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长篇小说《繁花》之后，金宇澄于2017年初推出了非虚构叙事集《回望》。《回望》将视角回撤到作者的生命之根里，深情“回望”父母一代的人生经历。个体在岁月沧桑中的 “境遇”及其“应对”与“选择”，也就天然地与某种历史的图式与势能联结在了一起，从而使得对于个体经历的讲述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个”的价值，而具有了一种“群”的意义。
    在《回望》中，金宇澄旁搜博采各类图文资料，包括父母的照片、书信、日记以及相关学术著作，以近乎科学研究的方式从各式各样的记忆断片中“缀合”了父母“密密麻麻的一生”。金宇澄父母的一生，恰好完整经历了20世纪中国最为波澜壮阔的一段时光。因此，个体在岁月沧桑中的 “境遇”及其“应对”与“选择”，也就天然地与某种历史的图式与势能联结在了一起，从而使得对于个体经历的讲述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个”的价值，而具有了一种“群”的意义。这部深翻于记忆地层之间的作品，也为后来者提供了若干凝视历史的门径与支点。
    “紧张瞬间”中的“文学”
    金宇澄的父亲金若望出生于江苏黎里的没落地主家庭，他的学生时代由于“抗战”的全面爆发提前结束。他曾是“华东人民武装抗日义勇军”的成员，“皖南事变”后转移至上海成为了一名中共地下情报工作人员。
    在《回望》中，金宇澄以第三人称的视角，讲述了父亲跌宕起伏的传奇经历，尤其是父亲突然被捕接受刑讯一节，节奏紧凑，令人屏息，格外可见金宇澄的文字功力。历史本身的紧张感也跃然纸上。值得注意的是，父亲的经历固然传奇，但在金宇澄的笔下却一丝一毫都未沾染刻意猎奇的媚俗气息。从写法上来看，作者的态度是极为严肃认真的，甚至把对于父亲的温情都压在了纸背之下。他在文本中直接插入了大量文献资料，“材料名称、出处都放在引文前面，既像是引、也像是注，很有意思。有点像围绕一件事七嘴八舌的插话、讨论”。他让材料之间互证、互补甚至互驳，尽力还原记忆的原生态、参差性与“在场感”，从而形成了一部所谓的记忆“毛边本”。
    所谓“历史”，往往并非均质连续的时间河流，而是产生于人与史互动的紧张瞬间，特别是那些个人遭遇外部强压时拼搏挣扎的瞬间。在历史书写中，这些有待讲述和清理的动态瞬间通常包含了最大的容量与延展空间。因此，记忆中的“紧张瞬间”也就成为了历史中的“关键时刻”。在回望这些瞬间时，文学被赋予了内在的灵魂与历史的纵深。《回望》中关于父亲的讲述，便是对于这些“紧张瞬间”的重新打开。其间打开的是个体的生命史，同时也是20世纪中国的“大时代”，更是浮沉于“大时代”沟壑中的人的境遇与选择。
    当然，紧张感虽是一种历史-文学书写的动力，但其表现形式却并非仅有高度戏剧化的命运。与父亲命悬一线的生命“瞬间”相比，母亲的口述只是“记录了一个普通上海女孩的时光之变”。金宇澄的母亲本名“姚志新”，在几十年后，她曾经感慨，“这个名字有彷徨无定之意，名如其人”。她的人生经历的重述，便构成了“紧张瞬间”的另种呈现。
    母亲的人生故事虽然平淡不少，却依然由与大历史互动的“紧张瞬间”构筑。母亲一节，以“我”的口吻自述，风格一变，平稳沉静。个人必须适应历史形势，虽然她与革命的形势始终有疏离之感。在南京集训期间，她日夜想要离开军营，回归上海的平静生活。如愿返沪工作之后，她参加了1957年的机关干部下乡劳动锻炼，经历了她前所未知的农村生活。这些“紧张瞬间”真实再现了一位普通上海小姐进入历史的节点、方式与姿态。换言之，这便是属于她的历史。在母亲晚年的沉静回望中，原子化的“个体”取代了历史的“主体”，在国族叙事的裂隙处，打捞出了或隐或显的细部，而在个人与时代之间，又弥合出了一份专属的历史记忆。
    金宇澄的父母一辈无法自外于大时代的历史浮沉，既承受着历史偶然性的塑造，同时也发挥着笃定活泼的生命力，仿若在激流中游泳，出落成“热爱生活的一对”。只是如此独异的个人史与家庭史，能否足以引起读者的共鸣呢？亦即读者能否顺利进入金宇澄营构的“历史现场”呢？答案是肯定的。《回望》中留存的这些与时代共生的“紧张瞬间”以及其间蕴含的记忆与情感，实打实地构成了读者共鸣的精神基础。这些过往的细节，通过时间的沉淀与内省式的回望，铸成一个又一个有意义的标本。在个人的渺小命运背后，包孕着历史的教训与人性的原理——无论是隐蔽战线工作者群体的历史评价问题，还是对于普通人与革命事业的疏离隔膜应当如何看待，以及人性在具体的微观情景中的善恶交织需要如何判定，等等——这些都构成了纸面背后直指人心的巨大力量。它们既是极为具体的与历史的，又是极其超越的与文学的。金宇澄的优长在于，他选择了最为克制的笔法，但同时并未放弃极为敏锐的历史感觉。通过呈现这些与历史逻辑相纠缠的个人经验，他将这些“紧张瞬间”上升为了一种让读者进入历史、把握文学的有效通道。
    在“语言”中回望
    尽管意在“非虚构”，但《回望》仍是一部藉由语言回溯出来的作品。书中那些“紧张瞬间”与读者之间通电传导，靠的也正是“语言”。也就是说，《回望》归根结底不是一部“史录”——虽然此书具有鲜明的历史品格，而是一部作家通过语言进入历史的尝试之作。凸显“语言”的重要性，恰恰并未使得此书的价值大打折扣，相反，还为当下的历史书写提供了一份难得的经验。
    在通过文献资料了解与拼合父辈生活的过程中，金宇澄觉察到呈现历史的“真相”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一截昔时光影的‘积藓残碑’，复杂文献漫漶凝结，时显时隐，于当事者言，仍如海上冰山那样触目……那样无法忘怀”。云烟往事化作“零缣断素”，难以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不过，与材料的不完整性相比，对“语言”本身的质疑则更为根本和致命。
    书中最让人扼腕叹息的便是父亲数十年来申诉自身清白的蹉跎岁月。而父亲的悲剧命运，源于被日军审判时口供最后数行的问答：
    问：你今后干什么？
    答：回《先导》去。
    问：今后愿为南京政府做和平文化工作么？
    答：愿做和平文化工作。
    口供中的一个“愿”字，在脱离了具体语境之后，被发挥为“变节”的证据。金宇澄在此极为贴切地引用了罗兰·巴特的一段话：“自己不能证实自己，这是语言的不幸。在逻辑幽暗、誓言失信的时刻，还有什么力量能够证明自己呢？金父厚厚的申诉材料“欲诉无门”，但他没有想到的是，正是在数十年后的《回望》里，在满溢的细节互证中，读者可以做出自己的判断，还他一个公道。而“公道”的最终得来所凭靠的正是曾经一度构陷于他的“语言”。语言的本质或许是虚幻的，但语言在特定的时刻，仍会建构出某种“无能的力量”，改变历史的本来行迹。
    在金宇澄回望父母的青春时代时，难免也回忆起属于自己的往昔岁月。金宇澄1969年赴东北插队，在家信中写下了看到大批犯人被整队押上卡车时的震惊体验。时隔数十年之后，通过阅读父亲1942年的狱中通信与1953年的调查监狱制度的报告，他发现父亲的经验与他的经验竟然高度重合。而他与父辈一样，都曾在暗夜或黎明，艰辛地劳作，无望地奔跑，两代人的身影交叠难分彼此。“一些简单的词语，如频繁出现的‘写交代’‘写申诉’，会油然融入到我少年时期的记忆碎片里”，通过“阅读”父母的照片、信件与日记，“写作”曾经的过往与共同的经验，在“语言”的整理与生产中，金宇澄让历史变得可触、可感、可亲、可怨。这是每个人生命的展开过程中，记忆自然层累的结果，也是两代中国人情感与记忆的沟通与契合的见证。
    正如金宇澄所说，文学的本质便是回望。可是时间的箭矢拼命往前，一转身便已到了“回望”的年纪。时间的箭矢回转，撤回内心，送来了沉积的过往经验，因此文学才有了可供耕耘的土壤。而只有在语言的遗存中，历史的共通感才得以建立，“无能的力量”才得以发挥。如果说“语言”本身并不具备把握自身与呈现自我的能力的话，那么作家对于“语言”的自觉与激活则使这一功能的实现成为了现实。当面对纷繁复杂的历史事实与历史经验时，需要的不仅有“正视一切历史事实”的道德勇气，还要有通过语言感知历史经验的技艺与修养。而《回望》正是在这一方向上做出了一份属于当代中国文学的努力。这无疑是金宇澄在《繁花》之后的又一卓异贡献。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