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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和平解放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政府对全国56个民族，尤其是少数民族文化给予高度重视并进行了有效的保护。藏族是中国56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的重要成员，长期以来人们对其民族文化传统存在的价值及具有的积极现实意义的确认，以及进行多渠道、多角度的投入与保护，体现了中国政府在保护民族文化方面所作出的努力，彰显着学术界对藏族传统文化的人文关怀与持续关注。笔者自20世纪80年代初始至今，从事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的抢救、保护与研究工作近30年，作为参与者、见证者，我想把自己亲历、亲为于藏族传统文化《格萨尔》的抢救、保护与繁荣发展的全过程，做一简短概述。 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是一部产生并广泛流传于青藏高原的长篇史诗，在广袤的雪域高原，被人们以口耳传唱的形式世代相传，倍受藏族人民的喜爱。这部史诗被誉为东方的“伊利亚特”，是迄今世界上最长的一部英雄史诗，同时也是至今仍被人们传唱的一部活形态史诗。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这部堪称“全民族的宝贵经典”的史诗，主要依靠那些不识字的民间艺人以口授心记的形式保存和传播。他们创造了史诗，并在长期的传诵中对其不断丰富和完善。《格萨尔》是人民群众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在特定时代文化境域中产生的不可再造的文化标本。那些世世代代没有留下姓名的民间说唱艺人当之无愧地被誉为中国的荷马。 然而，在历史的长河中，在旧西藏，民间流传的史诗《格萨尔》及其说唱艺人的社会地位却十分低下，被认为是民间的俗言俚语，不能进入大雅之堂。说唱艺人只能游吟乞讨于高原，过着朝不保夕的流浪生活。许多说唱艺人就这样在漫漫的浪迹高原的说唱生涯中，自生自灭。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格萨尔》说唱艺人的社会地位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他们被视为国之瑰宝予以保护，他们中的佼佼者被国家民委、文化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文联四部委命名为说唱家，请进大学、科研机构或民间文艺团体专门从事说唱活动，生活无忧，倍受尊重。 西藏和平解放以后，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的近30年中，史诗《格萨尔》受到了来自政府与学术界的高度重视，《格萨尔》作为藏族宝贵的文化遗产得到了有效的保护，其口头传统得到了延续、弘扬与发展。我国近年在抢救与保护《格萨尔》所取得的成就，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2001年10月，在巴黎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1届大会上，我国《格萨尔》的千年纪念活动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参与项目被列入该组织2002-2003年周年纪念名单。2006年5月，《格萨尔》作为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进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格萨尔》这部由藏族人民群众创造的口头诗作，已经走出青藏高原，走向世界，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们的认识与赞誉。一部由藏族人民群众创造的口头作品，在中国国内与国际上获得如此殊荣，取得如此地位，这是藏族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没有过的。德国波恩大学著名史诗专家瓦尔特?海希西教授在1989年参加了我国主办的首届《格萨尔》国际学术研讨会后，深有感触地对笔者说：“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为一个民族的一部作品投入这么多的人力与物力。”这其中正体现了中国政府为保护、发展与繁荣各民族传统文化的政策指导与举措，也凝聚着藏区各级领导干部、无数藏族、汉族等各民族学者以及民间说唱艺人、宗教界热爱《格萨尔》的高僧大德们为此付出的艰辛与奉献，谱写了一曲歌颂与弘扬藏族传统文化的壮丽赞歌。 20世纪80年代初，抢救民族文化遗产的历史重任责无旁贷地落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肩上。史诗《格萨尔》的抢救与整理被列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六五”重点项目，此后，又被连续列入“七五”“八五”及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项目。在长达近30年的时间里，由国家民委、文化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及中国文联与史诗流传省、区共同组成了全国《格萨尔》工作领导小组(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下设办公室)，负责领导、协调全国的抢救工作，使这一工作成为政府行为，从而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其主要成绩简述如下： 1、在对全藏区普查的基础上，先后共发现尚活跃在民间的说唱艺人150余人。积累了艺人说唱录音已超过5000小时，尚保留了一些艺人录像资料。随着年老艺人的逐年辞世，这些音像资料将为世界史诗学界提供研究口头传统的重要依据与佐证。此外各地区共搜集到各类手抄本、木刻本289部，排除异文本计80部。 200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与西藏社会科学院合作启动了整理、出版老艺人桑珠说唱的史诗。至今共录音2114小时，经整理已经出版了34部37本，预计在今后的五年内出齐，约45部49本。这是迄今我们记录、整理、出版当代杰出艺人的最长也是最完整的一部史诗原始说唱记录本。桑珠艺人说唱本的出版将为史诗研究提供极有价值的资料。(注：令人十分痛心的是桑珠老人于2011年2月16日辞世，享年90岁。) 近年在我国西藏那曲、昌都及青海果洛、玉树均发现一些年轻的说唱艺人，他们在继承古老说唱传统的同时，又有所发展，为我们研究《格萨尔》口头传统的延续与发展提出了新的课题。 2、在抢救的基础上共出版各类藏文《格萨尔》约170余部，蒙古文本《格斯尔》22部;土族本2部;藏译汉30部;蒙译汉5部。藏文《格萨尔》铅印本的出版，极大地丰富了藏族人民的文化生活，成为高原牧区民众喜闻乐见的精神食粮。 3、在抢救的同时，开展了对于史诗《格萨尔》的多角度研究，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一支由藏、蒙古、汉、土等民族组成的近百人的学者队伍业已形成。格萨尔学已经成为我国藏学界最为活跃的学科之一。至今共召开了6届国际《格萨尔》学术研讨会。出版研究专著、论文集、研究集刊等共40余部。建立在第一手资料基础上的我国《格萨尔》研究，已经走向世界，在1995年7月奥地利格拉兹、1998年8月美国印地安纳大学、2000年7月荷兰莱顿、2006年8月德国波恩召开的四届国际藏学研讨会上，均设有由我国学者主持的《格萨尔》专题论坛。 4、陆续建立一批史诗传统重点保护基地，为口头演唱传统的延续创造条件。同时，研究人员进行长期的田野跟踪观察和现场定点研究，积累第一手资料，以学术性研究带动对策性保护措施，在史诗文化生态中开展艺人及说唱传统的保护。自2004年起，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所、全国《格萨尔》工作领导小组已经在藏区建立了“果洛格萨尔口头传统研究基地”、“德格格萨尔口头传统研究基地”和“玛曲格萨尔口头传统研究基地”，它们在《格萨尔》口头传统的保护中正在和即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由于持续30年的抢救与保护，极大地调动了藏族人民的积极性，至此，一个由藏族百姓与宗教人士积极参与的，以《格萨尔》艺人说唱、藏戏、歌舞等为表现形式的格萨尔文化热潮正在青藏高原形成，成为当代藏族民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上世纪60年代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原中央民族学院)藏语言文学专业的汉族学者，我一直把自己的理想与事业深深地植根于藏族人民之中，以保护与弘扬藏族文化为自己终身为之追求的目标，与藏族学者并肩战斗共同努力工作。而我又只是许多为藏族文化事业奋斗一生的各民族学者中的普通一员。 30余年，个人的所历所闻颇多，然而这仅仅是党和国家为保护藏族传统文化事业这座冰山的一角。(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原藏族文学研究室主任，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秘书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