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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正宏 摘要：本文以所属版本在中国已不流行、且均源出福建的两种琉球本——抄本《二十四孝》和刻本《童子摭谈》为主要例证，参以其他实物与文献证据，探讨琉球本和福建本在版本上的亲缘关系。进而在东亚汉籍版本学的框架下，提出按历史原本样态，将原发性的中国本，综合继承中国本而又有各自创造日本本、朝鲜本，和主要受中国或中日两国特定区域版本影响而来的越南本、琉球本，分为三种有层次的版本类型，并建议在第三类汉籍的版本学研究中，引入以突破国家范围的近地缘交流为特征的“小交流圈”的概念。 关键词：琉球本 福建本 二十四孝 童子摭谈 东亚汉籍 小交流圈 如所周知，现在的冲绳群岛，在19世纪70年代以前，是东亚地区的一个著名岛国——琉球王国。关于琉球王国的历史，现在国际上（尤其是中日两国）已经有很多的研究。但是，从版本学的角度，研究琉球王国制作的书籍，尤其是琉球本汉籍，到目前为止似乎还很少。[1] 把琉球本和中国福建地区的书籍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大概就更少了。本文拟以个人两赴冲绳参加琉球本和琉球文化调查考察工作时所见为主要例证[2],初步探究一下相关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一点有关东亚汉籍版本学研究的粗浅看法。 一 我想以在冲绳调查时看到的两部琉球本汉籍为例，来切入琉球本和福建本关系的话题。这两部琉球本，一部是1879年琉球人手抄的《二十四孝》，另一部是1844年琉球刻本《陈惕园先生童子摭谈》。两部书都是冲绳县石垣市立八重山博物馆的藏品。 说起《二十四孝》，我想大家一定都很熟悉。迄今为止的研究，一般都认为其版本分为三大系统，即根据中国元末以前流行的二十四孝义图编写的《孝行录》系统，元末郭居敬编《二十四孝诗选》系统，和明代万历以后流行的《日记故事》的系统。三个系统版本的共同点，是都收录了二十四则中国古代的道德故事——当然，所记不完全是史实，大部分是已经文学化了的故事——不同之处，是只有最后的《日记故事》系统本，所收二十四个才全部是名副其实的孝行故事，而前此的《孝行录》和郭居敬《二十四孝诗选》系统本里，包含了个别以兄弟友爱（也就是所谓的“悌”）为主题的故事[3]。至于《孝行录》和郭居敬《二十四孝诗选》两个系统本的区别，则在于所收二十四个故事的主人公略有差异。[4]（见下表）
八重山博物馆所藏的这部《二十四孝》琉球抄本，内封右侧有琉球抄写者的题署：“大清光绪五年己卯六月十日书之也。”说明它的抄写年代，在公元1879年。书中所收二十四孝名单，不同于《孝行录》，却保留了后来《日记故事》系统本所没有的“张孝、张礼”和“田真、田广、田庆”这两个兄弟友爱的故事，据此判断它源于郭居敬《二十四孝诗选》一系，我想是毫无疑问的。 我们再来看琉球刻本《陈惕园先生童子摭谈》。它原先是中国清代福建长乐学者陈庚焕（号惕园）撰著的一种蒙学读物，和上面介绍的《二十四孝》类似，全书以五言绝句的形式，向幼童宣讲道德规范。卷首有一位名叫马执宏的琉球学者序，云： 道光戊戌年，吾友颜嘉行奉公事赴中华时，谒见福州刘锡经先生。请教之际，问开发童蒙之书孰为切近。先生即以《童子摭谈》一书示之，曰：训蒙书编虽不少，未若此编之为剀切也。乃出数本以与之。及嘉行归，摄政约斋公始阅而深信之，谓此书言近指远，谆谆然开蒙养之方，实小学之楷梯也。欲分与各里塾及凡为父兄者，为诸蒙童口授而讲肄之，而复忧其简编之无多，于是损赀重锓，以备遍分之用。其为教化虑也，可谓深悉尔童幼，能体约斋公之意，谨循父兄先生之教，不惟诵之于口，必心得之而实践之，由此而津逮圣经贤传，有学立行成，则奚患才之不盛也哉。吾于是尤不胜大愿云。 道光甲辰六月丁巳，国子监肄业生紫巾官马执宏序。 根据这篇序文，可知道光十八年戊戌（1838），琉球王国使者颜嘉行出使中国，在福州向一位名叫刘锡经的学者请教，什么样的训蒙书适合于琉球的儿童教育，刘氏就拿了《陈惕园先生童子摭谈》数本赠给颜氏。后来颜氏携书返回琉球，因其书内容得到琉球高级官僚的赞许，因捐资在琉球翻刻了此书，时在道光二十四年甲辰（1844）。又现存这一琉球翻刻本的书末，连琉球刻工的姓名都保留着。[5] 二 上面介绍的这两种琉球本汉籍，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共同点，很值得注意。 首先，《二十四孝》的郭居敬系统本，诞生于14世纪的中国，到15世纪中叶以后，它在中国就不流行了，代之而起的，是记录比较纯粹的孝子故事的《日记故事》系统本。而在琉球王国，我们却看到，这个系统的本子直到19世纪后期还在被传钞。《童子摭谈》虽然是一部诞生时间要晚得多的书籍，但在现代中国，咸丰（1851－1861）以前的版本已了无踪影[6],而该书本身也几乎已经被中国人遗忘。不过在今天的冲绳群岛，我们却发现不止一个机构收藏该书的琉球翻刻本：冲绳县立图书馆和八重山博物馆都有收藏，八重山博物馆还收藏了同版的两部；而且两馆所藏三部，都是东亚范围内该书现存的最早版本——道光二十四年（1844）刻本。 其次，上述这两种书籍的中国原本，都出自福建：《二十四孝》的郭居敬系统本的编者郭居敬是福建尤溪人，他的《二十四孝诗选》，根据明代有关地方志的记载，[7]是在福建本地编撰完成的。 现存《二十四孝诗选》的最早版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明初刻本《全相二十四孝诗选》，从实物上看，上图下文的版式和字体等，也带有明显的福建坊刻本特征。而《童子摭谈》则如上所述是福建长乐学者陈庚焕的作品，它的中国刊本中，除了刊刻时间最晚的民国三年（1914）聚星堂刻本无法判断其刊刻地外，其他则基本可以断定，也全部都出版于福建。[8] 中国本土不再风光甚至佚失的古书，在周边相邻国家得以保存的例子，自然不是个案。但两部琉球本的来源或早或晚，形式上一为写本，一为印本，却都与中国的福建有关，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关注。 更值得关注的是，上述两个例子并非特例。事实上我们在冲绳调查琉球本时，发现福建本的影子可以说是无处不在。例如一种题名为《小学句解》的书，据鹿儿岛大学高津孝先生考证，不仅底本是明代福建学者的著作，连书版也可能是委托福建刻工雕刻的。近年我们在参与琉球汉文文献的调查、整理与影印出版工作中，甚至还发现有一批福州书坊代琉球人刻的汉籍存世，据实际情形我们将这批书的版本命名为“福州刻琉球本”。 而文献记载也说明，琉球和中国福建的书籍往来，在明代（也就是14世纪）就存在了—— 球版《近思录》，屡引明《一统志》、丘琼山《家礼》、梅诞生《字汇》，乃似刻于明季者。盖其三十六姓本系闽人，朝贡往还，止闽动阅三岁。闽又有存留馆，留馆通事之从人，多秀才假名入闽以寻师者，或寓闽数年后归。日与闽人为友，故能知儒先之书，携归另刊，旁附球字以便习。 这段文字出自清代乾隆间潘相所著《琉球入学见闻录》[9]，其中所说的“三十六姓本系闽人”，指的是自中国明代洪武年间（1368－1398）开始，被不断派遣到琉球的多达三十六个姓氏的中国移民，其原住地都是福建。这些生活在琉球的中国移民及其后代，趁朝贡中国的机会，前往距琉球最近的福建；或者假借琉球翻译人员随从的名义，去福建拜师求学。他们在福建一住就是几年，对当地的书籍非常熟悉，所以把当地的书籍带回琉球翻刻，也就是顺利成章的事情了。 三 说到这里，我们不能不提起福建（尤其是福建的福州）在中琉交往史上的特殊地位：从明代前期开始，它既是中国派往琉球册封每一朝新登基国王的“天使”们的统一出发地，也是作为中华属国的琉球所遣进贡使团从海路抵达中国的第一登陆地。同时，我们也不能不注意到福建和琉球的地理位置，以及两者的海路距离。不妨来看一下下面这个颇有意思的例子。公元1800年，一位名叫李鼎元的中国使者，受清代嘉庆皇帝之命，出使琉球。当年的农历五月七日，他从福州五虎门坐船出发，五天以后就抵达琉球王国首府的那霸港。[10]而当他返回福州，再通过陆路赶往首都北京，向嘉庆皇帝汇报告出使成果时，即使有车马相伴，恐怕没有一个月以上的时间，根本不可能望见紫禁城的轮廓。 传统东亚世界中这样因地理与交通的缘由，而引起的奇异的文化交流景观，令我们不禁想起一句中国非常有名的古语：“远亲不如近邻。”由此我们对东亚汉籍版本学研究，不能不有一种不同以往的新的考虑。 大家都知道，目前东亚汉籍的研究，已经突破国家的界限，而成为中日韩三国相关学者共同关注的课题。所谓“汉字文化圈”的说法，也已经被广泛采用了。但是，版本学方面，进一步地如何从更加具体的视角探讨相关问题，恐怕还有许多可以做的工作。个人以为，突破现代国家概念，回到历史的原本场景，充分考虑特定历史时期的地理和交通因素，在大交流圈之内，再划分若干个小交流圈，也许是一条有效的途径。 具体而言，在东亚汉籍版本学的大框架下，是否可以把原本简单平行的中国本、日本本、朝鲜本、越南本、琉球本等不同国家的版本，按照历史的原本样态，首先区分为以下三种有相对层次分别的类型—— 第一类：原发性的中国本 第二类：综合继承中国本而又有各自创造的日本本、朝鲜本 第三类：主要受中国或中日两国特定区域版本影响而来的越南本、琉球本。[11]而在第三类汉籍的版本学研究中，则不妨引入“小交流圈”的概念。 “小交流圈”的主要特征，在于它一定程度上是一种突破国家范围的近地缘交流。从东亚汉籍版本学上看，某些特定的小交流圈内，不同国别汉籍版本的相似性，要大于同一国家内远地缘书籍版本的相似性。 举个简单的例子。越南本的线装方式颇为特别，从书的封底看，它的线脚是长长地留着的。原来我们以为这是越南本独有的现象。后来我们发现，这样的情况其实在中国清代的南方的本子中也有存在，而越南本的外观和中国清代南方本书籍极为相似，已是人尽皆知的史实。甚至现在我们发现，19世纪中后期，有一批越南本汉籍就是中国广东书坊在广州和佛山代为刊刻的。[12] 同样地，上述琉球刻本《陈惕园先生童子摭谈》的字体，是典型的中国唐代的柳公权体，为何用这种字体刻书，由于现存琉球本地刻本甚少，无法作出合理的解释。但如果我们把福建本的影响一并加以考虑，其答案就相对简单，因为福建本自宋代以来的最为通行的字体，就是一种以柳体为基础的独特字体。[13] 诸如此类的探索，如果持续地进行下去，我想对于东亚汉籍的各个方面，我们一定会有越来越明晰的认知吧。 注释： [1]浅见所及，目前仅有高津孝《琉球の出版文化》一文，对相关问题作了较系统的讨论，文收入所著《博物学と書物の東アジア——薩摩・琉球と海域交流》，榕树书林，2010年。 [2]2008年10月和2011年3月，应日本鹿儿岛大学高津孝教授和东北大学矶部彰教授邀请，笔者两次赴冲绳，参加琉球本和琉球文化的调查考察工作，本文所涉原始文献和相关资料，即当时调查所得，特此说明，并向高津教授和矶部教授致谢。 [3]参见大泽显浩：《明代出版文化中的二十四孝——论孝子形象的建立与发展》，台湾《明代研究》第5期，2002年12月。 [4]参见金文京：《高丽本〈孝行录〉与“二十四孝”》，邵毅平译，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编《韩国研究论丛》第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桥本草子：《〈全相二十四孝詩選〉と郭居敬》，京都女子大学《人文论丛》第43号，1995年。 [5]卷末有“梅带华宗经谨刻”一行。 [6]中国大陆现存的《童子摭谈》，均咸丰以后的版本。此承负责《中国古籍总目》统稿工作的复旦大学图书馆吴格教授检示，特此说明，并志谢忱。 [7]明嘉靖《尤溪县志》卷六“人物志”郭居敬传谓郭氏乃“小村人”，“尝摭尧舜而下二十四人孝行之概，序而诗之，用训童蒙。时虞集、欧阳玄诸名公欲荐之于朝，居敬牢让不起。” 《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影印明嘉靖刻本，上海书店，1982年。 [8]《童子摭谈》现存复本最多的一个版本，即清咸丰元年（1851）福建有有斋刻本。又据上引马执宏序，当年福州学者刘锡经以数本长乐学者所撰《童子摭谈》赠琉球使者，则其本似非写本，而为刊本，且当即福建本地所刊。 [9]潘相《琉球入学见闻录》卷二，《国家图书馆藏琉球资料汇编》下册所收影印乾隆二十九年（1764）刻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 [10]参见李鼎元：《使琉球记》，《国家图书馆藏琉球资料续编》上册所收影印《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按：从福州抵那霸，五天为较快之行程。明李东阳送成化十五年（1479）奉命出使琉球的给事中董旻诗，则谓“万里风涛才七日”，见严从简《殊域周知录》卷四引，《国家图书馆藏琉球资料汇编》上册所收影印明万历二年（1574）刻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而据清徐葆光统计，自明嘉靖十三年至清康熙二十二年（1534－1683），中国册封使七次自福州赴琉球，海路去程最快三天，最慢十九天；返程最快七天，最慢十一天。见徐氏《中山传信录》卷一“封舟”之“历次封舟渡海日期”，《国家图书馆藏琉球资料汇编》中册所收影印清康熙六十年（1721）二友斋刻本。 [11]这是以现存的中、日、朝、越、琉五国汉籍的版本特征为主要依据，兼采相关文献记载，而作的一个十分粗略的划分，其第三类中，由燕行使在北京或行进途中得到带回国的中国古籍，在各国也偶有翻刻，如清康熙四十九年（1710）内府刻本《渊鉴类函》即有越南翻刻本，但属特例，故未在此分类系统加以特别标示。 [12]参见拙作《越南汉籍里的中国代刻本》，收入《印刷出版与知识环流——十六世纪以后的东亚》，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 [13]关于宋代福建本的典型字体，最新的整理研究成果，当推陈先行等编《上海图书馆藏宋本图录》的“福建地区”部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作者简介：陈正宏，1962年生，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 原载：《中国典籍与文化》2012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