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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代各民族母语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实际在场，与在中国文学史书写中的不在场，使各民族母语文学在中国文学公共空间中呈现出“不在场的在场”的尴尬情形，从而指涉了整体意义的“中国文学”的不在场；中外文学的单边译入与各民族母语文学译出艰难的不对称，不仅助推了母语文学“不在场的在场”的发生，也关系到文学权力的公平。穿越汉语直接进入世界文学语境与通过汉译进入中国文学公共空间的两种跨语际、跨文化、跨国际传播行为，已经成为母语文学证明自己的价值与在场的自觉行为。这种行为对认识中国当代文学的真实面貌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母语文学 不在场的在场 单边译入 文化洼地效应 跨语际 跨文化 一、”不在场的在场”：当代母语文学的尴尬处境 用德里达的“不在场的在场”来描述当代母语文学在中国文学公共空间的现实处境，再恰当不过。德里达在谈到文学作为自己构筑的重要对象时，曾说：“对我来说重要的是写作行为，或更应该说是写作的体验：留下一种踪迹，这一踪迹免除了（dispense），甚至注定要免除它原初的铭写的在场，以及‘作者’的在场……这给人一种比以往更好的方式去思考在场、起源、死亡、生命、生存。假如一个踪迹不通过指涉另一在场来分割自身，那么它将是永远不在场的。”[①]［P33］德里达认为，符号系统的历史性必然导致本文主义（Textualism），也就是我们不可能超越我们的语言或密码而意识到我们周围的对象，一切对象之所以被认识是依靠本文作中介的。德里达的“在场”（presence）与“存在”不同，它指在相关联的现象、事物、理论、知识的二元甚至多元结构中，本质必须存在(Being)，否则这事物必然不在，在场既重视本质存在，又重视存在的现场性，二者不可或缺。因为只有保存了现场性的存在才会保存事物完整真实的全部信息和元素，而这一点对于事物本质的理解和认识，即本质是真的在场还是在场的假相（非在场）十分重要。 如果我们把中国当代文学空间结构元素分为文学书写（创作）、文学传播、文学研究、文学史知识建构四个方面，这四个方面则包括了文学现象的生成到进入国家知识谱系的全过程。从这四个过程中当代中国各民族母语文学的本质是否存在、现场性的具体样态，以及中国文学史书写作为一种国家文学知识建构的“痕迹”，是否指认了当代母语文学的在场，便可清楚地看到中国当代各民族母语文学“不在场的在场”的尴尬处境。 首先，在中国文学史——这种现代民族国家文学历史知识中，中国当代文学史与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古代文学史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学历史的完整知识谱系，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文学历史知识谱系中重要的内容。故而，中国当代文学史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知识体系中的合法性知识内容。从1958年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编著的第一部当代文学史《中国当代文学史稿》（1962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到目前被各高校广泛使用的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吴秀明的《中国当代文学60年》、王庆生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以及朱栋霖、丁帆、朱晓进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当代文学部分）、董健、丁帆、王彬彬等人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当代文学史的知识建构经历了50多年的建构“历史”。在这些主流教材中，有的被教育部确定为“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或者“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从而以“教育部”的国家权力规定了这些文学史在中国文学史知识体制中的权力和“国家级”的知识等级。然而，一个普遍的事实是，无论这些权力化、等级化的中国文学史经过了怎样的“修订”和反复打磨的知识化过程，也无论这些等级化、知识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将多少“少数民族文学”纳入到中国文学历史的知识谱系，但“母语”一词及其能指所明示的文学语言和文学书写现象——德里达所说的书写的“痕迹”，被擦抹得干干净净，而其所指意义： 汉族以外的20多个民族用自己本民族文字进行的文学书写以及他们的书写体验，包括这些母语文本作为重要的中介，对中国文学不同民族的创作主体以及由此形成的中国当代文学书写的多语种的本质存在的认知，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知识谱系中则是不在场的。 那么，是不是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知识建构中没有涉及语言问题？回答当然是否定的。只不过，中国当代文学史文本中唯一的在场语言是现代汉语。现代汉语是汉民族的共同语，而汉语普通话所代表的标准现代汉语是中国国家通用语言。后者的国家性使现代汉语在中国具有了“世界语”相似的地位和影响。有意味的是，“世界语”的在场并没有导致世界文学中英语文学、法语文学、德语文学等民族国家母语文学的退场。然而，现代汉语文学文本的在场与其他民族母语文学文本的不在场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书写现场。作为文学史知识书写的“痕迹”，按德里达观点，现代汉语文学文本的惟一在场，只能证明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用多种语言进行的文学书写的“多民族文学”这种“事物”是“不在场的”，这显然是与维吾尔族、蒙古族、哈萨克族、朝鲜族等20多个民族母语文学共生并存的中国当代文学书写的语言现场相矛盾的。或者说，中国文学史书写作为在场的知识权力，并未能通过对多语种文学书写的在场来指示各民族母语文学的在场，因而不能在语种上区分中国文学书写的语言现场，所以，知识意义上的“中国文学”在历史书写中也自然成为德里达所指出的“将是永远不在场的”，这便完全消解了中国文学史的科学性和知识性。 其次，在中国当代各民族母语文学书写的第一现场，已经存在和正在进行的书写行为，即一大批母语文学作家正在以自己的母语作为惟一或者第二种生活经验和生命体验的传达符号，创造着被称为语言艺术的文学。以此来指涉母族文化在人类文化格局中的在场以及作为中华民族成员之一在多民族国家中的合法性地位和话语权力。 当然，准确而全面地描述中国当代各少数民族母语文学创作的现场并非易事。因为，在我国现有的非汉民族中，有120多种语言，具有书面文字的民族有23个。由于语种的繁多、分布区域的广阔而分散，使这种调查几乎成为不可能。为了描述当代母语文学书写的现场，我们以《民族文学》1981-2009年发表的各民族母语汉译作品情况来进行说明。 1981-2009年，《民族文学》发表了16个非汉民族1028篇（首）母语汉译作品。
在对表中各民族在《民族文学》中发表的汉语原创作品与母语原创作品进行的抽样比较中，我们发现了母语文学的生动现场：维吾尔族母语汉译作品占发表作品总数的88.03%，哈萨克族母语汉译作品占发表作品总数的82.39%，朝鲜族母语汉译作品占发表作品总数的64.56%。这说明，在上述三个民族中，母语文学书写居于主要地位，而汉语书写居于次要地位。这表明，在中国文学的公共空间中，存在着被我们长期忽视（或被汉语遮蔽）的诸多以不同母语为单元的文学空间，在这些空间中，各民族母语文学以书写、出版、传播、研究、文学史知识讲述的完整的序列结构，展示着各自的母语文学现场。如果我们承认这些母语文学是中国多民族文学整体中的一部分，那么，这些母语文学却是以“不在场的在场”的极端特殊方式，存在于中国文学的公共空间。这种情形，在文学传播、文学研究这些元素中，同样能够找到证据，这不能不令人深思 二、单边译入：文化洼地效应与权力的放逐 20世纪中国文学的最主要的资源是西方文学。但事实上，并没有几个中国作家是直接从西方各民族母语文学中获取资源的。西方文学转化成为中国文学资源，大都是靠跨语言的翻译来实现的。文学翻译是一种跨语际、跨文化的双向交往活动。然而，20世纪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间的交往仅是一种单边译入——即西方多语种（译出语）文学的汉译（译入语），如英译汉、俄译汉、法译汉、德译汉、日译汉等等，无论数量还是规模，均与汉语向其他民族国家语言的译出形成了强烈反差。这种情况至今未有改观。对此，吉狄马加说：“据有关学术机构统计，近十年中国翻译出版的外国人文类著作达十万种以上，而世界各国所翻译出版的中国人文类著作却与这个数字相差甚远。”[②]［P115］ 单边译入的发生与世界文化以及文学格局中不同民族、国家文学的位势、强弱有直接关系。一般而言，单边译入主要是一种文化洼地效应造成的高地文化向洼地文化的净流入或单边流入，这是世界文化的总体走向。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西学东渐”就是这种效应的直接反映。此外，20世纪中国文学对西方文学的单边译入，也是全球化趋势下世界人文资源重新配置中，处于弱势地位的中国“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别无选择，强势的西方文学理所当然地被中国新文学视为重建中国文化的重要资源；再次，单边译入也是西方殖民主义向后殖民主义转型中文化殖民的重要策略，这种策略在20世纪80年代后的征候愈发鲜明。对此，有学者指出：“今天的文化殖民主义大都通过科技手段、话语体系等，把文化产品巧妙包装起来并依托合法的外衣推行其文化观念与生活方式，通过精神和道德诉求，影响、诱惑和说服别人相信和同意某些行为准则、价值观念和制度安排，从而达到文化殖民的目的”。“就表现形式而言，文化殖民主义往往是合法的、温和的、无形的，就像凉水煮青蛙一样，使弱势文化国家不知不觉地接受西方的文化价值观念，它对人们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无声无息的，同时也是最为深远的。”[③]［P77-80］需要强调的是，当今的文化殖民主义正是借道中国的弱势地位形成的弱势文化心理以及“师夷”而后“制夷”的冲动和想象而实现的。 有意味着的，20世纪中/外文学翻译的单边形态在国内汉族/各少数民族母语文学翻译中同样存在，只不过，其过程刚好相反。也就是说，当多语种的译出语（英语、俄语、法语、德语、日语等）转换成单一的译入语（汉语）成为中国文学翻译的主要潮流时，在国内，却出现了另一种情形：由单一的译出语（汉语）向译入语（多语种）——维吾尔语、蒙古语、哈萨克语、朝鲜语等的单边译入。以新疆为例，仅新疆人民出版社20世纪70-90年代，由汉语译成维吾尔文、哈萨克文、蒙古文以及锡伯文的中外文学作品就达1500多种[④]［P36-51］，鲁迅、巴金、茅盾、郭沫若、老舍、梁斌、杨沫、周立波、柳青、欧阳山、李季、王蒙、刘绍棠、刘心武等当代主流作家作品均被译入。这种情形也同样发生在蒙古族、朝鲜族等母语文学发达的民族。 与这种单边译入相对应的却是各民族母语文学译出的艰难。前述所提之《民族文学》是国内母语文学汉译作品主要的发表媒体，但29年中也仅仅发表千余篇（首）母语文学汉译作品。虽然中国作协每年都出版《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翻译作品选》，但能够被“选”入作品集的各民族母语文学作品却凤毛麟角。中国作协2009年编辑10卷本《中国当代少数民族翻译作品集》，在提供参选作品时，仅新疆所提供的精选过的参选小说就达200多万字。从中不难看出各民族母语文学作品之多、翻译之少、出版之难。具体到个体作家，即便是汉译作品数量最多的蒙古族作家满都麦，在他创作的260多篇小说中，被译成汉文发表的作品竟不足六分之一。而对那些视野还未超越母语的作家，零译出的现象则十分普遍。语言的屏障，使这些作家的母语书写不可能进入以现代汉语作为通用语的中国文学空间。 虽然，与中/外单边译入情形不同，后殖民主义的企图并不存在于中国各民族文学翻译活动之中，这自然得益于中国民族平等政策所营造的政治语境。但是，文化洼地效应以及弱势文化心理却不可避免地存在于汉语中外文学文学作品在国内不同民族间的跨语际、跨文化传播之中。一个不能不重视的问题是：汉语文学向各民族母语的语言转换大都是以国家出版机构，如出版社、杂志社作为媒介来完成的。如新疆的《文学译丛》承担着翻译国内作家作品的任务，《世界文学》承担着翻译汉译本世界文学名著的任务。这些媒介的行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代表了国家权力话语或国家意识形态的指向，这种指向既可以理解为国家主动为使用母语的民族提供文学资源并借此来提高这些民族母语文学书写水平，也可以理解为对译入语民族在国家内部所处的弱势地位的定位与认同。然而，这种权力的介入无形中放大了文化洼地效应，加快了高地文化的流入速度，加大了译入与译出间的反差。特别是，由于对各民族弱势地位的定位与认同是建立在历史和现实政治、经济基础之上的，因而，文学的特殊性并未被考虑进去。也就是说，一个民族文学发展的程度有时并不一定与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水平同步，试图用引入经济模式或者科学技术、管理方法的方式来提升弱势民族的文学，未必奏效。而恰恰是这种思维，从国家权力话语和意识形态的角度，只重视了汉语文学作品的译入，而忽视了各母语民族文学成果的译出，从而在客观上助推了母语文学“不在场的在场”现象的形成。 应该指出，文学权力是民族权力的重要内容，权力的能否使用与使用程度，涉及到权力公平问题。从这一意义上说，少数民族文学的汉译（严格说来还包括不同母语民族文学间的互译）直接关涉到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文化权力分配是否公平，各民族是否已经平等地拥有了相同的文学话语权力，是否能够平等地在国家文学公共空间中享有公共传播权力。而且，这种权力应该是国家赋予各民族的，而不应该由各母语民族自发争取。特别是当这一权力受到其他因素（如文化洼地效应）影响时，国家权力应该及时介入而不是自由放逐，只有这样，才能通过文学翻译实现不同民族文学间真正意义上的跨语际、跨文化相互交往。因此，汉语中外文学向各民族母语的单边译入与各民族母语文学向汉语转换的匮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文学以及文化公平在国家公共空间中的缺失。这种缺失所具有的潜在的负面影响值得人们进行超文学的反思。同时还应该看到，各民族母语文学间的交往不仅仅是一种文学事件，同时也是促成和强化各民族对中华民族以及国家认同的重要手段，它表征着国家对各民族文化的根本态度，反过来也决定着各民族对国家的认同程度。 三、策动与新路：母语文学跨语际传播的自觉 单纯从文学的角度来谈论各民族母语文学的跨语言、跨文化传播，无疑会遮蔽这一行为本身的多重意义。特别是在世界各弱势民族的民族意识在空前的危机中得到空前增强的世界语境下，世界各民族（特别是处于弱势地位的民族）以保护母语为标志的母族文化意识的空前觉醒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文化潮流。对此，有人描述道：“伴随着全球化浪潮及全球化背景下文化的升值，世界上许多国家开始奋起捍卫文化的多样性和自身的民族特性，如马来西亚为强调民族统一性，坚持以马来语为国语；新加坡开始管制英语，并开展了颇有声势的‘华语运动’以保卫自己东方的文化传统，防止变成‘不伦不类’的怪物；以色列决定将长期以来仅仅用于宗教仪式的希伯莱文重新恢复为日常通用语言；印度提出“印度化”；伊斯兰国家重新把‘伊斯兰化’叫得更响。”[⑤]［P77-80］世界弱势民族的共同意识是否会形成一体化的格局或者以统一的行动来对抗日益严重的强势文化的侵蚀，会因不同国家的不同利益而难以预期。但是，在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内部，当各民族母语文学以“不在场的在场”的极端方式存在，当“中国文学史”书写完全漠视了母语文学自在生命和空间，当文化洼地效应导致的单边译入尚未得到国家权力全面干预时，我们也注意到母语文学世界正在悄然发生的重大变化：许多民族不仅意识到母语文学书写对民族文化存在的重要意义，不仅将母语文学作为民族文化生命的载体，而且还将母语文学作为民族文化的生命现场，一方面主动获得并行使其母语文学书写在国家文学公共空间的传播权力，另一方面借助世界多元文化主义思潮以及少数族裔母语运动营造的多元文化语境，直接将自己的原生母语文学输出到世界强势文化区域，为自己的母语文学争取到世界性传播的话语权力，从而也将各民族母语文学的自觉纳入到世界性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文化觉醒的语境之中。这些倾向，标志着当代母语文学跨语际、跨文化传播的新路。 例如，将自我生命主体作为媒介，以纸质文本（诗集）、口头文本（声音）同时出场的方式，穿越汉语，直抵世界强势文化的核心区域，在世界多元文化的文学语境中，确立彝族母语文学在场的彝族双语诗人、学者阿库乌雾（罗庆春）。2009年12月11日，《光明日报》刊发《阿库乌雾：吟着彝歌走向世界》，12月12日，《中国民族报》发表了《阿库乌雾：唱着彝族母语诗歌走向世界》，报道了阿库乌雾应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的邀请，为该校师生朗诵彝语诗歌的现场盛况。其实，早在2005年，阿库乌雾就带着母语诗歌走向了世界。在访问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等高校和考察美国印第安人原始部落过程中，他用现场朗诵这种近于“吟游诗人”的出场方式证明彝语诗歌的在场。特别是他朗诵的《招魂》，几乎完美地复制了彝族毕摩招魂这一彝族原始宗教文化现场，引起异域学者的广泛关注，被誉为“招魂诗人”。俄亥俄州立大学出版社以英彝文对照的双语形式出版了他的诗集《虎迹》（《Tiger Traces》）。这不仅是彝族历史上第一部彝文与英文两种语言同时在场的诗歌文本，也是弱小语种与世界最强势语种同时出场的文学文本，其意义显然是多重的。这既是世界各民族语言格局中弱小民族语言的隆重出场，又是强势语种对弱势语种的接纳；既是弱小民族语言与世界性强势语言具有平等的话语权力的明证，又是中国少数民族母语文学以“中国文学”的身份穿越国家共同语——汉语进入世界文学语境的范例。而这一切，首先源自阿库乌雾的母族文化危机意识，正如他自己所言：当母语作家“在遭遇汉语之后的母语创作中，深深体察到了自己所秉承的本民族母语文化在汉语及其以汉语为载体的大时代大文化的冲击过程中，正在承受的深度无奈……母语濒危的梦厣时时困扰着每一位具有充分的母语文化自觉，强烈的母语建构使命感的母语作家诗人的身心。”[⑥]［P12-13］“我多年坚持母语写作，并终身坚持母语写作，实际上就是以身体力行的实际行动来表达一种期待！一种呼唤！一种呐喊！是一种人文知识分子的文化良知的自觉与超越！是一种民族文化尊严的觉醒与捍卫！”，此外，阿库乌雾的行为也源自于他的母语书写遭遇到其他民族母语文学同样的命运后，所产生的强烈的跨语际、跨文化传播意识，他说“我的彝语诗歌由于在国内可供发表的刊物太少，所以，我一直采用朗诵的方式发表，每一次朗诵就是一次发表，这样，我正好传承了祖先史诗唱诵的传统。”另外，阿库乌雾的行为还源自“用母语与世界诗坛对话”的母语文学世界传播意识，他用母语诗歌在世界诗坛的隆重出场，来反拨母语诗歌在“中国诗坛”可悲的不在场。 再如，具有强烈的“走出草原，走向全国”意识，通过主动汉译而实现母语书写跨语际、跨文化传播的蒙古族母语作家满都麦。70年代就开始蒙古文小说创作的满都麦，发表了260多篇（部）400多万字中短篇小说，是当代蒙古族母语小说创作数量最多、影响最大的作家。出版了《碧野深处》、《在那遥远的草地》等8部蒙古文中短篇小说集、5部汉译本中短篇小说集。《碧野深处》、《瑞兆之源》等6篇小说先后入选北方八省区中学统编《蒙古语文》等蒙古文课本。《碧野深处》被翻译成斯拉夫蒙古文在蒙古国发行。1993年，满都麦就曾受蒙古国作家协会的邀请出访蒙古国。期间，蒙古国国家广播电台以《中国著名蒙古族作家满都麦》为题，制作播出了４５分钟的访谈节目。然而，相当长的时间内，已经在母族文化圈中产生跨境影响的“中国著名蒙古族作家”，在“中国当代文坛”竟无人知晓。甚至本民族汉语创作领域，也对其知之甚少。对母语书写的忽视不仅将中国文学，也将各民族文学切割成彼此隔绝的两部分。这种“不在场的在场”的压抑以及母语文学影响被屏蔽的焦虑催生了满都麦跨语际、跨文化传播的自觉意识。他主动邀请郭语桥、金海、哈达奇·刚、等翻译家翻译自己已经发表的作品，并集束式投给《民族文学》、《中国作家》、《当代》等刊，同时，他还不满足于“母语书写——母语出版——汉译母语——汉译出版”这一传统模式，采用了类似“同声传译”的方式，建构了“母语书写——汉译——母语与汉译本同时发表”的模式，先后发表了40多篇母语汉译小说，从而在中国当代文坛产生了强烈反响。特别是他的蒙古族原生态文化小说和他对草原生态这一世界性主题的独特思考的系列小说，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此外，维吾尔族的麦买提明·吾守尔、穆罕默德·伊明、朝鲜族的金勋、李相钰、蒙古族的力格登、哈萨克族的哈丽黛·比拉勒、库尔班阿里、乌孜别克族的泰来提·纳斯尔等一大批母语作家也都以自觉的跨语际、跨文化传播意识，将母语文学的光辉展现给中国文坛。这些作家的出现，让人们看到了长期缺席的当代母语文学之于中国文学乃至人类走出自身危机而具有的不可或缺的精神价值和文化意义，也让我们愈加清晰地看到了中国多民族文学的真实面影。 [*]［作者简介］李晓峰（1962-），大连民族学院中文系教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及相关问题研究”（项目编号07BZW069）阶段成果。 [①]德里达.何佩群译.一种疯狂守护着思想——德里达访谈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②]吉狄马加.论当代世界文学语境下的中国诗人写作［J］民族文学，2009，（01）.第115页。 [③]刘海静.全球化的文化内涵与文化殖民主义［J］.理论学刊，2006，（02）. [④]夏冠洲等.新疆当代多民族文学史（文学翻译.文学市评论卷）［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 [⑤]刘海静.全球化的文化内涵与文化殖民主义［J］.理论学刊，2006，（02）. [⑥]罗庆春.永远的家园——关于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母语文学的思考［j］.中国民族，2002，(02). Predicament and Outlet :The Cross-interlingual Spreading of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in Native Language Abstract: The actual presence of contemporary ethnic mother tongue literature in Chinese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and the written absence of it in Chinese literature history made it in the “absent presence” embarrassing position in Chinese literature. So the “Chinese literature” on overall significance are referred to absence. The imbalance between unilateral receptor translation of Chinese and foreign literature and the hard source translation of ethnic mother tongue literature not only promote the “absent presence” of native language literature happened but affect the fairness of literary authority. Direct access to the world literature context through the mandarin and enter into Chinese literature public space by translation into Chinese are two actions of cross-interlingual, cross-cultural, and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They have become the conscious behaviors of the native language literature to prove its value and the presence. Keywords: native language literature, absent presence, unilateral receptor translation, cultural depression effect, cross-interlingual, cross-cultural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