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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辉小说更多地承继了鲁迅小说思想的精髓。那种强烈的孤独意识和悲剧意味，那种对于人物情感世界的撕裂和内心世界的勘探，那种直面现实的勇气和反抗绝望的执念，都有着鲁迅式的坚硬品质，将人一次次推入思考的深渊。 朱辉的小说往往带有很强的象征意味。《暗红与枯白》《红口白牙》《加里曼丹》等等皆如此。短篇小说《七层宝塔》（《钟山》2017年第4期）延续了这一风格。“塔”是印度梵语的译音，本义是坟墓，是古代印度高僧圆寂后用来埋放骨灰的地方。汉代，随着佛教传入中国，宝塔成为重要的有着特定形式和美学风格的传统建筑形式。从表面上看，小说借宝塔的倒掉，暗喻了乡土文明的式微和消亡，以及现代社会精神信仰的沦丧和塌方，但如果仅仅停留在这个层面理解这篇小说，虽然正确无误，其所蕴含的丰富性则失去了光彩。 好的小说，不仅引发读者的心灵共鸣，而且诱发思想的触类旁通。读朱辉的《七层宝塔》，让我不期然地想到了鲁迅的杂文《再论雷峰塔的倒掉》，那句非常有名的“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就出自此文。鲁迅借雷峰塔的倒掉，无情地指出了人们精神上的病象：固执守旧，自私自利。有病自然要医治，药方便是“破坏”，所谓“不破不立”，但作者也认识到，“无破坏即无新建设，大致是的；但有破坏却未必即有新建设”，“破坏”有“寇盗式破坏者”、“奴才式的破坏者”和“革新的破坏者”三种，我们需要的是“革新的破坏者”，“因为他内心有理想的光”。 在小说《七层宝塔》中，阿虎就是一个“破坏者”。毒死唐老爹家养的鸡，把自家当仓库摆放炮仗和焰火，盗掘宝塔，阿虎的确是有些虎头虎脑，蛮不讲理，毫无畏惧，甚至是大逆不道了。但就是这样一个看似十足的“坏人”，在唐老爹命悬一线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救人于水火。朱辉《红口白牙》中遭遇的严重生活危机和精神困境，在《七层宝塔》中得到了更深沉的渲染。在阿虎身上，体现出了鲁迅所说的盗寇的、奴才的和革新的三种“破坏者”的混杂面向。黄发有说：“朱辉的小说追求一种模糊美学，他的作品的情节设置和语言风格都力图挖掘事物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将一个人物彼此冲突的面向展示出来。”因此，给阿虎这个形象贴上一个色彩鲜明的标签予以定位是很难的，他更像是乡土和城市文明交融下的一个“怪胎”。初读感觉有些令人讨厌，再看却也流露着可爱，他的冷漠和无畏是市场经济时代的特定产物，但他的温情和善良却依然是传统文化和乡土世界滋养出的理想之光。 很多研究者认为，朱辉的小说有汪曾祺小说的神韵，并将其看作是一个温情的人道主义作家。对此，我十分认可。但以我个人之见，朱辉小说更多地承继了鲁迅小说思想的精髓。那种强烈的孤独意识和悲剧意味，那种对于人物情感世界的撕裂和内心世界的勘探，那种直面现实的勇气和反抗绝望的执念，都有着鲁迅式的坚硬品质，将人一次次推入思考的深渊。具体到《七层宝塔》来说，如果再联系鲁迅的小说，我觉得，朱辉笔下的“阿虎”与“阿Q”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这两个人物当然有着天壤之别的艺术气质和时代意义，但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性格特性也存在一定的内在渗透和相互映射。从故事背景来看，一个是发生在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社会动荡之际，一个发生在城乡转型中国社会变化之时。两人本质上都是农民出身，都没有固定的职业；不同的是，一个从不正视现实，是一个失败者；一个一切从实用主义出发，快速适应着新的时代，是一定意义上的“成功者”。从人物塑造来看，阿Q自尊自大，既油滑狡黠，又质朴愚蠢，一套精神胜利法直接透视了国人的灵魂世界，阿虎无畏无惧，既自私自利，又善良上进，对于传统的漠视映射了当下人们的精神困境。当年的阿Q，为生计进了城，走上了“革命者”的道路；今天的阿虎，离开土地，为生计干起了鸡飞狗跳的营生，踏上了“破坏者”的征程。两相对比，实在令人莞尔。从小说叙事来看，鲁迅始终是冷眼旁观的，他对于阿Q精神世界的探测是含泪的苦笑，阿Q的死亡是一场必然的人性葬礼，但这死亡也是无意义的，因为对于活着的人来说，最大的遗憾竟是：“他们白跟一趟了。”朱辉却终是菩萨心肠，阿虎的种种不敬和不堪在他的笔下不过是轻轻摇曳的人性短板，他从不忍心给他的人物致命一击，相反，往往于峰回路转中打捞生命的光华，于是，在唐老爹生命垂危之际，阿虎的形象一下被丰富了起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