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说谈波的小说是在成熟的道路上为笔下的文字找到某种命名，那么，魏思孝小说的陌异性就在于取消了虚构与现实之间的界限，让小说更接近一种飞翔的姿态。在读《兄弟，我们就要发财了》这本小说集之前，我读过他的另外一本小说集《小镇忧郁青年的十八种死法》，某种迷茫，一脉相承，而且他让自己的叙事变得更加具有焦虑感了。这种焦虑感是双重的，一方面是魏思孝笔下叙事主体无处不在的焦虑，另一方面，是我们从他的文字中读出的焦虑和孤独，当双重焦虑融合在一起时，一种黑色幽默的美产生了。就形式本身来说，魏思孝也是拒绝写那种富有微言大义的小说，他可能只专注于叙事本身，而不负责提供除此之外的其他人生意义的升华。他的小说追求是“轻巧易读、古怪有趣”，什么样的小说能做到这样？消解所有强加于叙事的额外意义，让人物自己出来说话，自然、坦率、真诚，将平时不说出来或说不出来的话，皆以属己的方式呈现。魏思孝正努力做到此点，比如《和老婆做爱时不要接陌生女人的电话》，这样一个事件在理论上是可以发生的，人的偏执会将一桩小事推向万劫不复，最后他需要收场吗？不需要，在出人意料之处戛然而止。这样的小说仅仅依靠情绪的带动，就在某个不起眼的故事拐角处，让我们欲罢不能。你必须跟着读下去，不是故事在吸引你，而是情绪和欲望的叙事在带领我们走过那段崎岖小道。《电动车这东西挺危险的》《整个世界如同罩着一层塑料保鲜膜》等，仅看题目像是时评与散文，可叙事就是围绕着这个主题在向内推进，最后滑向一个不知所终的结局，给我们某种异样之感。情绪释放了，小说到此为止，余下的所有荒诞、忧伤与不可能，都内化为我们在理解小说时的体验之美。 当谈波和魏思孝热衷于讲自己的故事时，杨典这位集诗人、古琴家、画家于一身的写作者，更愿意在某种古典科幻的意义上寻找他的小说出路。《懒慢抄》虽为笔记体小说，但于现代小说而言，仍然无法归类。但正是这种无法归类的小众文字，或许能在当下引起关注。杨典不需要在文体上为自己划出一条边界，只需要如实地讲述他心目中的“小说”即可。他那些几十字、上百字的笔记，真正触及到了小说的源头，看似向古典致敬，其实它们是现代性转化的产物。每一篇笔记中都暗藏着我们意想不到的诡异和秘密，这种秘密可能是玄学的，也可能是科学的，更多还是人性的。可杨典并非要刻意去由这些片段阐释出什么巨大的意义和价值来，他也仅仅是将搜集来的离奇古怪的故事、寓言和史料进行改造，于是，转化之后的二度创造，变成了一种新的画面和声音。我们来看一篇《尺蠖行者》：“黔南乡野有奇人，遭火灾，四肢俱废，亲友皆亡。不得已，以胸腹与膝盖伏地，一弯一曲学尺蠖行。久而久之，浑身筋肉弹性大增，脊椎柔韧，常人即便奔跑也追赶不上他了。”这也许实有其人，杨典只负责将其记录下来，并无更多目的。这部由古今中外奇闻异事构成的笔记，除了可供猎奇者获得共鸣外，我觉得还有杨典在表达上的古意与雅致，这才是真正提升这部志怪笔记小说集的法宝。我们读来有美感，有快意，有对接传统的新颖，更有现代性的力量。 在谈波的小说里，有一种小公务员般的机智，在魏思孝的小说里，有一种小镇青年的颓废，而在杨典的笔记中，则于志怪故事中力求幻想的美意。他们都在力图打破一种僵化的格局，尤其是针对意义本身，为小说祛魅，也许就真的有惊喜。依照传统，读者就是被动的接受者，有什么就看什么，可是在他们笔下，读者是需要参与再创造的，这种互动性正考验着我们的接受视野。“陌异”端赖于这些文字给我们带来了不同于常规的异质性，让小说本身通向更为独立和自由的境界。谈波、魏思孝和杨典的小说，都是在一种独特审美的基础上拒绝了那些同质化声音，但是它们又有着足够的包容性和开放性，一面走向生活的世界，可又时刻与其保持距离，如阿甘本所言要凝视它，这才有了我们所见到的那些颓废中的希望，那些感伤里的幽默，那些朝向过去和未来的所有失败之美。 （作者系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