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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着重从文学消费维度和视角来研究20世纪中国长篇小说，可以敞开20世纪处于生产与消费关系中的“文学事实”，凸显经济体制、传媒出版、大众读者、图书市场和文学的关系。 20世纪中国文学史是一部文学走向现代化的历史。从文学社会学的视野来看，文学的现代化实际上有两个维度：一个是物质的、市场的、商业的；另一个是精神的、启蒙的、审美的。前者是在特定历史发展阶段（资本主义市场文化阶段）形成的文学生产与消费关系中的事实。 消费是研究文学的重要维度 “文学事实”是法国著名文学社会学家罗贝尔·埃斯卡皮提出的重要范畴。他认为：“当历史上开始出现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过程时，生产的经济中枢就从作家移到印刷者，然后移到书商，最后稳定在出版商上。”所以，文学社会学言说现代化语境中的文学，不仅是指涉具有抽象美学意义的文学自身，而且要面对处于特定社会经济体制中的生产与消费关系，作为某种社会活动、过程和结果的文学事实。埃斯卡皮认为，文学社会学应当“将作家作为某种职业的人来研究，将文学作品当作交流方式来研究，将读者当作文学商品的消费者来研究”。这样，主要由作家、作品与读者构成的，原先只属于文艺美学接受范畴的文学创作与欣赏的关系，便成为现实社会经济体制结构中的文学生产与消费关系，作家成为生产者，作品成为产品与消费品，读者成为消费者。这一文学社会学视野中的文学事实，揭示了文学消费与文学的密切关系。这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演进中文学转型的突出标志，也是中国文学现代化的一个突出标志。 着重从文学消费维度和视角来研究20世纪中国长篇小说，当然不能代替对其审美价值、思想价值的研究。但这一维度的研究，可以敞开20世纪处于生产与消费关系中的“文学事实”，凸显经济体制、传媒出版、大众读者、图书市场和文学的关系，特别是它们对文学生存和发展的制约与影响，从而使对20世纪长篇小说诸多特征、现象、潮流及其演变的研究阐释有了更开阔的视野、更坚实的基础、更科学客观的依据。由此有望建立20世纪中国长篇小说新的评价标准体系，包括对文学经典的重构，即在确立文学作品的价值时，将社会影响和读者的消费状况作为评判的一个重要维度，从文本的思想价值、审美价值和消费价值的统一中去把握作品。 文学消费是一只“无形的手” 从文学消费的视角来看，清末民初的长篇小说，无论是其兴起的语境、原因还是其本身的特征，都打上了“文学现代化”的鲜明印记。清末民初长篇小说的兴起，既是对中国古代（主要是明清时期）通俗小说传统的继承，更是现代商品经济条件下的市场文化和文学消费催化、激发的结果，这个过程与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的现代化几乎是同步的。文学消费的核心是读者，我们今天从三种价值的统一维度去重新评价清末民初一批优秀的长篇小说时，对其在文化图书市场上的读者消费状况更应给予特别关注。 被视为“纯文学”的新文学同样无法脱离20世纪30年代日渐成熟的市场的、商业的语境，文学消费这只“无形的手”同样制约或影响着以启蒙/审美为标志的新文学作家的创作。新文学作家的职业化，现代传媒、出版的发展以及读者的消费诉求都对长篇小说创作产生了制约和影响。“1928年杂志和报纸与大众的结合带来了政治化和商业化这种文学生产的新的变化。文学似乎不可避免地与‘五四’文学断裂，转变为大规模的商品生产。”典型的个案既有老舍、沈从文这样的启蒙、自由作家的创作，也有蒋光慈这样的左翼作家的创作。其中，左翼文学的存在与发展同样受图书市场和文学消费的制约，体现为一种出版、消费现象。 “十七年文学”也成为读者的文学需求，文学消费仍是隐形的“文学事实”，这集中体现在一批后来被命名为“红色经典”的长篇小说上。在当时的计划经济背景下，长篇小说作者仍不得不考虑读者的消费需求。《林海雪原》 等长篇小说在当时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拥有众多的读者，一版再版，成为那个时代的“畅销书”，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作家们自觉或不自觉地以大众读者的小说阅读趣味来指导、调节自己的创作。 文学消费机制真正对文学的存在和发展产生制约和影响，是在市场经济初步建立、文化市场格局逐步形成的20世纪90年代，这同样集中、鲜明地体现在长篇小说的创作上。职业作家的大量产生，导致了长篇小说数量上的猛增。长篇小说创作的市场化，使作家创作与文学消费的关系更加紧密。20世纪90年代的“长篇热”不仅是一种文学现象，更是一种受文学消费制约的文学出版现象。最能说明这一“文学事实”的就是长篇小说出版中对“畅销书”机制的引入。其积极意义在于使作家与市场、为自我写作和为社会写作、雅与俗之间维持了一种平衡，找到了长篇小说新的生长点，使作家职业化进一步成为可能。其弊端是产生了一些粗制滥造的作品，严重消解了文学的思想文化和审美价值。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