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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苗族作家伍略被学界誉为“继沈从文之后20世纪苗族群体中选用汉字表达的又一位代表性作家”，《虎年纪事》是伍略在新时期创作的小说代表作之一，“承继”与“反思”可作为其新时期创作的两大重要特点。与“寻根文学”的代表作相类似，伍略也试图通过文学书写，从传统文化、民族心理等方面入手，进一步反思历史，发掘、重建民族的文化精神。《虎年纪事》应当算是这种精神发掘、重建的经典之作。对苗族传统文化的重新观照为伍略的创作提供了全新的支撑点，其苗族主体性意识也在这一寻找、重建过程中慢慢确立。 关键词：伍略 《虎年纪事》 传统文化 承继 反思 苗族作家伍略(1936～2006)被誉为“继沈从文之后20世纪苗族群体中选用汉字表达的又一位代表性作家”[①]，其创作始于1954年，当时还在读高中的伍略根据苗族民间叙事长诗《蔓朵多蔓萝花》的故事梗概创作了人生第一部作品，描写了一对苗族青年男女反抗封建压迫、争取自由的故事。作品在《贵州文艺》发表后，被改编为连环画、京剧、花鼓戏、越剧、评剧等，在全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61年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的舞剧电影《蔓萝花》在全国热映。1963 年，《蔓罗花》更荣获捷克国际电影节优秀影片奖及第 16 届瑞士洛迦诺国际电影节荣誉奖。《蔓罗花》与《阿诗玛》《刘三姐》等源于少数民族文学改编的相关作品在上个世纪60年代曾引起了一股少数民族文艺热潮。 “十七年”时期，伍略发表了大量的小说作品，代表作有《小燕子》《野渡无人》《高山上的凤凰》《芦笙老人》《心的翅膀》《鸡声斜月》《春风马蹄》《阿祥嫂的道路》《养蜂老人》等，其中《小燕子》《野渡无人》《高山上的凤凰》三篇短篇小说还被作为少数民族文学的代表作，入选人民文学出版社为庆祝建国十周年而编辑的“兄弟民族作家短篇小说集”《新生活的光辉》。与这一时期绝大部分作家的创作情况相似，伍略的小说创作受毛泽东文艺路线方针的影响，主要采用“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创作主题多为展现社会主义时期少数民族民众生活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正如《新生活的光辉》一书“出版说明”所说：“这些小说真实地反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各族人民的生活和斗争，生动地刻划了成为国家主人的劳动人民的崇高的精神面貌，感人地描绘了大跃进中的新人物、新事物、新风习，具有强烈的时代精神和鲜明的民族特色。”[②] “文革”十年，伍略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因此搁笔，停止了创作。1975年，伍略重新开始创作，此后三十年间陆续发表了《绿色的箭囊》《父子》《石雕的故事》《潘老岩》《麻栗沟》《卡岭传奇》《热风》《贫土》《访苏散记》《枪与镯》等多部小说、散文、话剧作品。“文革”后重新执笔的伍略跨越了“十七年”时期在创作题材、主题、风格等方面的拘囿，开拓出一片更为广阔的创作空间，作品也因此焕发出崭新的强大的生命力，获得了诸多奖项的肯定。例如短篇小说《绿色的箭囊》1980年获得贵州省文艺创作二等奖、1981年获得全国第一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中篇小说《麻栗沟》1984年获得贵州省第二届文学创作奖、1985年获得全国第二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并于1999年被贵州省文学评论界列为20世纪20部贵州最佳文学作品之一;小说集《卡领传奇》1997年获全国第五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中篇小说《虎年失踪》(即《虎年纪事》)[③]1996年获得贵州省第三届文学创作一等奖。[④] 《虎年纪事》是伍略在新时期创作的小说代表作之一，“承继”与“反思”作为其新时期创作的两大重要特点。伍略从小深受苗族民间文学的熏陶，大约从1957年开始，他到黔东南地区搜集苗族民间文学作品，记录了苗族古歌一万多行。后来，与他人合作共同整理发表了《仰阿莎》《夏且嘎》《金鸡和野鸡》等叙事长诗和童话叙事诗，并根据自己在雷山县搜集到的《霞阿蓉》创作了叙事长诗《阿蓉和略刚》。2001年，他与韦文杨合作了由苗族古歌改编的神话电视连续剧剧本《仰阿瑟》，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后在文学界和苗族文化圈中引起了较大的反响。正是因为长期搜集、整理、翻译苗族民间文学经典，伍略对苗族久远的历史文化有非常深入的了解，这些古歌、神话等也成为其创作题材的主要来源。 伍略早期创作的小说《泉水之歌》叙述了一首曲子因为不同民族部落间的恩怨情仇最终分成了两部，上部是苗族的芦笙曲、下部则成为侗族的琵琶曲的故事。小说写道：“芦笙曲开始是徐缓抒情的旋律，充满着怀念的调子。这样的音节反复三次之后，调子就突然变的凄厉沉郁，音响粗莽，仿佛像一滩缓缓的流水，从万丈悬崖一下子堕入深谷，在岩窝岩坎里冲激回荡。紧接着，那芦笙的六个音便急剧交响起来，稍不留心，就只听到那芦笙音响里发出咯咯咯的声音。这仿佛万马奔腾的杂沓声中，传出一阵阵热烈紧凑的鼓点声。琵琶曲一开始，便是热烈紧张的调子，但却杂乱无章，仿佛像几个小孩子用竹筷敲打着十多个大小不同的瓷碗而发出来的声音一样。这声音充塞着整个大厅，似乎要破窗冲去。琵琶曲慢慢由杂乱而归到有规律的节拍了。这时，其中靠近台口的那个小姑娘，轻轻地放下琵琶，拿起牛腿琴来。只见她把弓子在琴弦上滑了一下，于是一声悠长的丝弦声，便从那琵琶声中飞扬出来。牛腿琴的声音和琵琶的声音在相互吞吐，却又十分协合。这是侗族音乐中时常的混声曲调。牛腿琴的声音越来越高。琵琶声渐变渐弱，最后终于消失了。”[⑤]乐曲所表现的音乐形象隐喻着小说所描写的苗族、侗族部落间曾发生过的残酷战争以及人们对和平的向往：“对这支曲子，人们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它的旋律凄厉沉郁，充满了杀伐之音，有着战争中的鼓噪声;另一种则认为它的节奏热烈紧张，气魄雄壮，像鼓点似的进行曲，并且还有着憧憬和平的情绪。”[⑥] 《虎年纪事》则首先在开篇展示了一段苗族古歌，在循环往复的苗族古歌式问答中，故事拉开了序幕，古歌的吟唱作为悠远的背景，引发出神话原型的述说： 在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大岭岗一带流传着人与虎认作“父子”相跟相随在一起生活了好几年的故事。那老虎名叫告劳，那少年名叫告方。“告”并不是他们的姓，而是苗语译音，那是晚辈对于长辈的一种尊称语，但凡已成为历史上的角色，不论宗族辈分也不论年龄大小，都可以用“告”来称呼。至于“劳”和“方”自然就是他们的名了。“劳”在苗语是酱紫色，抑或具体指皮毛或花纹呈酱紫色的意思。而“方”则比较模糊，它既可以是区域的意思又可以是一个具体村名寨名的词头，比如方良、方祥、方尼等等。告劳和告方，从他们的名称上来说，大体上就如此由来。据老人们说告劳和告方“父子”俩相跟随了七八年或者更长时间，并且在方圆数百里内外充当过有声有色的角色。本来，也许他们“父子”俩还要继续相跟相随下去，但由于后来发生了好像也是应当发生的事情，告劳才把告方送回家。告方回到家后，据老人们说家里的人替他挑出脚底板上的刺就有两升之多。这当然有所夸张，不过它到底还是说明了一点，即他们相跟相随的时间相当长，所经历的事情也相当多，“父子”俩因而不知穿过多少林莽和翻过多少山岭。告方回到家后又住了很多年才去世，他的坟就埋在大岭岗北侧的一处半坡上，那里也许就是他们“父子”俩初次相识的地方。[⑦] 这个神话母题奠定了整篇小说的情节推进要素，《虎年纪事》叙述的是1964年“四清”运动背景之下发生在苗乡“岗岭大寨”的一宗离奇的失踪人员返乡事件。寨子里的年轻小伙子洛里乔在三年前失踪，当时寨子里都吃集体食堂，粮食不够吃，越来越多的人得了浮肿病，并且开始死人。正是在这样的情势之下，洛里乔的父亲考虑到自家上有老下有小，单靠集体食堂无法生存，于是想用让洛里乔将母亲出嫁时带来的一包银帽片去场坝去换回两只兔子，偷着喂在家里不被村干部发现，喂大了既可以宰来吃也可以偷偷拿到场坝上去换点粮食。洛里乔就是在去赶场后失踪的，三年后他回到家中，却发现家里父母亲早已相继去世，只剩下奶奶和一妹一弟。 “当村里人问及洛里乔这三年去哪里了，洛里乔始终一口笃定他根本就没有什么失踪三年，而是头天他才到寮告坝去赶场，在回到鬼坳时碰到他的阿爸，他阿爸还给了他一团糯米饭吃，然后就带他上山去找银子，第二天他才回来。”[⑧]作为村干部的“我”当然怀疑洛里乔是不是在失踪期间受过大的打击，因此得了病，神志不清，脑子恍惚失去记忆了。寨子里的族公却认为不是，“按照我们这一带苗家人的风俗，凡是到山上或在半路上吃到沾有老虎尿的东西，这才失踪了那么多年。”[⑨]至此，洛里乔失踪的现实与前文所写的流传久远的人与虎认作“父子”相跟相随一起生活的神话故事开始了交集，“《虎年纪事》就这样作了一种创新，用平行对位的方式，把虚幻的故事同沉重的历史糅合在一起;在使历史增加了某种神奇色彩的同时，也为民间的传说补充了现实的映照，这就使得其作品产生出双重的阅读效果。”[⑩] 村里的老人们强调大灾荒的年头常常伴随着虎患，神话故事中的告方就是在那大灾荒年头认识告劳，然后追随而去，而洛里奇的失踪正好发生在因为吃集体食堂导致村里出现饥荒的虎年(1962年)。当洛里奇回家后，族公为了观察考验他，宰了一只鸡，一半煮熟一半留生都砍好搅拌在一个钵子里，看他夹的是熟鸡肉吃抑或是生熟不分，由此进行判断。结果，洛里乔的“生熟不分”、“狼吞虎咽”，这样为他“认虎作父”的传言更加增添了一层神秘色彩。 之后的情节发展同样是采用神话和现实两条线平行叙述。“四清”工作队的干部们是不会那么容易就相信洛里乔失忆的解释，更不会相信寨子里关于“认虎作父”的传言，他们彻底查清洛里乔家祖宗三代横的顺的各种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同时还安排洛里乔住进医院，由村干部和便衣警察全天监护，接受先进的测谎仪器的检查。不过，洛里乔在经过三年多的时间后，已经具有很好的自我控制和自我调节能力，每次测试都不露一丝破绽，最先进的科学仪器也拿他无计可施。工作队只好把他押回公社的一间谷仓，改用“传统”的审讯方式。几天后，有人发现在关着洛里乔的那间仓库周围出现了一串老虎脚印，老虎似乎接连几个晚上绕着仓库转圈子。“从那留在稀泥地上的脚印看来，那五个脚趾张得很开，方圆就有大碗口那么大，证明那家伙相当魁壮，也相当凶猛。”[11]这就不能不让人联想到，会不会是洛里乔的“阿爸”知道他的“儿子”遭罪，找到寨子里来了?于是整个寨子都笼罩在一种神秘、紧张与惶恐的气氛中。最后的结局是伴随着“四清”运动的草草收场，洛里乔的问题也不了了之。干部们撤走之后，洛里乔还被关在谷仓里，当“我”赶到打开锁时，洛里乔“坐在一领草垫上，背靠板壁，已经蔫巴得站不起来了”[12]。虎年失踪案在神话氛围中传奇般地经历了现实的凋萎，这是神圣世界在现代性背景下的祛魅。 小说中描写了许多关于虎界生活，它们都是来源于苗族民间文化，因而构成了神话与现实之间的互文。譬如虎群盟誓其实就是模仿苗族民间的议榔制度，苗族议榔首先由各寨寨老或理老们商议议榔的内容，然后召集群众大会议定，由大会通过后宣读生效。书中写到告劳和告方“父子”俩所干的第一桩事情就是召集各个山头的大、小虎群首领们来订立一个盟誓，这其实就是商议的榔款。其后“告劳先朝东朝西高声念一遍。众首领也跟着朝东朝西高声念过一遍，告劳又朝南朝北高声念过一遍，众首领也跟着朝南朝北高声念过一遍。吼声一起，当下就八面来风，应山应谷。”[13]这亦即议榔制度最后的宣读生效。此外还有为解决虎群纠纷，告劳和告方出了三道难题，让老虎们“追影子”、“咬尾巴”、“望山头”，经历了这些不可能解决的难题后，闹纠纷的双方明白了自己身上的不足，对天发誓以后相互尊重，不再起纷争。这些情节都源自苗族民间智慧，被作家信手拈来地灵活运用到小说中，除了民俗文化的展示之外，其实也是集体记忆的无意识流露。 伍略的创作从一开始就非常注重对苗族民间文化的把握和吸纳，并主动将其结构到小说文本中，这也是“十七年”时期许多少数民族作家们共同的创作特点。这种对于民间与民众的重新发现，来自于1958年兴起的收集民歌运动和采风热潮，以及思想文化领域倡导的“四史”、“五史”撰述，客观上的后果是带动了少数民族文学尤其是民间文学的发掘与新创作，它们为无产阶级“新文学”提供了之前“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就反对的“贵族的”、“古典的”、“山林的”文学所缺乏的丰富民族民间质素。从而在“十七年”间形成了具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美学风格和少数民族独特文化意味的少数民族文学传统。[14]步入新时期，伍略仍然继承和保持着这一创作风格，那些充满了乡村气息和自然品格的苗族神话故事、民俗传统被作家精心化用到文本中，但相对于“十七年”时期的作品，却有了不同的阐释效果，这同寻根文化思潮等时代因素有着莫大的关联。《虎年纪事》中挥之不去的悲情基调的奠定，原因就在于作家经历了“文革”十年被迫辍笔，坎坷的生活经历，身处社会底层的实践，使得作家对于神话与现实之间的交集和差异有着不同于之前的思考和体察，曾经洋溢着简单明快的现代性规划色彩的叙述退隐，而含糊朦胧的、带有理性无法索解的事物呈现出来，一如纷繁复杂的现实。 作为成名于“十七年”时期的少数民族作家，伍略不可避免地受当时的政治文化背景影响，早期创作严格遵循以毛泽东文艺思想为指导的文学路线方针。“在毛泽东文学主张中，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已被极大地简化：政治是文学的目的，而文学则是政治力量为达到自身目标可能选择的手段之一。这样，从40年代的‘解放区文学’开始，中国文学创作、文学运动，不仅要求在总的方向上与现实的政治形势、政治任务相一致，而且在组织上，在具体工作步调上，要求与政治的完全结合。”[15]入选《新生活的光辉》一书的三篇小说，都表现出其写作主题明显肩负着当时的政治任务。《小燕子》主要描写挖娄山关隧道的工人阶级，作家深入体验生活，文中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在整天整夜下着雨的天气，工棚外的便道简直寸步能行，一走就会两脚烂泥浆，可是工人们的出勤率仍然和晴天时一样，他们相信：“我们不但能改造地形，还能改造气候;在秦岭，我们开山放炮，把天气也冲好了，雪就少落啦!”[16] 《夜渡无人》写于1958年12月，当年的8月17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的决议，从此掀起轰轰烈烈的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小说正是为配合大炼钢铁的运动形势而创作。“炼钢炼铁，这是国家大事，谁都有一份儿……”[17]激动人心的口号响彻公社村庄。在苗族姆磅大妈的描述中，炼钢炼铁具有社会主义新生活蓬勃乐观的风貌，老伴米莫老头因为被照顾安排在渡口摆渡而参加不了大炼钢铁运动而沮丧，老两口甚至因为争抢报名而生气。小说主要突出了作为烈士家属的一对苗族老夫妇积极响应大炼钢铁的号召，这是符合当时要写新英雄人物和工农兵生活的创作要求。 经历过十年“文革”浩劫，进入80年代的中国文学先后进入“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等阶段。文学回归到“人”本身，开始重新关注个体的日常情感、生活遭际和人生命运，开始反思、审视现实问题和社会问题。当中国当代作家开始获得比较“自由”的写作环境，来表达他们自身、他们对世界的体验时，他们的思想性格、心理情感的潜在特征，得到前所未有的释放[18]。《虎年纪事》中奶奶在遭遇洛里乔失踪、儿子儿媳妇去世这样沉痛的打击之后，还是坚强地承担起了抚养两个孙子的重任。洛里乔被送至医院接受测谎仪的测验，奶奶冒着酷暑佝偻着身子走了五十多里山路来看他。在测谎实验中从未表现出异样感情的洛里乔在“我”送别奶奶后，“眼泪不断地涌出，随后就禁不住放声嚎啕大哭。他一边哭一边用拳头捶着床铺，悲恸欲绝。”[19]这种压抑的情感表达，其实更像是一种无声的倾诉，倾诉时代、历史对个人造成的创伤。普通人在大时代的裹挟之下，不得不经受各种伤痛和灾难，这样的伤痛记忆来自于作家真实的生活经历和情感体验。 除了对个体遭遇的关照之外，伍略还深切思考、关注着民族、国家的命运。创作《虎年纪事》时，伍略已年近六旬，对于“十七年”时期和“文革”时期的所经历过的已经有了比较深入的反思，所以书中会用一种调侃甚至戏谑的语调来叙述当年的“批判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运动、“四清”运动。关于“四清”运动最后的结局，作家也有一个总结：“这场运动从整体的目标、策划，方法、步骤等等来看不可谓不明确，也不可谓不周密。然而不知何故，这场以大兵团作战方式的运动却未收到应有的效果。倘若换一种说法，似乎可以这样来概括：‘开头气势汹汹，中间狠斗狠批，末尾不了了之。’这是从运动本身来说，倘若从干部的角度来看，他们又有他们的说法，那就是用三出戏来组成的一句话：开头是《洪洞县》、中间是《三岔口》、末尾是《将相和》。不过话又说回来，勿论那开头、中间如何，但末尾毕竟是《将相和》了，所以吃亏的仍然是老百姓，比如像洛里乔这样的人物就成了这祭坛下的牺牲。”[20]这样的认知，是在阅尽世事之后所做的历史性的思考，当初曾以高昂的热情和献身的决心投入到一次次的运动中的个体，最后自己却成为了“牺牲品”，回过头来重新审视这段历史，没有义愤填膺的控诉，只有冷静的反省与体悟，这使得作品获得了一种主体性意义上的自觉。 与“寻根文学”的代表作相类似，伍略也试图通过文学书写，从传统文化、民族心理等方面入手，进一步反思历史，发掘、重建民族的文化精神。《虎年纪事》应当算是这种精神发掘、重建的代表作。对苗族传统文化的重新观照为伍略的创作提供了全新的支撑点，其苗族主体性意识也在这一寻找、重建过程中慢慢确立。其后，伍略积极参与到为苗族始祖蚩尤正名等社会热点事件中，并开始着手写作长篇历史小说《涿鹿大战》。然而，只写了二十万字，就阖然长逝。重读他的作品，依稀可见少数民族作家在经历了社会主义前三十年的探索与教训之后，试图寻找一种独特的民族叙事的努力，这种努力带有普遍的意义，折射出中华各民族在历史中自我纠错、自我更新、自我创造的信心与能力。 ( 本文原刊于《民族文学研究》2014年第6期) [①] 徐新建：《苗族传统：从古歌传唱到剧本制作——〈仰阿瑟〉改编的文化意义》，《民族文学研究》2004年第2期。 [②] 《新生活的光辉》“出版说明”，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第1页。 [③] 伍略的《虎年失踪》最初发表于《民族文学》1996年第9期，后改题名为《虎年纪事》收入《苗族作家作品选集·伍略小说选》(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年)。本文所依据的版本为《苗族作家作品选集·伍略小说选》，故用题名《虎年纪事》。 [④] 文中关于伍略的资料主要来源于“百度百科”词条“伍略”http://baike.baidu.com/view/342446.htm?fr=aladdin以及《苗族作家作品选集·伍略小说选》所附“伍略生平及创作年表”。 [⑤] 参见“文清扬 新浪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d9a293e0100ul1c.html。 [⑥] 同上。 [⑦] 同上，第1～2页。 [⑧]同上，第10～11页。 [⑨]同上，第10页。 [⑩] 徐新建：《作为文化记忆的文学——读伍略新作〈虎年纪事〉》，《苗族作家作品选集 · 伍略小说选》，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年，第320页。原载《民族文学》1996年第11期。 [11] 伍略：《虎年纪事》，《苗族作家作品选集·伍略小说选》，第41页。 [12] 同上，第44页。 [13] 同上。 [14] 刘大先：《文学共和：作为社会主义文学的少数民族文学》，《民族文学研究》2014年第1期。 [15]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概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0页。 [16] 伍略：《小燕子》，《新生活的光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第414页。 [17] 伍略：《夜渡无人》，《新生活的光辉》，第423页。 [18]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概说》“前言：分期与方法”，第9页。 [19] 伍略：《虎年纪事》，第21页。 [20] 同上，第46～47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