》研究界，特别是新一代学者，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往开来，有所创新，突破单一、固化、重复的研究模式，实现《格萨尔》研究的范式转换，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是国内外高速发展变化的社会现实向我们提出的重大课题，也是党和国家关于学术研究继承、发展、开拓、创新的必然要求。 当今学术研究环境已经与过去大不相同，仅从信息技术发展而言，“关于最古老的人类语言艺术与最先进的信息技术的奇妙结合，为未来的文学阅读、文学经验的总结和学术研究，带来充满挑战的新的可能性”。［1］学科自身的发展、社会经济的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展开，都为学者提供了越来越多的研究空间。但我们的研究对象不是一成不变的，自印刷术发明以来，媒介的进步带来信息传播能力的跳跃式发展，文学信息的形制、规格和信息容量也随之发展变化。随着媒介范式的不断突破与革新，围绕《格萨尔》展开的问题研究也会相应发生变化。与其他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一样，《格萨尔》研究要保持生命力，必须不断反思传统研究，展开新的理论探索。 当下《格萨尔》史诗研究的问题域及其形成 《格萨尔》史诗研究的问题域指的是《格萨尔》研究的主要问题、问题之间的关系及问题的走向。借助于当下数据库建设，我们从问题域追索，可以通观学术研究的趋势与流程。学术史数据显示，我国《格萨尔》史诗研究种类众多，长期坚持，研究成果相当显著，特别是近年来的非遗保护与传播研究，展示了研究的新主题。但从几十年研究的总体脉络来说，也形成了相对固化和较低水平重复的研究模式，主题相对单一，路径多年不变，国内国际联通交流缺乏，跨学科跨界研究稀少，特别是缺乏明确的问题意识：经过多年的“抢救”研究，我们面对的是新阶段《格萨尔》研究如何推进、升级和创新，如何研判学术发展新趋势，如何选择学术突破的新目标，设定研究的新问题域。 我国《格萨尔》史诗研究自上世纪50 年代开始，其问题域的发展主要受到两个因素的影响：一个是《格萨尔》史诗自身在社会文化领域的身份变化，尤其是它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之后，对其跨学科研究起到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另一个是国内文学研究领域的影响，文学研究的理论创新拓宽了《格萨尔》研究者的视野，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和理论范式。 其实，有关《格萨尔》的讨论，开始时间要早得多。赵秉礼主编的《格萨尔学集成》提到，在甘肃拉卜楞寺所藏的松巴全集中，松巴·益喜班觉（1704－1788）与六世班禅白丹依喜（1737－1780）在1779 年就以书信方式讨论了有关《格萨尔》的问题（见于《关于格萨尔问答》）。在1930 年的《四川日报》副刊上，也刊发过任乃强先生介绍《格萨尔》的文章《藏三国》与《藏三国举例》。［2］ 很长一段时期内，国内外《格萨尔》研究都是围绕着几个基本问题展开的。杨恩洪和降边嘉措早在1984年就分别总结了以前几十年间国内外《格萨尔》研究的主要论题。国外学者集中讨论的主要话题有：（1）史诗的人民性；（2）史诗的起源，其中主要有几种争论：基于一定的历史事实，神话人物，来源于印度、伊朗等以前史诗的改造等；（3）史诗主人公格萨尔是否是历史人物，包括关公说、凯撒说、成吉思汗说和角厮罗说等；（4）蒙藏《格萨尔》的关系，包括蒙古《格斯尔》是藏译，还是蒙古人民独创等；（5）史诗与宗教的关系，主要包括格萨尔故事反贵族反喇嘛教、来源于苯教、来源于萨满、不能摆脱喇嘛教等；（6）史诗的比较研究，较多讨论《格萨尔》与印度史诗《罗摩衍那》的关系。［3］而国内学者则主要关注以下问题：（1）对《格萨尔》的总体评价，阐述它在藏族文学史中的地位；（2）主题思想和社会意义；（3）产生年代；（4）史诗主人公格萨尔与历史人物的关系；（5）民族风格和艺术特色。［4］ 令人吃惊的是，在开展了《格萨尔》研究半个多世纪后，甚至在杨、降两位所总结的研究范畴过去33 年之后，上述问题依然是《格萨尔》研究的主要话题。我从课题立项、公开出版物（汉语）和公开检索论文（汉语）三个方面对1984 年以来《格萨尔》的研究话题进行了分类统计，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对课题立项及公开检索论文（汉语）两项展开分析（《格萨尔》研究的相关图书因篇幅太大，另文专述）。 在对与《格萨尔》主题直接相关的课题立项的搜索中，我注意到，1984 年以来，在网站公开的信息中，国家社科基金共立项《格萨尔》各类研究项目39 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课题立项共25 项。①按照研究主题分类，这64 个项目大致可分为如下几个问题： 1. 史诗的基础研究及资料整理。侧重点是基于人类学或民族志研究方法，普查各类田野研究中《格萨尔》的艺人、版本问题，进行文库建设并在后期扩展为数据库建设。这一类研究成为《格萨尔》研究的主体，其中社科基金项目20 项，教育部项目9 项，占到了项目总数的近一半。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数据库建设成为各种传统学科转型的新热门，然而深究之，仍属于基础性的资料研究范畴，故均列入此类别下。   2. 史诗比较研究，尤其是经久不息的蒙藏《格萨尔》比较研究及传统的中印、中欧史诗比较研究。近年来国内还由西北民族大学领衔开展了土族、裕固族等《格萨尔》史诗的比较研究。这一主题在立项课题中热潮暂退，只检索到社科基金项目3 项，教育部项目3 项，全部由西北民族大学学者主持。   3. 史诗与宗教的关系。这一类选题要求学者在《格萨尔》和宗教研究领域都有相当程度的涉猎，故立项课题不多，只有5 项社科基金项目，其中3 项为普查类项目，研究项目只有2 项。  4. 史诗文学特色及细部研究。这一类选题回到《格萨尔》的民间文学定位，从各种文学研究视角切入，在社科基金与教育部各有5 个项目立项。值得注意的是，此类研究已与30 年前针对《格萨尔》艺术特色的研究产生较明显的差别，进入多种范式并存时代，除了政治—意识形态批评和社会历史审美批评，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文化研究等多种话语都被运用到《格萨尔》史诗的文学研究中。   5. 史诗的非遗保护、传播与创新研究。这是当下《格萨尔》研究对过去的最大突破，与《格萨尔》史诗的独特文化身份有关，成为新时期研究的热点：社科基金课题6 项，教育部课题7 项，占到项目总数的五分之一。  在对与《格萨尔》主题直接相关的论文检索（中国知网） 中，1984 年1 月1 日以来共有各类汉语文章2478 篇。②论文考察我采用“关键词检索”的方式，因为“一套关键词不仅是文献检索的根词，也不仅是当下互联网超文本链接的漂移的能指，而且是内在地揭示着一种话语体系的构架、趋向与适用域”。［5］我以课题研究中最常出现的十个词作为关键词，用主题检索的方式进行了全面考察，试图从中得到这些论文研究的主要问题情况。检索结果如下：  从论文主题关键词检索结果，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其一，文学仍然是《格萨尔》研究最重要的主题。在这些论文中，还存在大量重复性、概括介绍类的文章。直到前几年，仍有论文专门论述《格萨尔》的文学意义，而近年发表的综述类论文中，大部分还是对《格萨尔》早期研究情况和资料的总结和记录。非常遗憾的是，对于海外《格萨尔》的研究情况，在杨恩洪、李连荣等人之后，③就不再有专门的文章就20 世纪80 年代以来的国际《格萨尔》研究进行介绍，《格萨尔》的文学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国内学者自娱自乐、内部交流的学术话题。而实际上，国外《格萨尔》研究虽非热门话题，却间或有国外学者撰写的英文、法文论文发表，国外也召开过“国际《格萨尔》学术会议”，④但在国内鲜为人知，国内学者的参与度也相当低。 有276篇论文从神话或传说角度对《格萨尔》部分素材的来源进行讨论，延续了前辈学者对于起源问题的研究。其中仍然有为数可观的论文对《格萨尔》人物与事件的历史真实性进行专门的讨论（963 篇，其中明确以“真实”为主题的论文有480 余篇）。也就是说，将近五分之一的论文仍集中在学者们上世纪对《格萨尔》刚展开研究时的“格萨尔是不是真实的历史人物”等相关的话题上。 其二，文学角度的研究仍以文本研究及作者研究为主，在舆论领域频繁出现的“田野”、“版本”、“数据库”等研究中的高频词却并没有成为多数论文的主题。以“田野”和“版本”为研究主题的论文加起来也不过130余篇，而讨论《格萨尔》数据库的文章只有10 篇，其中真正意义上的论文只有一两篇，更为传统的文学研究主题还是主流。 在《格萨尔》的文本研究中，文学叙事和审美研究表现突出，有99 篇论文主要从文学叙事角度研究《格萨尔》史诗，113 篇论文从审美或者美学角度展开研究。而文学细部研究则从人物分析、景物描写、语言学、文学人类学、文学生态等多种角度切入，呈现出丰富的面向，反映了《格萨尔》史诗研究在文学学科内部自身研究的多路径趋势。 艺人研究是《格萨尔》史诗研究的重要主题。说唱艺人是《格萨尔》史诗传承的最主要角色，国家、省（自治区）、自治州、市、县都有自己的代表性说唱艺人，以全国格办为代表的研究管理机构也多次组织了不同层级的艺人认定、宣传活动，客观上助推了艺人研究。⑤不过在艺人研究的众多成果中，八股文特征极为突出，有相当数量的论文都套用了三段式的写作方式：艺人生平介绍、特色唱词节选、艺术特色总结。运用合适的方法对艺人进行整理研究是一种进步，但缺乏深入探索的艺人研究类论文，容易流于肤浅的套路，没有真正彰显其学术意义。 其三，与社会现实有关的话题成为当下的研究热点，这当然与人类非遗代表作名录的申报和获批以及国家非遗倡议与政策相关。与保护相关的文献就多达444 篇，与遗产相关的文献更多达535 篇。在从具体行业出发讨论《格萨尔》的文章中，较成气候的旅游业占到272 篇，而人们关注较多的影视、动漫、创新、创意等主题均各不超过50 篇。这些相关的文献属于更大范畴的文化研究或者文化产业、文化政策研究，具有更明显的短板，与本文主题较远，不拟在此赘述。 值得专门列出的是，2015 年9 月10－13 日，在四川成都召开了第七届“国际《格萨尔》学术研讨会”⑥（以下简称“2015 年研讨会”），共发表《格萨（斯）尔》论文56 篇，其中《格萨尔》相关论文53 篇。此次论坛的突出特点是为十位青年学者专列一场，他们的身份涵盖艺人、艺人与学者的后代、研究生（文学、语言学、音乐学、社会学、自然科学），论题代表新一代学者的研究问题域，体现出青年学者的部分特征：勇于批评现有研究的不足；大胆采用多种学科的研究方法；关注比狭义文学理论更广阔的文化环境、自然生态与社会生态。但他们研究的基本问题仍囿于师长的视野。⑦ 《格萨尔》研究的创新意识与发展趋向 我们今天研究《格萨尔》史诗，已经不同于历史上任何时代对《格萨尔》乃至藏族文化的研究，新的语境、新的问题意识、新的学术伦理原则和立场以及新的认识论方法论的移入，都令今天的学术工作呈现某些新的态势。过去年代的人们带着西方文化中心论和中原文化中心论的立场，往往以俯视姿态看待藏文化，对西藏全民宗教文化的特性缺少认识，对包括《格萨尔》在内的藏族文化和艺术所具有的珍贵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典范意义缺乏了解和到位评价。几个世纪以来，由于藏民族在建构自己的艺术本体观念方面缺环较多，很长时间都没有发掘、提炼《格萨尔》对于藏民族极具特色的艺术精神和艺术形式的集大成功能和意义。于是，《格萨尔》研究就先天地缺乏一种宏阔的历史维度的洞察和领悟以及精深的艺术演进规律的深刻把握。 从前文所综述的《格萨尔》研究的问题域历史与现状不难看出，几十年来大部分的研究并不是为了提出和解决问题，而是因循着固有的思路，围绕《格萨尔》进行较为粗放的资料积累工作，如前述64 项研究课题中，关于田野、资料的调查、普查类课题就有29 项。资料工作当然非常重要，但这几十年间累积起来的巨量资料，并没有成为学术境界升华的资源。这些资料提出了什么问题，能够回答什么问题，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是至今都没有被很好思考的问题，离作出出色回答，距离还要更远一些。 《格萨尔》史诗的“唯一性”判断渐渐失效。一些媒体和部分学人多年来都很爱说《格萨尔》是“唯一活着的史诗”。近年来，随着史诗学学科的发展，以及传媒对传统文化的更多介绍，人们对包括《格萨尔》史诗在内的各种口头和书面史诗有了更全面的了解。《格萨尔》研究话语系统中很多所谓的“唯一”的桂冠，不少都失效了——以活态史诗的认定为例，今天大家都知道，在中国和世界的其他地方，仍有大量口传史诗以活形态传承着，《格萨尔》当然不能以此专美。 史诗不仅是“一个内部包含极多异质因素的庞大的谱系”［6］，其构成要素也很难再以单一概念进行定义和区分。过去，有学者把艺人分为神授、闻知、掘藏、圆光及吟诵五个类型；［7］近年来，有人总结为神授型、掘藏型、圆光型、顿悟型、智态化型、闻知型和吟诵型等七个类型。［8］从田野工作的成果来看，多数艺人不仅从职业化转向半职业化，身份也更复杂了。比如青海玉树著名艺人达哇扎巴，他从小在家放牧，据说15 岁那年“经过一场神秘般的梦境之后，开始说唱《格萨尔》的故事”，具有顿悟型艺人的典型特征。可是，他在说唱过程中不仅滔滔不绝、吐字清晰、结构严谨、表情丰富，还陷入迷狂状态而失去自控力，具有鲜明的神授艺人的特征。学者们还了解到，他成为半职业化《格萨尔》艺人之后，不仅整理自己所讲述的史诗，还勤于学习别的艺人的《格萨尔》史诗演唱和文本，也会学习各种学术研究著述，以期多方面提高自己的说唱能力，这也使他超越神授和顿悟艺人的套路。 在更为广阔的国际史诗学术格局中反观我们的研究，一些长期困扰我们的问题就会逐步清晰起来，即便有些问题不能一次性解决，也至少具有了解决问题的恰当思路。比如，长期占据我们观念的所谓史诗是关于历史的诗歌，所以一定要有历史人物、事件和场所的设定的观念就相当幼稚。蒙古族学者就蒙古史诗的所谓历史真实性质询说：“今天我们所见的蒙古史诗中，有哪位历史上真实人物的影子？从成吉思汗到忽必烈，从拔都汗到蒙哥汗，哪位骁勇善战的历史人物在史诗中得到了描述？哪个真实城堡的攻克、哪个曾有国度的征服、哪次伟大的胜利或悲壮的失败，在蒙古史诗中得到过叙述？完全看不到踪迹。……事实上，在有经验的听众那里，从史诗故事所发生的主要场所‘宝木巴’国度到具体的其他地点，都应当合乎惯例地按照史诗的‘语域’来理解……英雄主义气概得到充分的、概括化的彰显，而不必拘泥于具体的人物和事件。”［9］也就是说，即便不具有历史真实因素，也不会折损史诗的艺术魅力和文化价值的见地，已经影响到《格萨尔》研究专题的转向。 纵观文学史和文学理论发展史，创新始终是文学生存发展的核心动力。文学看似千年不变，但并不具有唯一不变的本体，我们所见到的文学现象、文学理论体系和框架都不是生来如此，而是在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逐步建构起来的。正如我们现在看到的《格萨尔》说唱，也是经过数百年时间，在藏族传统语言特征、地域文化、知识体系和传承习惯中选择、阐释和发展的结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习近平同志在2014 年10 月15 日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专门提到了《格萨尔》史诗，他尤其在很多场合谈到传统文化的与时俱进、推陈出新，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2016 年5 月17 日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会议和在2016 年11 月30 日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习近平同志都指出：“中华文化延续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也需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要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 通过对《格萨尔》学术研究的反观可见，更新《格萨尔》研究的问题意识已经成为该学科未来发展的基本前提。 第一，《格萨尔》文学文本研究需要充分追踪中国史诗研究的前沿成果，抛弃在黑格尔“绝对知识”终极性主张建构下删略前提、删略语境、删略条件的从属论、工具论文学观，接受多种范式话语对史诗文本的研究，对《格萨尔》文本进行“重新提问”。这种“重新提问”看似是对研究主题的扩充，实际上体现出当下整个《格萨尔》研究群体看问题方式的变化，是一种与过去不同的区别真问题和假问题的标准，是一种新的回答问题的方式。十年前，朝戈金发表了《从荷马到冉皮勒：反思国际史诗学术的范式转换》，已经发出了中国史诗学研究范式转换的呼吁。这一阶段的理论建构，抓住程式、典型场景和故事范型三大核心术语，将传统意义上的史诗文本细分为手抄本、木刻本、石印本、现代印刷本、改编本、勘校本、口述记录本、录音整理本、视频和音频文本，并基于“创编—演述—流布”的互动层面，将其来源认定为“口头文本”（Oral text）、“来源于口头传统的文本”（Oral－Derived text）和“以传统为导向的口头文本”（Tradition－Oriented text）三个层面。［10］口头程式理论可以充分运用于《格萨尔》的文本研究当中，尤其是其中以语词、词组和句子为单位的诗法句法分析可以成为《格萨尔》文本研究的重要面向。 第二，《格萨尔》研究需要充分总结传统研究和田野、资料研究的现有成果，对几十年来讨论的主要问题作出回答。这涉及到我们对文学研究的另一种误解：文学研究是依靠一代代研究者不断积累文学事实、田野调查和考据结果，逐步接近文学本质的过程。资料可以迭代累积，但文学理论是从量变到质变的范式变革的飞跃过程，这种飞跃指的正是我们总体的看问题的方式的变革。这也就是本篇的主题“在问题意识导引下，寻找和确定新的问题域”。没有亘古不变的统一批评范式，它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某一种范式在一定时期可以是研究的主流和常态，甚至可能成为学科的规范和常识，但它也是会发生变化的。时代已经发生变化，甚至研究对象本身已经发生变化，其他类似的对象通过当今的现代传播方式进入人们的视野，过去学者眼中唯一的研究对象已经失去了其唯一性。面对种种新形势，仍然沿用过去的研究视角，会越来越牵强，新的批评范式势必登堂入室，取代旧的范式。更替的过程中是有阵痛的，对新范式的包容和接受是学科发展必然的选择。 以艺人研究为例，前述诺布旺丹已经在其著作《艺人、文本和语境》中将艺人类型重新认定为神授型、掘藏型、圆光型、顿悟型、智态化型、闻知型和吟诵型等七个类型，并进行了定义和区分，这是在大量田野基础上的突破性一步，［11］但仍需进一步对各种类型现象的发生予以解释，才能在此基础上将对艺人的传记式研究建构为一套包括艺人产生、认定的长期跟踪研究在内的完整理论结构。 再如对于格萨尔与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之间真假关系的讨论，除了历史学、考古学意义上的研究之外，从文学角度对此进行的探讨都属于过去19 世纪对文学本质的认识论、反映论的理解，是传统社会—历史批评的核心问题。在早期的研究中这是正常的，但是在文本主义批评等话语体系已经融入中国文学研究三十余年之后仍然坚持提出这些问题，仍然是两个世纪以前的学术视野和思维范式的原地踏步，是学科停滞、固步自封的表现。 第三，《格萨尔》研究需要始终保持对本体发展变化的开放性，超越书面文学研究范式，承认当代文化对《格萨尔》本身的解构与重建，建立符合口传文化特点的理论模型，勇于建构多元立体理论模型。 在全球化背景下，我们对于民族文化保护的意识进一步加强，越来越强调非物质文化遗产，维护文化表现形式的多样性，强调对于《格萨尔》史诗的抢救、保护和传承。在《格萨尔》史诗的研究视野中，地方性知识、文化多样性的观念指导我们研究《格萨尔》的个性和丰富性，强调了民族语言中那些不可翻译，但是极具文化特质的地域性的知识，极大地彰显了藏族文化自身的特色。这种研究，的确对于传统的一元化的知识观和科学观具有潜在的解构和颠覆作用，格萨尔文化、格萨尔艺术的蕴含空前地丰富了、多样化了、世俗化了，也更人类化并人性化了。《格萨尔》研究的进一步跨学科综合研究，要突破目前文学、民族学（人类学）的研究模式，进入文化学（文化研究）、哲学、美学、艺术学、戏剧学、影视学、传播学、解释学、经济学等学科综合研究新领域。 《格萨尔》史诗从神圣性、历史性、故事性、知识性的文化传承对象转变成为一种蕴含民族的并具有人类文化内涵的独特的艺术形式、一种艺术类别。当下《格萨尔》史诗的受众、介质、艺人生活都发生了变化。过去史诗的受众只是本民族的百姓，史诗在民间流传，当今史诗已经成为全球的艺术观赏者都能进行艺术与文化心里鉴赏的对象，并且得到官方、宗教人士、学者、艺术家、商界和民众的全面接触、扶持，它的知识和文化传承意义被娱乐、文化身份等其他作用冲淡。过去史诗仅在现场对至多上百人说唱，艺人的临场表现、现场观众的反应对于史诗说唱的结果起到决定性影响；当今史诗已经通过现场演述、文字整理、音频、视频等多种方式传播，还通过通俗读物、电视剧、电影、动漫、游戏、流行歌曲等其他介质流传，受众无以计数。藏族谚语说，《格萨尔》艺人的数量就像杂色马的毛一样多。过去史诗说唱艺人大多流浪，走到哪儿说到哪儿，挣的是类似内地街头卖艺人“平地抠饼，对面拿贼”的供养或者布施；当今说唱艺人已经随着牧民的定居而定居，相当比例的艺人已经获得了国家固定的月薪或补贴，有的艺人已经成为了事业单位或者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格萨尔》说唱从艺人谋生的技能转向了艺人自己的事业或者艺术特长。 我认为，《格萨尔》史诗的未来研究，要勇于突破作者（艺人）中心主义和文本中心主义的桎梏，勇于建构开放的、立体的、多元—多维的理论架构（下图）。  第四，《格萨尔》研究需要参与到国际史诗研究阵营中，基于中国材料，作出理论贡献。从宏观角度说，《格萨尔》研究要为“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藏族文化作出贡献。不仅要将国际《格萨尔》和史诗研究的最新理论、方法、成果拿回来，进行比较研究，更要把最新的《格萨尔》研究新成果、《格萨尔》创意新故事、《格萨尔》创意新产品以国际表达方式推向世界。而从学科角度说，基于丰富多样的文本和现实存在的多样化的艺术实践，国内《格萨尔》研究要为国际史诗理论的发展创新与开拓，提出中国总结与中国方案。 注 释 ① 搜索自国家社科基金及教育部网站，截至2017 年2 月10 日。 ② 搜索自中国知网，截至2017 年3 月3 日。 ③除了前述杨恩洪1984 年的文章外，李连荣2003 年也发表过《国外学者对<格萨尔>的搜集与研究》（《西藏研究》，2003（3）：87－92），但文中对于国外研究的介绍没有超过上世纪80 年代。后来2006 年，索南卓玛发表的《国内外研究<格萨尔>状况概述》（《西藏研究》，2006（3）：85－90）也是如此。 ④如2014 年10 月27－28 日，由法国高级研究实践学院与法兰西公学院、亚洲东方文明研究中心在法国巴黎召开了“岭格萨尔的多种面孔——纪念鲁勒夫·A.石泰安（Rolf Alfred Stein 1911－1999）《格萨尔》学术会议”。几乎国外最主要的《格萨尔》专家悉数到齐，如：主持者马修·凯普斯坦（Matthew Kapstein）是法国高级研究实践学院宗教研究部主任，兼任亚洲东方文明研究中心藏学研究项目主任；主持者、前国际藏学会主席（2006－2013）查理斯·瑞博（Charles Ramble），曾任牛津大学西藏与喜玛拉雅研究讲师（2000－2010），现任法国高级研究实践学院历史与哲学部主任；老一辈藏学家安尼－玛丽·布隆多（Anne－Marie Blondeau）女士；著名《格萨尔》音乐研究专家、曾任法国科学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87 岁高龄的玛尔利·艾尔费（Marelli Helffer）女士；曾任国际藏学会主席（1995－2000）的藏族苯教研究专家卡尔梅·桑木旦（Karme Samten）；曾在英国卡第夫大学领导身体、健康与宗教研究团队，两次参加我国举办的国际《格萨尔》学术会，在研究藏族社会人类学与宗教、历史及文明进程方面卓有成就的藏学家杰费尔·塞缪（Geoffrey Samuel）；还有曾长期在石泰安教授身边工作的汉学家郭丽英女士等。来自法国、英国、芬兰、奥地利、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美国、荷兰、中国等十余个国家的学者参加。我国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所诺布旺丹、杨恩洪，青海省文联《格萨尔》研究所角巴东主，西北民族大学《格萨尔》研究院王国明参加了此次会议。 ⑤ 比如全国格办会同青海格办聘请相关专家于2014 年7 月10 日至14 日对青海省果洛州境内的32名《格萨尔》传承艺人进行了总体考察与分类鉴定。2012 年12 月，全国格办在北京举办了“圆光中的史诗格萨尔王——学术研讨会暨唐卡展”等。 ⑥ 近年来，全国格办每年都会联合各个省区政府及学术机构主办二至三次《格萨尔》学术会议。2015年研讨会是其中涉及国内研究学者面最广、主题最具代表性的一次，并且创造性地在论坛中设立“青年专场”，集中展示了青年学者的研究兴趣，故以该论坛为例进行分析。 ⑦ 与前辈相比，年轻学者多数具备了藏汉双语甚至藏汉英三语研究能力，他们的关注点集中在三方面：其一，《格萨尔》史诗本体的保护与传承。其中知名艺人斯塔多吉、艺人格日尖参的女儿杨青拉毛、玉树《格萨尔》抄本世家后代央吉卓玛已经不同于前辈，分别接受了系统的藏族文学、人类学、民俗学、民族学的研究生教育，带着新的学术背景回到《格萨尔》的本体研究，包括地名、史诗历史与现实的考证以及翻译问题。除了艺人研究，青年学者也关注到了在藏区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变化中看待《格萨尔》本体的方式，以及保护与传承方式的变化。而拉玛扎西勇敢指出了当下《格萨尔》本体研究中语法研究的不足。其二，《格萨尔》史诗表现力扩张的思考。高莉运用了西方视觉文化转向的理论，实际上是回到了藏族文化本身视觉文化的本质，而其媒介和表现形式的多元重构既是现在发生的现实，也是未来的发展方向。其三，《格萨尔》研究的跨学科思考。从社会学、音乐学、文化研究甚至自然科学的角度理解《格萨尔》史诗传统。 参考文献 ［1］ 朝戈金.信息技术给民族文学研究带来新的可能性［N］.人民政协报，2017－02－27（9）. ［2］ 朝戈金.国际史诗学术史谫论［J］.世界文学，2008，（5）：285－299. ［3］ 杨恩洪.国外《格萨尔》研究综述［C］//《格萨尔史诗》论著文摘1.四川省《格萨尔》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内部资料），1989.26－29. ［4］ 降边嘉措.国内《格萨尔》研究概况［C］//《格萨尔史诗》论著文摘1.四川省《格萨尔》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内部资料），1989.29－31. ［5］ 金元浦.革新一种思路——当代文艺学的问题域［C］//理论创新时代：“中国当代文论改革与审美文化转型”学术研讨会（西宁），2008－07－16：49－64. ［6］［9］ 朝戈金.国际史诗学若干热点问题评析［J］.民族艺术，2013，（1）：75－82. ［7］ 杨恩洪.《格萨尔》艺人论析［C］//赵秉理.格萨尔学集成（1－5 卷）.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0.1867－1872. ［8］［11］ 诺布旺丹.艺人、文本和语境——文化批评视野下的格萨尔史诗传统［M］.青海：青海人民出版社.2014.3-4.30-37. ［10］ 朝戈金.从荷马到冉皮勒：反思国际史诗学术的范式转换［J］.学术动态，2007，（21）：8－11. 作者简介：意娜，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构建藏族美学与文艺理论批评史的纲要与路径”（项目编号：14CZW069）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