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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人类学，顾名思义就是从语言研究人类学，属于人类学分支。它的研究内容有四：作为文化资源的语言；作为社会实践的语言；作为历史记忆的语言；作为话语权力的语言。 语言人类学是一门边缘学科，处于语言学和人类学之间，既可属于语言学，也可属于人类学，其定位取决于研究者本人，并没有绝对的限制。海姆斯把它归入人类学，而杜然提认为，要区分语言人类学和人类语言学，就要承担重写历史的风险。事实上，许多研究者并不十分在乎学科名称，用法比较随意。例如，海姆斯在定义语言人类学的时候，同时使用了“语言人类学”和“人类语言学”。语言人类学研究人类学、社会学、语言学、哲学等多学科问题，其研究方法兼顾“田野材料”和理论对话，注意推陈出新；其研究对象是真实的社会人，是有历史记忆的人；其研究内容是这个活动者的现场话语和情感，是活动者之间的互动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意义和社会分类。 人类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也有难解之缘。按照弗理的看法，人类语言学属于语言学的分支，主要从人类学观点看语言，发现语言使用、风格、形式和语域后面的意义。社会语言学把语言看作社会习惯，围绕年龄、性别、阶级、种族等变量来观察社会群体的语言行为模式及其差异。其实，无论是从社会思想的渊源，还是从具体方法论的运用看，人类学与社会学多有交叉。这两个分支学科之间的界线并不那么清晰。 语言人类学把语言看作社会像符，是文化资源。它反映群体和个人的分类方式和思维特征，反映他们的情感和价值观，也反映他们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语言是社会存在的一部分，也是人类能动作用的一部分。博厄斯萨丕尔、马林诺斯基及其他现代人类学的奠基人，从一开始就高度重视语言对社会的解释和表现作用。格尔茨把文化看作是文本和意义之网。 语言人类学把语言作为社会实践来研究，这本身具有独特、深远的意义。这种开放的取向使我们能够从现代哲学观点和社会思想中广泛汲取营养，既尊重了他人的劳动，也充实了自己的研究。布尔迪厄的“社会习性”概念和实践观点，对语言人类学有特殊的价值：语言是社会习惯的一部分，本身就是社会实践；语言习惯具有无意识的特点，是嵌入文化生活、生产和再生产的习性，也常常是“无主体的”。福柯在自己有关权力话语和生物力的论述中，也贯穿了“无主体”的观点。人在社会中虽然有自己的意愿，但他并不能完全对自己的言行真正负责，有一种无形的社会力量在控制着历史结局和社会后果。实际上，这样一种力量就是“合力”，它不独属于任何某个因素。吉登斯指出，社会能动者和社会结构处于互动的再生产过程，社会成员在此过程中利用社会资源组织自己的生活，而他们在利用社会资源的同时，又再生产了这些社会组织资源（结构）。他指出，社会结构的本质在于：它既是话语实践的工具（媒介），也是结果（产品）。这就是结构双重性。 语言人类学对许多人类学主题进行了创新研究，象征表现的政治性、权威的构成、权力的合法化、种族主义和族群冲突的文化根据、社会化过程、人（自我）的文化构建、情感的政治性、仪式表演与社会控制形式的关系、选定范畴的知识与认知、艺术表演与审美政治、文化接触与社会变迁等，都在语言人类学中得到新的研究。 美国哲学家、像符学家皮尔斯和俄国语言学家雅可布逊都把包括语言在内的指号分为图象、标指 又译“索引” 和符号三部分，超越了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的两分法。皮尔斯关于像符“第三性”的创见，雅布可逊关于语言诗学的创见，都是语言人类学的重要理论根据。 人类学领域一直存在对心理和认知的研究意识和取向。埃文思 普里查德认为，要彻底理解人类社会，就要把它作为符号系统来研究。克拉克洪在研究那伐鹤人的时候，先是关注社会制度，随后转向它的象征体系。象征人类学和认知人类学深受索绪尔结构语言学理论的影响，而雅各布逊的音位理论更是对莱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产生了重要影响。莱维－斯特劳斯认为，人类和各种文化形式可以反映他们的心理结构。他从具体文化的二元对立结构中推导转换生成的形式。由于文化材料的结构是无意识的产物，本土人对这种结构的看法并不重要，即由具体的文化材料推演出的无意识结构是普世成立的通则。 DEIXIS理论和语言行动理论以及命题理论，为语言人类学开拓了无限空间，使它充满活力，主动和其他学科对话，取长补短，发展自己。莫里斯句法－语义－语用三分法，对于语言人类学具有特殊意义,受到人类学中意义研究者和语用研究者的欢迎。 根据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观，研究意义首先要研究人的活动，即把语言作为活动，而非单纯的“音义结合的符号系统”。前苏联心理学家维高茨基指出，人不仅思考，他还运动、建造、触摸，并通过身体的和符号的活动来与其他人和物互动。人类的认知能力是在互动中形成的，这个活动既涉及语言，也涉及身体和身体的活动。意义产生于互动，就像跳舞，舞伴要相互配合，根据对方的动作随时调整。瓦雷拉等人提出，“环境”不是脱离神经系统的认知对象。神经系统为“环境”赋予当下的意义，当然，外在世界也参与了生物体之存在过程的建构。生物体和环境之间这种重复互动，就形成了耦合过程。俄国 前苏联 思想家巴赫金认为，意义离不开现存的社会关系，创造意义的语言和文化的实践积累成历史，成为现存社会关系得以继承的遗产，语言习惯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形成，并在传承历史意义的基础上继续创造意义。人类根据意义行动，意义来自以语言为媒体的互动；个人在言语活动中要考虑他人的态度和角色，既充当行动者，也充当他人眼中的对象 即皮尔斯所说的“人是符号” 。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