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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乌热尔图是一个具有生态意识的作家，在他的作品中，自然与人的关系体现了多种层次，宗教因素的介入、民族情绪的表达，使他笔下的自然与人和谐与冲突并存。乌热尔图通过对猎人和森林闯入者等人物的塑造，表达了他对自然生存和人类生存的忧患和思考，寄托了他的生态理想。他所表现的生态冲突的意义不仅在于他的“人口较少民族”的背景，还在于他发起的生态呼唤的先声，在他之后，一批少数民族作家的生态作品正汇成一股洪流。 乌热尔图是不是生态文学作家？按照生态文学研究者的观点，生态文学的划分标准有四：“其一，是以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的文学，它不以人类中心主义为理论基础，也不以人类的利益为价值判断；其二，主要考察自然与人的关系，人类对自然的责任是文本的主要伦理取向，而以人为本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它所排斥的；其三，它是探寻生态危机的社会根源的文学，文明批判是他的突出特点；其四，表达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理想，对人类的未来作出生态预警。”[1]依照这个概念的界定，乌热尔图的系列森林小说表达了他以生态的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的生态观和生态理想，他积极探求生态危机之社会根源，在后期的小说中加大了文明批判的力度，应该是典型的生态文学；但他胸中跳动着的是鄂温克族人的心，血管里流的是鄂温克族人的血，他小说的字里行间都袒露着他对这个弱势民族（中国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之一）人民的挚爱及对人的命运、民族的命运的强烈关注，这使他不可能象西方纯粹的生态文学作者那样摇旗呐喊，把人与自然划分出一个截然分明的界限，他更多的是深沉地思索，竭力在现代文明与传统文化的撞击中、在“生存还是占有”的矛盾中寻找一条道路，因此自然与人的冲突成为他创作表达的主要基调。 一、乌热尔图的自然与人的关系 从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那些占据乌热尔图想象力的小说背景是北纬52度，东经122度的那一片偏僻的山林地带。乌热尔图笔下的自然与人的关系有几个层次： 与人相互交融的自然。十几年的小说创作见证了乌热尔图对森林美好情怀的执著。在早期的作品中，他常不由自主地歌颂生养他的那片林子。《老人和鹿》中老人让孩子象爱自己的亲人一样爱山和林子，八十多岁的老人在家出门就需要别人领，但进了林子就什么都看见了，“就好像这些树，长在我心里，连小路，也好像铺在我手掌上了。”作品也同时见证了与人交融的自然的衰败。除了石头没有变，其它什么都在变。五年的时间，林子变得“稀疏不整，树干细长瘦弱”（《悔恨了的慈母》）“这里原有整片整片的密林，十一年的工夫被砍伐得七零八落，残存的孤木变成不起眼的点缀，好似婴儿的嫩发。”（《灰色驯鹿皮的夜晚》）。这种变化不像文化人所说的“密度不够”、“湿度不行”，它变得陌生、可怕，让猎人无处插脚，无处藏身，它“再也不属于鄂温克了”《在哪儿签下我的名》）。 当美好的林子正逐渐成为一种回忆时，乌热尔图的诉说显得那样孤独，或为老人喃喃自语，或为狂人梦呓。从象征民族的森林动物——鹿，可以看到这个民族精神的失落与追逐。鹿是他的系列森林小说的主线，是一个符号的象征，是民族精神和灵魂铸造的标志，是猎人男子汉的骨气、情义、顽强不屈、昂扬斗志等气质的映照，它们与猎人一样骄傲、充满智慧和富有美的灵性，一起感受枪弹血影和生死伤痛，它们也是自然生态变化的感知者与受害者。人与鹿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交织在一起，从早期的《七岔犄角的公鹿》中的小孩放掉那头骄傲的公鹿，换回了继父特吉扭曲人性的舒展，到后期小说《灰色驯鹿皮的夜晚》中衰老的芭莎在茫茫的风声雪影中听到了驯鹿群的召唤，毫不犹豫地追随而去，将生命的最后身影留在了丛林边缘。无论是放，还是追，鹿的身上所赋予的民族精神和生态理想不曾在猎人的心中真正消失。 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宗教也起着重要作用。正如汤因比所说，“宗教使人认识到人类虽然有卓绝的巨大能力，但也仍然不过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而且人类如果想使自然正常地存续下去，自身也要在必需的自然环境中生存下去的话，归根结底必须得和自然共存。对于一个具有意识的存在——因而就有选择力，就不得不面临某种选择的存在来说，宗教是其生存不可或缺的东西。人类的力量越大，就越需要宗教。”[2] 所以在乌热尔图的小说中，总有猎人敬畏自然的心理表述。“在山里你想干什么，有什么怪念头，不能随便说出来，除非在你请山神的时候，才能吐出你的念头。我再告诉你，别看那些一声也不吭的孤树，还有些整天装哑巴的石头，它们可有自己的耳朵。”[3] 甚至形成他创作特点的悲哀情绪的表达也和宗教有关，如猎人出猎前习惯保持的“沉默和悲哀”（《熊洞》）但在年轻的猎人那里，古老的宗教正在受到挑战，《沃克和泌利格》中沃克跟泌利格说，到一个新地方要先把玛鲁神挂到树上、出猎要守那一百年都不变的规矩，大家都觉得它像神一样地碰不得，但内心并不见得真喜欢。在泌利格看来，沃克身上散发着真正猎人的魅力和光彩，尽管少了鄂温克的味儿。最终老泌利格成为沃克的枪下孤魂，他的死源于两人对林子现状的冲突，但小说采用沃克与泌利格魂灵的对白方式，通篇笼罩和纠缠着对生命的崇敬。宗教的介入使乌热尔图小说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变得复杂起来。 作为人的征服对象的自然在他的小说中也有所体现，有的甚至是反生态的描绘，如《雪》中与猎人伦布列同名的猎场，是猎人眼中的上好猎场，它美如一个丰腴的女人撩拨着猎人的野性，刺激着猎人征服的欲望。但经过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搏斗后，猎人受到了自然威力的震慑，地底轰隆的雷声和铺天盖地的大雪中他那空洞呆滞的双眼告诉我们，他是一个征服者，但并不是一个胜利者。这种矛盾集中反映了乌热尔图的生态冲突，以作者自己为例子，他曾是一个猎人，但他必须放下猎枪；他来自森林，森林是他的灵魂，但命运让他远离森林，一度生活在钢筋筑成的城市里；作为一个作家，他有强烈的生态意识，有生态的呼唤,他是生态平衡的拥护者，但他却不得不为他的民族失去所依存的自然空间和文化空间而悲哀。作为一个鄂温克族这样一个中国人口较少的民族之一的作家，他的作品有强烈的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气息；他在为小民族的生存苦苦思索，试图探索一条可行之路。他常在自然与人的天平上摆动，自然生态与人的生存状态都是他心中之痛。他的生态意识来自民间文学、宗教文化及与自然亲密接触中形成的觉悟。他的创作是矛盾的、他的人物面对猎物也总是处于左冲右突的心理氛围中。 我坚持认为乌热尔图的小说是有生态意识的文学而不是单纯的以人类中心主义的自然观为逻辑起点的环境文学，是因为根据他的创作轨迹可以看出他的生态观念形成和发展的过程。生态文学研究者格罗特费尔蒂认为：“环境是一个人类中心的和二元论的术语。它意味着我们人类位于中心，所有非人的物质环绕在我们四周，构成我们的环境。与之相对，生态则意味着相互依存的共同体、整体化的系统和系统内各部分之间的密切联系。”[4] 他的小说很鲜明地表达了这个系统相互依存的自然整体意识。 二、乌热尔图的自然中的人 猎人形象是作者生态冲突的体现。真正的猎人能够感受到来自猎物的压力，他们总是与之有着心灵的对话；他们亲自承受由于自己的残忍而带来的震撼与伤痛。如《胎》里猎人舒日克在捕获一只怀孕的母鹿，他想到了自己正怀孕的妻子。他一直在跟这只母鹿喃喃而语，好象自己也变成了它，体会着它的烦恼和恐惧。舒日克终于射死了母鹿，但他眼睛里却是妻子的幻影，他觉得杀的是自己的妻子，不由得心灵颤抖。他站在死去的母鹿跟前，心头涌起的快感刹那间化成烟雾消散了，他机械地剥取着鹿的一切，脑子里不断地排斥着母鹿和妻子、鹿胎和胎儿联想的冲击，钱的欲望战胜了一切，等到发现他心爱的猎犬西诺居然也在扑鹿的时候死于他的枪下而自己一直浑然不觉，他才真正感受到了震撼。疑虑、麻木、懊悔、悲哀或自慰、醒悟，诸种情感交集于心，使他畏惧和厌恶的预感却像影子一样挥之不去。 作者写出了鄂温克人生存的矛盾性。猎人咬一下鹿粪就知道它离自己有多远，鹿既是人类的朋友，又是人类生存的经济依靠，它逃不出受人类的捕获命运。面对一只鹿，猎人的心情变得异常复杂，他咒骂它、可怜它、敬佩它、爱惜它、歌颂它，甚至想要报答它。“过去，鄂温克人的先辈将这种回报的心愿祭献了山神，可山神啥模样，现在连孩子都不信了。”在当今失去了宗教信仰的猎人心中，它是狡猾的对手、心有灵犀的伙伴，它就是福气和信仰。但是它注定要死在猎人的手上。这就是猎人的选择。猎杀、谩骂、交融、自醒、震撼、沉默。狩猎的过程其实就是一次心灵的突围之旅，猎人最大的收获往往是惊异和震撼。 猎人与鹿的冲突在《雪》的表达更为惊心。老猎人唱着代代相传的、沾着血泪的、忧伤的《鹿母之歌》，可依然无法阻止猎枪里子弹的飞翔，催人泪下的歌是使人“头顶滚过响雷，胸口浸过冰水”的歌，我们能够感觉他小说中的无言的悲哀，是一种生存的无可奈何，依存于它又不得不伤害它；“瞄上它的影儿就能让猎人踏实”，它是猎人心灵深处的灵魂秘密，或者说它就是猎人自己。 《雪》中人和鹿的较量到了惊心动魄的地步，人是只要眼珠子没有被枝桠戳破，胳膊还有劲打沙栗马的后胯，就不会停止追逐。而鹿是“腿上有功夫，身上有骨气”，直到第四十个山头，被撵到了绝路才停下脚步，可它并没有向人屈服，而选择了跳崖。然而尚有一丝气息的它，还要紧牙关，用血红的眼睛死死地盯着人直到生命的尽头。令人震撼的追逐，令人震撼的悲壮！所以人必然遭到森林的报应，然而从地底爆发的隆隆雷声是还遮掩不住人的不屈服的叫嚷，及至山崩地摇，大雪铺天盖地而来，才终于使人沉默。两个伦布列，猎人和猎场同名的安排颇有深意，大难之后，人与自然的重归沉默与宁静是生态人的梦想。 人类究竟是渺小的，《雪》中反复说“谁也不能小瞧林子，不能小瞧林子里的一根草，一堆石头。”猎人不需要有现代生态知识就懂得自然的奥秘，“傻瓜”逐一向自然界中的事物寻求帮助生火的故事里就蕴涵了丰富而生动的生态哲学。 猎人与鹿到底是什么关系？乌热尔图总是试图用梦来诠释。在《梦，还有野营地捅刀子的事》中，嘎拉亚梦见打鹿时迷了路，他发现自己头上长了一对沉甸甸的大犄角，压得他抬不起头来。《玛鲁呀，玛鲁》里弟弟努杰打死了一只鹿，姐姐巴格达去驼鹿发现这是他的一个谎言，受到羞辱的巴格达和努杰一番撕打，等失去努杰后，巴格达才突然悟到那原来只不过是弟弟的一个梦。很显然乌热尔图没有明确告诉答案，但其间所蕴涵的复杂的意味，一如我们品味他最喜欢的的诗：“鸟儿死去的时候，它身上的子弹也在哭泣；那子弹和鸟儿一样，它唯一的希望也是飞翔。”（俄罗斯诗人伊·日丹诺夫作）猎人所依赖的生存空间正在逐渐消失，猎人的尊严有动物生命的冲突却在不断加深，作者用哭泣的笔描绘猎人在突围的过程中的犹豫、矛盾、退让。 猎人也逐渐在为捍卫他们的自然环境而撕喊，《悔恨了的慈母》中金卡报复那些毁坏林子的伐木者，他把大便拉在他们的帐篷里，并把他们伐木的油锯扔到河里，因为他们把林子毁得不像样子，“山上的树全让他们干倒了，横在地上，像一堆堆死尸”，而他却被收容、被暴打至死。乌热尔图笔下猎人的悲剧不仅体现在面对自然界生灵时，在社会环境中也处处都可以体味到他们内心深处的悲情。“什么样的火也暖不了我的心”，与其说这是梦里金卡的呓语，不如说是一个弱势民族面对强力的痛苦呻吟。 另外“闯入者”形象的塑造，也是作者的生态观发展和进步的体现。作者对闯入者的认识也有一个不断加深的过程。《琥珀色的篝火》中猎人尼库置自己病重的妻子不顾，在凄冷的秋雨中寻找三个迷路的城市冒险者。“不知什么东西把他和陌生人的心连在一起，难舍难离”。而这样的温情在以后的小说中渐渐淡去，《玛鲁呀，玛鲁》我和保佑家族的神玛鲁的对白说，“我知道你不喜欢林子里钻进这么多生人，像一窝窝蚂蚁，爬来爬去。”《在哪儿签上我的名》里甚至离开城市再次返回林中的猎人诺克托也受到嘲弄：“你不知道人的腥味比什么野兽的都大，人的肚皮不大，可什么东西都敢往里装。”[5] 在腾阿道误杀了森林管理员后，诺克托面对突如其来的事故，情绪异常失控，使腾阿道在冷观之余看到了月亮的另一面：他根本没有把命运那玩意攥在手里，他身上那力士牌的香皂也没帮上什么忙。闯入者渐渐是受到批判或讽刺的对象：《在哪儿签上我的名》中的森林检查员、《熊洞》虚伪的生态主义者、《萨满，我们的萨满》中的表兄，及有学问的文化人和游客等。文化人发现萨满时的夸张神情、游客的空洞好奇过了头的眼睛和表情，在小说中都被一一放大。 温情的淡出缘于作者亲自目睹了由于人的侵入导致生态变化的过程，60年代末鄂温克猎人面对突然涌入的伐木大军时的神态令他记忆犹新，“鄂温克猎人且惊且喜，他们来不及思考自身的处境，来不及思索部族的未来，展开双臂，以纯朴、无私、互助的天性，迎接进山来的客人。”[6] 而回报他们的是接近100万的拥挤的人群、光秃秃的山岭和稀疏透亮的林子，还有数不清的偷猎人，没有人能够真正体会到他们家园被摧残的痛苦。 所以猎人和外来人在乌热尔图的小说中有截然的区别。真正的猎人如萨满一样对林子无所不晓，他们虽也处在占有还是生存的冲突中，但他们是林子的一分子，他们能用鼻子和眼睛感知林子里的一切欢乐和悲壮。他们对林子里的任何异常踪迹包括声音都特别敏感。而对外来人的进入密林，作者则以批判的目光审视，认为他们是闯入者、掠夺者、破坏者，是欲望的象征。《你让我顺水漂流》中伐木者砍了树再灭鼠种树，树没种成却撒药害死了成匹的驯鹿。另外，《熊洞》中，一个林场主任之颇有生态忧患意识：“地球就像一个睡着了的巨人，你看，河水像不像他的血．林子应该说是他的肺。现在，他的肺要完了。”“用不了多久．地球上会有一百万物种消失”。说着只有鄂温克人萨满的嘴里才能吐出的神圣而悲壮的语言，对于“我”的“人呐？”的发问，林场主任不置可否。就是这样一个有生态意识的林场主任，对熊洞的发现感上了兴趣，由恪守秘密和“我”共同守护，到心神不宁，仿佛生了一场大病，到逼着“我”猜出他想猎熊的难于启齿的心事，然后直到他迫不及待地探进冬眠熊的洞里，被吓得双目失神，演出了一场虚伪的生态主义者的令人哭笑不得的闹剧。作者暗暗讽刺：“只要人还活着，谁还在乎别的什么。”如果说乌热尔图前期的小说只是突出了人与自然的和谐，表现本族人的道德品质和人性之美，那么他后期的作品则突出了人与自然的对立，用震撼心灵的场面和鲜明的人物形象深化其美学意义。 三、自然与人的哲理探索 生存还是占有的冲突与矛盾是作者在小说中探讨的主要问题，显然它不容易得出答案，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二元对立的命题。猎人圆梦意味着伤痕累累的自然再次承受生活之重，远离猎场则意味着族人必须一点点割断古老原始的森林延续的文化纽带。因此，在《萨满，我们的萨满》中萨满的死所包含的意义就是以文化的丧失达到与自然融合的目的。萨满是作者眼中的这个民族、部落对世界的未来的的总结和认识，表达了他的迷茫、困惑、希望、理想和悲哀。萨满形象对诠释作者生态理想的意义不言自喻，作为在北方民族狩猎文化、宗教文化、传统文化中占重要位置的萨满，他的服饰就是一个自然生态理念的展示：“它的神帽借用鹿角的造型，长袍上悬挂的动物饰物有熊、驼鹿、野猪、狼、布谷鸟、水鸭、鱼、天鹅等等，几乎囊括了整个动物世界。” [7]而这件萨满神服却被贪欲的人偷走廉价卖给了城里的博物馆，这其中蕴涵着浓重丰富的象征意味。小说中这个代表着鄂温克族人的力量和灵魂的形象应该是人类和他所处的自然生态完美结合的缩影，他对狩猎已经不感兴趣；他对将来作出了预言：林子里，树断了根，枝叶焦黄，鸟儿费力地抖动湿透的翅膀，飞离迷雾的丛林……这个超自然力的预示蕴藏了无限悲凉。他逃避如织的游客，逃避异质文化的侵扰，他躲在熊洞里，似一头困兽般迷茫和无奈；最后他顺从命运安排的肉体与魁伟的熊融为一体，以自己的方式告别他终日迷恋的丛林。“我-是-一-头-熊”，那令人不可思议的言语，那与自然界生灵之间的自由转换，是萨满的悲哀，也是这个民族的悲哀情绪的表达。而《灰色驯鹿皮的夜晚》芭莎老奶奶的死则是个体与民族图腾的融合，是宗教精神的感召。芭莎老奶奶最喜爱的动物是驯鹿，风雪交加的夜制造了一个虚幻的驯鹿奔跑的世界，吸引了惯于深思的老人，她光着脚打开门，兴奋地走进灰暗的丛林里，找到了自己的归宿，将最后的一丝温暖留在那里。她死后被放在“给徒具四壁的木房添了几分暖意”的驯鹿皮上，人与驯鹿真正地融为一体，正如作者所说，这颇“富有萨满的隐喻：森林里通灵的驯鹿才能驮着人类沉重的灵魂远行。”真正的鄂温克族人告别世界都是通过肉体与周围环境完美地融合而实现灵魂的再生，他们并没有与大自然真正分离。萨满和芭莎老人的形象的塑造可以看作乌热尔图生态理想的寄托。 忧患意识的表达：乌热尔图喜欢在小说中采用人与魂灵的对话方式，细说生命逝去的过程，如《沃克和泌利格》，导致沃克将猎枪对准泌利格并扣动扳机的就是泌利格那一段近乎恶毒的发泄，因为美好的林子被人类毁掉了。而从《静静的等待》父亲魂灵与女儿奥莎坎的对白中，我们可以深切感受到受到耻辱的猎人内心里燃烧的的痛苦之火。《清晨升起一堆火》中巴莎老奶奶跟火神喃喃自语，她用自己的双手杀死了孙女特杰娜的没有给力克家族血液的新生婴儿。她恐慌于特杰娜对林子的诅咒，她绕不过部落家族的恩怨情仇。杀与自杀，自然的破坏与拯救，传统与现代的较量，小说里总是笼罩着对所有生命（包括自然）逝去的敬畏和不安。悲哀气氛的营造、祭奠行为的写作、美学意义的凸显，这体现了他生态意识的深刻：尊重所有的生命，而不是一味空洞地批判。从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无论怎么看乌热尔图的小说的创作基调，都离不开两个字：悲哀。这种悲哀不仅来自他的人物，尤其是老人们那沧桑的脸上滴下的浊泪、来自他们面对一个个令他们敬佩的动物生灵时的沉默、来自他们智慧而沉痛的预言；而且还来自作者营造的人与自然冲突的气氛，几乎每篇小说都能看到使人震撼的场面。这种震撼来自他对自己民族文化的责任感与深切的爱。 如《萨满，我们的萨满》中所预示的那样，作者一度在都市的生活犹如“一头困兽的焦虑和断木一般的僵硬”，以这样的目光回望他早期的《老人与鹿》：“孩子睁大了眼睛瞅着老人，他听到了他的每一声叹息┉┉原来这是眼泪，老人流下的眼泪。只见他悲哀地坐在他的身旁，神态像受了重伤的鹿。从他那黯然无光的眼睛里继续流着泪，一滴一滴的泪。”我们会深深地体味那无言的叹息和悲哀，山林、帐篷、篝火、鹿，甚至包括孩子都承载着符号所传递的文化信息，它表达了作者对民族自然环境和民族命运的忧虑。如季红真所说，“他为民族的命运而忧患，为本民族正在被历史淹没的文化而哀悼。于是，写作成为一种祭奠行为。他借助这种行为抗拒被遗忘的命运。” [8] 乌热尔图的关键词生态、自然、冲突、自我阐释、弱势群体等等在小说中隐约可现，，他把这些忧虑裸露在几篇有关文化人类学的随笔中，人类学关注人的行为同自然与社会环境的关系，文化人类学则解决人类生存过程中的三大重要关系：人与自然、人与人及人与心理的关系，尤其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最基本的关系，它是人类生存的前提。从《大自然--任人宰割的猎物——麦尔维尔的1851》、《生态人的梦想》到《不可剥夺的自我阐释权》、《弱势群体的写作》，集中体现了他对人类文化的本质的关注。在人类与大自然的抗衡中，征服还是被征服，他从生态的角度进行反思。我们看到他对法国画家亨利·卢梭的作品《梦》的解析，他关注严重破坏了平衡和谐气氛的“不能忽略”的精致因素，代表现代文明的“精致因素”后面的深意不言自喻；他谈到米德对萨摩亚文化的曲解，使我们不由看到他所处的弱势群体代言者的写作身份，而他对《汤姆叔叔的小屋》的重读则彰显了他自我阐释的渴望，也因此他的小说喜欢用第一人称，他的人物都有一种不可遏制的诉说的冲动。 关于生态创作的思考。作者的创作心态植根于他的民族的文化土壤，他对那块土地的热爱，猎人、猎场、林子里的所有的生物在他看来本应都是和谐的，那个人数越来越少的民族部落，维持他们生存的原始的狩猎方式，那种技术力量与大自然的生产能力原本是平衡的，动物和植物都是可再生资源，只要大自然不遭到破坏，它们就可以得到再生和补充。正如他所说：“那些在它（大兴安岭）的躯体中孕育的部族，虽说在此渔猎耕牧，历经若干个世纪，并未在它的肢体上留下创伤，残留在它脚下的仅有几座风蚀的土堡，还有几条坍缩的沟壕。虽说它与人类这种擅长改变环境的生物打了几千年交道，但人除了使它失去边缘地带的林木，迫使其将伸长的肢体缩成一团，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它往日的容貌。它衣冠齐整仍旧保持慈祥而沉静的面容，它体态丰腴如同随时以充盈的乳汁哺育新生儿的母亲。” [9] 弗洛姆认为人类有一个群体性的、潜在的长期的痛苦，这就是人类要承受与大自然分离的痛苦，这是一切焦虑的根源，这个哲学思考结合到乌热尔图的民族文化的身份和背景，必然会是一种切肤之痛的体验。他想到卢梭早年的生态心灵之旅引发的现代文明批判，卢梭主张限制人的欲望，把人们的心约束在自然条件所能许可的范围，不能忘记我们做人的环境而臆造想象中的能满足我们更大欲望的环境，乌热尔图追踪卢梭的踪迹也正袒露了他自己的心路历程和生态人的困惑：占有还是生存？他的后期创作，如《雪》、《你让我顺水漂流》、《萨满，我们的萨满》契合了卢梭的生态梦想：把梦想中安静与平衡的丛林视作人类回归的家园和永恒的存在。 乌热尔图转而研究生态问题的过程，正好象美国黑人女作家托妮莫里森从追溯非洲黑人的民间传说和神话，寻自己的民族之根，到从人类学的角度，探究文学作品中的黑人历史、文化及对社会的影响一样，他从人类学的角度理性地追溯着鄂温克族人的起始根源，一次次地触摸和聆听着那古老的神话、传说和民歌，民族的历史之影中祖先含辛茹苦的迁徙与英勇的忠诚在他脑中不断闪回，他鄂温克人的心，为历史流泪，更为伤痕累累的森林现实而忧伤。他用一组随笔继续做着生态思考，也是在借用这种方式为自己的民族之痛疗伤，直到目睹北方森林狩猎、游猎文化的最后一次谢幕。或许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乌热尔图在90年代的作品减少，悄然间他们的声音被替代，他们的自我阐释权被剥夺，他的创作源泉正在变成他灵魂深处的记忆。 乌热尔图的创作高峰并非是他在80年代初创造的连续三连冠获全国小说奖，他的真正的融入了生态思考、文化忧患的作品一直持续到90年代。他的生态小说的意义也不仅仅在于他的“人口较少民族”的背景，还在于他发起的生态呼唤的先声，在他左右、之后，张长的森林生态小说、李传锋的动物小说、郭雪波、江浩的大漠小说及包括张承志、鬼子、叶广岑等优秀的少数民族作家的具有生态意识和生态美学的创作，汇成了一条声音越来越响亮的河流，这股力量也许才是当代少数民族作家对中国文坛的最大贡献。 --------------------------------------------------------- 注释 [1] [4] 王诺．欧美生态文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2]（英）汤因比，（日）池田大作．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苟春生等译．38页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 [3] [5]乌热尔图．你让我顺水漂流．29页；128页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 [6] [7] [9]乌热尔图．大兴安岭，猎人沉默．人文地理，1999（１） [8] 季红真．众神的肖像．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 参考资料： 乌热尔图．七岔犄角的公鹿．民族文学,1982 (5) 乌热尔图．琥珀色的篝火．民族文学,1983 (10) 乌热尔图．不可剥夺的自我阐释权．读书，1997（2） 乌热尔图．弱势群体的写作．天涯，1997 (2) 乌热尔图．声音的替代．读书，1996（5） 乌热尔图．丛林幽幽．收获，1993(6) 4-41 乌热尔图．胎．鸭绿江．1985（1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