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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刊补记：新版前言 1. 结构主义和中国的整体性思维传统究竟有何关系，是一个值得中国思想史学者认真探讨的问题。结构主义当然是现代西方哲学史上一个重要的问题。此外结构主义还与人文社会科学的一般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密切相关。结构主义有关于此三大议题，其重要性乃属不言而喻。我们在二十一世纪回顾和展望现代西方学术思想及其与中国的关系时，相关课题的重要性与其在西方思想史上出现的时间顺序没有关系。我们只须根据相关学术思想本身的内容及其与各种思想环境的互动关系来估量其价值，而无须考虑该学术思想在西方一定时期内的影响力之大小如何。我们正是按此立场来重新考察法国结构主义的价值及其与中国学术的关系的。 2. 作为一种思想运动，结构主义，以法国为中心，有过20年左右的流行期；作为一种跨学科学术流派，结构主义在欧美有着百年左右的历史；作为一种跨文化学术交流活动，结构主义进入中国已经有四分之一世纪。结构主义运动的第一代表人物是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其突出性贡献是在方法论上促成了社会学和语言学的结合，并将其成果扩展到人文社会科学各个领域 3. 在以下这篇不久后会在新版[野性的思维]中刊出的译者后记里，译者回顾了25年前引介列维-斯特劳斯和结构主义思想的往事。结构主义引入中国学术界，决不仅是为了丰富中国学界对西学的知识，而是同时期待着结构主义可以与中国古典文化中朴素的结构观之间产生创造性的互动。此一广义的结构主义亦是本人近年来参与推动的跨文化符号学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 4. 所以说，结构主义问题涉及到现代西方哲学基础，未来人文社会科学理论方向，以及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现代化方法论等三大方面，其意义已超出现行西方学术思想史研究范围。西方学者往往倾向于以某一单科为“基础”或“中心”来解释和处理涉及多域的学术理论问题，其偏颇性也就在所难免。实际上，在学术研究中我们应该同时参照和吸收各领域中的一切相关前提和方法，以扩增我们的批评条件和能力。泛言之，理性是我们的第一前提(因此思考的方向是科学性的)，求知是我们的第一方法(因此目的不是直接朝向信仰的)，二者却都是今日后现代主义和准宗教性思维所拒斥的。我在此所使用的标称“结构主义”(所谓“后结构主义”部分亦可纳入结构主义运动，予以统一考察) 也就自然是与当前西方一切反理性思潮相对峙的。跨文化人文学术理论实践，必需在人文科学全球对话中，坚持其充分独立的立场。此独立性，一方面，表现为中国学者在其西学研究中持批评性立场；另一方面，表现为在其传统学术研究中致力于积极结合现代西学方法论。结构主义文化人类学应该成为各类“国学”研究中极其有用的方法论工具。结构主义是一种朝向促进人类文化统一理解的解释学方法论。 5. 列维-斯特劳斯的思想之所以象征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首先在于其摆脱哲学本体基础论的新思考方向。它是一种成功的创始，当然不必视之为一种完成。所谓结构主义“取代”存在主义，不过是意味着跨学科的理论方向取代了哲学中心论的理论方向。各类学术实践的细节部分自然差误难免，而思考方向的正当性乃属另一个层次上的问题。1962年[野性的思维] 甫出，现象学家保罗-利科即热心为其主持研讨会，鼓励探讨其哲学意义和价值，此举成为现代西方哲学思想史上一段佳话。利科是哲学家中对结构主义和符号学最为友善，最为理解，也最为宽容的一位，虽然他至晚并未脱离其哲学本体论思考框架。但是哲学家利科的确能够“触觉”到结构主义的价值所在。反之，现代英美哲学家率多轻乎结构主义的“哲学意义”，乃因囿于其原初之“哲学训练”。1982年我作为访问学者在普林斯顿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的两位邀请人理查-罗蒂(实用主义)和亚色-丹托(分析哲学)，都是关注现代欧洲哲学的美国哲学家，而当时两人心目中的重要法国哲学家代表仍然主要是萨特。可以说，他们的欧陆哲学趣味是前结构主义的，也就是前符号学的。后来当一些美国哲学家们热情转向德里达和福科之时，他们并未试图先处理结构主义一代提出的根本性问题：人文理论和哲学的关系问题。十分遗憾，“后结构主义时代”的一些西方符号学家们竟然也忽略了这个至关重要的认识论问题。我认为，当前西方后现代主义仍然认为德里达和海德格为人类思想提供了最深刻的思考角度一事，根本上乃源于他们表面上批评甚厉的西方哲学本位主义传统。结构主义的本质则是对人类学术和思想运作的前提，根据，方式和程序本身(形式主义) 进行分析和重组。结构主义思想家们在各自的领域中均延此方向完成了重大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突破。但是，按照今日西方学术制度，学术之方向与学者自利追求密切相关联。也就是，学术权威地位的维持与学科本位的固守之间具有其内在逻辑的一致性。而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的本质却是跨学科和跨文化的。于是，一方面我们须在学科内部忠实于原作之义理，又须其后在诸学科之间变通其解释。结构主义在中国学界的发展也就自然须遵循此“辩证”读解原则。中译本出版后我曾寄美国华裔人类学家张光直先生一册请正。记得张先生在复信中曾说到“列维-斯特劳斯作品中就是这本[野性的思维] 较有价值”，却并未提及法国结构主义对人类学之贡献。从认识论说，法国结构主义和美国行为主义在方向和风格上都是相反的。其实，列维-斯特劳斯的首要贡献正是其在低文明社会研究(原始社会和史前社会)中所提出的结构分析法。“结构主义”首先是指人类学和社会学中偏重结构和功能描述和分析的新方法论。在[野性的思维]中作者也涉及到重要的哲学和历史哲学的问题，40多年后的今日看来，其价值和意义尚不在于其结论本身，而在于其所开创的“后存在主义”的新理论思维方向，也就是一种文化符号学的思考方向。其认识论意义，又远非英美分析派学者易于把握的了。70年代末那两三年中我所最热衷的也正是社会结构(列维斯特劳斯)，文本结构(巴尔特)和电影意识形态结构(克里斯丁-麦茨)诸领域中共同具有的结构符号学一类问题。可以说，法国结构主义所开创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思维新方向，已成为战后西方学术思想史上的最高里程碑，尽管这一评价不会被当前多数美国学者所认同。 6.1977到1987年间我的主要工作是绍介现代西方思想和翻译现代人文理论经典，当时经历过各种出版麻烦，但尚无版权纠纷问题。几年前回国时才知道翻译出版界出现了前所未遇的境况，即译者如何维持或获得本人旧译的国外版权问题。如果没有买到国外版权，已经翻译出版过的书籍也可能从此无法再版。问题是，购买到版权的出版社为什么不采用已出版过的旧译，而非要排除旧译，另外安排新译呢？慢慢我又发现，两岸一些丛书编辑部和出版社并非专力于未曾译过的经典书籍，而是特别有兴趣购买已有过合格旧译的书籍之版权。获得版权后却往往安排其他关系户译者担任该旧译本的“重译”工作。二，三十年代时翻译界也常有重译之事，其原因显然在于新译者对他人的旧译不满意。然而情况与现在不同。一者，由于当时无版权问题，新译本并不会从市场上排除旧译本，再者，新译者，往往会在新译本中提到旧译本，并多半会提到曾经参考过旧译本和对旧译者表示感谢。但这种君子之风今日已难见到(甚至有些“着名翻译家”专门在旧译上进行本属编辑性质的“文字加工”以遂行其“良币逐劣币”的妙计。本来艰难的内容翻译多是初译者处理的，到头来留存于世的倒都是后来的再译者的作品了。而又有多少再译者愿意提一下原译作的辛劳呢？问题在于为什么这些翻译名家放着成千上万的待译名着不译，偏要盯住他人的旧译呢？)。对现代期作者(逝世五，六十年以内)著作的“唯一授权法”规定，竟然提供了投机取巧，损人利己的新途径。于是出现了到国外抢购版权的新生意。只要控制了版权，就控制了国内译本的存在权。在随之产生的诸多好处中最大的好处是：使旧译本不可能再版。本人遇到过几次这类事件。例如，我在八十年代所编译的罗兰-巴尔特选集([符号学原理]，[写作的零度]等) 和参与翻译的[罗兰巴尔特] (卡勒尔着)亦因未获版权许可而无法再版。当我发现参与翻译的另一本书([哲学主要趋向]) 正要遭遇着同一命运时，开始投入了“版权保卫战”，历经多方面的戏剧性的曲折才勉强保住了该书的有限出版权。不久之后我又惊诧地查觉到我的两本主要经典译着的版权问题也可能面临着同样的挑战。我终于明白，有心人有兴趣的正是已经翻译出版过的经典书籍。我险些为我自己的盲目乐观所蒙蔽：我难道不是公认合格的译者么？有能力取我的旧译而代之者为什么不选择其它经典书籍去翻译呢？经过很长时间的观察我才终于明白对方策略的本质：专挑合格译本下手！太可怕了！不是我的旧译无法再版产生的可怕感。毕竟我已完成了一己的贡献。而是前所未见的今世学者的人格问题。的确，这样作是“合法的”。可怕性正在于此！问题已不在于因抢占翻译权所引生的名利问题，而是以此方式有效地排除和消弱“学术竞争对手”的问题。几年来报刊上常见到人们对学术出版中“抄袭”行为的谴责。如果仅仅是抄袭，其“恶”其实并不严重。在版权独占条件下去“窃译”(谁都知道对于会外文的人来说按照旧译本修饰文词以形成新译本，是多么容易的事。理论名著翻译的本质首先在于理解内容，而并不在于掌握外语) 才是最严重的。更值得注意的是，抢购版权并控制旧译本命运之行为，往往是多方面(出版方，编辑方，版权代理方)配合来完成的：其效果之一则是使原译本从此消失于无形。再者，这种心态和作风因其合法性(一位上海编辑认真地反诘道：谁叫你的出版社不努力保护你的版权呢？另一位北京编辑对我解释说，新译本质量也不错吗。)，而被世人视为“正常”。的确，按照商品竞争原则，这当然是正常现象。图利心态至此地步，今后学术如何进步？ 7. 幸好在今日商业化的翻译版权竞争中仍然存在有正派健全的，以提倡学术为己任的编辑出版系统。他们能以广大读者的利益为依归，而不受非学术性风气的影响。我终于欣慰地获悉本人旧译[野性的思维] 已被全集编委会接受，并完成了签约和新版译稿之校对。据悉，在确定译本选择过程中，编委会还曾广泛征询学界对旧译本的意见，在获得客观可靠评价后才对译本和译者人选予以确定，其公正和认真态度令人钦佩。25年前，结构主义思想研究在美国也刚开始不久，在当时的中国学界其所显示的“可理解性”差距不言而喻。那时的任务是如何帮助各地中文读者忠实地读通原著。25年后的今日，我们的目标又扩增了：如何在全球跨文化人文科学革新事业中，创造性地开发结构主义之潜能，使其可进而参与促进中国传统人文学术现代化的事业。 2005年2月( 旧历岁末) 补记 ------------------------------------------------------------------------ 《野性的思维》 中译本再版译者前言 我于25年前完成的译作<野性的思维> 即将纳入人民大学出版社<列维-斯特劳斯全集>系列再版了，对此感到十分高兴和荣幸。一方面，因为全集的出版将使中国读者有可能对作者的结构主义人类学学说和人文思想获得全面了解，另一方面，也因为全集在中国出版也适与我目前在国内外符号学界推动的对法国结构主义运动再认识的努力在时机上一致。列维-斯特劳斯是结构主义运动时期所谓“巴黎五巨头”中的唯一健在者，然而自所谓后结构主义思潮兴起以来其思想在国内外一般文化思想界的影响力却又在逐渐减弱之中。当然，列维-斯特劳斯作为当代法国思想史“纪念碑”的永久性历史地位是无人可以动摇的。可以说，战后六十年来的法国，前有萨特，后有列维-斯特劳斯。在当代法国思想史上列维-斯特劳斯仍是首屈一指的学者和思想家，而[野性的思维]一书则是其一切着作中最具有哲学意义的一部作品。 为什么我会在改革开放时期伊始就着手研究和翻译列维-斯特劳斯思想呢？我想在此对当时的背景稍作说明。1977年下半年我从江南返京，欣悉北京图书馆在关闭十一年后重新开放了，却苦于不得其门而入。适巧不久后北京电影学院图书资料室约我翻译西方电影理论文章，并将集体借书证借我使用，我遂得以再次进入阔别十一年的文津街北图。没想到这次重入北图成为我日后学术经历和思想方向发生决定性变化的转捩点。这就是：在对现代西方哲学各流派进行了长达20年左右的独立研读后，突然发现了非哲学本位的法国结构主义理论的重要性。70年代中一次赴甬省亲途中曾游访阳明书院故址，在余姚县城闲逛时，偶然间在书店买到一册<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其中有一篇苏联学者文章的译文，介绍了列维-斯特劳斯和其结构主义思想。我读后极为兴奋，认为某种全新的思想体系似乎正在形成之中。由于是文革期间的译文，又是由当时苏联学者所写，其内容必然是稍述即止，语焉不详。但是我却从此牢牢记住了列维-斯特劳斯这个名字。1959到1966在北图自学文史哲理论期间，我曾关注着各种现代西方理论思想，却未曾知悉同时期在法国学术界正在发生而尚未传布于世界的重要事件：结构主义运动。经过我数周内的文献搜索，了解到当代西方电影理论中的第一流派恰恰也是结构主义，而列维-斯特劳斯竟成为当代电影分析中最常引用的思想家之一。我于是立即调整规划，决定对结构主义运动和列维斯特劳斯思想着手全面研习，也即必须把哲学，语言学，人类学，历史学以及电影学内诸相关课题进行综合研究，以探其究竟。首先，这也是我完成眼前结构主义电影理论翻译工作所必需的知识准备。(参见敝译<电影与方法：符号学文选>中的前言和后记，三联，1987，2000) 于是1977年整个夏秋期间我遂全力沉浸于结构主义及相关理论的研读之中，并于秋冬之际顺手译出了<结构主义>一书(参见该书1980 年商务版和2003年人大版的前言和后记)。当时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刚刚恢复痕7b代西方哲学研究不久，杜任之主任正在各地物色结构主义研究人员。杜先生年逾古稀而思想前进，认为结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有密切关系，决定推动研究，在认识我后，竟然立即设法把我这个脱离社会、长年隐居读书的无业人士从社会上一手引入哲学所。而为此我于1978年所提交的第一篇论文，也是我平生所写的第一篇论文，就是关于列维-斯特劳斯思想的。应该说，70年代末那几年中，列维-斯特劳斯曾是我的第一兴奋点。1980年时，译作<结构主义> 和文章<列维-斯特劳斯>先后出版。同时<野性的思维>译稿业已完成并已送商务着手编辑。我于是将<结构主义>和载有<列维-斯特劳斯>一文的<现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述评>(北京人民，杜任之主编，1980) 两书“大胆地”主动寄给列维-斯特劳斯。并用我于60年代在旧货商店买到的一部20世纪初制造的破旧打字机给他写了平生发出的第一封英文信。在我当时心目中，列维-斯特劳斯是当前西方思想家中的第一重要人物，我的冒昧致信行为遂表达了“文革”后一位身在红色中国的人文学者向当代西方人文学者发出的友善问候。效果竟然是积极正面的，不久之后我在哲学所接到了回信。1981年2月11日的列维-斯特劳斯法文复信全文如下： 教授先生，亲爱的同事： 承蒙惠赠两书，请容许我向你表示热情的感谢。两书使我了解到中国社会科学的专家们对现代西方思潮，特别是对结构主义，具有兴趣。我特别对此感到高兴，因为我曾从远东古代哲学中寻获某些启示。但愿在我们各自机构之间的这种有益交流能继续发展下去。教授先生和亲爱的同事，请容许我向你表达同行的敬意。 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 法兰西科学院社会人类学实验室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