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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笑泉是一名“70后”作家，被称为新时期文学湘军“五少将”之一。他的作品兼具现实主义、魔幻主义、荒诞派和精神分析等多重向度的混杂色彩，他注重文本形式的实验性和文本内容的思想性，强调回族文学的兼容性，认为少数民族文化已经不再神秘、新鲜，如果少数民族作家依旧醉心于此类题材，很难表达出真正的民族特性。他跳出了狭隘的民族主义，在文学场域里进行极富激情的追索与挖进。 《巫地传说》包括《异人》《成仙》《放蛊》《鲁班》《梅山》和《师公》6个单独成章的底层故事，以梅山文化浸染下小人物的悲苦命运为线索，每个故事既可单独存在，又有内在联系。全书涉及从“文革”到当下社会众多的重大事件，将中国的“大历史”与梅山文化熏染下湘南小镇的“小历史”对接起来。历史与想象，国家与民族，弱者与强人，时间与空间，文明与野性，在此融为一体，成为一幅色彩斑斓的民俗风情画。书中的人物结局大都很惨，不是死，就是逃离现世，反映出特定年代的大历史对于个人小历史生存空间的极度挤压。 《巫地传说》中众多的奇人、异人、能人，其个人命运在历史噩梦中十分渺小，他们既无法跟上时代的大潮，又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从历史到现实，从国家“大我”到个人“小我”，马笑泉采取了画家“留白”式跨越书写，对历史事件中“施暴者”和“受暴者”的心态及其行为，并没有刻意的心理描述和精神分析，也没有情绪化的揶揄与批判，而是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真实地讲述了在特定时代里乡村故土发生的故事。 扭曲的历史造成扭曲的人格，文弱的城市造就文弱的市民。从山里走出来的“我”面对大历史与小历史、想象与现实的撞击时产生了心痛。《巫地传说》跳出了现代乡土小说审视、反思、揭示、欣赏、认同的视角，以“亲历者、旁观者和转述者”的“我”的平视角度，融入小说的故事之中，给人一种真实感、亲切感和深入感，大大拓宽了文本的想象空间，丰富了人物的精神世界。对创作本体内在冲动的审美诉求，对精神寻根所能抵达的文化深度和欲望表达所能触及的理想高度的追求，构成了马笑泉创作的审美风格。这种风格既有忧伤中的阳刚之烈，又有偏激中的执拗之美，颇有一番“哀而不伤”的况味。 《成仙》中仍是以6岁的“我”作为叙事讲述者，描述了一个叫杨红秀的女知青的悲惨故事。她父亲是老右派，母亲是“臭老九”。这样的身份在那个特殊年代无疑比祥林嫂额头上的“伤疤”还难受。村民谭振武是一个“用菜刀刮胡子的家伙”，他爱上了杨红秀，时刻保护着她。郭洪也喜欢她，并试图强暴她。“我”忍无可忍，把这个事情告诉了谭振武，结果，谭振武把郭洪掐死了。谭振武因此被县公安局带走，临走前，他问杨红秀：“你到底喜不喜欢我?”众目睽睽之下，谭振武得到杨红秀的回答依然是平静得让人发颤的话：“我很感激你，但我真的不喜欢你。” 杨红秀没有违背高贵的内心，但是却得罪了全村的人和全体知青。特殊年代的特殊思维是多么的可怕!杨红秀因此遭遇了一连串批斗。大家争先恐后地上台揭发，丧失了道德底线。结果便是：“一个天上的仙女，被一群鬼怪审判。”事情的转折是黑色的悲剧：公社书记因何忠破坏军婚被免职。陈雪梅痛感幻想破灭，“跑到公社大闹一场”，后来被人推下山崖，脑壳“摔成了烂西瓜”。 大家似乎省悟了，纷纷感到对不起杨红秀，都去求得一声原谅。杨红秀当然原谅了大家。这个最不愿意违背内心的人此时却违背了自己高贵的内心。原因在于，“她已经不愿跟人打交道，所以宁肯和树木说话，对石头微笑”，最终选择与“洞神”成亲，被人送进了幽深的洞里，“无论怎样，她是再也不愿意返回这个世界了”。 马笑泉写到这里，打破了人与自然的和谐之美，让人回归现实，回归当下的沉重与梦中的伤痛。 读马笑泉的这部小说，很容易感受到作品冷冽后的美艳和美艳背后的哀伤。前者类似张艺谋把陈源斌的《万家诉讼》变成《秋菊打官司》而进行的艺术再现，后者则如李煜词曲里十分常见的情绪流淌，这样的情绪伤感但不悲观。伤感是顿悟到生命长度的有限性，不悲观是已然获得的对于生命宽度和生命深度的新认识所释放出来的达观。表面上看，马笑泉写的是民间“潜历史”中的奇人奇事、风俗轶闻，其实，他真正想表达的是追寻湘南那一片未被现代文明浸染过的蛮荒之地上自然生成的文化，以及对这样一种文化的深情挽留与回望。如果没有“创造性”挑战，没有深情的回望，没有如宗教般纠结的文化情绪，再精彩的故事也只是一个故事。就像没有多少文化内在的青瓷美人，再漂亮也不过是一只花瓶。 马笑泉很智慧地从西方写作范式中找到了审美的支持，从他的文字中，我们很容易发现加缪式的荒诞、海勒式的黑色幽默、博尔赫斯的叙事狡黠、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甚至有艾略特对于荒原的情愁和埃利蒂斯的对于美的哀伤。在这种西方文化背景和理性资源的滋养下，加之作家本身的悟性，他的勤于思考、少年老成，都使他能贴近自然，并从中提炼出一种优美，一种沉郁，一种苍凉与大气，形成一种与众不同的悲剧意识，正是这种悲剧意识唤发起作品的崇高感和美感，给读者的心灵带来深深的撞击与震撼。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