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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看到一则消息，断言已经找到人类开口说话的起点。从事这项研究的是英国牛津大学遗传学专家安东尼·玛纳克教授领导的一个研究小组。他们的研究成果公布在近期的《自然》杂志上。该小组发现，老鼠和所有灵长类动物身上，都有一种让语言表达“行不通”的属于5%最稳定遗传物质的FOXP2基因。在生物进化史上，在人类、黑猩猩和老鼠“分道扬镳”的13亿年中，FOXP2蛋白质只变了一个氨基酸。而在人类和其他灵长类动物“人猿相揖别”的400万到600万年之间，两个语言基因中的氨基酸在人类身上却完成了突变，并最终成为遗传性基因。科学家们计算的结果是，这个关键性的基因突变发生在距今大约12万年到20万年之间。（《光明日报》2003年2月14日） 就算保守一点推算，人类从鲁迅所说的“杭育杭育”劳动号子，到相对完整地表达意思，当不会晚于旧石器时代中期——距今大约10万年。如果再把这10万年看作是1年的话，那么，文字的发明和使用，都是发生在人类这一年当中的最后一个月里——可见其历史的短暂。约略地说，埃及书写传统产生在 12月11日那天。一天以后，苏美尔发明象形文字。中国的表意文字、希腊的线形文字乙（Linear B）等，发生在12月18日。腓尼基人的字母书写体（所有现代欧洲书写体的基础）发生在12月20日。美洲的玛雅文字出现在12月22日。中国印刷术出现在12月26日。欧洲的第一本书（Gutenberg’s printing press）出现在1445年，大约相当于12月29日。至于1867年出现的打字机，是人类在这一年的最后一天中午才发明的。当今已然盛行的英特网技术，具有“超文本”属性，不能简单归属“书面文化”。 可见，书写技术其实是我们的一宗相当晚近的发明。即便是在这一年的最后一个月里我们终于有了文字可用，也因为掌握文字需要专门的训练，文字的使用长期以来都是一小部分人的专利。他们享有特权，受到崇拜。当人们说谁是所谓“有教养的”、“文明的”人士时，那一定是指一位受过教育的、能读会写的可敬人士。可是剿灭文盲的任务不是短期内能够轻易实现的。欧洲至今都没有完全消除文盲（爱尔兰还有近四分之一的人口是功能性文盲）。中国文盲人数一向庞大，这几十年里才逐步下降。退一步说，即使消灭了文盲，口头传承文化也不会寿终正寝。口头的信息传递（可能借助电子技术，如电话和广播，也可能就是口耳相传）在人们的日常活动中还是扮演着无可替代的角色——多亏了那两个氨基酸的突变，让我们能够如此便捷有效地沟通和交流！ 然而公平地说，书写技术的发明虽晚，但它的威力却是不可小觑——它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信息交换和保存的方式和规则。也因此引起了关于口承文化与书写文化关系的探讨。1960年，被尊为口头程式理论“圣经”的洛德的《故事的歌手》由哈佛大学出版。稍后，我们便见到多种著述不谋而合地在几个欧美国家问世，围绕“口承—书写”问题，展开了论辩。唇枪舌剑之间尤以“大分野”——The Great Divide，即在口头传统与书写传统之间是否存在人类认知与现代心智的鸿沟——为焦点。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Levi-Strauss），传播学家麦克鲁汉（Marshall McLuhan），社会人类学家杰克·古迪（Jack Goody），以及古典学者埃瑞克·哈夫洛克都参与到这场论辩中来，并引发了多个学科的热烈反应和踊跃参与。挂一漏万地讲，“书写论”派认为，逻辑思维（演绎推理、形式运算，高次心理过程）的发展取决于书写。而他们的对立面“连续论”学派的持论，则针锋相对，认为口承与书写在本质上都负载着相似的功能，它们在心理学上的差异不应过分强调，二者的载体确有物质上的区别，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两极间谱系关系。与此相呼应地，就有学者出来呼吁，说人们长久以来过于关注与书写相关联的精英文化产品，而轻视民间口承文化传统。这种偏向会造成人类不可挽回的损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倾听了这些意见，就形成了若干文件，如《关于保护传统文化和民间文化的建议书》（1989年）。所谓“传统民间文化”（traditional folk culture）是指来自某一文化社区的全部创作，这些创作以传统为依据、由某一群体或一些个体所表达并被认为是符合社区期望的，作为其文化和社会特性的表达形式、准则和价值，它通过模仿或其他方式口头相传。它的形式包括：语言、文学、音乐、舞蹈、游戏、神话、礼仪、习惯、手工艺、建筑艺术及其他艺术。除此之外，还包括传统形式的联络和信息（例如非洲鼓语）。此后联合国进一步提议建立“人类口头及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录”（1997年）。“代表作”要求是能够体现人类天才创造性和文化多样性的有代表性的非物质遗产，或是从历史、艺术、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语言学或文学角度具有突出价值并广为流传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2001年5月，中国昆曲艺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为首批“人类口头遗产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国内传媒一时谈论“口头和非物质遗产”成风，各地纷纷掀起了至今令有关部门头疼不已的口头非物质遗产“申报热”。 在联合国的文件中称这些遗产为oral, non-material, intangible，分别对应中文“口头/口述的”，“非物质的”和“无形的”。从联合国文献里给出的界定看，它们的内涵有相通处，又各有侧重面。非物质文化不必一定是彻头彻尾的口头传统，但形态特异如非洲“鼓语”，在传承和使用中，大抵也没有完全脱离口头表述。总之，“口头传统”（oral tradition）一直是整个非物质文化中最重要的环节。 对口头传统的认识和评述，在人文学术领域，有其漫长的传统。但真正意识到口头传统的重要性和特异规则，还是晚近的事情。而且由于口头传统在很大程度上是民俗学课题，所以以往的成果比较多地集中在这个领域，也是自然的。简单地说，口头传统是在三个层面上显现出它的内涵的：第一，口头传统是文化的反映和文化的创造；第二，口头传统反映了文化内容和文化期待；第三，口头传统满足文化需求（见《口头传承研究方法纵谈》，罗斯玛丽·列维·朱姆沃尔特，载《民族文学研究》2000年增刊“美国口头传承文化研究专辑”，第3页）作为一个内涵丰富的、跨学科的方向，“口头传统”的兴起，可以追溯到18、19世纪的“大理论”（Grand Theories）时期。“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文化进化理论”、“太阳神话学说”等理论，分别把口头传统看作是一个民族的“档案馆”，是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或者看作是“文化遗留物”，它再现了人类的“原始知识”；乃至看作是“远古的回声”，直到“语言疾病”破坏了我们对它的理解云云。赫德尔、泰勒、朗和缪勒（Johann Gottfried Herder, Edward Burnett Tylor, Andrew Lang, Max Müller）分别是这些学说的领军人物。以阿尔奈、汤普森（Antti Aarne, Stith Thompson）为代表的芬兰“历史—地理学方法”，和以博厄斯（Franz Boas）为代表的“地域—年代假设”则开创了“机械论”的口头传统起源研究。前者的研究方向，一言以蔽之，就是书面文本地理分布的采集分析，后者的，则是口头文本的地理分布分析。“大理论”时期的学术取向与孔子的“礼失求诸野”，倒是有异曲同工之妙。 让“口头传统”具备学科体系特征，是20世纪学者们的贡献。哈佛大学英年早逝的天才古典学学者米尔曼·帕里（Milman Parry），通过研究荷马史诗，率先提出荷马史诗必定是“传统的”，进而必定是“口头的”论断。这个说法曾令古典学学者们痛心疾首：他们心目中伟大的诗人荷马，怎么会是个“粗鄙的文盲”？随后，他的学生和追随者艾伯特·洛德（Albert B·Lord）将他所开创的学术方向进行了系统化和体系化工作，成就了以他们两人命名的“帕里—洛德理论”（又叫做“口头程式理论”Oral Formulaic Theory，关于此学派的“博学而生动的教程”，可参见弗里《口头诗学：帕里—洛德理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洛德不仅引入了比较诗学的概念，完成了在不同口头传统之间进行平行类比的研究，还着手建立了口头诗歌的研究范式。 公允地讲，口头程式理论确实是“20世纪里发展起来的少数民俗学理论之一”（邓迪斯语）。它研究口头传统的方法，对相邻学科的启迪作用是巨大的。虽然它擅长的，还不是口头表演本身，而是表演中唱词的文本阐释，这个听起来多少有点讽刺，但正是在这个地方，泄露出了其早期开创者帕里和洛德的学术背景：古典学、语文学和文学。现在回过头来读他们对荷马、对南斯拉夫英雄歌的精妙解析，依然是很大的享受。19世纪德国语文学的成就，在他们手中被发扬光大到这样的程度，以至于后来的学者很长时间里都不愿意在这块领地上耕作。 此后的学术发展，就呈现出了欣欣向荣的景象。我们看到，在口头程式理论的引领作用下，在1970年，刊物《黄金时代：民族志诗学》（Alcheringa:Ethnopoetics）面世，标志着“民族志诗学”（Ethnopoetics）的兴起。其代表人物为丹尼斯·泰德洛克（Dennis Tedlock）和戴尔·海莫斯（Dell Hymes）。该学派的宗旨是检讨世界范围内文化传统中、尤其是无文字社会文化传统中的诗学。在1986年，民俗学家理查德·鲍曼（Richard Bauman）刊行了他的“表演理论”（Performance Theory，台湾人类学家李亦园译为“展演理论”）的代表作《故事、表演和事件：口头叙事的语境研究》（Bauman, Richard. Story, Performance, and Event: Contextual Studies of Oral Narrative. Cambridge [England]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叙事中语境的构成要素和作用，成为鲍曼着重探讨的话题。在他看来，表演是一种语言使用模式，一种说话的方式，它支配着作为口头传承的语言艺术。在口头性研究上，有两个重要人物应予提及：瓦尔特·翁（Walter Ong）和鲁斯·芬尼根（Ruth Finnegan）。他们两位在口头性方面的研究，连各自代表作的名字都是互相映衬的：翁的书叫《口头性与书面型：语词技术化》（Orality and Literacy: The Technologizing of the Word, New York, Methuen, 1982.）芬尼根的书叫做《书面性与口头性：传通技术研究》（Literacy and Orality: Studies in the Technology of Communication ,Oxford,Blackwell,1988）。作为人类学家，芬尼根的研究结论，更多地来自对非洲口头传统的分析和总结；而翁的探究，看上去更像是文艺哲学的思索。他关于“基于口语思维的表述”的精彩分析，无不令人击节称赏。 “口头传统”的研究，究其实质，不仅是特定信息传播方式的研究，而且是知识哲学的思考。晚近在历史学界有了“口述历史”的学派，在文艺学领域出现了“口头诗学”的新枝，都是传统学术定制的突破。对人类学术和文化遗产的“典律”和成规的深刻反思，也已显现出端倪。譬如，我们一向是用总结自书面文学的美学规则来解析口头文学遗产，但是我们没有注意到，按照阅读规则总结出来的美学原则，并不总是适合那些为了“听”而创作出来的作品。这里决不简单是个接受器官的转移，它连带着产生了规则的转移。我们有时意识到书面语和口语之间有某些差别，但是却往往不了解这些差别的深层缘由。口头传统的即时性、互动性和高度依赖语境的性质，就决定了它的审美属性与某些“听觉”效果联系了起来。比如程式化表达，对于阅读而言往往不忍卒读，但对于聆听，就不仅不是缺憾，还往往构成某种特殊的审美效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