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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历史典籍关于后羿神话的传说互相矛盾，造成了学术界关于后羿神话主人公长期的争论。在这看似复杂的现象背后，记述了一个生活在我国东夷地区的善射民族的辉煌历史。后羿是夷民族的王，不同时代作为王的后羿有不同的功业，共同塑造着羿民族的可歌可泣的历史。后羿神话中蕴含了中华文化优秀的民族精神，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生活仪式和死后追求都产生过重要影响，同时这些神话又具有极强的现代应用意义。开掘这些意义为当今的文化建设服务是社会科学的重要任务。 Abstract: The legendary stories about Hou Yi in Chinese ancient books and records have been always contradictory, which has caused long-time debates on the protagonist of the Hou Yi myth. Behind the mysterious stories, there is a splendid history of an ancient archery people living in the East Yi area of ancient China. Hou Yi was the title of the kings of Yi people. These Hou Yi kings made different merits in different times, creating the heroic and moving histories of Yi people. The excellent national spirit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contained in the stories have had great impacts on the Chinese people in terms of ideology, life style and after-death pursuit, and have profound significance for modern times as well. The important task of the social sciences is to explore those positive meanings of the storie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culture. 作者简介 陈江风，文学教授，民俗学硕士导师，郑州轻工学院副院长，河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组成员，河南省管优秀专家。 Introduction of the author: Chen Jiangfeng, professor of literature, postgraduate supervisor of folklore study, vice president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Light Industry, vice chairman of Henan Association of Folk Artists, designated expert of Henan Province 在现代文化精神的影响下，当代中国人对“后羿射日”神话的了解，往往只限于该神话的表现的征服自然的阳刚气概和与天奋斗的民族精神的把握。实质上，后羿射日神话之所以产生在中国，有其坚实的民族文化和哲学基础，中国人对射日、射阳的神话和礼仪有着一种特殊的民族情感和深刻的文化理解。因此，射日不仅和中国的上古神话而且和中国古人的人生礼仪，丧葬风俗有着剪不断的联系。只是由于历史的沙汰和社会的变革，我们今天已经对那些习俗、仪式和文化现象隔膜起来。为此，本文尝试着从潜在的历史、文化含义和现代意义的理解角度，对后羿射日神话进行一番新的历史巡礼。 一 后羿射日神话，家喻户晓，千年传颂，好像是一个不争的问题。其实研究中的问题很多。学术界历来认为中国神话保留甚少。其原因正如鲁迅所说：“中国神话之所以仅存零星者，说者谓有二故：一者华土之民，先居黄河流域，颇乏天惠，其生也勤，故重实际而黜玄想，不更能集古传以成大文。二者孔子出，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实用为教，不欲言鬼神，太古荒唐之说，俱为儒者所不道，故其后不特无所光大，而又有散亡。”①鲁迅先生的论述常为研究者征引。所指出这些原因应该说是中国神话的不幸。在这不幸之中，后羿神话又是相对的例外——保留了较多的史料碎片。这些碎片保留在不同时期、不同作者的不同著作中。因此在研究中产生了很多的矛盾和争论。 比如，关于后羿神话的时代和主人公就有颇多争议。首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集体编著的《中华文学通史》写道：“羿的故事除《淮南子•本经训》所记这些（指射九日、杀猛兽长蛇等为民除害的义举）外，还有‘射河伯’、‘妻雒嫔’，以及他的妻子嫦娥窃服灵药奔月等，都历来为人传诵。”②《中华文学通史》于90年代出版，书中关于羿的论述，沿袭了余冠英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的观点。他们倾向于把种种挂在羿名下的故事看成是围绕着同一个主人公发生的。而历史上，把后羿神话混同，视后羿神话为同一主人公的认识从屈原的《天问》已经开始。可见该观点也是渊源有自。 认为射日之羿和嫦娥夫君乃两个不同人物的论著以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为代表：“在神话传说中，羿有两个。一个是尧时的后羿，为人民除害，后为逢蒙所杀，但死后受到人们的崇祀。另一个是夏代的东夷族的夷羿，因夏民以代夏政。他不恤民艰，以射猎为乐，最后为寒浞所诛。前者是神话，后者是传说，虽然两人的名字相同，又都被人所杀，但人们对他们的态度并不相同，神话中的后羿‘能御大灾，能悍大患’，‘以死勤事’，因而人们视之为英雄，尊之为神衹。传说中的夷羿因夏民以代夏政。说明两族之间的一次斗争；也说明太康不恤民事，因而失国，夷羿不恤民艰，又终于被杀。”③早在东汉人王逸给屈原的《天问》作注的时候就看出了这一点，且想方设法将二人区分开来。他说：“此言射河伯、妻洛嫔者，何人乎？乃尧时羿，非有穷羿也。革孽夏民，封豨是射，乃有穷羿耳。”这是古今主张羿为两人的一种观点。 另有一种影响较大的说法，主张后羿神话的主人公是三个人。著名学者杨伯峻在《论语译注》中写道：“在古代传说中有三个羿，都是射箭能手。一为帝嚳的射师，见于《说文》；二为唐尧时人，传说当时十个太阳同时出现，羿射落了九个，见《淮南子•本经训》；三为夏代有穷国的君主，见《左传》襄公四年。”④ 此外,典籍上还有另外一种说法。据《山海经•海内经》记载，后羿是帝俊时代人：“帝俊赐羿彤弓素矰，以扶下国，羿是始去恤下地之百艰。”这是后羿为帝俊时代之人的说法。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帝俊就是帝喾，但是，根据晋人郭璞注《山海经》时说：“俊亦舜字，假借音也。”这说明舜是帝俊的字，按照这一解释，俊与舜是一个人。由此看来，这段史料是有争议的。特此存照。 由于上述诸说的存在，后羿神话的主人公可谓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矛盾的焦点建立在羿是一个人，而各典籍所记后羿生活的时代不同。细考这些看似矛盾的神话、传说，头绪尽管烦多，却存在一些基本一致的线索：1、无论哪个时代的后羿都属于东夷民族的神性英雄，因此，人物的地域性与民族属性是明确的。2、羿因善射而执掌与之相关的神性，成为发明弓箭，主管田猎，除害救灾，镇妖避邪的神灵。 由此看来这个看似纷争的故事，却有一个不争的事实，即生活在东夷广大地区的夷羿是一个绵延庚续了许多年代的部族，这个善射和能征惯战的民族在历史的发展中先后涌现了许多英雄，创造了伟大的功业。这些伟大功业又被集中在后羿这个人物或名号身上，形成了不同时代共同祖述的英雄神话。从汉字造字的含义上讲“羿”字本身即是发明弓箭的神明的意思。“羿”字本作“”，《说文》又作“”。这三个字都保留着弓箭的象形含义。《墨子•非儒》说：“古者羿作弓。”《吕氏春秋•任数》也说：“夷羿作弓”古之先贤都将羿理解为发明弓箭的神灵。同时掌弓箭的神灵又是太阳神。《楚辞》中的东君是一位太阳神，他“青云衣兮白霓裳，举长矢兮射天狼。”弓矢成为这位太阳神的象征符号的有机组成部分。世界各民族的神话中，以箭与长矢象征太阳和太阳神是一种共同的文化现象。⑤后羿属于东夷部落，属于太阳神崇拜民族。作为太阳神崇拜民族的国君与英雄，后羿被推崇为太阳神是很自然的。而太阳神羿与月神嫦娥被视为夫妻更是逻辑的必然。 由此看来，被称为有穷国的羿民族发展有其悠久的历史，后羿神话的形成也有其历史过程。它是该民族当年文化史诗的残存。“后”在古汉语中有“王”或“君王”之意，“后羿”就是羿民族的王的意思。因此，我们说，改变把羿看成一个人的看法，问题就可以得到较好的解决。那些不同时代的后羿英雄，折射出羿这个民族的历程。因此，研究后羿神话，不仅应搞清楚英雄后羿的种种象征含义，而且应该注重整体考察这一民族的历程。这一点早在晋人皇甫谧作《帝王世纪》时已经讲得很清楚：“羿，有穷氏，帝嚳以上，世掌射正。至嚳，赐以彤弓素矢，封之鉏，为帝司射，历虞夏。羿学射于吉甫，其臂长，故以善射闻。及夏之衰，自鉏迁于穷石，因夏民以代夏政……羿恃其善射，不修民事，淫于田兽，弃其良臣武罗、伯因、熊髠、龙圉，而信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谗子，伯明后以谗弃之，而羿以为己相。寒浞杀羿于桃梧、烹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之，死于穷门，浞遂代夏立为帝。”⑥ 显然，皇甫谧在这里勾勒的是有穷国羿民族的发展史。它是一个生活在东方的，历史久远的部落，因其能征惯战，尤其是善射而使民族不断地发展壮大，乃至于成为曾一度革了夏王朝天命的执政族团。该族团的领袖同样由于不恤民艰，而被寒浞所推翻。这个问题搞清楚了，所谓众说纷纭的矛盾就涣然冰释了。根据《第五世纪》的记载，有穷氏后羿这一支在帝嚳以前即已存在，因其善射而成为司射官。自帝嚳开始封于鉏。历尧舜至夏不变。到夏建国后的某一时期，该族系东迁到了有穷，经过发展，后来一度取代了夏王朝的政权。在这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后羿民族不同时代的领袖各有不同时代的功业，各有不同的故事，但都同属于后羿故事而为人传诵。因此，无需把它们集中在一个人物身上。 [分页] 二 把后羿神话的种种分歧定位在羿民族发展史的基点上去观照和研究，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也是理解后羿神话故事众说纷纭的一种新思路。生活在我国东部地区的民族，历史上习称“东夷”。“夷”字在文字学上也有几层意思。《小戴礼记•王制》载：“东方曰夷。”说明夷首先指“东方之地。”《说文•大部》说：“夷，从大从弓，东方之人也。”这里的“夷”指的是“东方之人”，即指生活在沿海岸线北到辽东、南到江淮的东部民族。羿民族应是东夷民族中称为有穷氏的一个支系。 根据前述《左传•襄公四年》的记载，这个东夷民族的支系最初生活在“鉏”。鉏，据考在今河南滑县一带，以善射而著称。后来该民族迁都于穷石后不断获得发展。穷石在山东的德县一带。今安徽英山县有河称穷水，也是当时羿民族生活的地区。有穷曾是东夷民族中举足重轻的支系，活动地区大体在河南、山东、安徽三省的广大地区。因此历史上称有穷后羿为“夷羿”，明确地指出了它的族源归属问题。迁往有穷的羿民族迅速发展壮大，以至于曾一度取代了夏民族的领导权。 因此，学术界曾经提出了一个饶有兴趣的问题：射日神话中可能暗含了民族交融史的一段失传的信息。何新在《诸神的起源》中指出：羿射十日“这个神话的深层结构中，实际上隐藏着一个深刻的文化隐义历法的变革。”何新认为，所谓尧之时，十日并出，然禾稼，杀草木，民无所食，尧乃使羿，上射十日，这一神话的深层结构的真实含义应该是，羿原为使用十月历的部族的首领，羿民族的善射而能征惯战，进入中原，开始与高辛族共处。高辛族使用的历法不同于羿部落，他们以大火星纪历，把每年分为十二个月。后羿认为高辛族的历法先进，从而开始改革，废止了自己民族的“很不准确的”，误差积累“终于造成全面混乱”的十月历，开始使用高辛族历法。十月历废止的事实，转成神话，就造成了所谓后羿“上射十日”的神话。⑦ 这个假说大胆而有趣。细想起来，既有它深刻的一面，又有它自相矛盾的一面，值得认真辨析。前边提到，后羿部落本属于东夷民族，历史上称之为“夷羿”。夷者，东夷之人也。而高辛氏也属于东夷民族，这是何新本人也认定的观点，后羿族团历史悠久，不可能，也没有必要迟至进入有穷以后开始向高辛氏学习十二月历法体系。问题很清楚，他们原本都是奉行十二月历法体系的民族。或者更准确地说，他们原本都使用同一历法。 然而，根据《管子》等历史典籍记载和民间文化调查，中原确实发生过十月历与十二月历历史变革的事实。这一事实具体使用范围的确有搞清楚的必要，因为它既关系到中国文化史的一系列变故，又关系到民族融合史的一些问题。根据学术界的共识，我们知道，十月历是西部民族的历法，与东夷的后羿族应该是无直接联系。尽管如此，我们认为，说后羿射日在历史深层结构中记录了一场历法改革的变故却很可能是有见地的。后羿的历法变革表现的不是向高辛氏学习的历史，它记录了后羿族与夏王朝的斗争，其事实应该是记录的来自东、西不同方向的部落族团在中原民族融合史上的文化冲突与文化整合的一段客观过程。只是这过程大概不是像何新先生所描述的那样。 在漫长的上古时期，包括我国东西部在内的各民族，都曾有向中原迁徙的历史。中原文化也有向四周辐射的历史轨迹。考古学和人类学成果告诉我们：在大约公元前三千年前，西部的仰韶文化，此间大踏步西退到甘肃、青海一线，于边远的西部继续发展；而山、陕一带，此时却表现为早先居于黄河下游的东部新石器文化的特征。这一文化不断沿由东向西的方向发展，并使黄河中游与黄河下游的文化呈现了统一趋势⑧。可以肯定，这是一段东部文化西渐的历史。稍后于此——到了公元前2900年至公元前2300年的庙底沟二期文化时期，西到陕西扶风、北到河套地区、南到秦岭、东到偃师的广大地区，此期的文化物“与泰沂地区大汶口文化系统的同类器物完全一致”，“它们最先吸收了来自东方大汶口－龙山文化系统的器物，并创造出符合自己的需要的斝”，因此，“庙底沟二期文化是东方大汶口文化系统与陕晋豫地区半坡四期遗存长期碰撞，频繁交流、逐步融合的结晶”⑨。考古报告证明，某一时间东夷文化的西渐，另外一些时间，西部文化的东渐交替发生，这是一种客观存在，是中华民族长期交融而成的例证。这种民族交融存在的痕迹还可以从统一六国、开创封建历史纪元的嬴姓得以证实。嬴姓本是东夷人的后裔，在甲骨文字中，嬴是一个展翅高飞的神鸟生人的形象，表现为东夷人的图腾信仰，观念上与太阳神崇拜有关。因此，学术界已认定嬴姓本是一支由东夷往西迁徙而来，后在陕西一带繁衍生息下来的信奉太阳神的东部民族⑩。 就地域文化相对位置而言，夏文化的建立，可以说是西部文化的胜利。夏文化的兴起，曾有效地使西部文化四处传播，从而有效地抑制了东部的夷文化占据西部空间，向西发展。夏代的太康失国，后羿执政、寒浞篡政，少康中兴，也是东西部文化冲突与交融的结果。夏代以后，殷、周两代，事实上是又一次东、西部文化的交替兴衰。在中国文化史上，这种彼兴此衰形成一条历史链。因此，陈连开先生说：“许多事实表明，最早发达于黄河中下游的国家制度、文字制度、青铜文化，其主要来源，应从黄河中下游东西相对两个文化区汇聚交融当中去追溯。”○11 如果说“羿射十日”中隐含有历法变革的事实，那么就是民族交融，文化变革历史的一种折光。假如再作深一步的解析，可以理解为上古的一个时期，西部文化在东、西冲突中占了上风。表现在文化上，一个突出特点，是西部民族行用的十月太阳历在中原流行——历法是中国古代政治的表征，百姓奉谁的历法，就意味着接受谁的统治。因此，每当改朝换代，总要“改正朔，易服色”，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常识。况且，中原那段奉行十月太阳历的历史事实并非“姑妄言之”，它已被《管子•幼官》所记载，被《淮南子•天文训》、《春秋繁露》等典籍所证实。○12而且《管子•幼官》中详细地记载着这种十月历的框架体系，限于篇幅，不再一一注引。 那么，从“十日并出”到“羿射十日”的深层含义是什么呢？让我们结合史实给予澄清。沧桑互变，盛衰交移本是历史规律。夏代的太康时期，政治上出现了严重失误、民怨沸腾，危机四伏。借着这一天赐良机，东部的东夷民族再度崛起。东部文化的优秀代表，具体到神话中就是所谓后羿部族长于征战，在经过了一段摧枯拉朽“革命”风暴之后，以征服者的雄姿、高屋建瓴的压倒优势，登上了历史舞台。这就是史书上所谓的“革孽夏民”——革了夏王朝的命，夺了夏王朝的权。随之而来的，是按照中国的传统，革除了西部民族历法、改变西部所建江山的“颜色”。排斥异己文化的浪潮促进这次历法变革的完成，从此十月历被赶下了正统的宝座，十二月历——东部民族所信奉的历法，成为被征服区域里百姓所必须奉行的“正朔”。这种文化征服过程，反映在神话中，使以后羿上射十日的形式表现出来。结合中国历史的实际考察，这种说法，应该会比何先生的假说更为顺理成章。 关于十月太阳历的研究随着以刘尧汉教授为代表的“彝族文化学派”的兴起，已用大量的史实和民族学材料证实了它的确起源与行用于西部民族。伴随着民族的迁徙而流播四方，又在民族交融的历程中逐步退出正统历史舞台，而在西部少数民族中至今仍在沿用。因此，“羿射十日”的神话背后，隐含了一场民族融合与历法交替的历史事实是完全可能的。 [分页] 三 羿射十日成为我们民族信奉的神话，不是偶然的，它有其坚实的文化基础。中华民族在其适应环境、创建民族文化的过程中，形成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文化精神。这种文化精神，既讲究坚忍不拔，自强不息，又注重天人合一，德化天下，坚持遵循自然规律，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民族精神。具体到我们探讨的主题，这种精神一方面体现在后羿神话除害救灾，与天奋斗，刚健有为，一往无前的精神之中；一方面又体现在寻求以积极的态度实现自然界和谐发展的中国传统射礼礼制中。 据史书记载，中国自黄帝时代起即有射礼的礼制，商代也有武丁射天、射阳的传说，可见这种礼制流传久远、深入人心。射礼具有很强的华夏民族精神，是重礼制、重象征文化精神的产物，因此，我国古代教育家孔子极力推崇射礼，并把“射”作为培养学生必修课，故历史上的“六艺”，其中就有称为“射”的课程。可见“射”的礼制在我国有着坚实社会基础。《礼记•射义》是专门记载射礼礼制的篇章。它说：“故男子生，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故必先有志于所由事，然后敢用谷也，饭食之谓也。”这是我国文化中阳刚之气在生活中的反映。在古代生活中，古人十分注重以射来比德——象征人的道德。《礼记•射义》：“射者，进退周还必中礼。内志正，体外直，然后持弓审固……此可以观德行矣。……故圣王务焉。”其三，射礼又是中华文化追求和写的产物。东汉初年，班固著《白虎通义》，曾专题解释中国历代的这种传统：“天子所以亲射何？助阳气达万物也。春气微弱，恐物有窒塞不能自达者，长射自内发外，贯坚入刚，象物之生，故以射达之也。”可见中国的射礼射天地四方，一则是为了畅达“男子之所有事”，使事业顺畅。二则是为“助阳气达万物”，实现阴阳二气的和谐，使万物生生不息，繁荣昌盛。射礼，用射天地四方这种仪式，承载了中国文化肯定人在天地间的积极作用和实际的积极参与态度，其目的在于力争实现阴阳平衡，自然和谐，寻求事业发展的良好祝愿。所以，射礼可以说是中华文化寻求和谐发展思想的一个具体表征。 后羿神话与文化精神对于今天的建设和发展实践是具有重大启示意义的： 其一，成就事业，必须奋发有为。在中国思想史上“有为”与“无为”一直是儒道两家重要的分水岭。儒道两家各自从它所坚持的文化起点和原则主场出发，儒家倡导积极用世，奋发有为。道家坚持无为而治，全身远祸。很明显，后羿神话代表的是奋发有为的价值取向，是一种积极用世的态度。这种有为才能有位，有位才能有为的积极态度是中华文化的宝贵遗产，即使在今天，也完全符合当今的价值取向，是我们今天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值得借鉴的民族文化资源。 其二，成就事业又要力求完善，不断超越自我。后羿功业流芳后世，成为万民仰视的英雄，其原因除了奋发有为、积极用世之外，还在于其追求技艺的精湛。关于这一点，历史典籍多有称颂：《论语•宪问》：“羿善射”。《庄子•桑庚楚》：“一雀适羿，羿必得之。”《管子•形势解》“羿，古之善射者也。调和其弓矢而坚守之，其操弓也，审其高下，有必中之道，故能多发而多中。”《荀子•王霸》：“射远中微，则莫若羿”。正因为后羿具有“一雀适羿，羿必得之”的追求，做事务求其精，才能够掌控“必中之道”，百发而百中。当今之时，人浮于事，急功躁进者有之；不下苦功，弄虚作假者有之；攀龙附凤，巧取豪夺者有之，追求的多是舍本逐来的小伎俩，缺少后羿力求其善的精神。因此，在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当今之时，需要大力提倡和躬行，后羿务求其善之精神。 其三，中国射礼中表现出的和谐精神对今天具有启示意义。中国射礼礼仪中的核心是人的参天地之化育。人的“参天地之化育”，又叫“赞天地之化育”，表述的是古人对于人与天地自然关系的认识。这种思想所追求的不是“制天地而胜之”，不把天地作为战胜和制服的对象，而是积极参与天地自然化育万物的过程，主张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在此过程中，人应持一种积极而有分寸的态度。这是一种由来古远而正确的天人关系定位。参天地之化育精神，把人的位置定位在参与、实现人可以与天地参的境界。人在自然面前首先应该是积极的，但又应该是有节制的。具体地说，射阳看似一种征服的举动，而其实质则是为了助阳气之生长，实现阴阳平衡和谐，使阳能够更好地为人类服务，这种古老传统是一种积极的和谐发展观，具有极强的可持续发展性。这是值得今天的政治家很好借鉴的古代智慧，一种与环境和谐，可持续发展的大智慧。这种可持续发展的大智慧正是中华文化在人与自然关系上开出的“善循环”——良性循环。 注释： ①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12-13页。 ②中国社科院集体编著：《中华文学通史》，华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1卷。第10页。 ③白寿彝《中国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卷，第185-186页。 ④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46页。 ⑤参阅萧兵《中国文化的精英》，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15－20页。并参阅陈江风《天文崇拜与文化交融》，河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12－114页。 ⑥《二十五史》，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版第1册，第13页。 ⑦参阅何新《诸神的起源》，三联书店1986年165-172页。 ⑧○11参阅陈连开：《中国新石器文化的多元区域性发展及其汇聚与辐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121页。 ⑨卜工：《庙底沟二期文化的几个问题》，《文物》1990年第二期。 ⑩王小盾：《原始信仰和中国古神》，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54页。 ○12参阅陈江风：《天文崇拜与文化交融》，河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三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