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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乐嗣炳教授，被国学界研究者称为“民俗学奠基者”，先后供职于中华书局、上海大学、广西的几个研究机构、复旦大学等学术机构，57年被打成右派。他在语言学方面的卓著贡献已多所发表和研究，而在民俗学方面的贡献，则一向被边缘化，惨遭遗忘。改革开放之初，上海《采风》报曾发表一文，讲他在民俗学上的功业。拙著《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里，也只写到他在钟敬文主办的《开展》上发表的《民俗学是什么以及今后研究的方向》，没有能够花更多的力量去对他做更多的钩沉和研究。与国学界对他的评价很不相称。对历史的钩沉，对被边缘化和被遗忘了的学者进行研究，是学科赋予后来者的责任。现在，笔者找来《采风》报上发表的那篇采访记发在此处，以唤起民俗学界的后来者对乐教授的认识和继续深入研究。他在少数民族口头文学方面也多有建树。建议上海大学、复旦大学、广西方面、少数民族文学方面研究学术史的同行学者不妨做些“打捞”的工作，让被历史淹没的学者恢复其本来面貌。由于本网没有“学术史”的专栏，只好暂且借地放在“口头传统”栏内。 ——liuxicheng，2008年9月15日于民间文化青年论坛 民俗学探索者的脚印 ——访乐嗣炳教授 作者：戴 红 何定华 去年（1982年）九、十月间，《人民日报》相继报道了复旦大学乐嗣炳教授将一千五百六十三件珍贵文物捐献给国家的消息。接着，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节目里又播放了捐献大会的实况。事后，乐嗣炳教授笑哈哈地对我们说：“我成了新闻热人物了。” 乐老先生出生在浙江镇海，今年已83岁了，虽年迈体衰，白发稀疏，但神采弈弈，精神矍铄。乐老性格开朗，彬雅和蔼，和他叙谈，丝毫没有窘迫之感。 走进乐老的书架满布、不见四壁的书房，自有一种高雅、古朴的情趣。就在这恬静的书房里，乐老谈起他从事民俗研究的历程： 1921年，乐老和许地山同住一室，经许介绍，参加了“文学研究会”。自此，常与沈雁冰、顾颉刚、郑振铎等人一起磋商研究民俗学。那时节，研究的着眼点大多集中在民间歌谣上。1922年，北京大学创办《歌谣周刊》，乐老以中华书局编辑员的身份，也开始了选编歌谣选集的工作，这一年，从搜集的一万多首民谣中，选出了《儿童歌谣集》八册，先后由中华书局印行。 对语言学的研究是乐老的老本行。不论是在上海大学，还是在暨南大学、复旦大学应聘讲授，他都不懈地进行歌谣研究。打开30年代的报章杂志，不难发现乐老连续发表的论述：《民俗学是什么及今后的研究方向》（《开展》）；《歌谣与风俗》、《桂江两岸的歌谣风俗》（《微音》）；《柳江上游的歌谣节》（《太白》）；《怎样研究中国歌谣》（《当代文艺》）等等。就是在备受鲁迅先生赞扬的《中国文学研究专号》上，也有乐老的《粤风之地理的考察》一文呢！ 乐老是勤奋的。但在民族灾难深重的二三十年代，时代的洪流，把乐老卷进了革命的旋涡中。抗日战争爆发后，乐老举家避难来到广西省三江县。这个三省交界的地区，杂居着壮、侗、苗、瑶、客家等各族人民。“这是我多年向往，研究各族人民的语言、习惯、风俗、歌谣等最好的环境！”从此，乐老常在向导的陪同下，到附近壮、瑶民家中去做客，喝油茶；跋山涉水，深入村寨。1941年，广西教育研究所聘请乐老为特约研究导师，专门研究少数民族的问题，每年为他们作二、三次调查报告。 六十多年来，乐老为了民俗学的兴旺发达，默默地尽着自己的责任，留下了一步步艰苦探索的脚印。 我们去拜访乐老的时候，他感慨地说：“我老了，剩下的岁月不多了。趁我余年，系统地整理一下文稿，为民俗学的发展作最后一点贡献。”望着白发苍苍的老教授，年逾古稀，尚且奋斗不息，我们年轻人哪里还有理由不努力啊！ （原载上海《采风》报，1983年第15期[总第46期]，1983年8月1日第4版） ------------------------------------------------------------------ 乐嗣炳（1901－1984） 时间：2005-9-9 乐嗣炳，又名山、观，大碶湖塘村人。1919年赴上海，次年与许地山同住一室，经许介绍参加了“中国文学研究会”。自此，常与沈雁冰、顾颉刚、郑振铎等人磋商研究民族语言学。1922年，北京大学创办《歌谣周刊》，乐嗣炳以中华书局编辑员的身份，开始选编歌谣集的工作。是年从搜集的一万多首民谣中选编《儿童歌谣》八册，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 语言学是乐嗣炳的本行，他在上海、暨南、复旦大学任教时坚持不懈地将语言学结合歌谣研究。在20世纪30年代，先后发表著作有：《民俗学是什么及今后研究方向》、《歌谣与风俗》、《桂江两岸的歌谣风俗》、《柳江上游的歌节》、《怎样研究中国歌谣》、《粤风之地理考察》，深受鲁迅先生赞扬。 抗日战争期间去广西大学任教，举家迁居少数民族杂居的三江县。从此，他跋山涉水，深入山寨村庄，博采了大量的民俗学第一手资料。1941年，他被广西教育研究所聘为特约研究导师，专门研究少数民族问题。在此期间，他每年写二三次调查报告，为我国西南少数民族研究史奠定了扎实的基础。1953年任复旦大学教授兼上海语言学会理事。至20世纪80年代，虽届耄耋之年，仍不遗余力研究民俗学，并将1563件珍贵文物献给国家。另著有《国语学大纲》。 [天涯杂谈][转载专区] 关于刘三姐出生地最新文献资料考证： 刘三姐出自广西贵港西山，今广西贵港覃糖 作者：seasons237 提交日期：2008-8-21 15:00:00 一直以来刘三姐出自哪里这个问题一直备受争议,最近又出了一系列有关刘三姐的文献资料,确定了刘三姐出自广西贵港~今贵港覃糖镇.希望这个问题可以得到有关部门的专家学者的重视.谢谢.以下是一系列的文献资料: 清雍正元年清明日，《刘三妹歌仙传》作者张尔翮，“访友于贵县（今贵港市）西山杨氏，路经山谷，惟见春色撩人，红紫万状，轻烟薄雾，山突天平。须臾入仙女寨......” 乾隆二年，安徽人，贵县知县朱士钰《西山》诗云:“暮蔼郁沉沉，芙蓉隐雾雨;依稀露峰头，倏忽迷村坞;别浦归渔蓑，晚烟乱鸦树;卷帘小阁西，闲眺应眉舞。” 上引文字虽短，却把读者带到如画般的“仙境”中神游去了。那儿，就是一千二百多年前誉满南国的歌仙刘三妹的故乡。 确凿的佐证 迄今为止，我们已知述录有关刘三姐(原名三妹)资料的著作(不含地方志及现代编著)共有六种，现简介于下。 1.《歌仙刘三妹传》，系罗尔纲先生近年从路工著《访书见闻录》中发现的。此《传》载在清康熙二十八年蓉江怀古堂刊《古今文绘俾集》由钱塘陆次云评选编入。作者孙芳桂，年藉行历未详，可能是明代文士。其所撰《传》云:“歌仙名三妹，系汉刘晨之苗裔，其父尚义流寓贵州西山水南村。”(贵县从唐到明初，曾称贵州，西山村属水南里)“三妹年十二，善为歌;十五歌名益盛;十六来和歌者终日填门;十七，邕州白鹤乡少年张伟望来访，为三日歌。后同登西山，歌至七日，弗闻歌声，两人化石矣。时玄宗开元十三年乙丑正月”。《传》中对和歌场面、歌名及咏唱情感表现，描写很细致，惟未附录二人原作歌词。 2.《粤风续九》，辑注人吴淇(冉渠)河南睢州人，清顺治十五年殿试与王士禛同榜进士。吴淇任浔州推官时，与同事赵龙文、吴代、黄道，搜集浔州府各县歌谣，由吴淇整理解说，成《粤风续九》一书(“续九”拟以此续屈原《九歌》之意)。陆次云《峒溪纤志●志余》①引述了《续九》中的一些歌词并说：“峒溪歌谣数种，约数百篇”，《粤风续九》在乾隆后期已失，现只能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存目》②中，略知其简况。 3.《池北偶谈》③这是清初著名文学家王士禛的笔记，书中《谈艺》部《粤风续九》，迳以吴淇原书名为篇名。它简述《唐神龙中，贵县水南村刘三妹善歌，与邕州白鹤秀才登高台为三日歌，复和歌七日夜，两人皆化为石在七星岩上，下有七星塘......”篇后附录吴淇收集的部分歌词。王是最早引述吴《续九》的人，他的名著《渔洋诗话》、《带经堂诗话》,均收录有《续九)的有关刘三妹歌词。 4.《粤述》，作者闵叙，顺治进士，康熙时曾督学广西，该书“浔州白石山”条云:唐景龙间，贵县刘三妹与朗宁白鹤书生张伟望，歌酣化石于此山巅，后人立祠，祀为歌仙。 5.《广东新语》④是岭南三大家之一屈大均的笔记名著，该书《女语·刘三妹》，只说是“新兴女子”，没有她父名及乡村名⑤。其中“尝与白鹤乡一少年登山而歌，粤民及瑶壮诸种人围而观之。后二人化石，世人立祠于阳春锦石岩”。这段话，除末句外，当系引自孙芳桂的《歌仙刘三妹传》，但不提及引录出处，又故意删去了“邕州”“张伟望”等具体名字，为他篡改刘三妹籍贯作掩护。 6.《古今图书集成》这部大类书，刻于雍正四年。书中《职方典·浔州府志部·艺文篇》，有张尔翮(行历未详，可能为浔属吏)撰《刘三妹歌仙传》。作者于雍正元年清明日，亲到贵县西山采访刘三妹事迹、歌词，曾观赏西山诸峰景色。张氏此《传》与孙撰《传》内容基本相同。文末附录《池北偶谈》、《浔州府志》所录刘三妹歌词二首。民国《贵县志》据《古今图书集成》转载张此《传》。 此处要讲《粤风》的“粤”字，有人以为专指广东，其实不然。1934年，乐嗣炳著文考证，《粤风》所收歌谣，限于粤西浔州桂平北乡及附近数十里内。《歌仙刘三妹传》：“粤民(笔者注:指贵县汉人)及瑶壮诸种人围而观之。”显然与广东无关。广东《肇庆府志》和《阳春县志)说，到当地传歌的刘三妹，来自广西贵县。 可能有人认为，转录民间传说的笔记是稗官野史，不大可信。诚然，笔记文杂有些狐仙怪异传闻，那是少数糟粕。但不能就此全部否定笔记资料的真实性。况且稗史所记的事，有“野”(民间)的特点，就更有正史所难反映的内容⑥，“常有用过于正史者.---..不似正史为帝王作家谱也。”(梁启超语)旧时国史、方志的主编，总视山野民谣为“桑间濮上之音”，不屑著录。刘三妹反抗禁歌的传说，正好证明这一点。歌仙刘三妹事迹流传千余年而不泯，也证明三妹其人其事确是历史存在。很多地方都说三妹与张生“化石仙去”，这不能与狐仙怪闻相混同，与王士禛相友善的蒲松龄⑦，其志怪小说《聊斋》有些篇目情节和王的《谈异》相似，却没有写刘三妹变仙，就因为刘三妹不是传奇小说中虚构的人物。 细节的雅敲 籍贯刘尚义的原籍是外省⑧，在其子女来说则是祖籍了，尚义定居西山多年，其籍贯自属贵县无疑。三妹与邕州来的张生“迭唱迭和......依瑶壮诸人声音为歌词，各如其意之所欲出，虽彼之专家弗逮也。”三妹善歌而又善于与人交往，注意学习群众语言，竟能运用壮话作歌，咏唱如此娴熟，这充分证明，刘家定居贵县西山至少过十年，三妹已是地道的“侬(我们)贵县妹儿”。有些地方也说刘三妹是他们那里的人，这种感情不难理解一歌仙刘三妹出自入民，也应属于全体人员。 生年孙撰《歌仙刘三妹传》说她“生于唐中宗神龙五年己酉”。因神龙只有三年，有的同志认为，应依张撰《传》说她“生于神龙元年”较准确。我认为，三妹生于景龙三年己酉。关键文字是岁次“己酉”二字，古人记时，惯用干支岁次，比政治年号易记而准确。政治年号是帝王为祈求、纪念吉庆而起的，明以前的皇帝总爱改换年号。有的在一年里再次改元，或因上一代皇帝死了，或禅位，新帝改元;或因废黜、毒杀、政变，更要改元，所以在同一年里有几个年号的现象，记干支岁次就不会弄错。唐中宗第二次临朝五年半，用过两个年号:神龙用两年多(乙己、丙午、丁未)，景龙用三年(丁未、戊申、己酉、庚戌)，神龙三年中间改元景龙，这年岁次丁未(公元707)，两个年号重合。孙芳桂记得己酉，从神龙元年乙巳往下推算，至第“五年己酉”，仍以为属神龙，故写成“神龙五年己酉”。幸亏他没有漏掉干支岁次，我们才有可能弄得清楚。孙说“三妹年十七，与张伟望和歌化石，时玄宗开元十三年乙丑(725)”，从己酉(709)到乙丑恰十七个年头，旧时均计虚龄，正好证明刘三妹生于景龙三年己酉。 仙去古籍所记刘三妹与张伟望和歌，不论在贵县或桂平，不论在广西或广东，都说最后二人“化石仙去”，因此，“仙去”即离去;“化石”只是人们的幻觉。他俩“往来两粤溪峒”(《广东新语》)到处传歌去了，孙撰《传》用了三个“仙”字，原意都不作“变仙”解:开头称“歌仙”，与“诗仙”李白一样，“仙”是对有非凡才能者的美称，中间写张生与三妹丰容盛装，登上彩饰华丽歌台，众“咸望以为仙”，乃形容他俩翩翩风度，艳赛“天仙”，文末“遂以为二人仙去”，是当时人们只能作这样的推测、解释和安慰。刘三妹事迹，《池北偶谈》不入“谈异”部，《广东新语》不入“神语”、“怪语”部，因她只是非凡的歌师，不是超凡的神怪。 姐原是妹刘尚义之女，以长次命名为几妹，资料不见说她们有书名，看来刘家的社会地位、文化程度都不高。三妹十五岁时歌名远扬，千里内来和歌者络绎不绝，小妹子渐长成大姑娘，客人们自然尊称她为三姐而不呼其小名了。十七岁后又到外传歌，三妹原名就被三姐这新名所取代了。 民族刘尚义来自江南，无疑不是土著，现代《辞源》“刘三妹”条，说她是苗族歌手。编者参据的是《广东新语》，查该书《女语·刘三妹》原文无一“苗”字。有的近代方志如《宜山县志》说三妹是该县壮族，更无古代资料根据。 地理环境《歌仙刘三妹传》说“其父尚义流寓贵州西山水南村”。唐宋元时，贵州在今贵县，明洪武二年始降州为县。《传》述西山台上对歌到中间，张生变唱了《朗陵花》词(唐时，朗宁郡、邕州都是今南宁地，朗陵可能是朗宁音误)，三妹和之以《南山白石》调。谁都懂得，这南山是贵县的名胜南山廿四峰。 《池北偶谈》说:三妹与张生化石于西山七星岩上，其下有七星塘。这些具体地方，历来就在西山。吴淇《粤风续九》采录歌词有一首是:“妹相思，妹有真心弟也知。蜘蛛结网三江口，水推不断是真丝”。三江口在今贵港市覃塘区三里镇北部。古之水北、水南二里，就以此水划分，水北里为黄练镇一带，水南里为三里、西山等地方。民国《贵县志》收录有流行于水南一带的《大茶江》歌云:“刘三姐，秀才郎，望见大茶江水茫;江水茫茫过不得，浸湿几多伶俐郎。”秀才郎，自然是指与三姐和歌匹敌的张伟望。在张之前来过的无数伶俐郎(歌手)都“率不能和而去”。此歌词意与《歌仙传》内容吻合，而歌词却更形象感人，大茶江在西山北面硃砂村附近。 从所有资料中的大小地名看，有力地证明：刘三姐出生、成长地是贵县西山乡(今属贵港市覃塘区石卡镇西山村)。 注①陆次云，康熙间曾任江阴知县。所著《峒溪纤志》记述粤滇黔蜀少数民族风物。 注②《四库全书》分二类:“著录”的书抄七份，设阁储藏;“存目”的书、四库不收。 注③《池北偶谈》26卷，分谈故、谈献、谈艺和谈异四大类。 注④《广东新语》28卷，每卷一“语”。有天、地、人、女、艺、神、怪等“语”篇。 注⑤《广东新语·地语·新兴村落》只述该县村庄多以“云”命名的缘由，不及其他。 注⑥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时，曾取材于《中朝故事》、《金华子》等野史。 注⑦王士禛，新城(今桓台)人，和蒲松龄家淄州很近，王就官后，屡邀蒲到他属下做事，蒲辞谢了。蒲写《聊斋》过程中，曾送请王提意见。 注⑧《歌仙传》说“尚义为汉刘晨苗裔”。传说东汉剡县刘晨、阮肇二人，入天台山遇仙。后代文艺创作诗歌杂剧，即据此故事编。尚义当是从江南流寓来广西。 评《文学》第二卷第六期“中国文学研究专号” -------------------------------------------------------------------------------- 吴世昌 完全用《小说月报》的形态出现于上海的《文学》，新近也仿照《小说月报》的办法，出了一册“中国文学研究专号”。 这册专号在“量”的方面的确不少：以字数计约有三十万字以上；以篇数计，书评论文共三十三篇，论坛四则。论文的性质，可以大约分作下列几类： 一、纯粹论中国文字音韵的，有魏建功的《中国纯文学的姿态与中国语言文字》；郭绍虞的《中国诗歌中之双声叠韵》；吴文祺的《论文字的繁简》。 二、单纯的记述和考订文学的史料的，有郑振铎的《三十年来中国文学新资料的发现史略》；洪深的《申报总编纂“长毛状元”王韬考证》；张全恭的《唐文人沈亚之生平》；夏承焘的《姜白石议大乐辨》；赵万里的《散曲的历史观》；马玉铭的《西厢记第五本关续说辨妄》；向觉明的《明清之际之宝卷文学与白莲教》；顾颉刚的《滦州影戏考》；乐嗣炳的《粤风之地理的考察》。 三、考订文学史料而同时设法说明当时的社会思想的，有李嘉言的《韩愈复古运动的新探讨》；郭源新的《元明之际的文坛的概况》；何谦的《元代“公案剧”发生的原因及其特质》；谷远的《净与丑》；吴晗的《历史中的小说》；高滔的《五四运动与中国文学》。 四、对于原有文学的欣赏和评价，有贺昌群的《论唐代的边塞诗》；龙榆生的《苏门四学士词》；董启俊的《宋诗革命的两个英雄》。 五、考订史实引用外国的材料，而有新的印证的，则有霍世休的《唐代传奇文与印度故事》；李素英的《唐宋大曲考拾遗》；林培志的《“拉马耶那”与“陈巡检梅岭失妻记”》；李满桂的《“沙贡特拉”与“赵贞女型”的戏剧》。 此外，刘复的《吕氏春秋古乐篇昔黄节解》完全用科学材料注解古书，是专号中最专门的一篇论文。 其余如朱自清的《论“逼真”与“如画”》；俞平伯的《左传遇》；赵景深的《宋元戏文与黄钟赚》；西谛的《读曲杂录》，大都是些读书扎记之类，并不是十分正式的论文。 就各篇论文作者的思想而论，方面是极不相同的。有的用纯科学的方法，有的是诗话式的欣赏，有的笔底下免不了口号式的武断，有的思想中显然受着主义的指导。总而言之，这期专号委屈一点可以说是包罗万象，直爽一点（假使我可以直爽一点）可以说，它给读者的印象极不调和。但这“不调和”和作者及作品本身无关，那只是编者爱这么干而已。也许在编者这也是无法，在这不调和的时代，正如同在北平西四牌楼的大街上一样，驴车、排子车不得不和汽车交错着赛跑。 其中比较重要的是第五类霍世休等几篇用外国材料来印证中国文学史实的论文。中国的文学在晋唐以后因吸收印度文化，起了剧烈的变动，放出不少的光彩。现在所有的旧小说，戏剧以及弹词，俗曲，几乎无一不是佛教文学的产物，乃至晋唐以后的诗词，都受它的影响。所以不把印度文学与唐代文学的关系弄清楚，中国的文学史永远脱了一节榫，写到唐代总不免要闹几下笑话的。但要弄清楚这段姻缘也真是谈何容易，刚见到几本唐或唐以后的佛曲之类，便要拿来解释这段关系的来路去脉是不够的。“佛曲”之类只是有了那段姻缘以后的产儿，要靠孩子们来解释父母的婚姻是不可能的。只有孩子们的祖父母或外祖父母，以及第三者的媒人之类，才能说明这段关系。霍君的文章从佛藏及印度故事中探求唐代传奇文的来源，是一个正当的办法。并且作者用英文材料的埃及故事及西藏故事互相印证，引证博审，注解详细（惟作者引及自著其他论文，则仅及篇名，如《列子·汤问篇质疑》、《六朝志怪中之印度故事》等，不注此稿是否已刊，或刊于何书，颇难查按），是文学史上极重要的论文。前人对于传奇也未尝不想它是由佛教故事演变而来，但因懒得到佛经中去找材料来印证，所以一般人对于这问题的观念始终是模模胡胡的。只有这类专题的研究，才能把中国文学史打起一点基础来。正确的文学史之建立，有待于这类点滴集成的研究工作的。 李素英的《唐宋大曲考拾遗》，也并不能因为作者命题的谦抑而受读者的忽略。作者从《大日本史》及《高丽史》中考出唐宋大曲的舞容和服饰，足以补订王国维的《唐宋大曲考》。又把《古今乐录》、《宋史·乐志》、《乐府杂录》的材料和《大日本史》“礼乐十四”、《古事类苑》“乐舞总载”的记述互相印证，考出所谓“软舞”、“健舞”即是“文舞”、“武舞”，足以补订向达的《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又从陈暘《乐书》所记“柘枝舞”的舞容和《高丽史》第七十一所记“莲花台”，证明二者实是一种舞。因而推论到“大献寿”即“献仙桃”，“延寿乐”即“延寿长”等，都是很有见解的创获。这篇文字也告诉我们：要研究唐代和唐以后的文学和艺术，日韩方面的材料是不可忽略的。本来中国唐宋文化被录存于日本、朝鲜者，有的较在本土更多。近来研究日本文化的学者，大都注意到日本学者对于近代文化上的贡献和创获，而对于保存着中国史料的日本原料书（Source books）则很少注意。但我想这些书籍在中国文化史上——特别是关于唐宋的风俗史和艺术史上——是很重要的材料。 林培志和李满桂的两篇题目颇长的论文，内容、题材和目的都很相同，都是要说明某一种中国故事系从印度故事而来。大体上尚无大误，但颇以补叙太多，引证太少为憾。因为人类社会中故事的定型，据专家的统计不过三十几种，偶合雷同的可能性太大了。何况二君所举的中印故事并非完全相同，只是大体上相似而已。我们虽然一时不能否定二君的结论，但我以为用这种不精密的方法弄学问是很危险的。即如李君文中“赵贞女型”的故事，男子停妻再娶，女子坚忍守节，这类大同小异的故事，何时蔑有，何地蔑有?即在现在，也还不少这类事实，我们安一一指之为受《沙贡特拉》的影响?并且《沙贡特拉》一剧既无中文译本，这故事自难普遍传述。赵贞女和王魁戏文的作者是否懂得梵文，似乎还是更大的问题。要弄清这类问题，我以为最好还是到佛藏中去找证据。也许佛经中有比“沙贡特拉”更近于“赵贞女”型的故事。李君谓“我们可以说永嘉人作《赵贞女》和《王魁》戏文的时候，把《沙贡特拉》改换人名地名及背景，而采取它的故事和体裁”，这话我认为是很可商榷的。 文字的繁简，在本期中似乎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吴文祺君有一篇颇长的论文，但所举的证例，则大都是修辞上的材料：或为加重笔力（emphasis），如章太炎记徐锡麟死事；或为仔细描写，如孔雀东南飞的铺叙，与问题的本身无多大关系。编者在论坛中也有一则论文字的简繁，他是主张愈繁愈好的。吴君的结论则主张文章不应以简繁论工拙。这一点我并无异词，因为我根本不认文字的简繁成为问题。站在文学的立场上，只有冗蔓或经济，决无简繁。《红楼梦》文成近百万言，可谓繁矣，但它写的是二百多不同性格的人物，以之比较莎士比亚描写差不多数目的人物用三十七个剧本，已经经济多了。但我们也不能说莎氏文繁。至于胡适之先生不主张用“下榻”、“朔风刺骨”等词句，乃是因为这类字句是陈腐滥套，可以看出用的人思想上的因袭和躲懒，问题不仅在乎简不简或白不白。吴君文中所引许多例子，在修辞上很有用处。至于“论坛”中所谓：“简便是陋，便是苟，要文章写得不苟不陋，那必定得用心在‘繁’字上用功夫”云云，则是标语式的武断话。何以见得简便是陋，便是苟?这是标语作者照例所不能说出理由来的。他以为文繁便好，怪不得一句之中，又是“用心”，又是“用功夫”，若依此理，我想阿拉伯故事（?）中蚂蚁搬米仓，一个蚂蚁搬一粒，又一个蚂蚁搬又一粒，……以至无穷无尽，或者我们江浙夜航船故事中说曹操八十三万人马过独木桥，过了一个又一个，……以至无穷无尽，彻夜不完，那一定是最好的文学。 郑振铎的《三十年来中国文学新资料的发现史略》是一篇很长的叙述文。编者以之列为首篇，可见把它认为非常重要。这篇文章在大体上甚有便于初学，可以使陌生的读者得到一个大体的概念。但仔细一按，其中也颇有可商之处。 （一）“变文”即为唱导的本子，我已经有二文详细论及（见《新月》月刊四卷五期、《图书评论》二卷七期）。唱导在晋时已有，亦系史实。郑先生只说：“讲唱变文，在唐代成为僧侣们的盛业。”仍略去晋代的唱导不言，硬把它的时代拉后三世纪，不知何故? （二）文中所引维摩诘及其它变文藏于伦敦及巴黎的目录不知见于何书，抑系作者直接从各该图书馆抄得，均未注明出处卷页，使读者无从查核，不知有无错误。 (三) 臧晋叔序“仙游”“梦游”二录说：“若有弹词，多瞽者以小鼓拍板说唱于九衢三市，亦有妇女以被弦索，盖‘变’之最下者也。”“盖变之最下者也』的“变”即指“变文”，不能等闲看过。本来从前人不称“变文”而称“变”，所以张祜和白居易开玩笑，说他《长恨歌》中的“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是“目莲变”。臧氏的话很重要，我们从而可知在那时候“变”的流派有好几种，而弹词其最下者也。郑先生上文“也许”的话（页九七七、下、行五）二】可以大胆地改为肯定的了（“也许，变文的讲说佛经的一支流衍而成为宝卷，而其讲说史书，故事的一支却成为弹词了。”）。 （四）郑先生论弹词的流布说：“吴音之作，大都不是妇女的读物。流行于闺阁、家庭间者大都为官音之作。”（页九七二）这话不知有何根据?所谓”妇女”、“闺阁”，是指吴语区域的，还是指官话区域的?就我所知，事实上“吴音之作”的弹词，在吴语区域里面正是“五四”以前妇女的恩物，闺中的瑰宝。我在幼年时代，分明记得“三笑姻缘”、“玉蜻蜓”、“白蛇传”等吴音弹词，在亲戚中妇女读者里面最流行。我幼时常常被一些不识字的女眷们逼着念给他们听，忙得连夏天晚上乘凉的时间都没有。倒是“笔生花”、“凤双飞”一类郑先生认为“最为她们所耽读”的官音之作，对于她们很陌生。这些事实，好像正与郑先生所说的话相反。 （五）郑先生论“诸宫调”时，有这样一段话： ……又其在以每一宫调之曲子组成之“套数”里，也不复是宋人大曲之仅反反复复的使用着同一的曲子，而是采用在同一宫调中的二个以上的不同曲子组合起来的。（页九七六） 这一段话，文字本身的别扭且不说，所谓“每一宫调”，“同一宫调”这二句话怎么讲，却是很费解的。谨按：“宫”和”调”在音乐上是不同的：“宫”是四声（宫、商、角、羽）中“宫”声乘律所得的专名，每律只有一字。如“黄钟宫”、“大吕宫”等。调是“商”、“角”、“羽”三声乘律所得的专名，（此依“四十八宫”计算递推，省“徵”、“变宫”“变徵”）每律各有三调。如“商”乘“黄钟”为“大石调”， “羽”乘“夹钟”为“中吕调”等。所以“宫”和“调”完全是不同的曲调名，不能混为一个名词。二者合起来的总称固可名之曰“诸宫调”，但如单举一名，则能称“某一宫”或“某一调”，“每一宫”或“每一调”，“同一宫”或“同一调”决不能称为“每一宫调”或“同一宫调”，这是很明显的道理：例如合许多教师学生的总称固可名之曰“诸师生”，但如果说“每一师生”或“同一师生”，那就不成话了。郑先生是专治此道的，曾经在大学中教过不少年份的戏曲，不知为什么连“宫”和“调”的基本概念都还没有弄清楚。 吴晗的《历史中的小说》，严格地说，应称为“明史中的迷信故事或神话故事”。用这样的题目我以为对于题材内容更要切当些，同时也无损于本文的价值。因为作者是专治明史的，所以取材也限于明史。其中第一第五两节的首尾，与材料本身并无多大关系，只是因果的说明；第四节关于“公案小说”部分有许多不能算是小说，如页一二一零至一二一一所举诸例，恐怕都是实事，只是情节比较动人罢了。若据此为小说，则二十四史除了“表”“志”“书”……以外，恐怕剩下的泰半是小说了。惟《明史》卷二八一所记李骥传记“狼来伏罪”，以及邪神妖巫等类事迹，小说意味的确很重，但也只能说是神话或迷信故事而已。所以那题目不妨改得窄些，取材也不妨精些。 谷远君的《净与丑》，劈头便说：“天下滔滔，皆净与丑，呜呼，余欲无言!”照这样说起来，不知谷远君自己，净欤?丑欤?“欲无言”者，因为自己是其中“滔滔”之一份子，不便说欤?抑别有原因? 但谷远君毕竟“有言”了。举了许多“净”与“丑”的例子，把他们分若干类，贴上签条，大骂一顿。并且据谷远君说，现在“净”与“丑”还是很多，还表示他——作者——有铲除他们的勇气。就这样，结束了这篇论文。我不大明白这篇文字的主要目的是什么。我只觉得这类莫名其妙的牢骚也是“净”与“丑”式的。 但有两个小问题我愿意说一说：第一，谷君文中所谓元剧中“卜儿”即“老妪”这是错的。“卜儿”即“鸨儿”，“老妪”则为“虔婆”。第二，谷君以为凡“净”与“丑”都是坏东西，为作剧者所深恶，应当铲除，但是《桃花扇》中柳敬亭是“丑”，算不算坏东西呢?作剧者对他表示尊敬或厌恶呢?谷君熟读戏剧，总不能连《桃花扇》都未尝寓目罢？ 在“文学论坛”里“中国文学研究者究竟向哪里去”，这问题虽然提了出来，结果并未回答。所谓“新的题材”“新的方法”“新路”，完全是些标语签条，并未说出所以然来。我不懂得“论坛”的论者们何以要说这些话，实在不懂得! 至于本刊的文字，我也想说到一下。既是文学刊物的文学研究专号，总该顾到文学意义本身。其中所选论文，即使不能篇篇都优美，至少文法应当是通的。但不一定：如页九五九·行十二： 果欲求简，则莫无一字不写。 页九七零·上·行九——十： ……足资以研究明代的所谓混元教的组织和训条者，也是万历时之所刻。（按：“所刻”之“所”已是所属形容词，无须加“之”也。） 页九七八·下·行十: ……但自经董绶经先生之手而复刻出来，今日已为人人之所有。 页九七九·上·行五；行十二： 清人杂剧二集的四十种，殆多半为从来所想望而未之见之作。 且就沈璟之所作言之。 页九八二·下·行五： 久闻编《明诗纪事》的陈田氏，家藏明集至多，颇心焉响往之。 页一一九六·上·行六： 和周宪王杂剧之所载的“净”色作用大略相同。 页二九七·上·行六——七；二十一： 也是十分的混乱的使用着的。……这就上文而明白的可看出来的。 《荆钗记传奇》以孙汝权为主要的净，然他却是那里的蠢蠢。（按：“蠢蠢”连用作名词，未之前见也。） 页二九八·上·行六： 过了不久时候……（按：不久当然是时候，难道还能是地点吗?） 这都是随手拈来的例子，我们觉得编者太不小心，应当改正的。我们不敢奢望文法未通的人能对文学上有多少贡献，但我们可以提醒编者多刊些通顺的文字。 最后说到本期的书评：我们从作者的文笔中可以认识批评者是我们所熟悉的人。且不问评者是否得当，但既然批评了别人，自己多少得负起一点责任来。我认为化名来作公开批评，是太为评者打算，近乎匿名攻击，目的似乎不在讨论学术问题，我不敢赞同。评者态度的严肃或容忍，有他的自由，但总应当自己负起这评论的责任来。 还有一点要说到的是编者编排的方法似乎并不以论文的内容重要与否为次序，亦不以类相从，只是按作者名望的大小为次序。有的重要论文都被排在极后，而名人的并不重要的作品如读书扎记之类，反而排在前面。在先，我以为只有官场和商场才是势利之场；近来，我才知道所谓“文坛”“学术界”亦不免如此，聊复尔尔。 七月十三日，早四点，燕京 编者按：本文写于一九三四年。此据手搞整理。 【原载】据《罗音室学术论著》第三卷扫描录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6月出版 资料来源：中国文学网（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