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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在凉山彝族自治州参加中国多民族母语文学研讨会，与不同民族、不同语言的学者交流，并到彝汉双语教学的乡村小学进行实地调研，引发了我关于多民族母语文学的一些思考。 所谓多民族母语文学是指中国境内除了通用的汉语之外，拥有自己民族语言和文字的口头和书面文学。这是一个由来已久的文学事实，在主流文学批评和研究领域却始终没有成为引起广泛关注的学术命题。应该说，这是由于我们不合理的文学观念所造成的。我们的教育、媒体、学术体系中常规化的“文学”更多以书面文学的小说、戏剧、诗歌、散文等现代文类作为主要内容，母语文学在这种文学理论法则中是作为亚文学形态出现的。 然而，新世纪以来不同民族语种文学蓬勃发展的态势，已经让我们越来越无法闭目塞听、固步自封。这一方面得益于中央文化方针和民族政策的扶持，比如《民族文学》多种少数民族文字版的诞生;另一方面则因为地方族群精英出于一种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意识到较之于其他资源，文化同样是一种重要的资本，各种地方民族语文学杂志、书籍也大量出版。由此，中国文学得以展开它在汉语之外丰富复杂的面貌。维吾尔文、哈萨克文、蒙古文、朝鲜文、藏文、彝文、壮文、傣文……都产生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即便那些没有文字的民族也有自己丰富的母语口头文学传承。这些母语文学丰富了“中文”的内涵与外延，也让“中国文学”具有了在文化内涵、美学品位、文体风格、修辞方式上的多层次多维度的拓展。 为什么要关注母语文学?显然不光是民族平等政策在文学领域的反映，而是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复杂现实的敏感与尊重，因为不同语种的多民族文学所关联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历史观，是中国文学深厚的思想源泉和实践动力，许多语种比如柯尔克孜文、朝鲜文、哈萨克文、蒙古文等还涉及到现实的地缘政治与文化交流。无论从何种意义上，中国多民族母语文学都到了不得不引起严肃的学理探讨的时候了。 母语是一种思维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两者之间的密切联系毋庸置疑。它们的关联并不仅仅是语言作为文学的表现工具，而是语言在根本的意义上构成了文学整个的形成方式、内容及内涵。20世纪哲学发生了一个从认识论到语言论的转型，即语言不再被视为一种手段，而是一种方法论。人们普遍认识到，我们都是通过语言来认识世界，通过叙述来把握实在，语言就是存在的家园。这种“语言学转向”带来的冲击对于人文社会科学是巨大的，它提醒人们认识到拥有何种语言就拥有何种看待世界的方式，语言实际上是一种思维。 按照195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界定：“母语是指一个人自幼习得的语言，通常是其思维与交流的自然工具。”母语在本体的意义上，构成了操母语者最初的精神、情感、思想与心灵世界，这决定了母语文学的基本底质;表现于外在形式上，则构成了母语文学参差多态的美学风貌。母语的多样性和通用语的标准化之间构成了一定的张力结构，从而为文学多样性提供了巨大的生存空间和展示平台。 多民族母语文学作为中国文学的丰富性构成，至少在两个层面上具有补充、充实、创造的功能。其一是它们各自具有地方性、族群性的内容，保存了不同文化、习俗、精神遗产的传统。藏文、彝文、蒙古文、维吾尔文、东巴文等都有丰厚的典籍，如《萨迦格言》《福乐智慧》《突厥语大辞典》和毕摩经书、东巴经书等，这些多元性存在打开了中原汉语言文学之外广阔的文学空间。其二是那些掌握母语同时又掌握第二、第三种书写语言的作家，会将母语思维带入到另外的书写语言之中，让传统的母语书写文学、民间口头文学滋养着当代作家文学。比如我们会在蒙古族的赛春嘎、巴·布林贝赫、玛拉沁夫、阿尔泰，维吾尔族的黎·穆塔里甫、阿拉提·阿斯木、买买提明·吾守尔，哈萨克族的唐加勒克、艾多斯·阿曼泰、胡马尔别克·壮汗，彝族的吉狄马加、阿库乌雾、贾瓦盘加、时长日黑，藏族的阿来、扎西达娃、次仁罗布、尼玛潘多等作家的作品中，读到有别于传统汉语文学的特点。后一点尤为重要，应该说母语文学书写，从纵向历史发展来看，是对于传统母语文化的承传创变，革故鼎新;从横向的现代进程来看，为现代汉语的发展起到了促进和变革的作用，带来了新质，丰富了现代中文写作的内容和形式。 如果我们将眼光放到全球范围，就会发现多民族母语文学是一种世界性现象。以英语为例，俄裔美国作家纳博科夫的俄罗斯语、法语背景，让《洛丽塔》《微暗的火》为英语输入了新鲜血液;奈保尔、拉什迪、石黑一雄这3位移民英国的作家，将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印度、日本的母语文化因子带入了英语文学世界;华裔美国作家赵建秀、汤婷婷、谭恩美的作品，使中文作为一种“积淀性”的文化记忆渗透到他们的写作之中;还有获得多项美国文学大奖的哈金，最初在中国大陆受中文教育，其后来的英文写作就有很大程度上的母语痕迹，形成了一种独特的Chinglish(中式英语)的特点…… 返观中国文学中的多民族母语文学，它们以其母语文学传统和新兴的母语文学创作在中国文学内部构成了本土话语的张力，让中国文学的话语模式和思维空间不再局限于汉文化，而是包含极其丰富元素的各种共同体的独特结构体系。 文学是一种记忆 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通过了“生物多样性公约”。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意义在于能维持生态平衡，克服单一性所易于受到灭绝性危机的弊病。文化多样性观念从生物多样性理念中汲取营养，核心意义在于对于文化多样性的维持，有利于防止在日益全球化、现代化、一体化的文化进程中的片面性、单向度、平面化的危机。 中国的多民族社会具有天然的文化多样性资源，多民族母语文学便是其最直观的体现。作为“中国记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江格尔》《格萨尔》《玛纳斯》三大史诗已经为人所熟知，还有各式各样的小型史诗与口头文学传承，如壮族的《莫一大王》、彝族的《支格阿龙》……以傣族为例，一般大众可能只知道召树屯和孔雀公主的传说，但它还有“五大诗王”(《乌沙巴罗》《粘芭西顿》《兰嘎西贺》《巴塔麻嘎捧尚罗》《粘响》)，六大悲剧叙事长诗(《葫芦信》《楠波冠》《宛纳与帕丽》《线绣》《娥姘与桑洛》《叶罕佐与冒弄决》)等。以前，这些作品都被放入边缘的“民间文学”或“民俗学”的角落中，如果要从母语文化记忆的角度加以研讨，则能得出融合特殊性和普遍性为一体的理论成果。 当代母语文学更是文学多样性的现场，据维吾尔族学者姑丽娜尔统计，2000年以来，维吾尔族作家总共发表接近100部中长篇小说，而1971年创刊的杂志《喀什噶尔》更是成为柯尔克孜、塔吉克、乌兹别克等多民族的文学园地。除了本身就有悠久母语书面文学传统的几大民族语种文学之外，一些原先只有口头文学的民族，母语文学也有自己的新兴发展。壮族学者陆晓芹梳理过1986年创刊的《三月三》《广西民族报》等壮语刊物的历史，壮文作品如蒙飞的长篇小说《节日》、石才以等人的《古荒河畔》等都获得了全国性的奖项。当代文学研究者如果忽略这一类作品，不能不说是汉文文学中心论的偏颇，也不利于认识真正的中国文学现实版图。 涉及到跨境民族时，情形更为有趣，比如苗族母语文学。苗族学者吴正彪认为，1958年“新创苗文”在川黔滇广泛使用后，一些民族自治区开办了苗文学校，唐春芳、燕宝、潘光华、王廷芳、石启贵等用苗文写作了许多作品。从国际上看，以“国际苗文”创作的作品，就有澳大利亚苗族作家李岩保的《谁之过》《苦难的生活》，美国苗族作家杨岩的《被剥夺的爱》和李哲翔的《孤儿》，泰国苗族作家玛茨的《回顾》，法国苗族作家李查盘夫人的《未选择的爱》，老挝苗族侯智的《你是谁的女儿》等。他们或者回顾迁徙的历史，或者讲述流散的生活。我们如果将国内外的苗语文学作比较，可以对主体、认同、历史、传统等全球性共通话题有更深刻的认识。 社会学家涂尔干曾经创造出“集体欢腾”的概念，指出与亲属、社区、宗教、政治组织、社会阶级等关联的集体欢腾是凝聚族群的关键——集体意识通过部落的庆典、仪式、舞蹈、宴会、节日、歌曲等对文化进行创造和更新。而在与狂欢相区别的日常状态中，文化是如何维持的呢?涂尔干的学生哈布瓦赫发明了“集体记忆”的概念，认为正是集体记忆保持了某个族群文化的延续和发展。再到阿莱达·阿斯曼和扬·阿斯曼，又进一步从集体记忆中发展出“文化记忆”说。可以说，多民族母语文学正是文化记忆的一种方式：它既有存储性记忆也包括功能性记忆，既有意愿性记忆也有非意愿性记忆，既接受官方记忆也容纳民间记忆。最关键的，它是以文学意象的方式进行记忆，从而与定型式的“历史”书写区别开来，使得记忆具有了绵延不绝的灵活的流动性。这是一种生生不息、流变不已的有生命、有质感、有温度的记忆，承载着过去，活跃于当下，展望着未来。 实践历史与文学生活 多民族母语文学为当代文学提出了几个关键性命题。一是从文化到文学的翻译问题。它们之间以及与通用汉语之间的相互借鉴、彼此促进、文化融合与创变是中华民族文学与文化复兴的思想与精神资源。二是媒介与文学问题，即在新媒体、多媒体的语境中，母语与通用语、外国语之间的彼此交流方式与引发态度的转变。这涉及到社会转型、文化变迁和“技术转向”所带来的挑战与契机。三是主体间的问题，母语文学关联着文化身份与国家认同，如何在中国内部确立各民族的互为主体性，以及作为整体的多民族国家与他国之间的美美与共、千灯互照，其中显示出巨大的理论生长空间。以上这些实际上关乎时代的重大命题(比如边疆与民族问题)，都是一般主流文学批评和研究话语所无力触及的。如果我们的批评家和研究者依然停留在审美与鉴赏的层面，或者只是跟随商业写作的潮流、西方话语的热点人云亦云，那么就会与我们时代重要的文学话题失之交臂。 母语文学并不是抱残守缺的骸骨迷恋，而是以平等共处的姿态，从独特的角度看待历史与现实，它有着“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内涵。就像冯骥才早年一部小说《神鞭》中写到的人物傻二，他会辫子功，在武林中被称为“神鞭”。但是在义和团抗击八国联军入侵的时候，辫子被洋枪打断。时代的变化来临，傻二开始改用手枪，成为北伐军中的神枪手。这是个具有“民族寓言”性质的文化小说，傻二有句著名的话“辫子剪了，神留着”，可以视为一种寓言：民族文化应当顺应时代与社会环境而改变，但其灵魂和精粹却一直保存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多民族母语文学也是如此，随着语境的变化，它的语言和文字都发生了许多变化，但文化的精魂历久弥新。它们既书写了历史，其本身也是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们从传统中赓续而来，历史的养分和现实的处境交织创新，形成了我们时代的“效果历史”。所以，它是一种实践的历史，更是历史主体的实践。 从现实的角度来说，多民族母语文学不仅在书写历史中成为改变历史的文化动力，同时也是中华民族实实在在的文学生活本身。因为文学并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如果一种语言与其使用者的日常生活关联不大，只存留在少数精英的知识领域，必然会逐渐走向弱化乃至灭亡，历史上的文言文、拉丁文、梵文就是例子。而如果某种语言文学有活力，必然是因为它与其所有者的生活、生产、生命息息相关。多民族母语文学提醒我们注意的是，文学可能既有风花雪月、阳春白雪的一面，有娱乐休闲、放松愉悦的一面，有批判反思、沉思超越的一面，同时更是一种日常的生活方式与生存智慧。了解并理解中国多民族母语文学，其实就是了解和理解中国各民族的民众及他们的生活实际。重新认识、阐释、创造、复兴中国文学与文化，在此一念之间将获得无穷的动力源泉。 《文艺报》 2014年04月16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