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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从文化还是地理空间意义而言，台湾都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世居于岛内的台湾少数民族也是中国多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远古时期，台湾少数民族的先民们渡海赴台，分散岛内各地游牧狩猎、垦耕田园，成为台湾历史上最早的居民和开拓者之一。十六世纪后，大陆东南沿海居民大批移台，和早期的先住民各族群胼手胝足、筚路蓝缕地耕耘台湾，共同缔造了辉煌的历史文化，岛内也由单一的乐天知命、敬山畏海的先住民族演化为多族群的生活共同体。随着汉人移民社会的形成，在人口、经济和文化上占劣势的台湾先住民族逐渐沦为岛内的少数、弱势民族。历史上，不同时期对台湾少数民族的称谓不尽相同，有“夷”、“番”、“山胞”、“高山族”等。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台湾少数民族主体意识觉醒，纷纷开展族群“正名”运动，自称为“原住民族”，并根据内部差异自我认定了阿美、泰雅、排湾、布农、卑南、鲁凯、邹、赛夏、雅美、邵、噶玛兰、太鲁阁、撒奇莱雅族以及赛德克等14个族群。从“番”到“原住民族”，台湾少数民族经历了从客体指认到主体认同以及客体认定的过程。大陆地区称台湾少数民族为“高山族”，高山族是我国根据民族识别政策首批确定的少数民族之一。 和祖国大陆的一些少数民族一样，台湾少数民族历史上一直没有形成民族文字，文学创作完全依赖口耳相传，因而台湾少数民族有着丰富的独具民族文化蕴涵的口传文学，但一直没有能够发展成为自己独特的、严格意义的民族文学。其民族的社会、历史和文化风貌更多地记录、反映在汉族或其他民族的文字之中。直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接受汉语教育的台湾少数民族知识青年开始成长，他们尝试用文字进行文学创作，并由此揭开了用文字创作民族文学的序幕，民族文学创作实现了由口头文学向书面文学、由集体创作向个体创作的过渡，由以神话传说、民间歌谣、英雄史诗为主体的说唱艺术形态向以小说、诗歌、散文为格局的现代文学形态发展。从1971年台湾少数民族作家第一本书《域外梦痕》的出版到1983年第一本杂志《高山青》创刊，从“山地文学”到“原住民文学”的命名，台湾少数民族文学逐步崛起于台湾文坛。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台湾少数民族作家形成了一支特色鲜明的创作群体。目前，除撒奇莱雅等几个少数族群外，其余各族群都有了自己的作家，主要有：卑南族的孙大川、董恕明，排湾族的陈英雄、莫那能、亚荣隆·撒可努，达悟族的夏曼·蓝波安、夏本奇伯爱雅，布农族的田雅各、霍斯陆曼·伐伐、达西乌拉弯·毕马，鲁凯族的奥威尼·卡露斯、台邦·撒沙勒，泰雅族的瓦历斯·诺干、丽依京·尤玛、里慕伊·阿纪、启明·拉瓦、娃利斯·罗干，赛夏族的根阿盛，阿美族的阿绮骨、太鲁阁族的蔡金智、赛德克族的奋日界·吉宏等。这些作家大都是二战后出生并深受汉文化浸润，使用汉语言文字，因而当代台湾少数民族文学以汉语文学创作为主，同时也有少部分族语文学。 文学是对一个民族历史和现实的反映。当代台湾的经济变革、社会转型、族群政治社会的形成以及现代化全球化语境，势必对弱势边缘位置的台湾少数民族产生影响，台湾少数民族作家也必然会在文学中有所回应。纵观当代台湾少数民族文学发展进程，从单一到多元，从粗糙到精致，从利益抗争到审美追求，其独特的审美追求和“山海文化”品质，也使其成为当代台湾文坛令人瞩目的文学创作潮流。台湾少数民族文学萌生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八十年代后蓬勃展开，进入新世纪以后创作开始转型。萌芽时期的台湾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充满着“乡土批判”的意味，八十年代后的台湾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则主要集中于“政治抗争”和“文化寻根”，新世纪以后，年轻一代作家努力走出历史悲情和族群政治的话题，以多元化创作去表现民族文学的审美特质。 当代台湾少数民族文学的滥觞应该追溯到上世纪六十年代排湾族作家陈英雄。早在1962年4月他就在《联合报》副刊发表《山村》一文，其后又陆续发表了《蝉》《高山温情》《旋风酋长》《觉醒》《排湾族之恋》《雏鸟泪》《蛇之妻》等作品，1971年他将作品结集为《域外梦痕》进行出版。虽然陈英雄在创作中展示了排湾族的传统文化，但我们也能从中感受到在“现代的”城市文明和汉文化面前，一个少数弱势的民族作家所存有的文化自卑心态。对主流文化的认同、对政治文化的依附，让陈英雄无法站在民族主体位置进行书写，因而回望乡土故园时，他看到更多的是故土的“荒芜”。乡村世界诗意之美的流失，容易限制和遮蔽作家对民族性的展示，对生养部落的情感也就化为对“落后”乡土世界的批判。虽然早期的台湾少数民族作家没有唱出“山海”的声音，但重要的是他们已经歌唱，那“自我言说”的微弱声音是当代台湾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前行的基石。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台湾地区民主风气渐开，台湾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体意识逐步觉醒。为争取族群政治利益，保护族群传统文化，台湾少数民族知识分子除开展街头运动以外，还通过文字的力量，积极开展文化抗争。以《高山青》创刊为起始，具有强烈主体意识的民族文学创作逐步兴起，莫那能、田雅各、瓦历斯·诺干、台邦·撒沙勒等一批作家在文坛崭露头角。这些作家多是“原住民运动”的倡导者、参与者，因而此时期的文学创作事实上成为台湾少数民族争取民族权益斗争的另一场域。作家紧紧围绕攸关少数民族现实利益的主题进行文学创作。“从‘生番’到‘山地同胞’/我们的姓名/渐渐地被遗忘在台湾史的角落/从山地到平地/我们的命运，唉，我们的命运/只有在人类学的调查报告里/受到郑重的对待与关怀//强权的洪流啊/已冲淡了祖先的荣耀/自卑的阴影/在社会的边缘侵占了族人的心灵//我们的姓名/在身份证的表格里沉没了/无私的人生观/在工地的鹰架上摆荡/在拆船厂、矿坑、渔船徘徊/成了电视剧庸俗的情节/传统的道德/也在烟花巷内被蹂躏/英勇的气概和纯朴的柔情/随着教堂的钟声沉静了下来……如果有一天/我们拒绝在历史里流浪/请先记下我们的神话与传统/如果有一天/我们停止在自己的土地上流浪/请先恢复我们的姓名和尊严”(莫那能，《恢复我们的姓名》)。莫那能以悲悯的情怀、悲怆的声音，道出了台湾少数民族苦难的历史与无奈的现实。与此同时，这些作家在创作中往往自觉充当民族代言人，这一身份要求他们启蒙民智、抗争强权，为民族悲苦历史疾呼，为不公不义的现实而战。莫那能的《美丽的稻穗》、路索拉门·阿勒的《大武山的呐喊》、田雅各的《最后的猎人》以及瓦历斯·诺干的《永远的部落》等都表现出启蒙者的战斗精神。不可否认的是，这些运动和文学创作，是隔着距离替族人思考的，并未得到部落民众的认同与响应。台湾少数民族作家也逐步意识到：“真正的原住民运动应该回归部落，重建部落的文化体系，才能创造出充满自信的主体认同。”(台邦·撒沙勒)现代化及其随之而来的文化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发展必然趋势，少数民族并未因地理和文化上的边缘性而置身洪流之外，反而会因文化的部落性、原始性、脆弱性而遭受更明显的震荡，这引起了少数民族作家对保护、传承和发展民族传统文化的省思。出于保护民族传统文化的愿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奥威尼·卡露斯、台邦·撒沙勒、夏曼·蓝波安、瓦历斯·诺干等作家陆续返回部落，开始文化“寻根”与“扎根”之旅，台湾少数民族文学也因此形成了都市与部落两个互动的空间。都市作家继续拓展和争取民族利益，而返乡作家们则致力于重建部落文化。回到兰屿的夏曼·蓝波安深感达悟族飞鱼文化的意义，创作了《八代湾的神话》和《冷海情深》等作品。奥威尼·卡露斯根据鲁凯人的部落生活经验创作了《云豹的传人》。瓦历斯·诺干回到部落后开展田野调查，出于对泰雅文化的迷恋和对土地的关怀，以诗歌、散文、杂文、报告文学等体式先后创作了《永远的部落》《荒野的呼唤》等。都市与原乡、文化传承与政治抗争齐头并进，丰富了台湾少数民族文学的创作，当代台湾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进入最为繁荣的时期。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后，在岛内政党斗争和选举政治中，台湾少数民族由被漠视的群体变成了“关键中的少数和少数中的关键”。民族利益的实现，民族地位的提升，导致民族文学创作也逐步偏离政治和文化抗争议题，作家们将创作转向于对部落历史和族群文化的建构上，出现了一批颇具“山海”文化品质的作品，如：夏曼·蓝波安的《海浪的记忆》、巴代的《笛鹳：大巴六九部落之大正年间》、霍斯陆曼·伐伐的《玉山魂》、亚荣隆·撒可努的《走风的人》、夏本奇伯爱雅的《兰屿素人书》等作品。与此同时，新生代作家开始成长，“新生代原住民作家因缺乏‘原初山海生活’的经验和新世代文学‘众声喧哗’的影响，非关‘山海’的文学创作已然是原住民文学‘更生’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这批新生代作家主要有董恕明、阿绮骨等。他们不再沉湎于民族悲情的历史，不再局囿于对“山海”文化的反映和阐释，而是以开放的胸襟和审美超越的精神去开拓民族文学的新局面。 当代台湾少数民族文学取得如此成就，是“山海”各族作家共同努力的结果。当然，汉族作家朋友的支持扶助、大众传媒的参与跟进，都在客观上促进了台湾少数民族文学的繁荣与发展。台湾少数民族文学独特的“山海”品质使它“不同于愈来愈矫情、愈来愈都市化、市场化的‘台湾文学’，也不同于充满政治意涵的所谓‘台语文学’。长久以来，原住民卑微、苦难的经验，使他们的文学笔触、艺术造型以及文化反省，更能触及到生命的本质与人性的底层。”(孙大川语)对现实的关注、对强权政治的反抗、对族群利益的维护、对弱势民众的关怀、对民风民俗和乡村地景的书写，无论是从文学精神还是创作内容上而言，当代台湾少数民族文学都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乡土文学思潮的时空延续。如果说黄春明、王拓和杨青矗写出乡民、渔民和劳工的多舛命运，那么少数民族作家更是把笔触及到更偏远的部落和城市最黑暗的底层，唱出了“民工”进城和猎人困顿的悲歌。 当代台湾少数民族文学发展是充满曲折的，少数民族作家所担负的民族启蒙和文化救亡的使命，使其创作过多地聚焦于抗争性议题，而偏离了文学的审美本质。同时，在台湾地区族群政治社会中，少数民族作家难免要和各种力量扭结在一起，难以分清政治反对力量和“台独”分子的本质区别，导致文学叙述为“台独”分子所利用的现象时有发生。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语境虽为当代台湾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提供了较大的书写空间，但面对汹涌的浪潮，民族作家们的理论准备显然不足，在面对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等问题时，相当部分的作家还挟持着狭隘的文化部落主义。这些，都有损台湾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高度与深度。 台湾少数民族文学的形成与发展丰富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内容，显示了台湾地区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和文化格局的变迁。在文化全球化的时代，台湾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更富有意义，少数民族作家在展示“山海”民族独特的文明形态外，更成为人类文化多样性的“守护者”。我们有理由相信，台湾少数民族文学的未来之路定会越走越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