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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50年到2000年，当袁珂用50年的时间建造起一座神话殿堂时，却发现后继无人的尴尬。1984年中国神话学会成立，担任学会主席的他开全国之先河招收研究生，进行神话研究。从全国10多名考生中录取2人。不料3年后，由于各种原因，2名研究生毕业后只好回到大学教书。90年代跟随袁老5、6年的得力助手又下海经商，如今成为事业有成的老板，却已远离学术研究。袁老建立后备梯队，继承神话研究的梦想破灭。 这位历经沧桑的老人说：“我还有一个梦想，办一份专业学术刊物，为神话栖居提供一块土壤，让中国神话走出国门震惊世界，我已经为她取好名字就叫《中国神话》，但实现这个梦想就这么难吗?” 2001年7月14日，袁老在中国成都安祥地走完了他不平凡的一生，这安祥中也封存了袁老诸多还未实现的梦想。袁柯逝世后，美国、加拿大、俄罗斯、日本、新加坡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学者以及袁柯生前的国内外好友，给袁柯的家属发来唁电，最真切的悼念这位神话学术界令人景仰的泰斗…… 袁老的“怪”脾气在学术界还是出了名的，轻易是不“开口”的。我有幸在袁老去世的前三个月采访了袁老。本来,袁老还真诚的希望，如果文章发表的话可能或多或少会引起有识之士对中国神话的关注。可惜由于我一时的闲惰，竟未能将采访成文，直到袁老的逝世。这实在是一桩憾事…… 现补记于此，以寄托对袁老的哀思和敬仰。 ——作者题记 2000年11月，袁珂先生以中国神话协会主席的身份出现在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的栏目中，畅谈自己的“神话世界”以及神话圣殿后继无人的尴尬。 成长的代价 我扣开了袁老的房门，他身材瘦小，头发灰白，眉方鼻正，嘴唇宽厚，双目含神，袁老愉快地接受了我的采访。 袁珂1916年出生在新繁(今新都县新繁镇)。童年时代的袁珂就爱幻想，常常梦见在天空飞翔，水底潜泳，见到些神奇瑰丽的事物。 袁老回忆，第一次家迁成都时住梵音寺街，距少城公园(今成都人民公园)不远，那里有军阀杨森捐资建造的一所儿童图书馆，里面设置有小桌小椅，还有琳琅满目的儿童图书。“我常到这个图书馆去读书，大都是些童话读物，至今还记得有什么《三大刀》、《黑足男》、《金河王》、《风先生和雨太太》等，曾引起我极大的兴趣。” 袁珂更乐于给小伙伴讲故事，凭借无边的想象，他能把一个安徒生童话故事讲上半年，并且让小伙伴听得废寝忘食，甚至乐得从板凳上摔下来，小小年纪的袁轲当之无愧成了院子里的“故事大王”。 那时，袁珂不仅嘴上功夫出类拔萃，表演和文字功底在年轻时也表现不俗。 在读新繁县小时，袁珂参加了一个老师们组织的话剧团，在一个公共场所演出了一出叫《苦农夫》的话剧，袁珂在剧中演农夫的儿子。当地主管家和狗腿子们前来逼租时，他忽然痛哭号啕，愤怒地扑向前去，对他们又打又咬。袁老说，按剧情规定，孩子只表现惊怕的样子，我的表演却超出了剧情规定的范围。而这却是大大成功了，感动了全场观众，连老太婆也在偷偷抹眼泪。 第二年年底，全县小学校观摩会考时，作文出的题目是《冬天的苦农工》。袁珂写了一个失业工人，大雪天下乡向一个农民弟兄讨债，恰遇这个农民被地主逼租，失业的工人向窗外觑见了，长叹一口气，又悄然返回。风雨中，他踽踽而行，被在高楼赏雪的富翁夫妇瞧见，叹为雪中奇景。因为这篇作文，使袁珂名列全县观摩会考第一名。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当时袁珂正在读初中，闻此巨变，立即写了一篇长约万多字的小说《热血英雄》，投寄成都某报，居然刊登出来，连载十多天。内容写的是东北义勇军在白山黑水与日寇作艰苦斗争的故事，虽然纯属凭空构想，却也表现了一个少年的爱国热情。 1938年，袁珂随川大疏散到峨眉，在那里参加了川大文艺研究会，这是一个受地下党领导的进步的文艺团体。袁珂先被选为研究会总干事，后又被选为壁报总编辑。袁老记得，那年秋天，他们组织了一个访问团，带了糖果、花生之类的东西，向峨眉山下的山居之民作了一次普遍访问。“这时，我才看见了农民弟兄真正的贫穷。他们大都和猪鸡等牲畜同住一屋，屋内污秽，褴褛不堪。”对于我们带去的礼品，他们并不感到兴趣，却是向我们要一点他们生活所必需的盐。 后来袁珂因“纵火案”，代人受过，无端被指控为“蓄谋纵火”，要开除学籍，被具有正义感的老师——叶石荪、谢文炳、罗念生、刘盛亚和同学们的救助幸而获免。袁老感叹道：“那是一场反共高潮时期政治阴谋的大陷害，和我同离川大的老师、同学，共约400多人，起初想和一个同学到革命圣地延安去，钱准备好了，车子也联系好了，那个同学却中途动摇，没有认真按分工准备好有关证件，因为没有去成，只好临时转学到成都华西大学。” 那时，许寿裳先生恰好在那里授课，使袁珂能遇明师。大学毕业后，袁珂在外县中学和专科学校教了几年书，1945年国共和谈时期，袁珂到重庆，与中大、重大等校的同学合办《文化新报》，袁珂被选任社长，标举“争民主、重科学、求进步”的办报宗旨，撰稿人有许寿裳、马寅初、吴组缃等，都是当时知名的进步人士。报纸共出了5期，后因中大迁回南京，袁珂随许先生去台湾，报纸也就停刊了。 袁珂在台湾省编译馆作编辑，1948年许先生在台湾被暗杀，1949年袁珂回到成都静待解放。1950年，袁珂跟随随军南下的西北艺校同志到重庆去创建西南人民艺术学院，起初教语文和写作实习等一般课程，后来开了一门全院必修的大课“艺术讲话”，担任这门课程的讲师。 整风反右运动开始后，袁珂“见同行一个个都跌倒了，更是安于在神话研究的世外桃源的天地里，去驰聘我的幻想。我曾多次被拔过‘白旗’，收效似乎甚微。”一个错划为右派的诗人惊诧于“袁珂‘白旗’，安然无恙”。 居民段的学者 1948年，袁珂写了简本《中国古代神话》和论文《〈山海经〉里的诸神》。袁老说：“那也是受了茅盾先生《中国神话研究ABC》的启发，觉得应该把散珠碎玉般的神话资料掇集起来，使它们成为一件比较完整的东西，普及到读者中去，以发扬曾经璀璨一时的我国古代神话的精神，”做这种工作，当时也只是为了排遣寂寞，打发无聊的日子，偶尔为之，并没有以此为努力的职业和志向。 袁珂的简本《中国古代神话》自从1950年底在商务印务馆出版以后，却是连年再版，到1955年，已印行第6版了。出版社为了扩大影响，来函和袁珂商议，要求袁珂将此书增补到15万字。袁珂欣然接受了他们的需求，在征得作协领导的同意之后，于1956年上半年借住到川大去，开始做这件工作。由于在川大图书馆意外地发现先前未收的资料很多，所以工作进展得非常顺利。工作了大半年，全稿就已完成，字数竟达30万以上，超出预约字数一倍有余。此稿寄出后，出版社大为赞赏，不到一年便出版了，还给了相当高的稿酬，不久以后就有了日本和苏联的翻译本。中国青年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也先后来信，要袁珂为他们编写适合青少年阅读的神话故事书。 其间，一些国外学者说，中国缺乏神话，是一个没有神话传说的民族的说法也深深刺激了袁珂。袁珂在文艺创作和神话研究二者之间开始彷徨了。他深知中国有着丰富多彩、种类繁多的神话传说，却又如散珠碎片迷失于浩瀚的经、史、子、集等各种文献中，他想把路子转到神话研究上去，把这些散珠碎片用一根线贯穿起来，使之既有科学性又有文学性，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当时神话研究不仅是冷门，而且难登大雅之堂，决心已下的袁珂不顾嘲笑，把全部精力投入其中，为营造自己的神话圣殿寻找每一片合适的“砖瓦”。 但袁珂长时间却无调动到大专院校或科研单位工作的机遇，创作既无战果，神话也不能很好地进行研究。直到1961年在一次会议上，基层领导反映袁珂不安心现在的工作，一心想搞神话研究时，沙汀先生当场向大众宣布说：“袁珂同志搞神话研究既然有些成绩，就让他去搞好啦，何必勉强呢!”于是袁珂在作协四川分会(先前是重庆分会)搞神话研究的位置，才相对地确定下来。 从此以后，袁珂不必每天去上班了，然而他的研究也只能在家里简陋的居室里搞，成了名副其实的“居民段学者”。 袁珂的住所，先是在泡桐树街，然后迁居到焦家巷，二地相距不远。泡桐树街房屋狭小，解放初袁珂从新繁买回的一张中医用的楠木大写字桌，竟无法从小门抬进屋去，便把它放在阶沿上，长时间他只好在那里伏案写作。袁老说：“若是文艺创作，倒还方便容易；若是神话研究，需要参考许多文献资料，将一摞摞书籍、纸片抱出来收回去，却是非常麻烦。有碍观瞻姑且不说，冬日天寒，冻手缩脚地在阶沿上吹冷风，亦大是苦累。幸亏有个老朋友来看见了，替袁珂设计，将窗格全部卸下，大写字桌从窗框搬进屋子，又在屋顶开了天窗，以便采光。”从此袁珂才有了一个较好的研究环境。 1972年袁珂从干校放鸭回来，躲在家里编写《中国神话传说辞典》，但干扰不断，时而卡片盒子被掀翻了，得花上半天工夫去清理；时而眼镜不见，得去寻找眼镜；时而自来水笔被当作“武器”收缴了，得另去配购水笔；有时正在查阅的工具书，也会忽然被劫夺，就只得停工待料。至于家庭生活的紊乱，院子里邻居纠纷的吵嚷，还是小事。 “这些尚属外部的干扰，内部的干扰则属境况的暗淡和寂寞，一时看不见‘此路可通’的明光。”袁老感叹说，“当时一切文学艺术乃至学术都被统治在八个样板戏中了，压得喘不过气来，遑论神话!”但袁珂还是早年的信念占上了上风。 于是几番停止了《辞典》编写工作的袁珂，又奋然提起笔来，为了查看众多文献资料和冷僻的书籍，袁珂只得每天骑着自行车，横穿好几条大街小巷，到省图书馆古书部去查找，有时中午也不回家，就在附近小食店吃点面条、包子，下午又去继续查。查回来的资料忙着编为词条，又得花费许多撰写、修补、剪接的工夫，袁珂的案头经常零散着笔头、纸张、卡片、书籍、剪刀、浆糊瓶乃至揩汗的毛巾之类，真像是个战场，本该每天清理打扫一次的，却没有时间，只好任其零乱着。 到了1982年初夏，《中国神话传说辞典》已大致编写完成，袁珂正在做订补工作。一天上午，日本留学生谷野典之(导师王利器)、樱井龙产(导师钟敬文)由杨丽珍陪同，突然来访袁珂。他们拿了新买的《山海经校注》要袁珂题字留念，袁珂就伏在案上为他们题字，其中一人顺势拿出相机替袁珂拍摄了一张彩照，这张照片可以略见“居民段学者”工作的光景，日本青年赞誉袁老为“这才是真正的学者。”而袁老却答：“哪里是真正的学者，不过是穷途的‘居民段学者’的写真罢了。” 袁珂在单位是享受政府津贴的专家，在学术界是令人景仰的泰斗，然而在家人眼中却是另一番模样。 一心沉迷于“神话世界”的袁珂从未陪妻子逛街买衣服，出去采访搜集民间传说一走就是几个月，3个孩子全丢给妻子照顾。他嗜书如命，除夕夜也会把自己锁在书房内不受干扰地研究神话。 偶尔全家去公园玩，袁珂也要随身携带眼镜、放大镜和一大捆书，进入公园就坐在石凳、茶铺里看书，本来欢天喜地的家人一气之下回了家，他也茫然不知，天黑后才大梦初醒般在公园寻找家人。 在子女眼中，父亲有一个不雅的外号——“半夜鸡叫”。袁珂有严格的作息时间，长年累月每天5点就起床看书，看书入迷时甚至会情不自禁唱起歌来。 虽是如此，子女们仍然尊重父亲几十年来的生活习惯，在他们眼中，父亲就是父亲，父亲是他们心中最巍峨的大山。 学术界的影响 袁老说：“我搞神话研究，是自已摸索、冲闯出来的，其间并无直接的师承。许寿裳先生指导我治小说史，但却没有指导我研究神话。不但未曾指导，当我把撰写简本《中国古代神话》的设想呈告时，治学一向谨严的许先生还有点不以为然，认为我的想法未免过奢，后来才鼓励我姑且尝试为之。遗憾的是，当我将七八万字的稿本杀青时，老师已在台湾惨遭杀害，无法再呈上此稿聆听教诲了。” “要说我有师承，那是间接师承于鲁迅、茅盾、闻一多三位大师的。他们在文学和学术上各有其灿烂辉煌的成就，神话研究只不过是其微小的一端，然而我从大师们的言论、著述中获益匪浅。” 袁老说，在神话研究方面最使他受益的，是鲁迅先生说《山海经》“盖古之巫书”(见《中国小说史略》)的教诲，经袁老仔细研究，《山海经》确实是一部巫书，是神话处于多学科综合体混沌形态下的巫书，鲁迅先生审慎地使用的那个“盖”字可以取消了。鲁迅先生又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说，“巫以记神事，更进则史以记人事也。”这对袁珂也有很大启发。袁老认为，它不但准确解释了《国语•鲁语》“家为巫史”的“巫史”连文的意义，更阐明了在远古时期神话与历史不可分割的关系。 据了解，鲁迅和茅盾两位先生，在对中国神话范围的广狭问题上，早年曾经有过一些不同的看法。1924年茅盾在《中国神话研究》一文中评英国人威纳所著的《中国神话与传说》说，“它的材料太芜杂，议论太隔膜”，“实在不能叫我们满意”。因为其所取材料，乃是《历代神仙通鉴》及《封神演义》之类。但鲁迅在给梁绳■、傅筑夫的信(见《鲁迅书信集》上卷)中却说：“沈君评外人之作，谓不当杂入现今杂说，而仆则以为此实一个问题，不能遽加论定，中国人至今未脱原始思想，的确尚有新神话发生，……故自唐以讫现在之神话恐亦留可结集。”袁老说，对中国神话广狭的看法鲁迅先生自然看得更开阔、更全面。 茅盾先生在1978年10月曾在《人民日报》发表《重印〈中国神话研究ABC〉感赋》一诗，诗中两称“专家”：一则曰“不料专家出后贤”，再则曰“仰望专家阿弥陀”。编者注云：“专家指解放后作《古神话选释》的袁珂同志。”袁老认为，茅盾先生的奖誉和期许使他深受感动。然而其间也不无调侃之意，即“阿弥陀”的“专家”是也。古典派神话观的茅盾先生，对袁珂的广义神话观是不赞成的。他在唯一的一封复袁珂的信上说：“……但您认为许仙、白娘娘也是神话，我则不以为然。推而广之，魏晋人乃至后来的一些谈玄老怪之书，都不能算是神话。其理由是这些都与道教有关。尊意以为如何?”茅盾先生的观点，几十年以后还坚持如此。 但袁老承认，茅盾先生的《中国神话研究ABC》以人类学方法研究中国神话，对他早期的神话研究却曾有过明显的影响，最明显的影响就是相信有一部分史家曾将某些神话转化为历史，而我们现在所要做的工作则是要将这些历史还原为神话。袁老在做神话整理工作时，就是沿着这条路子去做的，“现在看来这其实也并无大错。” 闻一多先生对语言文字、名物训诂都有扎实的功底，治学又非常谨严，使袁珂无限敬仰。他的《神话与诗》和《古典新义》二书成为袁珂案头必备的参考书读物，“我在《古神话选释》和《山海经校注》中常引用之。所以闻先生也是我间接师承的老师之一。”袁老崇敬地回忆道。 袁珂提出的广义神话观点，在学术界引起了相当大的震动。萧兵从研究《楚辞》的角度研究中国神话，而且用了比较神话学的方法，把整个太平洋地区的文化诸因子都纳入了考察范围。萧兵在他的论著中，称袁珂的广义神话观点为“次生性神话”。 北师大教授潜明兹在《神话与原始宗教源于一个统一体》一文，曾修正袁珂早期先有宗教、后有神话的不正确看法(见《中国神话传说•导论篇》第二章)。袁老说：“‘统一体’之说倒更接近真理，因而不能不佩服她的巨眼卓识。”潜明兹教授在她著的《神话学历程》一书里，有“袁珂对中国神话学的贡献”专章，对袁珂作了较为全面的评价。对于广义神话，她持比较保留的态度，希望不要“过于扩大了神话的范围”，对于这一点，袁老认为，“这倒是可以考虑研究、更作精密的审视的。” 刘城淮年轻时曾化名为“干将”批判袁珂的《中国古代神话》，袁珂也有《关于〈中国古代神话批判〉——答干将先生》一文还答他。那时他们俩彼此都不认识。1985年袁珂去北京参加第二届民间文艺研究会年会，会上才认识了这个年近五十、头发斑白的中年同志。刘带来的论文，袁老恳切地提了一些意见，刘深受感动，说当年批判袁老，皆缘初出学校，受“左”倾思想影响，自悔孟浪。于是二人“相逢一笑泯恩仇”了。 “做学问总须有一点革新的精神，有一点自己的创见和发明，读者读了你的文章或书籍，多少才能有所收获。这就需要钻研，要将所获资料排比综合，反复思考，连类比及，从中悟出道理。还要不惮麻烦，寻检查证核实，这就需要有专注的精神。”“专者，钻也，专家其实可以命名为钻家。”谦虚务实的袁老为自己的“专家”头衔这样诠释。 “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古人曾经这么慨叹过，勉人要做“为己”的“古之学者”。所谓“为己”者，意即真正做学问，而不是为自己。倒是那些看行情涨落、窥市场盈虚的“为人”者，才是真正的为自己。 “东方之子”的言行，自然也流露出“东方之子”的求学本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