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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北方少数民族神话中的动物图腾现象非常突出。地域环境与生产条件的影响，使各民族的动物图腾往往具有多元的性质，并表现出明显的神力母题、生育母题和其它功能母题。各民族先民的交往与融合又导致了动物图腾的演变，反映出中华神话一体多元的实质。 【关 键 词】民族 神话 图腾 神话作为人类早期的文化成果，是历史的范畴，也是民间文学的范畴，具有地域性和民族性。我国以往神话研究多以汉族神话为主体，往往忽视少数民族神话资料在实际中的应用，因此而导致结论的欠缺或偏颇。本文选取北方少数民族神话的动物图腾内容为切入点，进行整体性分析比较，对其动物图腾的某些通性作以探析。 一、动物图腾的多元性 关于图腾的内涵与外延，虽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有两点却基本达成共识，一是图腾（包括动物图腾、植物图腾及无生命体图腾）因素是神话中最早涉及的内容；二是图腾与氏族、部落或民族往往带有血缘关系。从现存的北方少数民族神话资料看，在长期发展中又形成了北方民族文化圈诸多共同点或相似之处，特别是同源民族或者相近区域的共性更为明显。如西北、北部地区的民族以鹰、狼为图腾者居多，东北地区的民族则以熊、虎、鹿为最，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征。同时，每个民族的动物图腾都是丰富的、多元的，一个民族在民间流传的神话中出现多种动物图腾是相当普遍的现象，如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蒙古族、满族、朝鲜族等可称得上图腾的动物都多达十几个，而不同语族的民族在动物图腾方面往往有明显的区别。 地域环境和生产条件对图腾选择具有直接影响。图腾意识的形成经历了一个由个体到集体，由特殊到一般的认识过程，图腾在神话中出现，则是人们的认识过程达到了相当程度的产物。原始社会时期，人们对周围世界的选择非常有限，生产力条件越低下，人们对周围世界的依赖性就越强，由于他们尚不能把自身和自然界非常清楚地划分开来，所以常以类比的方法将自身与某些动物相联系，特别是看到那些有某种特长的动物，就会心往神驰，很自然地幻想出彼此间的同一性。人类在选择动物作图腾时，除了遵循敬畏的原则之外，还有其它几种情形：一是自己所依赖的动物，二是自己所熟知的动物，三是偶然选择的动物，等等。 动物图腾多元性又是人类历史的真实映照。在那个产生神话的远古时代，人与自然非常密切地融合在一起，天做被，地为床，野果猎物充肚肠，人的一切均取自于大自然，人的本身也融为周围世界的一部分，人的命运与自然的变化休戚相关。但周围世界却充满机遇与偶然，有树上自然熟透的野果，也有生性凶猛的野兽，生存是头等事情。这种情况下，人们当然不可能有闲情逸致专注于神话的创作，而是用一种非常现实的功利性态度表白心声。神话中所描写的有关动物图腾的“故事”自然成为人类历史的真实映照。人的客观需要促成了图腾神话的产生。由于人们的活动范围不断变化，人口的流动、迁徙相当频繁，各群体之间常常会互相混杂，难以分辨，常用的办法就是靠图腾识别不同的群体，并防止本群体外流，甚至通过图腾加强群体的团结，使群体的成员形成一种内聚力，使族群得以稳定和发展。这样，多个群体就形成了多元的图腾。 动物图腾的多元又反映了民族历史的动态发展。如满——通古斯语诸民族的发展变化就相当复杂。以其中一支东胡系统为例，一种较为流行的说法认为，东胡系统经历了鲜卑—契丹—室韦阶段，室韦又分化成北室韦、南室韦、钵室韦、兀室韦四部，其后，北室韦经通古斯、雅库特而形成鄂温克族，南室韦经过失必时期而演化为锡伯族，钵室韦经索伦、俄伦春时期最后定型为鄂伦春族，兀室韦则发展为蒙古族。但上面这种表述只是目前学术界一种较为流行的看法，各民族的实际发展情况远非如此简单，如《唐书》中虽有“蒙兀室韦”、“室韦蒙瓦”的名称，研究者考证他们只是居住在斡难河畔的蒙古部族，而非严格意义上的蒙古族的全部。在这里使用上面例证的目的，是说明族的变化与图腾形象的增多有直接关系，反映在神话的图腾方面必然具有多采纷呈的特点。 二、动物图腾蕴涵的母题 动物图腾作为一种意象、一种信念和一种象征，其相似的母题之中蕴涵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总体上看，无论是神力母题、生育母题还是其它功能性母题，在北方少数民族神话的动物图腾方面都有明显的相通性。 首先，动物图腾常表现出神力母题。神话时代的人们一般认为自己所崇拜的动物有某种神力，因而可以作为本氏族或部落的保护神。 “鹰”、“狼”、“熊”、“虎”等图腾在北方少数民族中很有代表性。以“鹰”为例，因为它叱咤风云，英武盖世，目锐若神，翔也高远。俯冲之时，兔、狐、鹿、蛇难逃利爪；飞旋之中，翅尖刚劲可折锐木，且极强的飞翔能力与俯冲捕食之迅猛为其他飞禽所不及，其许多过人之处足令先民们敬畏不已，而威武、勇猛、不畏严寒的品格又与北方民族的气质相一致，故这中品性自然会以图腾的形式成为族的标识与象征。尽管随着狩猎生产的发展，人类驾驭自然能力的提高，鹰被捕捉、驯化，成为狩猎生产的重要工具，但对其“神力”的崇拜仍藕断丝连。“狼”图腾也是如此。狼作为草原民族的兽祖、宗师、战神，以其智慧、坚韧和顽强而著称，神出鬼没，斗智斗勇，正由于狼的这种不可抗拒的魅力和强悍，才使之成为西北和蒙古草原无数游牧民族的图腾，并进一步积淀为中华游牧精神的精髓，也深刻地影响了北方民族的性格。正如列维·布留尔指出的：“这些表象的情感力量很难想象有多么大。它们的客体不是简单地以映象或心象的形式为意识所感知。恐惧、希望、宗教的恐怖、与共同的本质汇为一体的热烈盼望和迫切要求、对保护神的狂热呼吁，——这一切构成了这些表象的灵魂”。【1】（P27）由于对图腾物神力的不断强化，使那些具体的动物被不断地概念化、抽象化，原来用来作为图腾的动物，也由现实的存在物转化为超现实的观念形态，逐渐成为整个部落充满神圣意义的 “保护神”。弗雷泽对此也有类似的看法：“图腾是野蛮人出于迷信而加以崇拜的物质客体。他们深信在图腾与氏族的所有成员中存在着一种直接和完全特殊的关系。……个体与图腾之间的联系是互惠的，图腾保护人们，人们则以各种方式表示他们对图腾的敬意。”【2】（P77）这也道出图腾的文化内涵。 其次，动物图腾蕴涵的生育母题。人与动物产生血缘关系的形式很多，既有人与动物的结合，也有卵生神话及梦感而孕等。其中，人兽婚是远古神话中极为常见的内容，明显地反映出人类在血缘上对动物的认同。这类神话在北方少数民族中保存的相当丰富和完好，表现出人对自身发展的早期探索和理解。由于人类早期的婚姻意识非常淡薄，如有些研究者分析古代社会现状时指出的：“尧舜时期，我国先民虽然已经实现了一夫一妻制度，但婚外（包括婚前）性自由，在特定的时候和场合仍然存在。当时的人们虽然知道胎儿的孕育是男女交合的结果，但又认为只有得到神灵的保佑和赐福，妇女才会受孕。”【3】（P164）大多北方地区产生图腾神话的背景与之相似，人们极有可能不知“人”是男女交合的结果，而认为是动物的神灵与人结合的产物，一旦氏族或部落确立了自己的动物图腾，就有可能在其后的发展中产生与该图腾联姻的神话，进而积淀为生育母题。如鄂伦春族广泛传讲的《熊的传说》记载，很久以前，某猎人打猎时，被一只母熊抓入洞中，熊不但没有伤害猎人，还为之疗伤喂食，人和熊一起生活，生下一个半人半熊模样的小崽儿，后来猎人逃跑，母熊追赶未果之时，抓起小崽儿一撕两半，一半扔向猎人，一半留给自己，随母熊的那半小崽儿成了熊，随猎人的那半就成了鄂伦春人的祖先。【4】（P3-5）这类母题在鄂温克族神话中也极为类似，也是说猎人打猎时被母熊所获，被逼成婚，后来与母熊繁衍了鄂温克族人。【5】（P43）此类故事看起来有点扑朔迷离，好象人与熊的结合完全是熊的单向意愿，强迫猎人与之成婚，但不难推知，这类情节是随着人类对周围世界认识程度的提高而自我意识加强的结果，人们开始有意回避原生神话中关于人与动物血缘关系的表述，从而使人的“尊严”得到粉饰。但这类神话并没有否认“熊”作为图腾的本质，虽然表面上人与熊分别生活在两个世界里，并且后来又与熊主动分开，但所强调的血缘关系却欲盖弥彰。这种情况在朝鲜族神话也有反映，如《三国遗事》卷一记载的檀君神话中说，有一只熊和一只虎同居一穴，皆向天帝的儿子桓雄祈求变为人类，后来，熊凭着耐力化作女身，并主动与桓雄成婚，婚配后生檀君王俭，王俭建朝鲜国。【6】（P358-359）这则神话与上述鄂伦春、鄂温克族神话相比，可以说，有异工同曲之妙。 人兽婚的生育母题还往往与该民族的主要图腾有关。如古代突厥语诸民族中狼图腾颇盛，在汉文典籍中常有记载，如《史记·大宛传》载：“乌孙王昆莫，因狼往乳之，而得生。”《北史》卷九十九关于突厥阿史那氏的族源故事说，阿史那氏的先人是“有牝狼以肉饵之。及长，与狼交合，遂有孕焉”。又《周书》卷十五《突厥传》也记载：“突厥之先，其一是狼所生也。”此类神话传说在大多数西北部、北部少数民族都有。这种情况在汉族的神话中却遭到改造，神话历史化倾向非常突出，倒是那些关于帝王出生的记载，如《史记》中的“本纪”部分，把帝王之母与灵兽的交合写得若隐若现，反而保存了关于人兽婚图腾的文本，又如大禹化熊开山的情节，舜服鸟工龙裳以救井廪之难等等，都印证了汉族远古时期一定存在人兽婚的神话阶段，这与北方少数民族的人兽婚神话同出一辙。人兽婚神话表面上是原始人类对所崇拜动物的依附，而实际上既有对婚育现象不完全了解的客观原因，也有对现实生活中图腾意识的特殊强化，使图腾崇拜逐渐积淀为民族性的潜意识，这对形成一个民族的某种文化原型具有非常大的促进作用。 第三，动物图腾的功能母题。“鸟”的特殊功能在北方少数民族神话中很有代表性。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北方少数民族大多信奉过萨满教，特别是鸟的神话在萨满教中流传广泛，常把禽鸟作为人类始母神萨满的养育者，如东海女真后裔满族扈伦七姓萨满神谕记载，洪水时代，神鹰代敏格格救起了大地上仅剩的一个女儿，将其养大，这女儿后来成了世上第一个萨满和人类的始母神；满族创世神话《天宫大战》也传讲，神鹰受天神之命，用昆哲勒神鸟衔来的太阳河中的生命与智慧的神羹哺喂萨满，用地母卧勒多赫赫的神光启迪萨满，使她成为世上第一个通晓神界、鸟界、灵界、魂界的智者，神鹰也当然成为人类的恩人。“鸟”对人类的恩惠，还可以作为创世神的助手出现，如在蒙古族神话天母阿布卡赫赫与恶魔耶鲁里争夺宇宙统治权的斗争中，神鸟多次帮助宇宙大神转危为安。特别是在阿布卡赫赫取得宇宙统治权的过程中，灵喜、水鸟、彩雀、鹰隼等都是其左膀右臂，发挥了重要作用，立下不朽功绩。在黑龙江流域诸民族中传流着洪荒时代白水鸟、野鸭、野雁、天鹅等搬砂运石、填滩造地的故事，在那乃人的故事中鸟还直接参与了开辟宇宙的工作。此外，北方少数民族神话所图腾的“鸟”还有一个共性，就是具有辨识季节、辅佐生产以及多生多育的多重文化功能。 三、动物图腾的交融与演变 历史上的民族并非静态的，而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历史的推进而处于动态的分化或融合之中。动物图腾的交融与演变也体现了事物发展变化的自然规律。既没有一个民族始终只有一个图腾，也没有一个民族的图腾始终保持固定不变的内涵。 动物图腾的变异源于氏族、部落或民族关系的变化。中华民族之所以成为多元一体的大一统民族，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其广博的兼容性。北方少数民族之间以及与汉族之间的交往、融合的历史，大多有据可考。《国语·周语》中记载，公元前九六五年，周穆王征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史学家翦伯赞曾考证出他们是以白狼、白鹿为图腾的蒙古一带的游牧氏族。《山海经·大荒北经》载：“黄帝生苗龙，苗龙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生牝牡，是为犬戎”；《山海经·大荒西经》中说：“黄帝之孙曰始均，始均生北狄”。《山海经·大荒东经》中说：“黄帝生禺号，禺号生禺京。禺京处北海，禺号处东海，是惟海神”，这表明黄帝与我国西部、北部以及东夷各族有着交往抑或血缘关系。某些考古发现也说明了这个问题，如对夏商之际分布在燕北辽西地区的夏家店文化所做的考古，结论是：“当时的辽西地区，除了大量接受华北平原一带的先进文化因素以外，还广泛地吸纳其它地区的优秀文化成果。如与夏家店下层文化早期衔接的小河沿文化晚期，其彩陶器座上的八角星纹图案，来源于黄河下游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其曲腹钵、侈沿曲腹双耳盆，则来源于黄河中游的海生不浪文化，同时兼容并蓄了黄河中下游一带中原地区的有生文化因素，因此有着极其旺盛的生命活力。”【7】同样，在这个北方民族大量产生神话的时代，民族交往颇多，“大约在距今5000年以降，随着全球性气温的渐次下降，洪水的高峰时期已经过去，黄河中下游一带的黄泛区域，逐渐地变成了膏腴沃壤。与此同时，燕北辽西一带则随气候的日渐凉干而逐渐地失去当初的优越地位。从这个时候开始，辽西一带的古代居民相继向南部的中原一带内迁，其具体表现就是小河沿文化时期辽西地区古文化的衰落和带有浓重的小河沿文化遗迹的午方类型文化在冀中一带出现。”【8】尽管从地域上看，只是局部，甚至与东北的某些少数民族只可能有某些间接的联系，但其中的影响关系或者称为某些潜在沟通却是不容忽视的，它能够使我们从历史悠远的民族交流、交往中寻找出神话的某些类似性和关联性。 动物图腾原生意义的演化具有多种形态。图腾出现之后，往往与其它意识形态紧密结合起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图腾的意义也会发生变化。在北方少数民族和与之相邻的汉族神话中都出现了图腾意象的俗化和变异情况，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一种图腾对另一种图腾的侵入或同化；（2）动物报恩型故事对原图腾神圣地位的降低；（3）动物神力的丧失。上述情况反映出一定历史发展过程中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人对大自然、人、动物开始进行认真而严肃的思考，崇尚秩序、崇尚理性逐渐取代了远古时期对动物的狂热。 动物图腾多元性与趋同性并存。从客观上讲，每一个民族、部落、氏族甚至更小的社会群体都可能有自己的图腾，同一氏族、部落以及民族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也可能产生不同的图腾崇拜。而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大，不仅族体本身不断地增殖，而且氏族或部落之间的兼并、融合也会不断发生，如由于氏族或部落战争而产生出更大的联盟，被击败的氏族或部落要接受战胜者的图腾，原图腾或弃置或被改造。同时，每个氏族、部落的许多特性也被融进新的氏族和部落联盟的特性中，成为它的组成部分。即使今天人们所识别的汉族，也绝非一氏一族的线形发展，“据说黄帝、炎帝、蚩尤是不同的三个民族，炎帝是羌人，蚩尤是夷人。尧、舜、禹时不仅以尧、舜、禹为盟主的大部落联盟是由不同民族组成，尧、舜、禹这三位首领也不是一个民族，据说尧是黄帝族的一支，舜是夷人，禹是戎人。”【9】（P3）闻一多在《伏羲考》中论证“龙”是一种“化合式的图腾”时曾指出“大概图腾未合并以前，所谓龙者只是一种大蛇。这种蛇的名字便叫作‘龙’。后来有一个以这种大蛇为图腾的团族(Klan)兼并了，吸收了许多别的形形色色的图腾团族，大蛇这才接受了兽类的四脚，马的头、鬣和尾，鹿的角，狗的爪，鱼的鳞和须，……于是便成为我们现在所知道的龙了。”“这综合式的龙图腾团族所包括的单位，大概就是古代所谓‘诸夏’和至少与他们同姓的若干夷狄。”【10】（P3-68）我们从北方少数民族的神话中也能找到这种痕迹。 从动物图腾的演变过程看，即使是父系氏族社会取代了母系氏族社会，祖先崇拜、英雄崇拜取代了图腾崇拜，但由图腾形象所表达出来的民族最初的心理素质并没有完全消失，它只是被各民族后来产生的更高一级的心理素质所吸收，甚至对后世也有深刻影响。如元、清两朝，蒙古族和满族先后入主中原，在图腾信仰方面与中原地区很快达到高度的融合，一方面汉族的龙、凤图腾进一步强化，另一方面本民族的原有图腾也并未丧失，这在血缘和地缘两种关系上都证明了动物图腾多元与趋同的客观性。我国多民族的事实表现出民族间的稳固的团结意识和相互依存关系，从整个动物图腾的历史看，虽然历经复杂的变化，却保持了内在的共性，体现出中华神话“一体多元”的实质。 【注释】 【1】[法]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M]，丁由.商务印书馆,1997. 【2】朱狄.原始文化研究[M]北京：三联书店,1988. 【3】中国先秦史学会编.夏文化研究论集[M].中华书局,1996. 【4】隋书金 .鄂伦春族民间故事选[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 【5】谷德明 .中国少数民族神话选[M].西北民族学院研究所,1983(内部发行). 【6】满都呼.阿尔泰语系诸民族神话故事[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7. 【7】田广林.关于夏家店下层文化燕北类型的年代及相关问题[J].内蒙古大学学报,2003,(2). 【8】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报告（24）[J].考古1997,(7). 【9】毛星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 【10】朱自清等.闻一多全集:卷一[M]上海：开明书店,1948甲部. 原载《理论学刊》2006年第1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