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66年夏至1976年秋，“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笼罩中国大陆。一场浩劫摧残着共和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人们的心灵乃至生命，文学艺术界更是覆巢之下几无完卵的重灾区。 正本清源、梳理民心的工作，是自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一切领域的重新复苏，均须从艰难肃清极左思潮的毒害覆盖做起。 1979年10月，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第四届代表大会”上，收回了为害多年的“文艺为政治服务”的错误方针。文艺创作自此渐趋松绑。 20世纪结尾20年，曾被文艺界称作自己的“新时期”。“新时期”不仅对于中国文艺的勃然复兴具有重大意义，也是因文革而遭受重创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重新完成“热启动”的过程。这一回，满族文学的扶摇腾飞，做到了与各个兄弟民族文学的同步攀升。 “文革”浩劫收场未久，资深女诗人柯岩(1929- )即深情写出《周总理，你在哪里》诗作，这是一篇唱出大众心声、传遍神州大地的佳制，显示了满族歌者的心灵咏叹与全国大众脉息律动共生共振的历史场景。具有满族文学界迅速跟进时代变迁与文学推展的象征意义。 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在中华多民族文学竞相繁荣的全景视野内，具备优良而厚重文化传统的满民族之文学家们，当仁不让地、豪迈地书写着自我，成就着自我，取得一系列令世间目不暇接的成功。乐观些说，满族作家们这一阶段方方面面的新成绩，是足可以耗去多册书籍的版面来分析与总结的。 文坛上的满族书写者，自身民族意识有了充分提振。在过往的大半个世纪里，相当多的满人在社会交往中不愿轻易泄露自己的族籍身份，在文学创作时同样如此。最近二三十年，随着国家民族文化政策的开放，随着中华民族整体包容精神的大幅度拓展，满族被旧时历史污名化的非正常现象，已经和正在得到本质性扭转，满民族的历史和现实地位正在为社会重新认识，满族的民族心理越来越明朗舒畅地表露出来。中国满族在近几次人口普查中，以合法途径恢复原有民族成分的数字与速率，都是出人意料的;与此同步，在文学创作领域，因有名家端木蕻良、舒群、马加、丁耶、朱春雨、理由等人示范于前，满族作家将原本深藏着的民族心理凸显出来明示于世间者，不绝如缕。[①] 所谓各个民族的文学，是以其含纳和表现着不同的民族特质为彼此之区别标志的。没有民族特质，便没有民族文学。民族特质，既是民族文学赖以存在的条件，又是民族文学得以辨识的胎记。民族特质赋予各个不同民族的文学以质的规定性。唯因如此，各民族作家才把在作品中含纳和表现本民族特质，认作是自己的天职。满族的作家们在多民族文学发展的现阶段，越发深刻地体会到这一点，并尽其努力地向着这一方向发展自己。 关于满族作家的创作题材，笔者一向的看法是，既要看到长期以来满、汉人民杂处情况比较普遍，在表现他们相互贴近社会生活时不易注明其写作对象族籍的一面，更要看到这种情况存在与民族关系上一段不正常的历史直接有关。即使是共和国初期“17年”国家的民族政策也没有在满族问题上得到很好贯彻，老舍《正红旗下》书写活动的夭折即是证据。只有在近30年来，文艺政策松绑了，民族政策也比较稳妥地得以落实，满族及其作家深深隐埋着的向隅之感才为之一扫，直言描写满族题材和满人命运的作品才如同雨后春笋般地出现。 劫后余生的满族资深作家，是满族文学历经“文化革命”漫长的隆冬寒夜所保留下来的颗颗火种。“新时期”一经到来，壮心不已的他们，纷纷抖擞精神，慨然提起自己多年不摸的笔。 首先令世人刮目看待的，是老作家舒群(1913-1989)。他反映现实的短篇小说《少年chén女》，1981年发表在《人民文学》杂志上，当年即勇夺“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那一年，他已逼近古稀之龄，能在中青年作家强手林立的局面下突破重围获得大奖，引来文坛上下一片热赞。作品如实地反映了“文革”劫难刚一结束时刻社会上两代人的境遇与心理，从冤案中才获平反的老干部“我”，关切的是经过十年之久的大灾难后，国内各阶层是否能够重新振作投入火热的新生活;而年轻一代中间，则确有如小说所写的李晨那样心灵遭受摧残，难以从噩梦中走出的少女。中学生李晨虽不惧怕苦日子的磨难，却因整个国家回归光明自己家庭的厄运尚未终止，蒙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异常敏感的神经甚至要把她送上绝路。小说准确捕捉少女李晨处在人生十字路口的游移徘徊，用一个“少年chén女”的“chén”音，喻指这样的少年假使得不到社会的积极帮扶引导，结果可能是走向“沉”沦，也可能是走向“陈”旧，还可能是走向“尘”埃;而如果社会向她们伸出热情的手，她们便将依凭自己极大的可塑性，走向早“晨”，走向热“忱”……作家舒群青年时代写作《没有祖国的孩子》、中年阶段写作《这一代人》，晚年时期又写出《少年chén女》，他一生最成功的作品都是围绕中国的青少年现实来命笔的，其时代使命感和社会责任心，贯穿一生，老而弥坚。《少年chén女》不单维持了作者擅长小说谋篇的优势，以层层好似闲笔的书写，最后托举出一个醒目的思想主题，而且，还创造出了一种载叙载议，一议三叹的独特的叙事语言，对于体现老干部“我”有眼光、有胆识，并且还有一片苦苦规箴于年轻朋友的温热心肠，恰切吻合。舒群晚年勤奋耕耘，为自己迎来了一个空前的创作高产期，其间，他还写有中、短篇小说《乡思》、《金缕曲》、《醒》、《美女陈情》、《合欢篇》、《无神的祈祷》等，此外，他还根据回忆写出系列纪实文学《毛泽东故事》，并且撰写完成了数十万字的学术文献《中国话本书目》。 女作家颜一烟(1912-1997)在1981年69岁这一年，推出了自传体长篇小说《盐丁儿》。她依托切身经历，娓娓道来小说中女主人公“我”——鄢丁，一个出生在民国初年满洲贵族家庭的“小格格”，遭受母亲辞世后家庭的排斥，倚仗满族女孩儿天生的硬韧倔强，离家出走，在善良人们的帮助下，自立生存，顽强读书，青年时代负笈东渡扶桑名校求学，面对在日担当所谓“满洲国”驻日代表的汉奸父亲的威逼利诱，毫不妥协，当中国的全民抗战炮声响起，断然放弃短时间就会到手的早稻田大学毕业文凭，投身祖国的抗日洪流，在血与火的严峻考验中，将自己锻炼成为一名坚强的革命战士。颜一烟用她的文学手段，重新梳理个人一生的艰辛步履，也通过满族没落望族一分子冲破命运锁钥迎来新的人生的动人故事，反省了历史民族超越旧我革新旧我的可能与必然。《盐丁儿》一书，堪称满族新兴力量正气如虹的追求篇，一个民族只有果敢地离却旧式营垒，不屈不挠地追赶光明，才能永久立于民族之林。《盐丁儿》出版之后，社会各界反响热烈，一些小读者更是表达了要向作品主人公看齐的意愿。一位中学生就此写道：“且不论那封建的不平等给作者带来的自小的反抗意识，也不说那为了学习而当旁听生，为了自己的爱好而不怕任何阻力的坚强意志。单只讲主人公为了能上学，忍饥挨饿，每天早出晚归，来回走三十里地，日复一日，坚持了三年的精神就使我大大的折服了。”“如果试问我是否有这种精神，我将惭愧的低下头……”[②]1995年，由颜一烟改编自同名小说的电视连续剧《盐丁儿》拍摄完成，播映之后，电视台收到的赞扬信雪片般地飞来。 1983年与1990年，马加(1910-2004)先后出版了两部晚年撰就的心血之作——长篇小说《北国风云录》(30万字，发表时作者73岁)和《血映关山——神州烽火录》(24万字，发表时作者80周岁)，人们对他“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创作举动讶异非常，也把“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盛赞，转赠给这位文坛宿将。两部小说具姊妹篇性质，相互的历史以及人物、事件之发展都是连贯的，同时也带有涵盖作家前半生足迹脉络的自传体纪实文学特征。其中心人物，是生在辽西浑河河套满、汉民族杂居地区新民县的周云。作者描述了他由“九•一八”事变前到抗战胜利后的曲折经历，以及同时期从家乡到关内外国土上内忧外患频仍、斗争之火燎原的壮阔场景。马加是长于描绘革命历史的作家，晚年的他，希望能把个人早年经受的历史真实，升华到文学层面，回赠给社会。为此，老作家几乎是努力行走在“信史表述”与“艺术创作”二者间“公约数”所规定着的那条线上。两部书中，对中国现代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诸如“九•一八”日军攻击沈阳北大营、东北沦亡后学生们大批流亡关内、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抗敌斗争、“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周恩来与张学良在延安桥儿沟天主教堂秘密会见、“七•七”卢沟桥事变及29军浴血抗敌、众多爱国青年投奔延安、延安“抢救运动”、平西平北地区对日鏖战……皆有或正面或侧面的力笔勾勒。 对于“九•一八”日军攻击北大营，小说用了三章文字予以多角度叙说，其中前、后两章，分别描写东北大学学生们和东北军留守沈阳最高指挥者们在事件前后的态度，而中间一章，则是事变叙事核心，正面且近距离地凸写了北大营中爱国的基层官兵面对骤然降临的巨大事变，他们的激烈情绪，及被迫束手撤退所酿成的极严重后果。描写北大营官兵在“九•一八”当夜反应的一章，不仅因历来作家笔下所无而值得珍视，该章又类似一篇优秀的短篇小说，可以用来独立地阅读和品味。此外，为作家们一向笔下所无而值得珍视的，还有书里对延安“抢救运动”的叙述。读者不会忘记，它是出自延安岁月“过来人”的笔端，尽管能感觉到作者运笔不失审慎，却又分明地能够读出书中对这场党史上无端兴起的极左政治风暴的抵制与厌恶。马加在晚年如此巨笔直击他人绝少触动的历史雷区，实实地教读者平添敬畏之心。 20世纪80年代，是老作家马加认祖归宗返回满族的时期。《北国风云录》和《血映关山——神州烽火录》虽说不是专门书写满族题材的作品，作者却将他的民族感情分明写进书内。小说每每信笔涉及满族的民间习俗、信仰与文化，“七公牛录”中“牛录”地名的由来，周云家里贴的“挂签”和婴儿睡觉的“摇车”，乡间祭祀要“用烧酒灌猪耳朵领声”，还有一些院落里竖着“索罗杆”，祛病禳灾时候跳“大神”，无不清晰展示了满乡气象。周云家乡黄花岗子的财主跟农户，也都有些依稀可辨的满人特点。就说豪绅地主王志兴吧，此人在作者笔下显非险恶之人，作家一再强调：“王志兴自幼是个胎里红秧子，五谷不分，四六不懂，连麦子和草都分不出来，他不会做工，不会种田，不会经商，七十二行，他那一行也不在行。论气力没气力，论才能没才能。”瞧，这路大地主也是人们在一般作品中较少遇到的，倒颇像旧日满族大家族中的孽子，尤其是“胎里红秧子”这句褒贬，几乎是有清一代人们时时用以赞美和贬斥满洲名门子弟的话语。 马加出身满族，本人曾是爱国青年，他憎恨一度出现于东北大地的伪“满洲国”，愿意站出来证实那个可耻政权与满族毫无关系。书里写到“牛录章京”[③]满人杜承恩，他说过的一番话：“现在是‘满洲国’了，‘宣统’回了朝，不管旗人民人，钱粮亩捐一样掏，只有日本人的开拓团，才能另眼看待。”[④]当年也罢当前也罢，世间总有些人习惯地将汉奸傀儡“满洲国”伪政权，去与有着爱国传统的满民族混为一谈，满族人民对此不能忍受。作家马加叫他作品中的人物说了上边几句话，看似无意，却融入了对世人误解历史的真切规劝。 两部小说中最亮眼的人物塑造属于沈风。这个与周云同乡的满族青年，热血满腔，文武兼备，他是穷苦出身的大学生，又是“九•一八”事变时北大营里的东北军连长，他是“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领袖，又是震惊国内外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发起者与领导人，他是中共党员，是周恩来和张学良的朋友，又是华北战场上叱咤风云的年轻将领，这位不可多得的民族英杰，不幸牺牲在平北地区的抗日沙场……小说异常感人地描绘了沈风大半生的奋斗史，以及他那圣洁无暇的情感史。作品有一段沈风到平北满族乡间开展游击战时候的情节描述： 沈风抢下柳大娘手里的斧子，坐在苞米秸子上，边替柳大娘劈着劈柴，边笑着说： “我在老家七公牛录的时候，常常帮助我姥姥干庄稼活。” 柳大娘吃惊地问道：“你们是归八旗管的牛录么?” 沈风说：“前清时候，我们的七公牛录为一甲喇，五甲喇归旗主，统统归努尔哈赤八旗管辖。” “这么说，你也是旗人了?” “我们是属于正白旗。” 柳大娘讲起自己的身世，她的先人也是旗人，由于跑马占山，从京西来到了云蒙山，在皇陵当过差，过着贫寒日子。她和沈风谈得非常亲热，她用满语问起沈风的母亲。 “你的讷讷(母亲)呢?” “我的讷讷早已去世了。” 偶然邂逅的关内外两代满人，这样相见相认了。沈风从此后便跟柳大娘特别亲，一见面总是“讷讷”长“讷讷”短的。其实沈风在辽宁故乡，还有一位把他从小带大的姥姥，他特别思念姥姥，但是甘愿以天下为己任，要想解救中华出苦海的他，不能不强迫自己把一己亲情放在一边。 阅读这部小说，人们也许未曾想到，作品中的沈风，实际上在生活中确有其人原型，他就是马加青年时代的挚友、来自辽宁满族的抗日名将——白乙化[⑤]。小说里的沈风，与中国现代史上的白乙化，无论是年龄、相貌、性格、经历与才干，相像至极。马加对沈风的倾情刻画，也是他对同胞挚友和抗战英烈白乙化，终于献上的心香一瓣。 鉴于马加一生为人民为民族笔耕不缀、功绩斐然[⑥]，2000年，辽宁省政府做出特别决定，授予马加以“人民作家”荣誉称号。共和国档案中，被首都及省一级政府授予“人民艺术家”或“人民作家”至高荣誉以表彰其文学成就者，只有两个人，他们都是满族人——来自北京的老舍，与来自辽宁的马加。 “文化革命”结束后，老作家端木蕻良(1912-1996)长期承受的诬陷不实之词均被推翻，当时他已是疾病缠身，却凭着矢志不渝文学诉求与宝刀不老的艺术功力，迅速披挂上阵。1980年，他发表获得政治解脱后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曹雪芹(上卷)》，1985年，又与他的夫人、助手钟耀群合作，完成了《曹雪芹(中卷)》。端木蕻良称得起是作家里面毫不夸张的红学家，他自小熟读《红楼梦》，不但写过改编该书的剧作，还撰写过多种高水准的论文。写小说《曹雪芹》，是他几十年的夙愿。然而，一旦触摸这个题材，难度是可想而知的，不但因为所有的《红楼梦》读者都有自己心目中难以撼动的曹雪芹，更因为作品必须确切无误地涉及清代康、雍、乾三朝有形无形的各类文化现象，还要写出来为什么在那样的时代及其文化下面，才会产生出文化巨子曹雪芹与他的旷世之作。这一文学选题，达到了创作命题中最令人生畏的难度值。历史在中国文学这一过程选择了端木蕻良，端木蕻良也为此拼尽了他的生命，奉献出了晚年所能达到的最高艺术成就。然而，这项创作教人无法释怀的重大遗憾是，端木蕻良如同他的笔下主人公一样，书未尽成而心血熬干，《曹雪芹(下卷)》尚未写出，为了文学也为了小说《曹雪芹》上下求索的老作家，即长别人世。满族文学历史册页间，继雪芹与《红楼梦》、老舍与《正红旗下》之后，人们于此看到了杰作腹稿与其作者同归于尽的第三例。 小说上、中两卷，从老皇上康熙晏驾畅春园、四阿哥允禛夺嫡成功开篇，以雍正朝起初几年内，在少年曹雪芹身边及外界所发生的林林总总故事为线索，多侧面展现了宫廷、王府、宦邸、都市、农村的现实，勾勒出新、老朝代更迭引发的政局变迁与权力再分配的大势。雪芹出生的江宁曹府，享有前朝四次接驾的极端荣幸，也由此铸成了亏欠巨额国帑的事态，老皇上殡天带走了他对曹府的全部体恤庇护，而新君临朝时，曹府能干的当家人曹寅、曹颙(雪芹的祖父与生父)俱已亡故，惟余才力平平的曹頫(雪芹继父)来支应父兄留下的要职——江宁织造。雍正帝乃敏感、刚愎性格，随着立足渐稳，他不动声色地翦灭了先前的政敌允禩、允禟和功臣隆科多、年羹尧，还褫夺了夺嫡败北者允禵及其膀臂纳尔苏郡王的实权。对于荣枯与共的苏州织造李煦、杭州制造孙文成和江宁织造曹頫三家，他也选取了个个摧垮的酷政。在他看来，“曹頫是纳尔苏小舅子，和允禵一鼻孔出气是不用说了，和允禩、允禟的关系，也绝非一般……”而更进一步，“雍正思前想后，决心把这批从龙入关的世袭奴才去掉，换上自己的心腹。江南士子，经过曹寅的诗酒联欢，大都诚意归心。曹頫在士大夫眼中，虽无足轻重，他对皇家细事，却知之极详。留此后账，不如早去早了。”[⑦]就大要的历史诠释来说，作家并未赋予曹雪芹故事以完全别出心裁的杜撰，作品却在已有红学研究的基础上，对历史总体脉络给以纯文学艺术性的血肉填充与细密编织。 小说上卷前6章，4万多字的篇幅已用毕，占姐儿(后被命名“曹霑”)这一主人公形象却还没露面，不过，读者得以窥见的远至朝政更替近到曹府今昔，还包括有藏匿于京师四九城“鬼市”、花市、茶肆间的明情暗节……确实说得上丰沛淋漓。而写到占姐儿的出场，亦颇得匠心：曹府老少为寻他早就慌作一团，他却是独自一人钻进藏书楼找闲书看去了。一笔细节，便将占姐儿的性情、趣味和他在府邸里的特殊位置，交待得一清二楚。端木蕻良饶有一手描画贵宦家族日常行止的工笔技艺，多处写到曹府与纳尔苏府内主仆间的大小动作，无不令人暗自赞叹：好一似雪芹墨迹。小说中惊心动魄的情节安排也不少，例如一只康熙帝弥留时因隆科多当面矫诏而愤然摔碎的玉如意，后来成了德妃皇太后临终试图交给十四阿哥的“护身符”，其情节演绎颇为怵目;还有，写曹府太小姐李芸为救侄孙女钥儿，决计一死，她夤夜里随强人而去的悲惨事件，尤其不同凡响。那李芸因倾慕姐夫曹寅，终身未嫁，寄居在曹寅生前所住府内之扫花别院，她是府邸老少惟一长存忧患意念的人，李煦府被查抄后，她心间记挂着姐夫曹寅留下的一句沉重的谶言——“树倒猢狲散”，却又无处表诉，即使讲给侄孙占姐儿，对方也是懵懵懂懂。当强人入府抢劫钥儿大祸临头的时刻，她慨然抚琴，奏出一曲《广陵散》，直到把琴弦拨断，以此举将强人引到自己身旁，也以此举表达了对曹寅旧词的理解——“烛影衣痕香未尽，树倒猢狲语，犹闻诉。琴迸断，泪续谱。”小说于此处这样形容李芸抚琴： 这琴音，像水沫迸飞，像珠落玉盘，随之又像万松呼啸，撼天动地;忽而又似琴弦俱裂，声息皆无;可是，接着又像风卷狂涛，飞鸿展翅，寒蛩宵鸣，落叶临风……变化莫测，动人心魄。仿佛云也为之窥窗，月也要为之坠泪似的…… 《曹雪芹》的中卷，以雍正降旨拿办曹頫为结尾，赫赫炎炎已历百年的皇室包衣曹家，只有到下卷的铺叙里面，才会一步紧似一步地跌至“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的绝境，花团锦簇包围着的小爷曹霑，才会沦为穷困潦倒的写家“雪芹”，到“满径蓬蒿老不华”的北京西山脚下黄叶村里，虽“举家食粥酒常赊”却一心发愤著书，完成他“醉余奋扫如椽笔，写出胸中块垒时”的文学诉求。 本来，文坛内外尽可以巴望的是，《曹雪芹(下卷)》，在已经完成的上卷、中卷扎实铺垫、道道设伏之上，会有一番最让世人拍案击赏的精彩结穴…… 细览小说，《曹雪芹》作品业经发表的一应笔墨，已然不止是为了揭橥雪芹何以要写《红楼梦》，我们把它想象成为端木蕻良意欲描摹出一部以文学家曹雪芹为叙事核心的清季的时代艺术长卷，也当不是过份揣测。 1957年曾经罹难于“反右”斗争的满族作家们，凡忍辱熬到文学“新时期”者，均赢得了晚年艺术上的璀璨释放。 文学教授启功(1912-2005)，是一位20世纪中国不可多得的“国宝”级大学问家。四书五经、二十四史、绘画书法、文物鉴赏，以及古文字学﹑古汉语﹑古典文学﹑文献学﹑哲学﹑宗教，他无不通透。因其书法成就过于突出，才有许多人只认为他是20世纪最杰出的书法家。 启功之文学造诣，多体现于他日常随意拈来的诗词书写中。且看展示启功真性情的自嘲诗《自撰墓志铭》： 中学生，副教授。博不精，专不透。名虽扬，实不够。高不成，低不就。瘫趋左，派曾右。面微圆，皮欠厚。妻已亡，并无后。丧犹新，病照旧。六十六，非不寿。八宝山，渐相凑。计平生，谥曰陋。身与名，一齐臭。[⑧] 多少人读过此诗感触万千。试想，汉族出身的国学大师级人物，是没有人肯如此这般描摹自身的。满人的幽默性情，在海内外学界为之肃然起敬的启功身上，有时流露得叫人吃惊，但这点儿性情是可爱的，而不是肤浅的。读罢这首诗，谁又不为轻松字面底下那一重、两重、三重的人生况味而驻足沉吟。正是，“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呀。 启功本人，以及他身后的那个民族，是经历过命运浮沉跌宕的。自然，经历过类似浮沉跌宕的个体与群体，并不是都能参透红尘、得其三昧，走向人生大智慧境界。启功做到了这一点。他拥有博大的文化视野，拥有比视野还博大的心灵空间。《贺新郎•咏史》如下：“古史从头看。几千年，兴亡成败，眼花缭乱。多少王侯多少贼，早已全都完蛋。尽成了，灰尘一片。大本糊涂流水账，电子机，难得从头算。竞自有，若干卷。 书中人物千千万。细分来，寿终天命，少于一半。试问其余哪里去?脖子被人切断。还使劲，龂龂争辩。檐下飞蚊生自灭，不曾知，何故团团转。谁参透，这公案。”[⑨]启功晚年，断不会为身外小事上心，书画市场上每见署他名字的作品，朋友们问其真伪，他总是乐呵呵地说：他写得比我好。他不愿大家称他为“爱新觉罗启功”，却颇具满人的民族感情，时常面对学生或媒体，直言“我是胡人”。下面两首作品，写出了自己民族归属心理，和对于本民族历史的幽思与醒见： 闼门[⑩]如镜沐晨光，更见朱申世望长，我愧中阳旧鸡犬，身来故邑似他乡。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在长春吉林大学观哲里木盟出土西周铜器二首》之一[11] 长白雪长白，皓洁迎新年。神板白“挂钱”，门户白春联。地移习亦变，喜色朱红鲜。筋力自此缓，万事俱唐捐。 ——《古诗四十首》之六[12] 启功古典文学习养极深，可是他的诗词最抢眼的特点，即秉承满人文学传统，白话书写，格调晓畅，幽默调侃，不乏自嘲。在《启功絮语•自序》当中，有这样的表述值得玩味：“数年前承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刊行拙作诗词为《启功韵语》一册，贻笑大方，十分自愧。分呈友好，随时请教。得到的回音，颇为多样。一般都在照例夸奖之中，微露有油腔滑调之憾;也有着实鼓励以为有所创新的;更有方家关心惜其误入歧途的;还有不客气的朋友爽直告诫不须放屁的;俱不啻顶门金针，使我心感不绝!”“然这册中的风格较前册每下愈况，像《赌赢歌》等，实与‘数来宝’同调，比起从前用俚语入诗词，其俗更加数倍，如续前题，真是自首其怙恶不悛……”[13]且让我们来欣赏这首“与‘数来宝’同调”的《赌赢歌》[14]罢： 老妻昔日与我戏言身后况，自称她死一定有人为我找对象。我笑老朽如斯哪会有人傻且疯?妻言你若不信可以赌下输赢账。我说将来万一你输赌债怎生还?她说自信必赢且不须尝人世金钱尘土样。何期辩论未了她先行，似乎一手压在永难揭开的宝盒上。从兹疏亲近友纷纷来，介绍天仙地鬼齐家治国举世无双女巧匠。何词可答热情洋溢良媒言?但说感情物质金钱生理一无基础只剩须眉男子相。媒疑何能基础半毫无?答以有基无础栋折梁摧楼阁千层夷为平地空而旷。劝言且理庖厨职同佣保相扶相伴又何妨?再答伴字人旁如果成丝只堪绊脚不堪扶头我公是否能保障?更有好事风闻吾家斗室似添人，排闼直冲但见双床已成单榻无帷帐。天长日久热气渐冷声渐稀，十有余年耳根清静终无恙。昨朝小疾诊疗忽然见问题，血管堵塞行将影响全心脏。立呼担架速交医院抢救细检查，八人共抬前无响尺上无罩片过路穿街晾盘儿杠。诊疗多方臂上悬瓶鼻中塞管胸前牵线日夜监测心电图，其苦不在侧灌流餐而在仰排便溺遗臭虽然不盈万年亦足满一炕。忽然眉开眼笑竟使医护人员尽吃惊，以为鬼门关前阎罗特赦将我放。宋人云“时人不识余心乐”，却非傍柳随花偷学少年情跌宕。床边诸人疑团莫释误谓神经错乱问因由，郑重宣称前赌今赢足使老妻亲笔勾销当年自诩铁固山坚的军令状。 说此诗“与‘数来宝’同调”，毋宁认为它更为接近当年满人喜欢的“子弟书”样式，作者特别钟爱“子弟书”，是许多人都晓得的事情。身为当代顶级学者之一，启功将发妻逝去决意不再续室的一己“隐私”，用这种方式亦庄亦谐和盘托出，其趣似顽童，意比倔翁，藏深情于家常俚词，貌洒脱而心地凝重，示执著于世人，表衷肠于闲笔……噫，同伊者何人? 黄裳(1919-)“新时期”以来的笔耕收成，是足以叫文苑内外望而兴叹的。1981年之后，他陆续发表的散文集、杂文集、书话集凡数十种，其中包括：《八方集》、《榆下说书》、《花步集》、《金陵五记》、《山川•历史•人物》、《黄裳论剧杂文》、《过去的足迹》、《晚春的行旅》、《银鱼集》、《珠还记幸》、《翠墨集》、《河里子集》、《负暄录》、《惊弦集》、《笔祸史谈丛》、《彩色的花雨》、《清代版刻一隅》、《榆下杂说》、《一市秋茶》、《旧戏新谈》、《春夜随笔》、《音尘集》、《黄裳书话》、《黄裳散文选集》、《妆台杂记》、《书之归去来》、《书林一枝》、《黄裳散文》、《秦淮拾梦记》、《掌上的烟云》、《来燕榭书跋》、《书的故事》、《黄裳说南京》、《来燕榭读书记》、《春回札记》、《黄裳自述》、《清刻本》、《来燕榭书札》、《白门秋柳》、《黄裳序跋》、《梦雨斋读书记》、《海上乱弹》、《来燕榭集外文抄》、《插图的故事》、《拾落红集》、《黄裳自述》、《皓首学术随笔：黄裳卷》、《嗲馀集》、《黄裳自选集》等等，此外还出版了六卷本《黄裳文集》。而“高产”，却不是黄裳最醒目的文学招示，渊博、儒雅、丰沛、大气……更为他赢得了20世纪以来中国散文巨擘的声誉。目今，国内文坛出现以“文化大散文”相标榜的涌流，其实凡散文无不需要涉及文化，若确有“文化大散文”流派风尚存在的话，那么，将黄裳平生之书写认作其渊薮，量无错谬。 黄裳的作品，可分为两大类。书话、书评、剧评、题跋类，专业性与学术性较强，读者群亦多在有相当学养之上流。黄裳又是当代知名的版本学家与藏书家，有方家说过，“黄裳即使不治别的学问，不发别的议论，他也完全可以版本学立身。”[15]而另一类囊括历史、人物、山川、掌故的自由挥洒，则为有一定文化感触的、喜欢散文的大众读者所热读甚至痴迷。黄裳年轻时当过记者，他把视野广阔、脚力劲健、睹物敏感、笔头麻利的习性，径直保持到老年。他对中国文化及其变迁有着深刻且独到的把握，谈史、阅人、读景，论事，皆有不落窠臼之目力。黄裳晚年的记游散文炉火纯青，典雅而不赖藻饰，理性又饱蘸浪漫，驱笔从容，运墨温润，读来乃人生享受，实如论者所云——有“看那风流款款而行”[16]之感。其《山川•历史•人物》书内的许多篇什，若所谓“文化大散文”能够列出排行榜的话，均会列为前茅。 胡昭(1933-2004)，在20世纪后期至21世纪初，是公认的满族新诗创作执牛耳者。这位性格温善、卓具才情的诗人，1957年以后的20年间，竟然颠沛流离家破人亡[17]，待文学“新时期”来临，已是疾病缠身。但是，连续出版的长诗《杨靖宇》和诗集《山的恋歌》、《从早霞到晚霞》、《瀑布与虹》、《人生之旅》、《冰雪小札》等，却总是让他的读者惊喜之余平添敬畏。 一棵老树默默地倒下了/默默地默默地倒在路边/一蓬蓬枝叶不知究竟/仍然肆意地伸向云天∥不跟谁枝叶拍打，不跟谁根须牵扯/不歌唱不舞蹈也不炫耀青春年华/当自知重病缠身/它只默默隐忍，不呼救也不呻唤……∥终于在昨夜那狂暴的风雨中/它闷声地倒下了，不肯惊动邻居和伙伴/生不要赞美，死不要哀哭/也不要亲人悲怆的召唤∥它默默生于大地/默默返回大地/默默地倾其所有把毕生奉献/请尊重它的心态，它的意愿/请尊重请保持它的谦卑，它的尊严 这首《老树》[18]，看似沉重忧郁，实则刚毅坚韧，不仅仅是对于自然界一棵老去生命的摹写与扶挽，更抒发了作者纯正无暇、无怨无悔的生命观。熟悉胡昭的友人都知道，他这个人，从来都是心口一致地宽厚谦和，骨子里，则葆有他一刻也不懈怠的尊严。 诗人在《长白山森林》里高声放歌：“哦，长白山森林!/你经历过多少迅雷骤雨，/多少次满山呼啸的大雪狂风……/作为神圣的集体，扎根于祖国大地，/你雄伟而坚定。/哦，还有老辈传说的火山爆发——/漫山是流动的火，张狂的火，喧嚣的火，/吞噬着一切的生命。/又经过漫长的沉寂的岁月，泥土里、石缝中/那折断的根须、那隐藏的种子/又萌芽绽叶了。/大森林重新站起，更加郁郁葱葱!/我不知自己是新的一代，还是劫后余生，/只知道从有记忆就同你们在一起，/呼吸你们的气息，汲取你们的水份;/同你们一起成长并歌吟——歌吟我们的团结，歌吟我们的战斗，/我们胜利的欢欣……”这正是胡昭，他的歌喉属于永不失音的人民，永不低头的强者，以及崇山广野上永不言弃的生存活力。 胡昭身为满族诗人，也深情关注着本民族文化的运程。他有多首写给同胞们的诗。《乌拉的女儿——给一位满族歌手》写道：“你的歌声悠扬、明亮柔韧/当它在船头飞起/不会在浪中撞碎/不会在网上刮破/你的歌声结实、粗壮/当他在马背上飞起/不会被雨淋湿，不会被风卷走∥你的歌声又长又绵密/像罗网像缰绳/拴住那远行汉子的心/一刻也不会放松∥你的歌声是亮的是热的/像灯光像炉火/那远行人千里万里都看得见/顶风冒雪也会寻来”。诗人为松花江上的满族歌声而感动，更为这个民族精神文化的光大而祝福。 丁耶(1922-2001)在1980年，终于完成了从1957年即开始创作的叙事长诗《鸭绿江上的木帮》，作品以大开大阖的笔触，绘写出20世纪三四十年代，长白山下、鸭绿江上伐木放排劳作者的苦难与斗争。长诗前后修改18次，诗人还是坦率承认它“没有超过《外祖父的天下》”[19]。 丁耶在度过他的生平“劫波”之后，有了精神上的顿悟和文体上的转型。他潜心检讨了大半生经受的风风雨雨，从中找寻到太多的杂陈况味，将其撰写成杂文随笔，为世间留下了一笔特殊的精神财富。 鸣放，流放，下放，解放;我是个“四放”干部。在“改正”以后，新上来的领导班子很关心我，要设法给我评一个“高级职称”，好享受“高干”待遇。一位管人事的同志问我有什么“突出贡献”。这可难住了我。写了半辈子诗，严格说来，能有几句算“诗”呢?!可她一定要我讲几条，好往上呈报。我憋了半天只想起一条“突出”的：“1957年帮党整风，在省委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我提出尊重知识，尊重教师。我的意见如果被采纳了，那可真是个‘突出贡献’!”她听完笑了：“您真会开玩笑。您不是几次得过文学创作奖吗?”我严肃地向她解释：“您说的和我讲的并不矛盾;我得奖的那些作品就是当年在‘鸣放会’上发言的内容，只不过通过文学形式把它生活化了、形象化了……”[20] 宋有黄庭坚歌云：“……东坡之酒，赤壁之笛，嬉笑怒骂，皆成文章。”[21]丁耶晚年的杂文随笔，亦可谓熔嬉笑怒骂于一炉，三分怒骂如同匕首，刺向往日“拉大旗作虎皮”的权奸顽恶，七成嬉笑，则回赠给我们这些秉持着迷蒙心态讨生活的国民同胞。他的文章，篇篇都有“笑”的魂灵在舞蹈跳跃，既长于笑世间可笑之人，也敢于笑今昔难容之事。 满族的老诗人、老作家，均未辜负“新时期”文坛上重现的春光。 金寄水(1915-1987)，是一位旧京文坛上知名度较高的作家，系清初摄政王多尔衮13代孙。少年时家计日蹇迁离王府;北平沦陷后已家徒四壁，却凛然选择不为日寇挟持的社会做事[22]，更严辞拒绝伪“满洲国”向他发出的“袭爵”召唤。光复之后，他供职报业，发表连载小说《惆怅西风》、《梦里朱门》及系列小品文《秋斋碎墨》。共和国初期，虽被老舍安排在北京文联工作，却较少发表作品。时至1980年代，才将完成多年的长篇小说《司棋》(《红楼梦》外编之一)诉诸出版，文采功力获行家读者交口赞誉。1987年，他在友人赞襄下又写作发表了长篇纪实作品《王府生活实录》，为世间留下大批珍贵的文史资料。老作家病弱异常，却在生命的最后岁月精心构思着一部满族题材的家族体长篇小说《衰草王孙》，惜尚未动笔，即已往生西去。 女作家邢院生(1927- )，母系为清末满洲名臣端方一族。当其成长之际，父亲因投身革命“出走”，家人只能靠曾为京戏名票的母亲“下海”演艺度日。邢院生毕生职业是医生，却不惧命运跌宕(1968年曾被打成“反革命分子”遭受4年之久的非法监禁)，爱好写作，1982年后，陆续发表了“动荡三部曲”长篇小说——《叛女》、《女伶》和《伶仃》。作品以清末两江总督家庭出身的贵族姑娘润格及其女儿江风凄楚、曲折且带有戏剧性的生存遭遇为主线，展现了中国现代社会光明与黑暗两种命运的对立与斗争。小说充盈着历史异变、风情民俗、旗人生活、梨园场面的交替呈现。 辽西乡土作家李惠文(1931-1996)，也把握住文学“新时期”的创作时机，写出了长篇小说多部，以及小说集《悲欢离合》和《盛世姻缘》等。长篇小说《乱世夫妻》和《莫测姻缘》，描写了1975年之后接近10年期间，一个叫雁落庄的北地农村的风云变幻，凸显了“文革”内乱给农村带来的灾难，反映了民心思念改革、拥戴改革的历史潮流，是“文革”遭到清算不久，中国文坛上出现的大部头优秀作品。而李作一如既往的体现着辽西满族农村百姓格调的明快、诙谐、蘸足了乡土气味儿的叙述语言跟人物语言，依然是每每令人们称奇叫绝。 军旅作家寒风(1918-2003)、马云鹏(1931-2008)也是一样。从20世纪70年代末算起，前者发表了革命战争题材长篇小说《淮海大战》、《上党之战》、《战将陈庚》、《中原夺鹿》、《邯郸战役》，后者则出版了《雁塞游击队》、《最后一个冬天》、《只有我还活着》、《夜奔长白山》、《决胜千里》等作品，均被列入当时军事文学创作的佳制之列。 [①] 在国内某些情况下，将自身标示为少数民族成分，委实在一定的情境下会得到一点儿“政策性”照顾，然此情况却不曾在满族作家们那里出现，满族由于作家多作品也多，他们不论是在个人身份认定还是作品价值认定上，都没有因而增加任何利益空间。笔者所知，满族作家们常在一些“评比”活动中戏言：“请用汉族作家的标准严格要求我们。” [②] 孙燕(首都师大附中学生)：《闪光的征程——读〈盐丁儿〉有感》，刘庆俄编《大海的女儿——颜一烟的生平和创作》，第146-147页，中国和平出版社1994年版。 [③] 清代官爵名。后金天聪八年定八旗爵名，改原称的备御为牛录章京。清顺治四年改称拜他喇布勒哈番。乾隆元年定拜他喇布勒哈番的汉文为骑都尉。另外，天聪八年又改各旗基层单位之长的牛录额真为牛录章京，作为官名。而小说《血映关山》中的杜承恩已是屯长身份，只是在满族聚居地，人们还习惯地称他“牛录章京”。 [④] 马加：《血映关山——神州烽火录》，第162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90年版。 [⑤] 白乙化(1911——1941)，字野鹤，辽宁辽阳满族，自幼丧母，由亲友资助，13岁入中学读书，因带头抵制日货被开除。1929年考入中国大学，半工半读维持学业。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回辽阳，以小学教员身份为掩护，秘密从事革命活动。他有赋诗、绘画等多种专长。游历时写过《浪淘沙•登福明山》一首：“流水一天秋，明福山头，荒丘古刹吊公侯。碧血苍苔遗旧恨，战马啾啾。零落眼中收，壮志难酬，抛杯按剑看骷髅。扑面风尘山河幻，旧恨新仇。”白乙化曾与抗日志士突袭辽阳警察局，夺走枪支，举起“抗日救国军”旗帜，又在辽阳山区、沟帮子火车站和凌源镇等地，一再痛击日寇，其绰号“平东洋”威震辽南、辽西。1933年，白乙化返回中国大学学习，继续救亡活动。1935年毕业留校，站在“一二·九”爱国反帝斗争最前列。次年初，白乙化等创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任总队长，带领民先队员们开展军事夏令营活动。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白乙化以抗日民先总队为依托，被爱国将领马占山委任为东北挺进军别动队队长。1938年春，白乙化等率队渡过黄河奔赴抗日前线。当年秋，白乙化以总队近千人协同359旅，取得毁敌各种汽车40余辆的胜利。1939年春，白乙化部编入平西根据地冀热察军区，后编入华北人民抗日联军，任副司令员。取得青白口毙伤日伪70余人的胜利。6月，白乙化再次率部，在娄儿岭与日寇竹野太郎统领的大岛大队鏖战两昼夜，大岛大队300余人大部被歼，击毙中队长奥村，迫使竹野太郎等剖腹自杀，书写了平西战史上一举歼敌一个中队的辉煌战绩。白乙化又一美称“小白龙”，令敌闻风丧胆。同年底，组成八部军晋察冀军区步兵第十团，白乙化任团长。1940年4月，白乙化率十团开辟平西根据地。5月20日，亲率一营和团直机关挥师北上，突破封锁线，在沙塘沟击溃伪军300余人。6月1日，十团南下怀柔，东取密云，北战古北口，西进延庆，立足于以云蒙山为中心的广大地区。1941年2月4日，他接到赴军分区任副司令员的命令，偏逢日军又来进犯。白乙化在降蓬山上指挥战斗，不幸中弹牺牲，时年30岁。抗日军民闻听噩耗悲痛欲绝，在密云石城召开6000余人声势浩大的追悼会。抗日民主政府还一度将密云县西部改为“乙化县”。1944年5月，在丰滦密联合县主持下，在白乙化牺牲地立下纪念碑，上面镌刻“民族英雄”碑铭。20世纪80 年代，在波光粼粼的密云水库伟岸的山石上，竖立起白乙化烈士的塑像，并建立了白乙化纪念馆。每年清明节，群众络绎不绝地来到此地，向民族先烈肃穆致哀。 [⑥] 《辽宁省人民政府关于授予马加同志人民作家荣誉称号的决定》(2000年2月14日)中间提到：“‘文革’以后，他又写了《北国风云录》、《雪映关山》两部姊妹篇长篇小说，获得了中国首届满族文学奖、东北文学奖和辽宁省政府优秀作品一等奖。” [⑦] 端木蕻良、钟耀群：《曹雪芹(中卷)》，第1000页，北京出版社1985年版。 [⑧] 启功：《启功丛稿》第81至82页，中华书局1999年版。 [⑨] 启功：《启功丛稿》第49至50页，中华书局1999年版。 [⑩] 原注：“长白山天池，满语曰‘闼门’”。 [11] 启功：《启功丛稿》第88页，中华书局1999年版。 [12] 启功：《启功丛稿》第242页，中华书局1999年版。 [13] 启功：《启功丛稿》第165页、第166页，中华书局1999年版。 [14] 启功：《启功丛稿》第191至192页，中华书局1999年版。 [15] 何满子：《〈黄裳文集〉鼓吹》，《出版广角》，1998年第6期。 [16] 见李辉《看那风流款款而行——黄裳印象》，http://www.people.com.cn/GB/14738/25813/1712267.html。 [17] 1957年胡昭被无端打成“右派”，到“文革”期间冤情申雪更遥遥无期，他的妻子——满族诗人陶怡，在多重打击下，亦被迫含冤自尽。 [18] 胡昭：《老树》，《作家》2005年第2期，第33页。 [19] 丁耶：《丁耶诗文集》，第390页，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20] 丁耶：《鸣放•流放•下放•解放》之《“突出贡献”》篇，《丁耶诗文集》，第265页，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21] 黄庭坚：《东坡先生真赞》。 [22] 当时他写过一首诗：“不把深杯便索然，况逢灯节雪连天。衣裳典尽箱何用，抬向长街换酒钱!”(刘肇麟：《金寄水》，关纪新编《满族现代文学家艺术家传略》，第188页，辽宁民族出版社1987年版)可见出其生存况遇。 本文原载 《满族研究》2011年第0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